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偏爱的宋康昊的一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物质生活参考（ID：wzshck），作者：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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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在奥斯卡的大获成功，令聚光灯打在了韩国电影的光面上，全世界开始思考一条轨迹——韩国电影崛起的轨迹——就像研究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一样。

其实还有另一个横切面可以参考——演员宋康昊的演艺生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算起，韩国电影奋斗了近七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算起，韩国电影奋斗了二十多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是有意义的，前者是朝鲜战争后，韩国开始生产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后者是政策松绑后，韩国电影开始发光。

而宋康昊就是在第二个时间节点上，步入电影行业的。

1996年，宋康昊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洪尚秀的《猪堕井的那天》，1997年，他又拍了李沧东的《绿鱼》。洪尚秀与李沧东，都是“忠武路五虎”之一，是韩国电影八十年代新浪潮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导演。而这两部片子，都是二人的长篇处女座。

由这一个点往上拉，可见韩国电影的俯瞰图。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波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出生，正值生理与创作年龄双重壮年的导演、演员，同时迈入同一条河，彼此碰撞发酵，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

与宋康昊同咖位的黄政民、薛景求、崔岷植，“忠武路五虎”的另外三虎，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就像宋康昊说的：“现在屹立在韩国影坛的巨匠们的视点，也是我命运的视点。”他们交织出了这二十年韩国电影的具象与答案，涌起新一轮浪潮。而《寄生虫》+奉俊昊+宋康昊的组合站到韩国电影这一波浪潮的最高峰，其实是韩国电影给出的最合理的答案。

宋康昊与奉俊昊们是被命运偏爱的，他们遇到的是韩国电影最好的时代。

在此之前，朴正熙政府时期的韩国电影遭遇过最严厉的政治干预与创作束缚，电影从剧本阶段开始实行双重审查。全斗焕时期的3S政策，放宽对于情色片的审查，“白天向全斗焕的暴压政治投掷石块，晚上坐在影院里，一边咯咯地笑一边看廉价的情色片”，低质片抢夺眼球市场。

这段时期的韩国电影，与同时期的日本电影和香港电影差距甚远，业内极少有人将目光放到韩影之上，自然也难与好莱坞电影相对抗，当好莱坞电影进口配额上升时，韩国电影根本无力抵抗。1993年，韩国电影市占率降至15.9%，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好莱坞彻底接管韩国电影市场。

直到金泳三政府时期。金泳三政府对电影业是抱有极大热情的，这一热情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数学换算——一部《侏罗纪公园》的利润相当于出口6万台现代汽车。金泳三制定了各项税收优惠以鼓励企业投资电影，颁布了《电影振兴法》保护国产电影配额与播放天数。

金大中上台后，依旧延续对韩国电影的支持政策。1997年，金大中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釜山电影节时，就将“废除电影审查并展开电影振兴政策”作为政治口号。上台后，金大中正式提出“文化立国”与国家软实力的概念，将文化艺术产业定位为“国家支柱性产业”，配套了很多优惠政策，譬如政府会直接提供资金给制片，将国家预算的至少1％用于支持艺术和文化产品等。

在电影行业，金大中实现了承诺，废除电影审查制度，改为电影分级制度，给予了电影从业者极大的创作自由。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挥作用，以补助形式发放资金，另类电影与艺术院线因此得到扶持。

韩流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风靡世界。

从这一时期开始，韩国的文化艺术界与上层建筑捆绑相当紧密，2005年，韩国还成立了文化基金，由韩国创业投资公司经营，政府赞助，注册资本达10亿美金，专门用于促进发展韩国流行文化。

总统颁发嘉奖令给韩流功臣，这大约也是韩国特色，在朴槿惠和文在寅时期尤其凸显。

韩国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是近几年劲头最猛的团体之一，该组合2017年为其公司挣下营业利润325亿韩元（约1.9亿人民币）。文在寅常与防弹少年团同框，曾携夫人出现在其法国演唱会和联合国演讲现场，防弹少年团2018年摘得美国“Billboard200”1位时，文在寅发文祝贺并感谢。

文在寅与防弹少年团

《寄生虫》获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后，文在寅也发文祝贺，还立下flag：今后，韩国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

这大概是针对李明博和朴槿惠“文化黑名单”，给文艺工作者吃的一颗定心丸。宋康昊在拍了《辩护人》后就上了黑名单，导致没有片约。奉俊昊和朴赞郁也在黑名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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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康昊不属于典型帅哥，从出道开始就长了一张大叔脸。在拍第一部戏之前，他是一名话剧演员，29岁，已经结了婚。韩国没有像中国一样流行过“大叔文化”，但大叔一直在电影选角上很吃香。宋康昊、黄政民、薛景求、崔岷植都属于这一挂。

这可能与韩国电影类型相关。

“好莱坞发明了西部片，日本电影发明了武士片，中国香港电影发明了武侠片，韩国电影没有自己独创的类型片，韩国大众电影的历史即是对西方和毗邻的其他亚洲电影类型片的模仿及变异的历史。”《韩国电影史》前言第一页，电影评论家郑圣一这样说道。

郑圣一还总结道：韩国电影的类型，任何时候都是保守的接受，并通过社会再构成的方式发展而来。

在某次发表获奖感言时，宋康昊说：“一个演员不能为改变世界而选择作品，我只是想参演具有大众性、商业性的同时，又能让观众从中找到意义的电影。”——这可能就是韩国电影在保守接受和模仿变异后，形成的自我风格。

奉俊昊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既具商业性，又兼具创作者的个人意识与思考。

全斗焕时期，情色片盛行时，韩国也有许多反应社会问题的影片，但只流于表面。后来，韩国电影人苏醒，呼唤严肃电影，并提出“韩国电影不应该成为遮蔽社会矛盾的手段”“韩国电影不应该成为人们寻欢作乐、转移人们痛苦的工具”。

这种呼喊与政策松绑前后脚而行，从题材上给予了韩国电影极大的探索空间。韩国电影极易出纵深感的几大题材：朝韩问题、财阀、政治转型、1997年经济危机、社会案件、阶级分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被逐一开发。

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宋康昊这一类演员再次被偏爱。

宋康昊长了一张不像演员的演员脸，有着不像演技的演技。他的这种特质，在处理大事件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朴赞郁说：“相较于学院派的崔岷植，韩国最棒的自然主义表演者非宋康昊莫属。”奉俊昊说：“在片场看宋康昊演戏是一种享受。”

宋康昊的演艺生涯，不仅能串起小半部韩国电影史，也能串起小半部韩国史，因为他的角色就是活在其中每个阶段不可或缺的“普通人”。

1999年，宋康昊和崔岷植拍了《生死谍变》，导演是姜帝圭，讲的是朝韩间谍之间的故事。这部片创下620万观影人次的记录，超越了《泰坦尼克号》的417万人次，成为当时韩国电影史上最卖座影片。

2000年，宋康昊和李秉宪、李英爱合作《共同警备区》，导演是朴赞郁，依旧是朝韩分裂背景下的故事。

接下来几年宋康昊与奉俊昊基本捆绑出现。

2006年，《汉江怪物》，科幻片，导演奉俊昊。与同期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票房达1301万观影人次。在韩国，即便是现在，票房能突破千万人次都值得放烟花庆祝。

2003年，《杀人回忆》，导演是奉俊昊。题材是社会案件。

2013年的《雪国列车》、2019年的《寄生虫》，导演都是奉俊昊，关注的是同一问题：贫富分化、阶级固化。

2013年《辩护人》，原型是为受害人作人权辩护的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

2017年的《出租车司机》，讲的是出租车司机视角下的光州事件。

宋康昊极具代表性的轨迹，成了韩国影史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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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报道韩国财阀的美国记者乔弗里·凯恩，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后写了一篇文章，挖掘了《寄生虫》背后的财阀支持者。

她是李美敬。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孙女，CJ集团副主席。她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后，第二个登台发言。李美敬深耕美国，铺埋人脉与资源，此次《寄生虫》获奖，背后CJ的公关力量不可忽视。

CJ集团旗下的CJ娱乐，收购了音乐频道Mnet Media和口碑电视台tvN，操持着防弹少年团的多场海外巡回演出，与防弹少年团母公司Bighit深度合作。在韩国娱乐版块，CJ是一条绕不开的“大鳄”。

三代财阀的偏爱，也是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初代财阀退居二线，二代、三代开始行走江湖，他们与韩国政府一样，将眼光放在了尚待开采的文娱产业。

李美敬接手的CJ，原来的业务是制糖，她主事后迅速转型，并于1995年，用3亿美元收购了梦工厂11%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为打入欧美铺路。

乔弗里·凯恩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寄生虫>反映的阶级鸿沟，恰恰来自它的制作者们》，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和矛盾，有点财阀花钱拍了部电影骂自己的感觉。

李美敬十分尊重创作者的自由，奉俊昊的《雪国列车》在美国发行时，美方制片人想剪掉20分钟美国人看不懂的对话，但李美敬最终按照奉俊昊的意思保留。朴赞郁和奉俊昊都是CJ长期合作的导演。

李美敬说：“我梦想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人每周吃一次韩国菜，时常听韩国音乐，一年看两次韩国电影。”把韩国文化推向世界，是她一直以来的志向。

朴赞郁的《老男孩》在戛纳获奖时，她成功了一小步，如今《寄生虫》摘奥，她成功了一大步。

从金钱回报上看，在摘奥之前，《寄生虫》已经获得了1.65亿票房。

财阀、资本与自由的尺度，这对矛盾在韩国电影这个容器里被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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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0年，虽然遭遇了“文化黑名单”事件，但从时间纵轴上来看，韩国电影正处在与政权、资本的双重蜜月期。创作者奋战之余，这也是韩国电影崛起的力量。

韩国电影初代导演申相玉去世时，蔡澜写了《悼申相玉》。上世纪七十年代，二人在亚洲影展相识。

“当时的电影界，是黄金时代，亚洲电影制作头头，日本的五大：东宝、东映、松竹、大映和日活，与香港的邵氏、台湾的中影和韩国的申氏联合起来，组织了亚洲影展，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申氏，就是申相玉的申氏电影。1978年，申氏被朴正熙政府关停。黄金时代的光芒再也照不到韩国电影头上。

蔡澜回忆说，每次去韩国拍戏，申相玉都会派工作人员来给他用，“那是一群任劳任怨、从来没见过那么勤力的电影人”。

韩国电影人有一种韧性。这种韧性使他们敢于直面社会的阴暗与角落，也传导出韩国电影照进现实、改变现实的力量。《熔炉》《素媛》倒逼法案修改，《杀人回忆》《梨泰院杀人事件》上映后，民众掀起追捕真凶的舆论狂潮，《寄生虫》获奥斯卡后，首尔市政府宣布拨款为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提供房屋修缮……

历史没有偶然。历史允许你去冲破束缚时，你得做好准备，然后才能一步一步站到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而当被偏爱时，聚光灯不会照向别处。

参考资料：

[1].《<寄生虫>反映的阶级鸿沟，恰恰来自它的制作者们》，作者：乔弗里·凯恩，《外交政策》，观察者网凯莉译。

[2].《韩国电影史》，作者：（韩） 金美贤/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

[3].《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作者: （美）闵应畯 / （韩）朱真淑 / （韩）郭汉周

[4].《韩国电影厉害在哪里？从<电影振兴法>到<寄生上流>夺下奥斯卡 作品深入全球的关键心法》，作者：La Vie

[5].《悼申相玉》，作者：蔡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物质生活参考（ID：wzshck），作者：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