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兴奋剂争议，揭开全球养殖业滥用激素内幕

巴黎奥运会已于上周闭幕，兴奋剂争议却硝烟未散。风波中至少涉及三起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件：

虎嗅注：克伦特罗为音译，参照平喘药通用名“盐酸克仑特罗”，在本文中统一为“克仑特罗”

最终，这三起事件都被认定为由于食用了被兴奋剂“污染”的肉制品所致，不是运动员主观故意服用兴奋剂，因此涉事运动员都没有受到惩罚，能正常参赛。

这些究竟是实情还是托辞，普通人无从考证。但多年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后简称WADA）已经发现数千起类似案例，说明兴奋剂造成的肉类污染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

为什么肉类食物会含有兴奋剂？普通人是否也像运动员一样，轻易就能吃到含有兴奋剂的肉？

顺着本次风波中的几种兴奋剂物质，仔细查阅各种调查报告、媒体报道和几十份学术研究后，我们发现了我国养殖业中被忽略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些被曝光的问题，要么和政府食品安全部门的口径相差很大，要么是政府监管还未涉及或未向公众披露。

主要的发现包括：

• “瘦肉精”克仑特罗尽管早已禁用，并且纳入市场常规检测，由监管部门严格查处，但仍屡禁不止。

• 群勃龙等促生长激素被违规用于牲畜育肥，监管存在盲区；

• 美雄酮虽然是人类使用的激素，但反兴奋剂检查发现它在肉类中出现。

克仑特罗：二十年来屡禁不止

兴奋剂更准确的名称是“提高成绩的药物”（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 PEDs），既包括能增加运动员临场兴奋度和运动能力的短效药物，也包括长期有效的药物，如对肌肉质量、力量和恢复有积极作用的“合成代谢剂”（anabolic agents）。本文中涉及的几种兴奋剂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禁药清单上都属于合成代谢剂。

先从当年让宁泽涛被禁赛一年的克仑特罗说起。

克仑特罗（Clenbuterol）是一种β2-肾上腺素受体促效剂。在中国，它有个更响亮的名字：瘦肉精。

1980年代初，美国一家制药公司意外发现，克仑特罗不但能明显促进生长和蛋白质合成，还能减少脂肪、提高瘦肉率。也就是说，它能在短时间内让猪变得“又瘦又重”，因此被养殖业广泛用于饲料添加。

基于同一原理，人类服用克仑特罗也能增加肌肉质量，或在短期内提高心脏功能和基础代谢能力，因此被列入WADA的禁药名单。

然而，克仑特罗在动物体内残留时间长，高温烹调也很难破坏它的稳定性，曾造成多起食物中毒事件。

2001年，广东近千人因食用含瘦肉精的猪肉中毒而入院，出现头晕、呕吐和颤抖等症状。2006年，上海300多人因食用猪肉而瘦肉精中毒。2009年2月，广州发生“瘦肉精”中毒事件，70余人住院治疗，事后相关部门检测出63头问题生猪。

近几年，类似的大规模中毒事件不再见诸报端，但查处违规使用瘦肉精的报道仍然偶尔出现。2021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河北青县某养殖场给羊喂食克仑特罗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1997年，我国农业部就明令禁止克仑特罗和莱克多巴胺两款“瘦肉精”在饲料和畜牧生长中使用；2002年，又禁止7种“瘦肉精”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

但养殖行业违规使用的情况仍屡禁不止。

首先是源头管理困难。2011年，双汇瘦肉精猪肉事件暴露出制药企业能够将平喘药中的盐酸克仑特罗制成“瘦肉精”。此案最终有48人被判刑，负责加工的两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据央视对此案的调查，养殖户使用成本为1元的克仑特罗，就能增加40—60元的收入。）

尽管2019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显示，畜产品瘦肉精抽检合格率为99.9%，但检测精度更高的实验室数据却显示：瘦肉精从未远离我们的餐桌。

同样是在2019年，吉林两所大学的研究团队检测了吉林省数百个肉类样品，结果三种瘦肉精检出率合计11.36%，其中克仑特罗检出率为6.37%，残留平均值为0.85μg/kg，超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建议的最大安全残留量0.2μg/kg。

目前，国标规定的实验室方法能够检测的克仑特罗最低含量为0.5μg/kg，高于0.2μg/kg的最大安全残留量，市场监管常用的快检精度则更差。因此，“未检出”并不代表食品中不含克仑特罗，更难以确保食物安全。

●北京某菜市场的克仑特罗和莱克多巴胺食品快检合格结果公示。拍摄：食通社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使用的精度更高的检测，进一步揭露了肉类食物中普遍存在的兴奋剂污染。

WADA曾援引2012年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的研究，研究人员收集了28个刚从中国返回的志愿者的尿样，利用检出限为1pg/ml的检测方法（比WADA规定的最小检出限0.2ng/ml精确200倍），在79%的尿样中检出克仑特罗。

《纽约时报》质疑的2016年和2017年中国游泳运动员克仑特罗阳性事件中，WADA审查后发现，三名药检阳性的中国体内的含量非常低，判定为食用了被污染的肉类。据WADA统计，克仑特罗曾在全球导致420起肉类污染致运动员检测阳性的案件。

2021年，WADA的一份文件明确提及，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中国三国的肉类普遍存在克仑特罗污染，尽管当时克仑特罗已经在国内被禁24年。

类似的独立研究倒逼WADA在2019年修改了标准：尿液中检出低剂量克仑特罗（低于5ng/ml）的阳性结果无需再上报。

国家乒乓球队的外食禁令。

某粮油企业为运动员“特供”的安全肉广告。拍摄：食通社

而一直以来，中国运动员都被要求在外饮食须格外注意。2016年，乒乓球队明文要求队员食用训练基地的食品，不能吃来历不明的食品和饮料，特别是肉类，连亲戚朋友赠送的都不能吃。

群勃龙与激素育肥牛

今年3月，美国田径运动员埃里扬·奈顿（Erriyon Knighton）药检阳性的“群勃龙” （Trenbolone），背后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裁定是因为食用受污染的肉类所致，解除了他的禁赛，使他能够参加巴黎奥运会。）

在健美圈被称为“备赛圣药”的群勃龙是一种雄激素，属于合成代谢类固醇（anabolic-androgenic steroids， AAS），可以增加蛋白合成并减少降解，实现增肌效果。目前尚未批准人类临床使用，但仍有人私下将其用于增肌。

AAS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包括胆固醇水平的有害变化、痤疮、高血压、肝损伤和左心室肥大，其对心脏的影响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和中风。AAS还可能导致与荷尔蒙失衡有关的疾病，如男性乳房发育和睾丸尺寸缩小，以及女性和儿童不可逆的男性化。

养殖业通常会在肉牛育肥阶段使用群勃龙，增加肌肉量，缩短肉牛出栏时间。美国正是少数批准群勃龙在养殖动物身上使用的国家之一。（通常的使用方式为：在牛耳部安装激素植入体，在几个月内缓慢释放。）

1950年代以来，美国批准了包括群勃龙在内的数种促进动物生长的激素，包括天然雄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他们的人工合成替代物，有时也统称为“激素生长促进剂”（Hormonal Growth Promotants ， HGPs）。有数据称，美国约90%的养殖场都使用了这些激素，在大型养殖场中，使用率直逼100%。

尽管美国等国坚持认为牛肉中的合成激素残留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但欧盟始终对此持谨慎态度。

欧洲委员会公共卫生兽医措施科学委员会曾在报告中称：“人体的内分泌平衡很脆弱，（这些激素）及其代谢物具有潜在的遗传毒性……而外源激素暴露可能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换言之，这类激素可能导致内分泌紊乱。

基于这种审慎态度，欧盟自1989年起禁止进口含有六种促生长激素的牛肉，其中就包括群勃龙。这一进口禁令导致欧盟和美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争端，双方就此禁令是否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缠斗了近20年之久，被媒体称为“牛肉战争”（beef war）。

●牛肉战争中的一幕：欧洲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对欧洲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1999年8月12日，法国农民José Bové一家在建的麦当劳的屋顶上写下“麦当劳滚蛋，留住洛克福奶酪！”以示抗议。图源：Actipedia

目前，我国完全禁止促生长激素在养殖业中的使用，群勃龙更是被明确列入禁用兽药名单，且不得在食品中检出。

禁用=零使用？

“零容忍”的严格要求，没能禁绝国内养殖业使用群勃龙。

2021年，华南师范大学应光国教授团队在华南地区两家养猪场的污水和粪便发现了群勃龙的痕迹。应教授2012年参与的另外两篇论文显示，在华南地区多家养殖场中也曾检出群勃龙。

由于群勃龙不可能通过动物自身代谢生成，所以可以肯定养殖过程中存在违规添加。此外，这几项研究中还发现了甲基睾酮、己烯雌酚等其他被禁的激素。

渔业养殖是激素滥用的另一大源头。

尽管农业农村部禁止在水和饲料中加入激素成分，但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广东阳江海陵岛附近水产养殖场的饲料样本中检测出包括群勃龙在内的多种合成类固醇，即是饲料违法添加激素的明证。此外，多个研究在华南地区养殖场水域中检测出人工合成激素。

畜禽和水产养殖中使用的激素最终都会排入水体，造成污染，也会通过环境和食物被人类摄入。研究发现，在养殖密度较高的地区，河道类固醇激素浓度可能超过安全值，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繁殖。2016年，太湖水中检出的群勃龙就与养殖废水流入密切相关。

●全球类固醇激素排放强度图，和养殖业分布密度高度相关。中国也属于类固醇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图源：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1.145558

除了违规使用，养殖业还存在哪些情况可能导致激素滥用？

激素虽然不能用于牲畜促生长目的，但可以用于治疗。而“治疗”不光指牲畜得病后用药，还可以被解释为调节生殖功能：需要发情来一针，需要排卵来一针，安胎、催产、泌乳等都可以使用激素。现有的兽用激素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是否遵循安全剂量和停药期，都属于灰色地带。

另一灰色地带则是合成天然激素。例如，可在牲畜育肥期间用于增重的睾酮、雌二醇等激素，因为动物体内天然就会产生这些激素，很难判断是否存在违规添加。

●农业农村部门曾在2022年在屠宰环节检测包括群勃龙在内的6种类固醇激素的残留，但检测数据并未公开，近两年也不再列入检测范围。

遗憾的是，目前人工合成激素在肉蛋奶等动物产品中残留缺乏监管。除地塞米松外的人工合成激素，均不在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清单的范围内。普通人日常食物的激素残留状况，更不得而知了。

美雄酮：“人药兽用”的未知风险

兴奋剂风波俨然已成食品污染的试纸。类固醇激素“美雄酮”（Metandienone，又名大力补，Dianabol）的风险可能已经悄然出现。

2022年10月，两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检出美雄酮阳性。WADA证实，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调查了不同来源的数百份肉类样本，其中数十份检出美雄酮残留，据此判定检出的低剂量美雄酮来源于食物污染。

如果说群勃龙是“兽药人用”，那么美雄酮就是“人药兽用”。和群勃龙相似，美雄酮也属于雄激素的一种，被健美爱好者广泛使用，但并不是常规的兽用激素。此前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它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美雄酮的食品污染情况几乎是一片盲区。

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俄罗斯市场上的牛肉中检出美雄酮残留物。论文作者认为，美雄酮虽然不是常规兽药，但成本低廉，更容易在市场上买到，所以也可能用于兽用。

据悉，WADA已于今年年初启动了一项调查，评估中国和其他国家肉类中美雄酮污染的情况。

●健美圈网红“常熟阿诺”的用药记录，其中包括本文提及的数种增肌的兴奋剂。因为盲目超量使用激素，他不仅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也没有达到健美的效果，被讽刺为“健丑第一人”。（其用药真实性存疑，且涉嫌来源不合法合规，请勿模仿！）

俗话说，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房间里很可能已经有100只了。

从瘦肉精到群勃龙，从人工促生长用激素再到更多未知的用药风险，检测精度和成本、法规和标准的跟进速度，都限制着监管的能力。

面对多如牛毛的问题化学品，容易陷入“查药的”跑不过“用药的”，监管者永远在后面追赶的循环。如何从源头上限制激素滥用，解决食品安全隐患，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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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作者：王昊，编辑：泽恩、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