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 赖立里，题图来自：图虫

导读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极度关注。疫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之际，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传遍全网，在引发抢购潮的同时，也激起强烈争议。本文发问：在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毫无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常有疑惑，这门既灵活又含混的学问，科学吗？

文章系统梳理了现代中医的历史缘起，指出中医一直在努力使自身与所处的时代相符，然而事实上，“现代”的意识形态一直在阻挠着中医这个古老而又“传统”的医疗体系主张其“现代性”的任何可能。当我们习惯于用西医、科学化等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医时，也有必要意识到，“科学”，如美国学者哈拉维所言，是现代社会一个“必须要玩的游戏”，因为它是“通往权力的路径”。

当代中医的历史生成与科学化焦虑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该法将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1929年余云岫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废除中医的声音一直伴随着中医的现代之路，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中医药获得专门立法，也许可以令主废者不再嘲哳，但质疑之声会依然嘈杂。即便在《中医药法（草案）》的讨论阶段，中医界内部对于自身的发展与前景也争论不休。其实，如何对待中医，也是我们如何于古今中西之间定位自己的问题。

现代中医的历史生成

“中医”和“西医”这两个名称的确立，正是得自中西医之争。这也是研究中医近代史的学者们的一个共识。20世纪早期关于中学与西学、科学与玄学、以及中医和西医的不休争论出现在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医疗和商业实践中、各种隐喻与叙事的文化生产中，以及——最重要的——二三十年代中医和西医大夫的论战及努力取得政府支持的政治斗争中，“中医”的边界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的交互作用中具体化的。

也就是说，权力之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清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的边界一直处于不断地建构与解构之中而且总是由具体的权力斗争所决定。

这一看法，多数中医从业者会深有同感。中医实践总会处于某种与历史特殊相关、充满变化的阶段，不但自身内部富于争论同时又是被争论的对象。历史上已有的，譬如隋唐时期（581～907）对南亚吠陀医学的吸收，北宋时期（960～1279）与阿拉伯医药知识的丰富交流，都丰富了传统的中国医学内容。

医学史家廖育群曾明确表示“传统”与“革命”在中国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一直是共存的。他指出在中医中发生的“革命”后来总是发展为传统中新的“传统”，并且，“事实上对西医的引入已经成为发生在中医内部最彻底因而也是最重要的革命”。

确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医自身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包含很多派别，也存在很多争论。明清时期，温病学派在江南地区兴起，此后“伤寒”和“温病”这两派的争论未曾停止过，一直到民国时期。当时尽管西医在中国的力量日趋壮大，但中医界的中心讨论依然是“伤寒派”与“温病派”在医理、医术、医效上的比较，关心中西医之争的只是中医的少数改良派。

这也与民国时期具体的社会条件有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力量薄弱，无力推广西医的卫生保健；就医疗市场而言，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起西医，当时中医的疗效也并不比西医差。据1947年统计，当时全国有中医大夫83万；而1950年的调查则显示全国西医师2万多人，每年毕业的医生尚不足4000人。以当时中国4亿多人口，显然医学的中坚力量是中医。

台湾学者雷祥麟也指出：民初许多中国人并不信任西医。或者说，对西医的信赖是有高度选择性的，19世纪时人们较相信西医的外科手术与眼科。等到西方发明梅毒血清之后，才又再加上花柳科。然而直到1920年代，余云岫仍以为中国人普遍“畏疑新医”，他指出“新医入国，将数十年，传习渐多，散满各地，而国人畏疑之心，犹未除也。非极有智识之人不就也，非疑难之症不就也，非沉宿疾，偏访名医，讫无成效，无门可辟者，不就也。”

在这样一个病人自以为知医，而又“畏疑新医”的环境中，部分西医师便迎合病人错误的观念与期待，“犯着站不住脚跟，而迁就民众的毛病。······病家说是火气时，他也会回声是，病家说句肾亏，他也答声对。”这段话中已然可以看出当时西医尚为"新医"，是新生力量；而对“病家”的怀疑态度也可瞥见中西医之间对掌握医学权威的不同认识。

可以说，当时的中西医之争更多是西医大夫们为争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挑起来的。雷祥麟认为，1930年代中西医存废之争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医学，现代中医的形成始于此，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央国医馆的建立。

上述论断其实有待商榷。即便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当时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支持仍是不稳定也不平等的。国民党内部主存和主废两大阵营时有争执，国医馆所需经费也大部分阙如，靠各地分、支馆及医药团体的捐助。现代中医的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确切来讲，现代中医的最终形成一直要等到1949年以后，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整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彻底走向体系化(Institutionalization)。成建制的院校、标准化的课本、标准化的制药厂，种种现代医学的必要体系设置，使得现代医学的诸多要素逐渐渗透进中医之中。

而建国后政府推行的两项运动——西医学习中医和赤脚医生运动——对现代中医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西（医）学（习）中（医）”始于1954年，之前是“中学西”，即中医学习西医。上面谈到，建国初期中医人数是大大超过西医的，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开展卫生事业必须要团结广大中西医。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把“团结中西医”列为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开办预防医学讲习班和中医进修学校，主要针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其西医导向也相当明确。据1953年的统计结果，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指出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关键在于“西医向中医学习”，全国举办了很多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及大批中医人员跟师学习，全国中医人数达到50余万人。至1958年，全国先后办了13所中医学院及数以百计的中医学校和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医院300多所。中医正式进入了国家体制化的阶段。

在“西学中”运动中，尽管很多西医是出于政治要求，不得不去学习中医，但从实际结果看，也有很多人在接触中医的过程中，喜欢上了中医，甚至变成一个中医大夫，中医的奥妙之处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只有亲身体验过、实践过中医治疗，才能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而且，尽管“西学中”运动背后依旧是科学话语在发挥影响，但彼时对“科学”的理解重在“事实”和“实践”。

譬如，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在1954年12月的一个题为《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讲话中说，“至今，我国几乎全部的农村居民和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还在靠中医看病。中医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对人民都有很大功劳。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中医在保健治疗上的实际有效作用。如果无视这个事实，当然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建国后政府推行的两项运动——西医学习中医和赤脚医生运动——对现代中医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无疑，中医是必需的。政府也是把“发扬祖国医学传统”与“丰富医学内容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相提并论。当时看来，重要的不是哪些理论属于西医、哪些属于中医，而是哪些医疗手段和药物在实践层面上是有效的。

如果说1954年以来的“西学中”运动有力支持并加强了中医在体制内的地位，1965年毛泽东发表“六二六讲话”之后的赤脚医生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普及。对“简便廉验”的强调同时也是对中医充分发挥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特色的激励。上海著名医家程门雪在参加巡回医疗队后写下了这样四条体会：

1. 用很少的廉价药味治疗常见多发病一样见效；

2. 抓主因用药，充分结合当地具体的生产生活情况；

3. 巡回医疗的广泛治疗和总结经验反过来也为中医教育修改教材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内容；

4. 改良剂型方便农民的生产生活。

送医下乡的同时也是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以及辅助设立半农半读性质的卫生学校以及中医学校，目标是常见病的中西医诊疗、西医预防卫生和妇幼保健基本知识与技能，以及识别中药品种和质量、掌握加工炮制和采集药材等基本技术。赤脚医生运动世界闻名，已有大量中国政府得以迅速建立农村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的论述，毋庸赘言。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下大量的民间中医从业人员，其知识的基础也主要来自那个时期。

在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中，我们注意到赤脚医生运动对民族医药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进行民族医药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民族医生，其医学知识大多来自于赤脚医生时代的培训班，是由来自省城的老中医教授的。

当年这些老中医，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带着学员们上山采药，采集的自然是本地药材，而用药理论则来自中医。由此，许多民族医生虽然在用少数民族地区行医实践、采用当地药材，但其用药理论来说非常具有“中医特色”。

唯一不同的，大概是民族民间医生们在学成后自己长期的实践中，发挥传统医学“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特点，结合了本地的具体条件及自身用药经验，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诊疗方法和用药实践，比如我们常常碰到的关于同一种药用植物但使用的部位（如根、茎、叶、花）不同的讨论，或者使用同属不同种的药用植物的区隔。

但是每每追问民族医们的“理论”，尤其那些没有文字书写传统的民族，几乎所有人的“学术背景”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培训班、中医学校或卫校。并且大家人手一本文革期间出版的《地方中草药》，直至今天依然是他们行医以来最为可靠的参考书。

总结现代中医的历史生成，可以说建国以来特殊历史条件以及相关政府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医的坚定支持，对中医的现代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使得中医能够成为国家认可的官方医疗体系之一。这在世界范围也是独一无二的。但细究起来，这一中医体系基本是对西医体系的模拟，在国家建制中甚至还低于西医的位置。过去中医的最高机构是卫生部中医司，现在虽然单独成立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其各项业务大多仍受制于卫生部。

由此也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医发展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医发展本身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大部分区县都设有中医院；另一方面，这种支持又被限定在现代科层体系的框架内。如今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晋升的依据基本上是做了怎样的“研究”（多为实验室研究），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多为“科研”论文），似乎临床疗效反而不如“科研”与切身的利益关系密切。“科学化”不仅深入中医（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渗入了中医从业者的具体生活。

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学校教育中，在高等中医院校中，西医是必修课；在西医院校，中医则只是选修课。虽然现在中医院校也开始面向文科招生，但总体来说还是以理科生居多。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理科生学的是物理、化学一类的自然科学，但中医与自然科学的关联性并不强，二者分属不同的知识系统。

笔者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高中学理科、在中医院校接受中医与西医并行的杂交教育、同时学习“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思维的产物，在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毫无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我与我的同学们都有过这样的疑问：这门既灵活又含混的学问，科学吗？

“科学化”作为中医的持久焦虑

当今中国，“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认为某事物“科学”抑或“不科学”，基本等同于价值判断。从这一点来说，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科学主义。如果追问“为什么科学的地位一定至高无上”这样的问题太过空泛，也许可以问的是：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大写的科学（Science），而不能有很多个小写的科学（sciences）？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中医一直尽力接纳科学，“大写的科学”却从来都是中医的‘他者’，即便中医已经深深投入到力求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努力当中。如果大家只认可唯一的、大写的科学，会给中医留下怎样的一席之地？中医可否作为一种“他者的科学”，以保障自身、走向未来？

笔者曾经专门著文着重讨论过中医科学化的问题，这里不妨重复几个基本观点。首先，科学的概念一旦进入到汉语的话语中来， 事实上会主动地本地化（即从英语science 到汉语“科学”），并且表述形式也会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关联。从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中医大夫们愿意相信科学与中医相互通约，如同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希望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来表述science（科学）一样。

回顾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许多西医大夫坚持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但当时全社会把科学作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强调其相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在认识论上的“他者性”(otherness)。换句话说，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权力比较不算悬殊，这为中医从业者将自身的中医兴趣与本土化的科学概念相结合，并积极参与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空间。

在毛泽东时代，科学被置于政治化的知识生产话语之中。大众由社会革命而被赋予了历史主体的地位；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为人民服务”成为那个时期的科学的显著特征。同时在冷战以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时期，毛式的“科学”也具有反西方的鲜明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泽东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及其具有反资本主义特色的现代化政策。尽管毛泽东认为“中国自己的科学”由来已久，他对科学的定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这无论如何也还是“西方的”。这也影响了体制化的中医系统内的科学话语。同时，因为国家政策倾向于发展中医要与西医相结合，“新医学”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开始占据主导的地位。

毛泽东关于新科学的理念对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影响，总结起来有如下四点：第一，“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他所掌握的外在世界知识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准”，中医自身的长期实践可以证明其为中国的“科学”。第二，然而中医的科学性还不够，因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第三，中医更多地被理解为处于科学的“萌芽”阶段而非正统的自然科学。第四，中医和西医都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完善，并且，中西医结合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医学”被视为“发展医学的政治正确的路径”。最终，这个既非中医亦非西医的“新医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能为世界医学服务的中国的医学”。

于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中医科学化继续以系统化为其主要形式。更多的中医从业者投入到对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及中医系统性教材的编写中。理论上，除了“把重要的传统中医典籍分类并翻译成白话文”，系统化最重要的成就是"辨证论治"的正式提出，并将其定为中医独有的诊疗方法。如今，辨证论治已成为当代最能代表“中医特色”的理论指导。

如今，在国家乃至全球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话语之下。随着科学与技术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科学”逐渐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科学”回归至全球普世的科学定义；中医与科学也再次被置于自我-他者的分离架构之上，而且距离相应地被加大了。

关于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的争论再次回到科学化与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中，并由此生产出中医科学化的悖论，即发展中医就要科学化中医，而科学化之后的中医则恐怕不再是中医。被认为本质上不科学的中医（或者说传统医药）一直处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也一直相对于西医处于二等的位置。如何维持中医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传承，成为许多人为之牵肠挂肚却一直无解的难题。

我想，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主义，即科学成为意识形态、被赋予了决定一切的价值。我曾经在给美国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告诉他们中医的“科学化焦虑”，美国学生觉得很奇怪，中医就是中医，科学就是科学，为什么一定要把二者强行扯到一起呢？去年我到美国大学的医学院去旁听医学生的医学人文基础课，课上有一个讨论是关于药物的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我很惊讶地发现医学生们对临床试验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不认为这对于西医临床有多大的贡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西医占绝对主导的国家，医学与科学也没有纠缠在一起，医学是医学，科学是科学。

2016年6月，几位深圳幼儿重金属中毒，原因是使用了某种中成药成分的喷鼻剂，某位儿科医生据此将罪责全部归至中医药而提出：“避免使用偏方，不要给幼小的孩子使用中药及中成药！”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中成药作为现代中医的产物，如何正确使用需要更为专业的分析，但不能就此将中医中药全盘否定。中医药的毒并不一定等同于西医的toxicant。而且中医非常讲究药物的炮制与配伍，比如龙胆泻肝这剂药，在什么情况下服用，与何种药物共同服用，都是有讲究的。脱离具体语境而对中药的“毒性”横加指责，有失公允。

作为两套并行的正规医疗体系，中医和西医总是相互夹缠，而这两个医学在认识与实践上又有着相当本体的区别。如果对中西医的叙述作一比较，西医的语言基本是战争语言，西医课本常用的两个词汇是入侵和防御，疾病治疗被视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必须分出胜负。在中医的观念中，即便“正常”的人体也处于轻微的不平衡状态。中医讲上医治未病，治的是将至未至之病，而且首重食疗，而非药物治疗。当不平衡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用到药物。此之谓“是药三分毒”。药物用来帮助人体恢复平衡，必然要在失衡的一方用力，必然会对人体造成某种损耗。也因如此，中医治疗讲究时间性和阶段性，前期借助药物正面作战，中后期则是依靠进补、修养来培养人体的元气，最终需要以自身的力量将病驱逐出人体。

正因为中医的整体观、灵活机动性，具体治则治法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大家就此会形成各式各样的争论。表面看来似乎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于是被指责为“不科学”。那么，为什么标准化就等于科学？退一步说，这么多的中医院校在成规模地培养学生，中医的一整套教育已经标准化很久了，更不用说中医院的建制、中药生产的各种标准化措施。且不说这些标准化、现代化，乃至科学化对现代中医自身的巨大影响，对于社会上关于中医的种种指责，我们可以问的是，是谁在谈论“科学”和“中医”，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及出自怎样的关心？

中医药立法与文化自觉

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正式实施，中医最终无可争辩地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围绕着中医药立法引发的种种争论，焦点依然是中医的不确定、不科学、不现代。中医一直在努力发展从而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相符，难道现在的中医不是“现代”的吗？如何解释今天中医所实施的各种医疗手段，还有中医的各个机构，各种实践？长久以来，“现代”的意识形态一直在阻挠着中医这个古老而又“传统”的医疗体系主张其“现代性”的任何可能。

中医立法所引发的争论，将一个显著的问题袒露在众人面前：如今都在提文化自觉，中医就摆在这里，挑战大家口口声声的“文化自觉”。不妨认真想一想，如果真正同意文化自觉，为什么中医立法就不对，为什么这样就是要“生产出很多的骗子”？这样的一些判断还是基于现代科学的一整套认识论，也是西医的世界观。西医始终被拿来作为衡量中医的标准，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而这样的标准显然已经非常深入，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在用西医来衡量中医。一个病人，如果一直在西医医院看病，直到去世，大家会这样理解：目前的医学只能做到这一步，让我们期待将来的科技进步。没有人质疑。但如果病人是看中医，中医诊疗就会受到指责和怀疑。病人去世了，中医就是骗子。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最后的盖棺论定是由西医完成。

还有此次中医药立法中争议最大的行医资格问题。在过去的调研中，我们遇到过一位当地非常著名的老医生，治疗经验中起死回生的案例近十例，县里的中医院将他请到医院坐诊，但是他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在我们的访谈中，老医生这样说：“我非法行医，那么找我看的病都是非法病！”如今，新的《中医药法》这样规定：

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中医医师资格终于不再需要通过刻板的笔试才能获得。我们期待那位老医生在有生之年终于得以合法地行医看病。这样的新规，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合理、“科学的”措施？在毛泽东时代，民族民间医生只要参加基础培训，比如赤脚医生培训班，获得县、乡（当时是人民公社）地方政府的认可证书，即可凭证开业。一根针、一把草的行医实践为新中国的基层卫生保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证书、资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定义“知识”的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由实践检验，还是书本、“文化程度”来检验？

1965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郭子化在一个关于中医的讲话中这样说：

“要强调的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临床实践有效，我们说其中必有科学的精华。主客观不一致，就治不好病；能治好病，就说明主观的见解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那个时代对于“科学”的认识是在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以反对“西方”的认识为导向的，科学作为由实践所得的知识是中性的，因为社会实践与生产是科学的唯一标准。如当时口号所言，“中医必须科学化，西医必须中国化”，这一口号将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并置，首先表明了中医与西医的平等地位。

然而就中医本身来说，“科学化”被明显叙述为一个应该实现的目标，这就表达了在中医与科学间的“差距”想像。不过与1930年代自诩为“科学”代言人的西医大夫的趾高气扬相比，毛泽东时代许多年轻的西医大夫被抽调去学习中医，他们对中医以后的各种变化、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的作为为发展中医的指导性政策（包括体制化中医的建构），毛泽东时代反西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对实践的强调保证了中医一定的自主性。

如汪晖所言，“对科学观念的广泛运用已经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不应忘记的是，science（科学）正是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真正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对科学的民族主义热情来自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强大的普遍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科学化运动直接受到“科学化中国”运动的影响，该运动流行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口号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该运动的发起人——多为知名的科学家如顾毓琇、丁文江等——认为科学知识是解决中国社会内外矛盾的关键。于是，一个翻译到汉语的"科学"偏离原先的实证求知的含义而成为哲学意味上一种普遍适用的世界观。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观念，遮盖了代表西方“进步文明”的“赛先生”的排他性，从而中医这样明显有别于“科学”的他者，也能够在多种文化实践并行的大范围下积极参与到科学化运动中。

随着民族-国家社会结构的成形，西医的社会影响逐渐严密和绝对起来。西医大夫不断地将自己的领域与中医相比较，总是给后者贴上“传统”、“落后”以及“没有科学性”的标签，努力把中医变成一个明显的“他者”。同时，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结构的科层机制，催生了中医师们对成立中医机构从而职业化的要求。一旦中医被置入体制/职业机制中，中医从业者所使用的关于科学的语言，就与社会机构以及有组织的科学话语功能密切相关。

因此，“科学”，如美国学者哈拉维所言，是现代社会一个“必须要玩的游戏”，因为它是“通往权力的路径”。既然是必须要玩的游戏，也许我们可以借鉴毛泽东时代强调“中医科学化”的同时，对科学的相当自主的认识。正是基于对“有几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的自信，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即积极将中医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建设中并加以大力推广，最终促成了现代中医的发生与发展。

今天在中医获得立法之际提出文化自觉，也是希望对科学主义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从中医的发展来说，可以更加自信一些。能不能从中医自身出发，认真发掘前人精妙的临床论说、发扬中医对人体的灵动把握、出其不意的诊疗思路与实践，非常自信地来发展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 赖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