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中国制造业：如何重塑与世界的关系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背景：2019年5月10日，广东东莞，工人在长盈精密技术公司的智能手机金属外壳自动化装配线上工作。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造就（ID：xingshu100），主讲人：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文字：黄一成

2019年，我们就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负面消息，比如部分工厂开始从中国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2020年，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经济的下行预期，比如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将会再遭挫折。持续进行着的贸易摩擦、全球蔓延的疫情…究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家真的能够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处于时代变局中的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要想搞清楚真实世界的底层逻辑，光靠“感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找到可靠的事实和证据，并给出建立在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的严谨而理性的回答。

中国经济的真正基础是什么？

贸易摩擦的真正根源在哪里？

制造业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3月22日，造就邀请到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与我们分享他的看法。

相比孤立看待问题的观点，施展老师站在了更高的格局、更长的时间线，解读了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疫情对中国经济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以下为正文：

很多人问，中国经济在这次疫情当中究竟会遇到什么问题。

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更长期的事件是什么？就是去年前年开始的贸易摩擦。疫情之下的中国制造业，以及在贸易摩擦背景之下的中国制造业，在这两重冲击之下，中国的制造业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

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结论：第一，中国经济会遭遇挫折，第二，制造业并不会移出。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会遭遇挫折？

首先中国经济自己在停工，因为疫情，你没有办法上班了，没有办法干活了，中国经济自己在停工，所以你会遭遇挫折。

第二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停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别的国家的制造业也开始遭遇到了问题，终于等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逐渐开始恢复了，我们开始恢复生产了，结果外国又停工了，外国停工，反过来中国也没有办法开工。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境？这跟这些年来全球经贸结构当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紧密相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里面有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这是什么概念？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正好反过来了，全球各国贸易结构当中有70%以上已是半成品贸易，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才完成生产的。

这就意味着各国在生产环节上已经高度的相互依赖了。所以中国停工了，外国也会停工，反过来外国停工了，中国也会停工。所以直到外国的疫情真正过去之前，中国的生产要想完全恢复，其实很难。

第三个原因，如果国外疫情迟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话，那么国外的消费就会大幅下降。而GDP的来源，三驾马车，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出口。中国是出口大国，如果疫情迟迟不能褪去，我们就会看到其他国家消费能力会下降，中国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制造业并不会真的从中国迁出

很多中国工厂在向越南转移，但严格来说并不是转移，是溢出

这么说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当中超强的供应链网络。

在2019年的时候，我到越南去做了很深度的调研，我要去看一下所谓的中国制造业转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确实看到有很多中国的工厂在往越南转移了，但是这种所谓的转移，严格说来并不是转移，而是溢出。

我们可以看到往越南的转移都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而组装环节它有两个特征，第一，对于供应链的需求不是特别的高，第二，人工成本在当中占比相对较高，这些环节转移到越南，那么在当地是有竞争力的，但其他环节往越南转就比较难。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把全球经济比喻成一辆大卡车的话，美国就是发动机，而中国是传动轴

要解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逻辑，跟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实际上是同样的。过去很多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说，中国劳动力、土地这些要素价格很低，所以中国的成本低。

但是要注意，用这来解释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经济是有效的，那时中国的要素价格确实低，但是到了21世纪你会注意到要素价格比80年代9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高多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都比高多了，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下降。

不仅没有下降，如果你仅仅看制造业的话，你会发现发展速度甚至是更快了。我给出的一个解释框架就是，光用中国自身是解释不了的。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或者说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它的成长过程，跟全球经济大的转型之间有深刻的关联。而全球经济的大转型，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机制来自于美国的转型。

美国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颁布过一个法案，在此之前美国的创新，各种新技术等等，主要是集中在大公司的手里，而在这之后，这些新技术主要都转移到小公司手里了。

那么现在小公司的这种新产品，它不是一个终端产品，没有办法直接卖给用户，还得有别的公司来把它给整合在一块，整合成为新产品。于是你会发现，美国的创新逻辑开始发生一个变化，大公司跟小公司发生了一种分层的逻辑，小公司掌握技术，大公司不再那么掌握技术了，它从小公司购买技术授权，然后大公司掌握的是产品的创意。在此之前，大公司一旦有什么创新的话，它是有它的技术壁垒的，别人没有这技术就是进不来的。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技术就不在大公司手里，而是在那些小公司手里，并且小公司有充分动力把技术卖给更多的公司。所以对大公司来说，它没有技术壁垒了，就只好追求速度壁垒，就是要确保自己创新的速度比谁都快。而为了能够有效率的创新。

对大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得把我的生产流程全都外包出去，这才确保它的创新效率。谁又能承接外包？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足够有效率。第二，必须足够有弹性。之所以必须如此，因为如果没有效率就无法接到订单，而效率要求专业化。可是一旦太过专业化，就会被锁死在发包方特定的产品线上，一旦发包方创意一变，承包方就会死掉；为了免除这种风险，承包方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转型，于是就不能专业化。也就是说，效率跟弹性这两个要求是彼此矛盾的，没有办法同时满足。严格说来，是在同一家企业内部没法同时满足。

中国就做到了。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专业化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它所生产的产品被还原到极为基础的那种零部件，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可以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产品互为配套关系。单个中小民营企业极度的专业化，然后无数个中小型企业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而网络内部的这些企业彼此之间可以不断的互为配套关系，整个网络的弹性就非常好，而里面的单个企业效率非常高。

供应链网络是中国能够承接大部分外包的一个前提，而此时你观察供应链网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就是它的规模。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的中小企业越多，那么它可以达到分工的深度就越深，越专业化，效率越高。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里面企业越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多，整个网络的弹性也就越好。

那么一旦网络的规模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质变。劳动力跟土地这两个要素价格在总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劳动力土地的价格就不再是决定综合成本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核心问题是整个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

中国早就过了门槛了，所以中国才能在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上独步天下。于是你就会发现，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在从全球各个国家往中国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以非洲为代表的那些国家，他们的比较优势仍是原材料产业，而原材料产业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它只能对接中低端制造业，所以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全球经贸结构，我称之为双循环结构，就是中国跟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一个经贸循环，是二三产业的循环。中国跟非西方国家之间是一个一二产业的循环，而非西方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彼此之间没法直接循环起来，它必须得以中国作为中介，全球的经贸循环结构才能运转起来，就类似于阿拉伯数字的8，中国是处在中间的节点上，这个节点位置我称之为枢纽。

当然要注意所说的枢纽位置，不是说中国因此就是世界中心了，全球的资本循环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把全球经济比喻成一个一辆大卡车的话，美国就是发动机，而中国是传动轴。

例如，一个复杂产品，假设它一共有100道工序的话，有可能70道在中国，10道在东南亚，还有20道可能在西方。演化路径上最尖端的，最先进的，目前仍然掌握在西方手里。所以如果我们的中低端产业，中国工厂对于世界的比较先进的理念技术把握不到的话，那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国内投资就会变得很谨慎，很保守。

所以，绝不要对别人幸灾乐祸。在更多的方面，我们跟世界是相互深度依赖，甚至是完全集中为一体的。

制造业应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疫情、贸易战，都不足以对中国的制造业构成实质性挑战

刚才我谈到了西方的高端制造业，它是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技术优势是很难被替代的。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是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而成本优势在日常状态之下，是一个没法被克服的优势，所以不论是这次疫情，还是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贸易摩擦，由于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这种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疫情和贸易摩擦都不足以对中国的供应链，对中国的制造业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如果进入到非常状态，则西方国家便不会再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它们便有可能会不惜代价重建自己的生产体系。这对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当中的结构性地位会是个巨大的冲击。

如何能够避免进入到这种非常状态呢？前提就是中国和世界得保持一种必要的信任基础，如果信任还在，那么就还是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的日常状态，如果信任破碎，则会转入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非常状态了。

建立信任的前提是，中国需要有足够的视野和格局，能够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状态；再以及，需要把这种视野和格局能够落实在一种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安排当中。

因此，在今天，中国必须更加把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心胸，把我们的格局打开，让中国的视野和格局能够配得上中国经济的世界性影响力，这才是中国今天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施展 著；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造就（ID：xingshu100），主讲人：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