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搞什么？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非凡油条（ID：ffyoutiao），作者：老油条

无知的厚生省

日本的肺炎疫情是越来越不让人乐观了。无论是2月12日第一例因肺炎死亡的案例出现，还是肉眼可见的确诊病例上升，都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想起湖北疫情刚刚宣布爆发的时候，日本就有专家表示，作为与中国经济、旅游业务来往频繁的国家，日本也有可能成为被国际封锁的对象，对此日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愿与中国同进退云云，总觉得有种共赴大难的悲壮，而且一语成谶。

这两天厚生省的官员大概也被疫情搞晕了，没有稳定奥运前安宁祥和的气氛，反而公开承认“一些新患者已经无法确认感染途径”。

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日本政府令人捉急的信息搜集能力，和过于实诚的信息披露。虽然病例公布中有接待过武汉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及其丈母娘（已去世）等可以明确推理感染渠道的案例，但在更多的案例中，信息缺环才是常态。而卫生人员却又没能从患者口中找到信息，补上细节。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往往是最让人担忧的。

比如和歌山县有一位确诊农民，城市社交少，更没来过中国。人们怀疑他的感染，和当地一位确诊医师有关，因为他曾经去过医师工作的医院看病。但那时那位医生已经被隔离，两人没有直接接触，中间的传播渠道厚生省到现在也还没搞明白。

还有一名东京的感染者，据报道没有中国旅行史，没有湖北、浙江等地高危人群的接触史，也和之前确诊的患者没有接触史，却偏偏变成了患者。让患者自己多想想，他的答复是“可能见过中国人”，媒体也就这么报道了，也不知道患者的这个答复是不是诱导出来的答案，可信度打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一批中老年日本人患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机场回国，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曾在夏威夷旅游。他们在夏威夷做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人，在什么渠道感染的，信息一概缺失。

所以厚生省官员对感染渠道表示无知，也只能说是如实公开。然而政府都不掌握感染途径，让看新闻的老百姓怎么办？封城又不可能封城，公司甚至都还在正常上班，这意思就是自生自灭了吧。

为此我观察了一下留日华人群，果不其然他们的态度从国内最初爆发时略带调侃地担忧日本情况，到日本出现早期确诊病例时的恐慌，已然发展到指责日本政府无能的狂怒了。群里再也不见往日人人晒居酒屋小吃的盛况，变成了确诊患者同行程信息整理大会。

大家都在怀念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国内发达的移动互联网科技。

病毒与老年政治

但若是说日本不重视新冠肺炎也是不对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日本都比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更有动机扑灭疫情。

日本目前是除中国之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当时专家所说的对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警惕和封锁也已经开始显现，好用度排名世界前列的日本护照在不久将来可能要不好用一大段时间。

而日本的人口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高感染绝对数量的危险程度。

通过长时间的宣传，相信大家对新冠病毒都有一个统一的认知：这种病毒感染性很高，但是重症致死率不高，至少比起非典是不高的。在《新加坡在搞什么》里，我们也说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特别强调了这种病在湖北以外的地区致死率只有0.2%，仅仅略高于流感。而不幸罹难的患者，也大多数是50岁~60岁乃至更年长的中老年患者，老人衰弱的自我免疫力和肺炎引发的并发症是其中的主因。

而日本偏偏就是这样一个老龄社会。

按照最高危的退休年龄以上长者来看，日本目前65岁以上的男性有1500多万人，女性2000多万人，其中75岁以上的超高龄老人更是将近一半。这些人遇到新冠病毒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像日本的第一例确诊死亡患者就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

如果这些老年人都像中国老人一样乖乖呆在家里颐养天年也就罢了，但他们因为日本特殊的退休金制度和年轻劳动力缺乏问题，不得不出门工作。

据统计，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上却还有正式工作的日本男性占33.2%，女性占17.4%。这还是得到了统计了，有更多的日本老人在偷偷上班，而且老年人能从事的往往是服务业，接触的人可太多了，全都是病毒最好的载体。

目前日本的确诊患者里就有60岁的出租车司机、70岁的画舫服务员等，他们的社交和工作接触人员又都是老年人，一个摁不住就是成片送人头，凶多吉少。而随着日本老年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日本政府面临的压力也会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老年政治。

下面是一张从日本总务省官网找到的按年龄组统计的政治投票率折线图。可以看到投票率最高的组别分别是橙色的60岁以上、浅蓝色的50岁以上和黑色的7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对选举的兴趣比起老年人差了一大截。

这已经是日本社会几十年来的传统表现了，年轻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参与投票，而精力过剩的老年人对政治充满了表达欲和影响力。换言之，日本执政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年人赋予的。

这些老年人在过去对日本政治捆绑的证据，就是日本一直居高不下的退休人员福利政策：能领退休金的日本老人生活富裕，消费欲望一如当年；而仍然在上班的青壮年和没有存款的打工老人生活惨淡，逐渐陷入无欲望陷阱。

如果安倍内阁对新冠这种专门屠杀中老年人的病毒无动于衷，他们还能干得下去么？

日本速度

要说起来日本政府的动作已经不算慢了，内部的调度能力至少比看上去的要强很多。

首先要解决的，是新冠肺炎的法律定性问题。毕竟这种疾病在日本还没有严重到“一切从权”的地步，日本社会也很警惕政府扩权，要先有法可依后面的事才能名正言顺。

和病毒疫情相关的日本法律主要有两份，《传染病法》和《检疫法》，其中传染病法应对其国内情况的优先度显然更高。这份法律将传染病分为5级，1级为最严重，5级为最轻，每个级别都规定了已知疾病，并有不同的应对措施，而新发现疾病可以根据众议院表决临时指定级别。

早在1月28日，日本众议院就认定了新冠肺炎为“指定传染病”，参照2级传染病防疫。这个提案是由安倍晋三提出的，可见日本内阁那时对疾病风险已经有了很好的判断，而且快速地获得了议员的支持，整个过程在日本政坛已经可以算是火速了。

至于为什么是参照2级，应该是因为非典被加在了2级传染病名单里。

但其实当年非典作为新型传染病爆发时，在日本是参照1级传染病控制的。对它和新冠的降级，可能是因为觉得以它们的严重性，不配适用埃博拉级的防控吧。

其次是出入境管理限制，这是杜绝外地传染病进入的最好办法。

在新冠肺炎成为“指定传染病”的4天后，2月1日，日本出入境部门开始限制湖北籍游客，13号开始又追加了以温州、台州为首的浙江。另外全日空、日本航空也暂停了往返中日大城市的航班，目前计划是一直停到3月底。

相比之下，美国是从美东时间2日开始限制中国人入境，俄罗斯是4日，都比日本晚。而且相比于美俄等国家把中国人一棍子打死的粗暴规则，日本的出入境限制要更细腻、更人性化。如此举措，不仅向国民展示了政府对局势有所把控，也对在中国获得声望有好处。

第三是加紧内部整备，为可能到来的疫情爆发作准备。

其实这一点在新冠肺炎成为“指定传染病”的当时就已经启动了。日本国内较大的400家医疗机构在出现2级以上传染病的同时，就应该做好人力和设备的准备工作，打出的提前量比武汉可是多得多了。再加上日本作为世界人均医疗资源最好国家之一，平时的医护储备量就比较强，如果疫情真的爆发，针对重症患者的对策不会太差。

另外，在在野党和老百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内阁也开始少见地向企业界提要求，希望增加口罩等防护设备的产能。当然，这种要求不可能太强硬，不仅话要说得好听，企业增产不增产也要看他们的心情和社会责任感。

最终沟通的结果，是据说日本口罩产能很快要拉高到每周一亿个，还是能解决燃眉之急的。

无法可依的窘态

但总体来说，针对日本政府响应速度慢、举措不得力的批评还是占多数，而且都有理有据。只是很多客观限制，并非日本政府一狠心就能挣脱的。

比如1月29日的撤侨，一共撤回去200多人，其中有2人拒绝接受病毒检验，也不愿意前往政府安排的隔离点，就这么回家了。消息流出后，日本媒体和民众发起了大规模声讨，不仅责骂这两个人是“恐怖分子”（他们后来接受了检测，核酸呈阴性），还责骂官员无能。后来真的有一名相关公务员自杀，虽然警方还没有给出是否和撤侨工作有关的结论，但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

为什么接待官员就是拿这两个人没有办法呢？厚生省官员后来出来解释说是因为没有更多法律授权，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刚才说到，日本众议院在28日批准将新冠肺炎设为“指定传染病”，参照2级标准。而《传染病法》对2类传染病的授权是：对患者进行轨迹调查、为患病国民/游客提供公费医疗、对患者持有物品进行消毒等，没有能限制患者行动自由的授权，就更别提那两人当时连疑似都不算，只是疫区归国人士了。

还是那句话，政府执法，需要法律先行，才能明正而言顺。无法可依的执法本身就是违法，若是那两人事后提起行政诉讼，那执行的官员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估计本来批评他们不作为的舆论也会瞬间转向指责他们罔顾民众权益，真的是太难了。

要改变这个现状，唯一的方法只有重新立法。事实上自民党也确实有了动作，有人提议在《传染病法》中设立一个准1类的类别，允许官员采取强制措施。这大概是看到了我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将其划为乙类传染病，但是按甲类防控的先例。

但这还要先表决立法，加设这一项，再表决将新冠放进这个类别，流程还很漫长。

作为对比，我们在《再次为河南点赞》里提到过河南南阳的举动。作为整个河南与湖北关系最密切的临近城市，南阳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开启了半封路状态，对湖北来车进行劝返，保护了一方平安。但其实当时无论是河南省还是南阳市都还没有启动疫情一级响应，劝返其实是没有依据的。

事急从权，南阳地方守土保民值得欣赏。但若能在设卡劝返的同时，宣布进入一级响应，那在道理上也能更说得通，这也不是太困难的事。

毕竟是法治社会，我们得讲道理、讲法律。

日本政府的无能，往往也正是卡在了道理讲不通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和他的团队都很清楚，若是采取过多授权之外的措施，将会在未来给反对党留下无穷无尽的话柄，离下课也就不远了——本来安倍内阁还指望着奥运会给自己多捞点民望呢。

“公主”的人权危机

“钻石公主号”事件无疑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显著注脚。

“钻石公主号”是一艘挂英国旗的游轮。根据船旗国惯例，这艘轮船属于英国领土的一部分，适用英国的法律，日本的《传染病法》和《检疫法》在这艘船上无法适用，要对船上游客收容、保护、治疗，也得等他们上了岸（相当于入境）才行。

我们相信，船上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愿意配合的，但万一出现一两个头铁的人呢？日本政府对武汉撤侨包机里那两位本国国民都手足无措，对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想必更没办法。将船只抵在港口（相当于境外），不让船上的游客入境（意味着获得了在日本国土上自由活动的权利），只收容确诊的患者，是日本政府能依法做的唯一的选择。

据说在“钻石公主号”靠岸前，日本内阁召开的紧急会议一开始是打算让乘客全部登岸的。但估计是考虑到了对乘客无法控制的困难，最终方案改为了现在的样子。然而这不仅严重限制了游船上乘客的人身自由，还增加了这3000多人的感染风险，确实让人看着揪心。

有批评者已经开始把“钻石公主号”事件视为“人权事件”了，不知道安倍团队之前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好在还有没几天，这难熬的两周隔离期就要过了，船上的乘客总算能踏上陆地。但考虑到船上不断有人确诊，船上条件又这么艰苦，看似过了隔离期的乘客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入境，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其中还有无症状感染者后来又去了人员众多的地方……真是让人捏把汗。

这时候再看日本政府打的这一套组合拳，你会发现它的表现已经是民选政府里相当不错的了。无灾无难的时候，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日本就属于那种关得挺死的。关久了肌肉就会萎缩，突然把它放出来要它自由搏击，能这么挥挥拳就已经是医学奇迹了，最起码看上去比新加坡强点。

同样的，在享受到危急时刻我国各级部门快速响应带来的安全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在平时经常暴露的不可言说的问题。都是成年人，得学会做选择，至少也得学会并行不悖地看待一个系统的优势与劣势。

只是灾祸当前，日本政府的乏力还是让人心寒。这种无能早在福岛海啸中就已经显露无疑了，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恶性的传染病，日本政府也同样缺乏够强的组织力和应对措施。

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没有经历过非典的洗礼。整个非典疫情期间，日本只发现了一名疑似病患的台湾游客，和几个后来被确诊为其他疾病的“可能病例”。

我还找到了一则有趣的报道：

不知道这些分析人士知不知道，非典肆虐时期，1级响应的日本全国，只准备了一台非典专门救护车。这台没用过的车后来还变成了制造商尼桑的宣传材料，现在看来真有些“福兮祸之所倚”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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