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民谣歌单上，不能没有她的客家歌曲

谈到客家民谣，人们总将林生祥和罗思容的名字放在一起聊。确实，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特征：来自对岸，说着客家方言，唱着难懂的客家歌。很多人了解客家音乐是从生祥乐队开始，但我要说，罗思容代表了客家音乐的另一面——阴性的，琐碎的，从泥土里缓慢生长出来的。

她的创作之路如同植物一样缓慢生长，这和她对待世界万物的观念很像：“生命不局限于几种选择，正如植物有不同的生长方式。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路线，长出自己的树，树往下向根源探索，往上向着世界开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邹露，编辑：陆一鸣，题图来自：硬核读书会（受访者提供，乐团四人合照）

罗思容今年64岁了，但就其音乐创作生涯而言，她或许还处在青年期。

她42岁开始写歌，47岁发表的第一张专辑《每日》就入围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在当时震惊了民谣圈。往后几年，她又凭《揽花去》和《落脚》获得三枚金曲奖。“大器晚成”“真正的艺术家”，音乐评论家的说法或许并不夸张。

作为一个客家女性，罗思容无疑是叛逆的。

比如，她给乐团起名为“孤毛头”。在客家方言中，如果语气激烈，这可能是在斥骂对方“断子绝孙”；若语气亲昵，则通常是在教训那些爱搞怪的调皮蛋。小时候，母亲也常叫她“孤毛头”。

对此，罗思容给出的版本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什么祖先家训都可以丢到粪坑里。她还专门写了一首叫《孤毛头》的歌：“山上有几百几十只的猴子/你的内心就有几百几十只的猴子。”猴子又讲什么规矩呢？

2024年8月10日，她在广州声音共和三周年纪念演出专场上，唱到这首歌时，观众跟着她一起大喊“变鬼变怪，自由自在”，她在台上随着节拍舞动，眼睛眯成了两道弯月，笑得像个孩子。

8月10日晚上，罗思容与孤毛头乐团在广州声音共和三周年纪念演出。（图/邹露 摄）

音乐之外，罗思容写诗，还是个画家。在此之前，她还做过老师，当过杂志编辑。在青少年时期，音乐曾陪伴罗思容长大。她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但不妨碍她继续唱歌。她曾加入歌曲创作研究社，参与校园民歌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文艺青年干的事情。大学毕业后，她曾一度忘记自己会唱歌这件事，甚至忘记吉他丢到了哪里。

她找回音乐的路也充满巧合。2002年，罗思容为父亲、诗人罗浪整理诗文集，阅读到父亲写的《吊桥》时，她不经意用客家话念出来，忽然心中有了一段旋律。此后她的创作之路不可收拾。或许，是音乐找回了她。

尽管40多岁才开始创作，她却不曾感到焦虑。在《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中，她悠然自得地唱：“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有人说我像朵花/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我爱笑爱哭感情又丰富/我想要做什么就放手去做。”这仿佛是她的人生写照。

罗思容在弹奏中。（图/受访者提供）

另一种客家

2024年8月9日下午，时隔12年，罗思容和孤毛头乐团再次来到广州。

从白云机场搭乘出租车到市区的路上塞车不断。在这个闷热到喘不过气的傍晚，乐团成员颇有兴致，执意要到附近晃悠，而罗思容和丈夫黄汉坤则不堪舟车劳顿，顺势到公寓楼下的百货商场里觅食。原本约好晚上八点在别处采访，结果我们竟在同一家饭店提前偶遇了。

乐团到大陆演出，黄汉坤通常是妻子的陪同者。刚在饭桌前坐下，黄汉坤就向我回忆起他们上一次来广州的光景。那是2012年的夏天，罗思容凭借《揽花去》获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艺人奖，她受邀来到广州。当时人称广州“打口碟之父”的乐评人邱大立跟她说，既然人都来了，可不可以顺带办个小巡演？

于是他们就去了深圳的旧天堂书店，以及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广州的Tu凸空间。在广州那场，暖场嘉宾是近年来爆火的五条人，黄汉坤比划着手说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都不知道他们喝了多少酒，摇摇晃晃就上台了。”

罗思容的音乐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大陆乐迷的视野，是2008年。那年春节期间，南方暴发雪灾，广东南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极端低温天气，雨雪冰雹重创森林生态。4月，罗思容和林生祥来到大陆举办说唱会，第一站就是广东韶关乳源南岭社区。

说唱会以“每日·种树”为主题。《每日》是罗思容的第一张专辑，《种树》则是“后交工时代”的重磅专辑。这场说唱会的海报上写着：“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在韶关林场

的老礼堂，罗思容对着当地的客家老人和孩童，弹着吉他唱起歌谣。

“每日·种树”演出海报。（图/中国当代艺术社区）

同样是客家民谣，罗思容和林生祥似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如果说生祥是音乐界的建筑师，你总能被其抓人的旋律和外放的能量紧紧捕捉；那罗思容的表演，往往让人失语，无法找到确切的语言来捕捉其“风格”。

音乐是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罗思容形容每首歌的生长就像“胚胎”一样，它会慢慢长出它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不需要赋予这首歌太多外在的规则，比如这首要做成蓝调，那首要做成爵士，或者是摇滚也好——根本不需要。”

演出时，罗思容神色自若，声音低沉，她的身体时而跟着音乐自然轻舞摆动，给人一种“大地之母”的观感，借用马世芳2008年的一篇乐评文章中的说法，“像母系的族长，像部落里的巫”。

罗思容在林间。（图/受访者提供）

浪荡子和揽花女

罗思容写《浪荡子》这首歌时，正好在研读客家俗谚，其中有一句话是：“生不爱婆，死不爱板（活着的时候不爱女人，死了之后棺材板也不需要了）。”这让她感到震动。

她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曾遇一流浪汉，当地人称他“浪荡子”。在客家文化中，存在一套隐形的社会排斥系统，这种排斥与特定的称谓紧密挂钩。要是被人称呼浪荡子，意味着此人或许被家族排斥，不务正业，缺少生产力。

在罗思容的印象中，家乡的浪荡子一年四季披着破破烂烂的黑色袍子，在街上捞食厨余，偶尔有小孩子路过还会捉弄他。有阵子，母亲会捏一个饭团，让罗思容递给这个浪荡子。但拿着饭团靠近他时，对方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于是，她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世界遗弃了他，还是他遗弃了这个世界？”

传闻，该浪荡子本家底殷实，却不幸家道中落。他流落街头，爱上了一个烟花女，散尽家财，还染上了一身疾病。这让罗思容联想到黑塞的小说《流浪者之歌》（又译为《悉达多》）。书中，悉达多抛弃了世间众人追逐的功成名就，去追寻他自己的人生。

“悉达多太子就是头号的浪荡子啊。”罗思容想，或许浪荡子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自己选择抛弃了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罗思容在林间散步。（图/受访者提供）

罗思容从小就不囿于传统。她出生于中国台湾西北部的苗栗县，一个在当地扎根了200多年的客家大家庭。母亲是百分百传统的客家女性，深受传统礼教规范的影响。所谓“四头四尾”，就是精通“田头地尾，锅头灶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总之什么都要做。

上小学后，她就被母亲要求学做饭，这被视为女孩的天职。罗思容心里不服，又贪玩，饭烧焦时总被母亲训斥。干家务活的时候，两个哥哥常在旁玩耍。她从小看到的世界就是如此，女性永远操劳，男性却可以在一旁偷闲。

8月10日演出前的那个下午，声音共和举办了一场围绕“女性与土地”的对谈。罗思容说起自己在2008年和2010年以驻乡艺术家的身份到新竹关西社区，带着一群60岁到95岁的客家阿婆做口述个人生命史的经历。“客家女人真的都唱山歌吗？”她自问自答，“对不起，这些阿婆告诉我，她们哪里有时间唱山歌。”

她还问这些女人们一生中做过什么工。一位90多岁的阿婆告诉她：“除了贼没做过，其他什么都做。”除了操劳一日三餐和养儿育女的家务事，她们还得下工厂、顾农田。在一个客家大家族中，往往女性得扛起养家的大梁，承担诸多劳务，但却无法得到承认，比如族谱不写外嫁女的名字，祭祖时不能去公厅。

罗思容意识到，在诸多典籍中，客家女性常常被歌颂勤劳无私、无欲无求，强调完全的自我奉献。而在官方采集的客家山歌中，也通常依循这套讲述范式。这与现实全然不符。

她将性别反思纳入到音乐创作中，做法是撕开客家女性勤俭勤劳的话语枷锁，相反，把她们当成有情欲表达的主体。《揽花去》这张专辑里的第一首《摇摇摇》，罗思容说是直接表达女性情欲的歌。开头第一句“将来了”，暗指性高潮。

之所以是用拉长音的戏剧腔来唱，罗思容说，这是因为她从小看家里的女性长辈表演客家大戏。在她的印象中，舅妈常常在戏台上声泪俱下，情感到达顶峰，这种饱满的女性情感使她震撼至今。

“世界不是人设计出来的”

自罗思容记事起，家里已不再延续以务农为生的客家传统，一场洪水早就冲刷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田地。

中学开始，她就搬离苗栗，到新竹念书。上大学后，她又去了台北，直到结婚生子，台北算是罗思容待得最久的地方。但她会说，是湾潭重塑了她，在乡下八年“半农半创作”的生活，使她重新长出了新的叶子。

30岁那年，女儿出生后不幸患上癫痫，罗思容亦出现了严重的产后抑郁。一家人决定搬到湾潭，在乡下定居。此前，她和丈夫黄汉坤住在台北的万华，一个人声鼎沸的老城区。当时罗思容刚过30岁，结束了在杂志社的工作，开始专注绘画。

他们在湾潭租了将近300平方米的土地，房屋只占大约60来平方米。在搬进去以前，那栋三合院的红砖屋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湾潭的家靠着山边，还有一条河流。（图/受访者提供）

在湾潭，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操办。遇到台风时，屋顶漏雨的情况时常发生，他们只好自己修理。最初搬进去时，交通很不便利，女儿上小学进出湾潭甚至要靠人工摆渡。

夫妇俩在庭院挖了一口池塘，用来养鸭子，养鱼。池塘的水可以浇菜，还可以供女儿在边上嬉水。在池塘边，他们还种了很多植物，水果有杨桃、香蕉和莲雾，每个季节种的蔬菜也不同。罗思容喜欢玫瑰，每次盛开，她就将花瓣采摘下来泡茶。桂花制成桂花蜜，金枣则熬成金枣酱。

很快，他们家成了邻居小孩的游乐场，附近的孩子一放学，常常会来找她女儿玩。到时家里一定有茶，有点心，当然还有游戏。

在月光下，母女二人在林间秉烛夜游，边唱边跳。女儿无由来地起舞，罗思容就会跟随跳动，嘴里发出的声音像是毫无逻辑的吟啸。她忽然觉得，“某种程度上，女儿像是我的母亲，而我也可以成为母亲的母亲。”

在乡下的几年间，罗思容的抑郁在没有依靠药物的情况下康复，而女儿也再无病发，健壮地成长着。

罗思容一家过去在湾潭居住的老房子。（图/受访者提供）

贴近土地的生活经验，越发成为罗思容创作的根基。当我问起，这样那样的旋律是如何生发时，她会回我一个神秘的笑，在空中画一个圈，并告诉我，一切都是自然的流动。

她说：“世界就像一个同心圆，在整个自然生态中，人类不是主体，世界不是按照人类的想法设计出来的。”这让她看似是个自然主义者。

在《土地与海洋的悲歌》这首歌中，她将叙述的视角换成了海洋上的鸟。歌曲的MV由嘉义布袋的纪录片导演拍摄。后来，朋友将这支影片拿去和当地政府协调，“你看，那么多的鸟，那么美的大海，那么美的音乐，不要再去破坏生态了。”

我问她，那土地和人哪个重要，她说：“当然是土地，人的生命太有限了。”

《土地与海洋的悲歌》。（图/官方MV截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邹露，编辑：陆一鸣，校对：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