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在逃逸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The Defender（ID：FIREWOO94），作者：Lycold，题图来自：电影《素媛》

“我知道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小林一茶。

一纸缄默多年的血书

《南风窗》独家授权报道《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父亲的“画皮”》一文，揭露了杰瑞集团副总裁，中兴通讯执行董事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一案，目前该案已立案调查，距上次撤案到立案已经过去近一年时间，目前鲍毓明正在取保候审，本人和处理案件相关责任人未进行相关答复。

南风窗报道截图

据受害人委托方认为，南风窗为目前唯一真实报道，其他媒体包括澎湃于4月8日的报道进行了虚假传播和不实报道。受害人并没有接受澎湃新闻的曝光，澎湃也可能在报道中侵犯了受害人隐私权。

中兴通讯回应称：“鲍毓明事件属于其个人问题，不便评论。杰瑞集团发布声明称已和鲍毓解除劳务合同。”

鲍毓明对媒体称：“不存在“养父女”关系，“她做个事是别有用心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并称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小芳所说的是杜撰捏造的，“我相信我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会公正处理的，我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对于是否和小芳发生过性关系，鲍某某表示涉及隐私不方便透露。

“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一年前，鲍毓明在女孩跳海未遂之后，在警局的保证书上却写下了这样的话。

2015年4月，受害人的母亲和鲍毓明通过网友介绍认识，因地方迷信和对鲍毓明的“信赖”决定将女孩送养鲍毓明。2015年鲍毓明在老家天津对养女实施第一次侵犯，11月，鲍毓明带其到北京上学。

2016年4月，鲍毓明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在烟台期间鲍毓明变本加厉，性侵，动用暴力和言语说服等手段，强迫女孩不准对外人说，即使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也不能对外告知，其位于烟台的家中安装摄像头，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李星星上厕所时不能关门，没有隐私，鲍毓明通过诱导，以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等说辞使得李星星陷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2019年4月8日，女孩试图自杀但被救下，在警局第一次讲述了四年之久而又缄默未言的故事 。

在做笔录和取证期间，她并没有和犯罪嫌疑人进行隔离，反而在民警的注视下，鲍毓明和女孩再次接触，随后鲍毓明被释放回家。在做笔录期间，据受害人口述称办案民警曾逼问女孩，问一些女孩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其中有民警掐过女孩的脖子，导致精神错乱，随后这位民警还追问女孩为什么不牵鲍毓明的手。

4月26日烟台公安局芝罘分局下达案件撤销决定书，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撤销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版截图

之后鲍毓明和女孩发生厮打，女孩报警后，带至派出所，鲍毓明写下保证书。在这之后，女孩试图跳海，被救下之后由警察带至芝罘派出所，再次接受询问。随后被迫签下和解书，由生母带回老家进行治疗，经诊断已患有重度抑郁症，创伤性应激障碍，阴道损伤发炎等。

受害人方找到山东一位律师之后，于2019年9月6日向检察院提交《立案申请书》，随后再次立案，撤案和立案均为山东烟台公安局芝罘分局。在此期间，检察院称报警时检察院已经提前介入，但撤案具体原因并不知道。

重新立案之后，女孩再次做相关笔录，长达两个多星期，此时鲍某仍未被拘留，还在外地出差，公安局称鲍毓明已经取保候审，随后案件持续到现在，仍在调查当中。

在治疗过程中，女孩在和有着同样经历的清子讲述之后，开始熟识起来。受害人患上抑郁症后，结实了和她有相同经历的年轻女性，在互相帮助，支持和交流下，她们用一道道伤疤的撕裂作为呼喊的信号，作为辨识的眼神，作为悲痛和抵抗。

这则血书不只有一纸。

微博热搜

也并不是媒体所公布的就是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甚至是绝大部分性侵案件的积压和攀升已逐渐显露，但无疑是冰山一角。

2019年3月2日，女童保护发布2018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据统计，2018年监测媒体报道案例共317起，涉及受害儿童超750人。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为66.25%。数据仅限于媒体公开报道的。

在750名受害者中，害者年龄最小的为3岁；14岁以下的儿童占比为80%，14至18岁的比例为10.40%，有9.60%的受害人未提详细年龄。

一张残暴撕裂的面孔

强奸罪侵犯的对象是14周岁以上少女或者成年妇女，奸淫幼女罪侵害的对象，只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受害人已满14岁。奸淫幼女罪，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就构成奸淫幼女罪；在量刑标准上，犯强奸罪的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作为一名深知法律和社会运行的残暴者，鲍毓明虚假的面目之下，掩映着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事物的藐视。

受害人已满14岁，且鲍否认养女关系，足以见意图所在。

“身高接近一米九、高大魁梧的鲍毓明，性格中天生有种无惧无畏的闯劲。“知名新闻杂志《法人》在2018年的报道中这样称赞身为律师的鲍毓明。

《法人》报道

表皮的底层，是一具两百多斤的残暴身躯对未成年的女孩实施了长久的性侵和暴力犯罪。

他赤裸着上身站在床边，试图把胶带粘在女孩的身上，床头边放着一个蓝色裙子的芭比娃娃，一张穿着粉色汉服的女孩画像，以及一面挂钟，时间还是傍晚，划向深夜的是长达四年多的噩梦和深渊。

鲍毓明，本硕就读于天津大学，在中兴遭遇美国围剿之时，鲍毓明出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是最早加入国际律师协会的中国律师之一，是多家大型跨国企业的法务高管和独立董事，熟知中美法律，已获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

曾为美国通用、美国EMC、阿克苏诺贝尔、美国总统轮船、美国Pro-Mart、 美国朗讯科技、清华大学、中国五矿进出口、北京三元食品、北京清源世纪等公司提供了外商投资、进出口、涉外合同等法律服务；主持了美国新闻集团与中央电视台的合资谈判与文件起草；参与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航空俱乐部、迎宾广场等项目的投资筹备。出庭代理了众多公司金额上百亿元的涉及投资合资与国际贸易等争议的诉讼和仲裁，包括由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或再审的多起案件。

鲍毓明个人网站

犯罪嫌疑人拥有绝对阶层统治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一张极尽完美的画像摆在一位母亲面前，一名未成年的母亲面前，甚至是权力结构面前，都有诱惑力和说服力。

毫无疑问，这种暗含的，隐约的，模糊的“合法性”存在已是共知，伤害和犯罪成本能在完美的外衣掩饰下不断消磨。

熟人作案，话语诱导，错乱受害人的认知，封闭其精神世界，并以爱之名，假借道德上的正义，给残暴和撕裂渲染了温暖的颜色，鲍毓明浸淫在罪行之中，自以为是而又不以为然。

当犯罪行为成为惯习行为，就如同食人之兽，黑夜和白天无缝切换。

鲍毓明熟知法律，不仅是年龄问题，他利用法律空档和双方的特定关系。

即使2013年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也仅仅界定为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就范。很大程度上引向了受害人的主观意志，而这在判定过程中又是何等复杂。鲍毓明利用信任关系也同样加深了其判定上的难度。

《法人》曾在对鲍毓明的公开报道中称鲍毓明入职杰瑞短短两年时间，被身边人公认“没有架子，给集团带来了可载入公司史册的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在“2018年初的杰瑞集团首届法务体系年会上，很少参加部门年会的集团董事长孙伟杰亲自莅临现场颁奖，并对鲍毓明执掌的法务部工作给予了上述高度评价。”

他把受害人拉到电视前，逼着她看屏幕里那些稚嫩的，裸露的身体，被陌生的男人压在身下，发出奇怪的声音。他累了之后，就打开窗子，饶有兴致地看楼下的孩子们上体育课，手放在两腿中间不知道做什么。

鲍毓明持续的向受害人灌输：你的世界不能有妈妈，不能有老师和朋友，只能有爸爸一个人。

你必须接受残暴，并认同残暴。清洗一切人伦和道德，试图去除一个生命对人性的概念和体验，囚禁和伤害之下的女孩，是一具供于暴行的物体。

这张脸不止有一孔，能够演化，能够出离，能够变异。

她开始“学着去网上求助，学会了如何用微博，微信，那些鲍毓明禁止使用的通讯软件。然而所面对的恶意却让她始料未及”。有人让她忘掉，“有的问是不是你爸爸不给你零花钱了，还有人问了她许许多多奇怪的问题，告诉她国际刑警会把他爸爸抓起来，然后这些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感觉自己“再一次要疯掉了，汹涌而来的猜疑和恶意，把她的期待一次次粉碎，把她一次次推了恶人的身边。”

他们“咀嚼她的痛苦，旁观着她逐渐崩溃的内心，在粉碎着美好事物的快感中，填充着自己空虛而焦躁的灵魂，让身心俱惫的她继续像替罪羊一样承受着这一切。”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事情爆料之后，很多网友在微博底下质疑女孩的母亲，称其责任难逃，说其迷信等，并称女孩为什么没有及时向母亲告知，质疑与受害者有关的细节。

这与电影《真相》片尾凯特布兰切特面对质疑时的反驳如出一辙。

人们总是会将部分细节紧紧抓起，以为这就是关键和核心，我们认为一切都是严密的，总是有漏洞的，可我们忽略了这是一个被性侵多年的未成年人以及一切围绕在其身边，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日日夜夜。

一面巨大无形的隐喻

三次报警始终未对犯罪行为形成有效有力制止，反而在鲍某的不断侵犯和案件被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使受害人在未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一面是稀少的阳光，一面是巨大的层层社会关系隐喻。

鲍毓明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形成巨大的抵御和遮蔽作用，利用其引诱，也同时利用其掩饰，完美的表皮下流动着不为人知的罪恶行为。

这也是大部分性侵犯罪诓骗的旗帜。

人们往往对所谓的精英和上层人士充满社会想象，这种想象足以使得其利用符号构建权力框架。鲍毓明的符号集合充满了精英，正派和主流价值观中的阶层要素。权力精英不是单独的，也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和流动的。

社会权力精英网络的存在和蔓延，使得其弱化和消减了公众利益的平等运行，逐渐膨胀化，扭曲化的权力结构建造着属于圈层的坚硬厂房，吸纳和诱导着墙外想象的眼睛，吞噬的私有劳工成为沉默的羔羊。

鲍毓明的完美履历和社会形象是否真实存在？是另一层模糊的隐喻，快速通过司法考试，并被质疑，受害人称亲耳听到鲍毓明材料造假猜得到诸多工作，建立在合理猜测的基础上，对于这层身份的质疑也需要得到回应。

这面隐喻不仅是鲍毓明们的特权，同样暴露在其他人身上。

女孩曾写下这样的文字：“你是受害者还不够，你还必须是完美的受害者，一切都要完美无缺，要接受足够的性教育，要尽可能保守地穿着打扮，被侵害了还要冷静的和施暴者周旋，要自始至终坚决的抵抗，要在自己和施暴者身上留下伤痕，要保存好那些能够被施暴者轻易破坏掉的证物，即使被质疑和中伤也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态度——否则你就可能是一个造谣污蔑者， 一个滥用公众善意的小偷，一个分手后想要报复另一半的怨偶，一切不堪入耳的罪名都可以扣在你头上。而那些真正应当被指贵和处罚的人，躲在幕后得意洋洋地讥笑着那些敢于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们，看，这就是不屈服的代价！”

在鲍毓明的案子中，低犯罪成本和强社会关系对应着高维权成本和弱社会地位，颠倒和矛盾的局面使得对于受害人身份的想象和期许变得无以复加。

《大小谎言》中女主的胜利绝大部分来源于其录制了家暴的过程，并以专业律师的知识技能在法庭上将其作为有力的证据呈现出来，只能通过不断扯烂伤口的途径去获取法律和社会的同情性泪水，微弱的胜诉，犯罪者的承认，以及在不断撕裂之后的愈合之痛。

现实中亦是如此，性侵案不是近几年发生的，也不是近几年增多的，只是媒介的社会功能披露了冰山一角的部分而已。然而这也是弊端所在：洪流般的侵袭之后，很少被追踪和再记忆，集体失忆仿佛只是一瞬间。

这层隐喻的背后，不是公众的过错，本质上公众权力的不对等和微弱就势必导致现实中鲜有力量去持续推动，这需要强大的社会支撑，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社会保护机构和公益组织绝大部分只能通过网络进行传散，陷入一种速食时代的精神漩涡。

当我们使用情绪力量的时候，绝大部分是针对犯罪者本身，忽略了一项多重结构下的犯罪行为产生，包庇，遮掩，撤销和再立案到诸多关键性错误的背后成因。

可悲的是动摇这层关系只能依靠同等力量的权力关系，舆论推向高潮。落幕和处置，舆论并不擅长。

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层面界定和保护，立法和司法均同时存在相应的漏洞。

立法层面的量刑对累犯在法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但是在实务审判中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情况，区分处刑的范围狭小，无力做到罪刑相适应。司法层面的取证问题，程序问题，隐私问题等所造成的多次伤害。

2018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表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猥亵儿童的行为，侵害了特定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

与此同时，对于犯罪者的惩戒机制也存在诸多讨论，容易被大众忽略的是性侵未成年人者信息公开的问题。

从2016年开始，浙江省慈溪市、上海市闵行区、江苏省淮阴区三地先后启动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被称为中国版的“梅根法案”。

Megan's law

1994年美国女孩梅根被奸杀，促使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梅根法案”，该法案要求对今后的性暴力犯罪者进行信息登记，并在网上予以公开，以便社会民众查询。

英国于2000年，在一名女童被性侵害致死后，出台了一部“莎拉法案”，要求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必须进行信息登记并予以公开。在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均有相应制度。但在我国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立法实际情况上，目前局部的推动也只是开始和尝试阶段。

首先地方性的法规和意见缺少上位法的支持，现行《刑法》的罪行认定根本上是排除地方的信息公开规定，法律规定对于社会机构的介入目前是排斥的。

另一方面法律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和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相矛盾。犯罪记录的公共属性以及披露在不同持方的观点下，缓慢演进。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首次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最高检抗诉的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被告人最终被改判无期徒刑；年底机构改革，最高检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厅，都释放了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度重视的强烈信号。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网公益主编孙雪梅表示：“性侵者多次作案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即便是受到刑事处罚，出狱以后也可能再次犯罪，所以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违法犯罪信息库的建立，并且有入职查询制度，对孩子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补充说明：再次更新是因为这件事，想起了2018年6月20日甘肃西峰女孩跳楼的采访。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The Defender（ID：FIREWOO94），作者：Lyc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