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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单读”,作者:张頔 原文标题为《你要学会表达,而不只是沉默》。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有些来自熟悉的作家朋友,有些则来自身处各行各业的读者们,这些真挚而沉重的记录,都深深触动了我们。今天的这这篇文章,来自单读编辑张頔,他从编辑的工作,以及个人角度出发,谈起了疫情到来之后的感受。
疫情到来之后 从逃离武汉说起
刚刚曝出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和同事们聊天时说起,这次疫情一来,“故宫女”倒是被放过了。朋友提醒被放过的不止这一个,还有被指“性骚扰”的姚教授。
“不知道现在做点坏事还来不来得及,”我开起玩笑。 紧接着,就是 1 月 23 日凌晨 2 点出来的武汉封城消息。习惯晚睡的我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信息,随即开始在手机上刷实时微博,直到清晨 5 点睡去,接近 3 个小时的刷微博过程中,我关注的话题只有一个——“逃离武汉”。
那一夜确实有不少博主发出了逃离武汉的消息,有些人晒出了改签后的机票,有的人甚至晒出自驾路途中的照片。
结果这一条条微博很快成为了被网民炮轰的目标,成百上千的回复,全部被批评、谩骂,乃至诅咒淹没。
之后的几天,炮轰从针对博主个人上升到了对全体武汉人,那些“逃离武汉”的微博回复量也累积到了数万之多,没有一句听着像玩笑话。
各家媒体报道“逃离武汉”人数不一,据称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
我没有加入到这场讨伐武汉人的“斗争”中,我当然不赞成那些明知即将封城,还连夜逃离武汉的人,就像那些明知防疫物资紧缺还谎称充足的人一样。
但作为和互联网打过几年交道的人,我很清楚靠网络炮轰无法改变别人,更不能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一部分在网上晒出“逃离武汉”的人,不过是在炫耀,炫耀他们有能力摆脱封锁,握住自由,继续过胡吃海塞的快活日子。
如果要批评,我很想批评这种过分消费主义、小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和隐于其后的自私、狭隘人格。但无论怎么批评,总归与武汉无关。
哪里没有自私的人呢? 况且,那些逃离武汉的人,也未必都是武汉本地人,说不定也有你我的同乡。 此后,关于逃离武汉的热点继续推进。
很多从武汉出走的人,被安排到了所在地的指定酒店隔离,但是,其中一些出走者通过网络抱怨指定酒店收费高、条件差,于是迎来网民们的二度口诛笔伐。
我觉得这些出走的武汉人也需要多一些理解包容,他们遭遇的被动,是在他们主动选择离开武汉时就埋下的伏笔。
不可说
现在,我需要停下对这些浅薄的是非争辩,关于“逃离武汉”的道德审判,和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根本问题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事实上,曝出疫情以来的日子里,我都尽量避免讨论相关信息,更不想写些什么——除非工作在身避无可避。我大概能看到疫情恶化到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但这个原因不可说。
作为一个理工科生出身的人,我总觉得基础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任何衍生问题都是亡羊补牢。但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他说,“能做一点是一点。”这个声音来自我们的主编。
1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武汉封城之后,编辑部的同事们感到事态越发严重,开始从“仅限群内讨论”状态,切换到了“投身公共事业”状态。
主编带着编辑们一起搜集、核实、整理各家医院的求助信息,邀稿、征文、编辑、发布,忙忙碌碌却也充实。他用尽量轻松的方式给大家鼓劲,“文科生本事不多,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每天参与到单读特别专题的编辑工作,多少算是为防疫做出些许贡献。
但点开微信朋友圈,才发现单读只是投入汪洋大海的一小滴。
满屏刷不完的疫情消息,有些理性有效,有的则说不到点上,还有的杠精附体怼天怼地,当然,哭哭啼啼的也不少。
冠状病毒仿佛仅仅是将人们引入同一个公共话题的钥匙,而每一个身处话题之中的个体,其自身的语境并没有发生改变。“粉红”们依然热情饱满,另一些人则依旧抱有怀疑。
当然,喜欢自拍的人,就算戴上口罩也不碍事。喜欢篮球的人,大概科比的去世更触动人心。后两者代表更多数。
跬步积累至此,我和我的同胞们已经不敢、不知再做进一步的诘问。
生活还要继续 在疫情曝出前,我便提前休假回家,“你一个北京人也要提前回家过年哇,”同事们不无调侃地开起“地图炮”。
当时身边的年轻朋友大多发愁三件事:1.能不能抢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2.能不能与逼婚的家人们和平相处整个假期,不吵架;3.能不能抢到回京上班的火车票。
当然,后两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过年前策划了一个专题,想在春节期间每天推荐一部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包括马莉、赵亮、周浩、徐童等几位导演的作品,希望借此提醒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今天仍然有同胞生活在疾苦之中。主编说,太消极了,还是别了。那时未曾料到,更消极的事情正在不远处等待我们。
徐童导演纪录片《算命》
最近,很多人提到了加缪的《鼠疫》,而我想到的是另两本书,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当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不再沉默、不再失明,社会才会进步,生活才会更美好。抱住英雄主义、侠客情结不放,只能迎来下一次灾难的降临。
这些大道理,上年纪的人当然很难听得进去。
在电视、网络纷纷呼吁群众戴上口罩之时,我的父亲、岳父依然坚定地表示将“裸嘴”到底。作为儿子自然不敢忤逆,只得以“限制出门”的方式曲线救“父”。即便如此,两位父亲还不无细心地叮嘱我出门要戴口罩,这份矛盾的心情实在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表哥打来视频电话慰问,聊起“非典”,我的记忆已经模糊,表哥提醒说,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打篮球,话题便十分顺滑地延续到科比去世、科比的职业态度、我们各自的公司、我们各自哪天上班。
表哥所在公司的办法是,外地员工回京后先自行家中隔离两周,无异常状况再上班;北京员工则需 2 月 3 日上班。表哥扬言将以痔疮恶化这样不可理喻的理由请假,将上班日期拖延至与外地回京同事同期,我观察到,他说这段话时的眉宇间闪出了郭德纲的神韵。我祝他和他的屁股好运,不要一语成谶,尽量表现出于谦之状态,以示兄弟默契。
放假以来,我家楼上的熊孩子吵闹一如往常,跳绳、冲刺跑、跳远、打滚儿,声声入耳。但我没有一如往常上楼去炮轰熊孩子的狗家长。非常时期,总要包容一点,大不了,“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前日中午起床,忽闻楼上有孩童哭啼声,间或伴有家长叫骂声,顿感安慰。
春节“闭关”期间,日均产垃圾两袋,以外卖包装盒为主(感谢外卖小哥依然坚守岗位),打扫出的积存垃圾为辅。
每天到小区楼下扔垃圾,看到遛狗群众依旧,垃圾桶旁等待收塑料瓶的大爷照常在岗,安心许多。 昨天,雾霾回归北京,比小燕子来得早一些。疫情过后,还有很多困难待我们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