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如何奔涌？做着父辈的工作，薪水却只涨了3%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作者：正解局

前两天，国内知名视频弹幕网站bilibili（简称“B站”）推出了一个名叫《后浪》的青年宣言短视频。片子极力赞美着年轻人。

但作为“后浪”的年轻人需要的仅仅是认可和赞美吗？

正像有人评论的：

前浪只需说一句“涨房租”，就可以让后浪哑口无言。

“后浪”的无奈，在境外很多国家和地区早有前车之鉴。

我们需要引以为戒。

后浪还需前浪的多多关照

在全球范围，年轻人贫困越来越常见

在法国，1/3的人对年轻人持批判态度，甚至还有个名词“唐吉综合征”来嘲讽年轻人。

因为，法国有部叫《吾儿唐吉》的喜剧片，其中的主人公一个叫作唐吉的28岁年轻人，他一直啃老，不敢离开父母去独自谋生，以致于成为父母的累赘。

原因，其实就一个字：穷。

美国在这方面有比较详实的统计数据。

根据德勤的报告，美国除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比如，在2016年，户主年龄小于35岁的家庭，实际家庭净资产中值是1.1万美元，而户主年龄在65-74岁则是22.4万美元，75岁以上更是高达26.4万美元。

当然你可以说，这肯定是这样，因为年龄增长，工作时间越长，积累的财富自然也越多。

但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年轻人相对变得越来越穷。

在1992年，75岁以上家庭是35岁以下家庭净资产中值的9.4倍，而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4.1倍。

而且，年轻人家庭抗风险能力也更弱，在金融危机期间，年轻人家庭净资产年均下降8.8%，而65岁以上家庭财富损失要小得多。

而且在2007~2010年期间，35岁以下家庭实际税前收入中位数平均每年下降3.8%，是所有年龄段中最大的，并且在危机后，恢复得也要慢得多。

总之，相比其他年龄段，年轻人越来越穷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有研究对11个OECD国家分析后发现，在1996—2006年期间，9个国家的年轻人相对工资（Relative Wage）减少，只有2个上涨。

而在中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等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出现了“忙穷族”“清贫族”。

我曾经在文章里讲过一个例子。

一个叫吴宜桦的中国台湾女生，研究生毕业起薪2.2万新台币，不到5000元人民币，到28岁时，工资涨到了3.9万新台币，也就是8800多元人民币。

她做的是活动企划，而她父亲在31岁时，同样是企划工作，工资是3.8万台币，这中间隔了20多年，工资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相关数据显示，从2000到2016年，中国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平均起薪为2.6—2.8万新台币。

而这期间，物价又涨了多少？

残酷的现实让她感叹：

我觉得以前的人啊，他们其实只要努力打拼的话，就可以赚很多钱，就能达到一个梦想，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而且，研究还发现，年轻人往往更容易失业。

更关键的是，房价涨了多少？

任泽平领衔的恒大研究院有个研究显示，在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的房价平均上涨了20.6倍，年均上涨6.5%。

其中，南非、西班牙、新西兰、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累计涨幅超过40倍，年均增长8%~10%。意大利、加拿大、法国、美国等，涨幅在12—35倍之间，年均增长5.5%~8%。

只有瑞士、德国、日本、泰国等4个国家的增长在4倍以内。

这其中，当然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效应。但就像弗里德曼说的，“价格永远是货币现象。”

房价上涨背后是大量超发的货币。比如，在同一时间段里，南非广义货币增长了474倍，名义GDP增长了387倍，但实际GDP增长只有2.3倍。美国货币供应，也增长了25.6倍。

但背后更有“有形之手”对房价的精心呵护。

比如，瑞银就认为，澳大利亚房地产的“超级牛市”，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央行实行低利率政策。

像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但澳大利亚政府却努力“救市”，把第一次买房的补助金从7000美元，提到1.4—2.1万美元，使澳大利亚楼市走出了“独立行情”。

但后果呢？

据统计，35—44岁澳大利亚人拥有房子的比例，在二三十年前，这个数字高达75%，到2017年时却下滑到60%。

买一套房，安一个家，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门槛越来越高。

在英国，也一样。英国27—30岁年轻人如果只靠自己存钱买第一套房大概需要18年，如果放在1990年代末期，只要3年就行。

1990年代中期，英国25岁的年轻人46%有自己的房子，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下滑到20%。

买一套房对年轻人来说难度越来越大

甚至，租房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连大家一向推崇的德国，也出现租金疯狂上涨的局面。

调查显示，柏林的房屋月租金2008年时是每平方米5.60欧元，2018年涨到了11.40欧元（差不多相当于87块钱人民币），翻了一番还不止。

而在澳大利亚悉尼，一间卧室租金每周可能要600澳元，但一般工人每周工资却只有700—800澳元，付了房租，他们连口粮都买不起了。

不少无家可归者，在澳大利亚央行门外的马丁广场上搭起帐篷，有流浪者在帐篷上写道：“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才是他们在悉尼买得起的房子真正的样子。”

而美国有些年轻人干脆直接吃住在一辆破旧的二手车里，那既是自己的代步工具，更是自己的起居室和全部身家。

现实中，让年轻人无奈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美国国家债务已经接近25万亿，而美国恰恰很多债务并不是用来投资，子孙后代没法受益，但却需要年轻人和未来出生的人口来承担，而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低的公共福利或者更高的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说，“我们的罪过不是借款过多，而在于投资太少。”

再比如，也有美国研究者指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是不公平的，1938年以前出生的人获得的收益多于其缴纳的税款，而之后出生的人往往在补贴前面的人。

美国国债是典型代际不公平的例子

这都不是最让年轻人无法忍受的。

就像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的，在美国：

我们通常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只要拥有平等天资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人生而奋斗，可以平等地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那么我们并不在意这个阶梯究竟有多高，路有多长。

但问题恰恰在于，平等攀登社会经济上行阶梯的机会越来越少。

年轻人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他们的父辈。

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帕特南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有钱的父母，可以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就读学区里的好学校，上各种兴趣班，结交更多有钱人家的子女，享受到父母人脉的庇护，最终，他们也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2014年的数据显示，一个美国高中生，如果他来自经济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排前1/4的家庭，和排后1/4家庭的孩子，前者上一所卓越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7倍！

有钱人越来越倾向于住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圈层”，并把资源传递给下一代

而在现实中，年轻人也越来越仰仗自己父辈。

比如，在英国，35岁以下的首次买房人，父母和亲朋资助的购房款要占到购买房屋总金额的2/3。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没房，那么他买房的可能性要比有房家庭年轻人低约60%。其中，父母有房的年轻人40%在30岁前就买了自己的房子。

而且，父母有房年轻人的财富，在2000年左右是父母没房年轻人的2倍，但如今已经到了3倍。

简单地说，就是年轻人成功与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父母的经济、教育等背景。

年轻人很辛苦，在日本也一样

后浪奔涌，但弄潮不易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年轻人的无奈，带来的后果逐渐演变成两种模式。

一是日韩式的“佛系”。死宅，低欲，不结婚，不生子，依靠父母或者竭尽全力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是西方式的抗争。在美国、法国尤其明显，既然没法通过正途拿到自己想要的，那就干脆上街，打砸抢烧，把心中的愤怒化作广场街道上熊熊燃烧的火焰。

说到底，上升的通道，不论是宽，还是窄，但它一直都应该存在着。

这样，后浪才能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