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付诸何种行动才能遏制暴政领导者的统治？读《阁楼里的暴君》

文/慧阅读

 

夏卡，祖鲁国创始人、声名显赫的非洲之王，于1787年出生于现在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他的父亲是一个小部落首领，母亲是相邻部落已故首领的女儿。他的成长和历史上大部分英雄的轨迹相同：父母偷偷发生了关系，怀孕的母亲受到部落的歧视。私生子不受父亲部落的认可，只能和母亲的族人生活在一起，而在那里，他受尽了嘲笑和欺辱。他唯一的陪伴就是他崇拜着的母亲。

生活中的种种障碍，反倒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品质，并打造了他担当领导角色的基础。在部落的征战中，他的勇猛、军事才能赢得了父母部落之外某部落首领的青睐，成为一名勇士，并最终成为领袖，一统非洲大部分地区。他的军事才华和领导能力让人不敢小觑—他将一个只有100多平方公里的小部落,扩张成为了横跨100万平方公里的强国，并成功在人们心中灌输了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不幸的是，夏卡把当年所受的虐待深深铭刻在心里，直到它变成一丝血红的长线，晕染出他独特的人生观。复仇成为了他生活中强大的激发力量，这一力量也决定了他和别人交往的方式，形成了他的残忍，并使所有反对他的人全部毁灭。当夏卡成为祖鲁氏族的新首领时，他马上对过去受到的虐待实施了报复。他杀死了当年不承认他胎儿身份的叔叔，进攻了母亲所在的氏族。--这种通过复仇和怨恨来处理童年伤害的方式，被精神病学家称为“基督山情结”。对患有这种情结的人来说，复仇会称为人生重要的驱动力，一种腐蚀一切的盛怒。

夏卡独特的经历表明，领导者身上优缺点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缺点可以变成优点，优点也可沦落为缺点。就像夏卡在年轻时经常感到愤怒，而这种愤怒却成为律己；而帮他熬过童年苦难的自尊，却最终沦为自大和丧失人性的独裁。夏卡不是最后一个暴君，独裁主义不会灭亡，除非，人们学会审视这种独特的领导力，并找到遏制这种暴政的关键所在。

 

暴君为什么能为所欲为？独裁者的行径为什么能得到追随者的认同？这就要理解领导者的“镜子效应”—或者说，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互动模式。没有一个领导者会是一座孤独的岛屿，领导者需要完成很多角色，这通常是一个交互的、动态的、相互促进的过程。不存在没有追随者的领导者，也就是说，追随者的心态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领导者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

尤其在发生社会剧变的时期，人们都不可避免的产生焦虑情绪，追随者就会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领导者的权力上，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安全感和身份意识。他们渴望领导者能对他们的需求产生回应，于是这些“理想匮乏”的追随者会刻意地去讨好或者赞颂领导者，有时候甚至有夸张的奇想。

 

要经得起如此的赞颂，领导者们需要坚定地通过“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区分内心幻想和外界现实的认知活动）。遗憾的是，有很少的领导者能淡然对待这种仰慕。对于有自恋倾向的领导者而言，这更会加重他们自我放纵的危险。当领导者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满是镜子的门厅，他们就会相信，追随者塑造出来的幻想都是事实而非幻象。不久，他们就深深的陷入夸大的漩涡中转不出去。理想化，然后是镜映，然后是进一步夸大的理想化……追随者就是这样增强了领导者的自恋倾向。陷入这种自恋循环的领导者，会过度专注于对无限权力和胜利的幻想。

就像夏卡，尽管他的军事才能让他获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但是他却没能通过“现实检验”。随着名声的扩大，他对自恋上了瘾，他需要确认，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转的，他无论去到哪里，都要有歌颂者在前面开路，周围沾满了仰慕的人。而追随者们则毫无疑虑地跟随这位“万能、无所不知的”领导者，直到暴政演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才开始慢慢从幻想中醒来。--夏卡的母亲去世后，夏卡变态到禁止一切性交行为，即便是生小牛的母牛都要被处死，这种病态的行为表明，夏卡的路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独裁者如何对组织成员施加思想控制？从夏卡的身上可见一斑。童年的经历、祖鲁氏族的巫师文化，造就了夏卡多疑的性格，而多疑的领导者常常把群体引入两种情感状态：“依赖假想”和“斗争-逃跑假想”。前者是指群体成员有一种无助感、对外界的害怕，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带领团队；后者则是把世界分成朋友和敌人两个阵营，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回避和攻击的观点，群体会形成强烈的防范和战胜敌人的欲望。

夏卡构建社会结构并使人民臣服的方式就建立在二者之上：对外侵略，对内制造阴谋。夏卡很擅长把外界的威胁作为维持统一和权力的方式，他善于发动战争，因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能够进一步证明领导者的合理性，能够使领导者的行为得到认可，帮助大家接受一条严厉的规定，并将大众的精力引向外界。

 

对内，夏卡就是一位心理控制方面的大师。他把世界分成“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这两个极端，而服从意味着善，反抗意味着恶，随后善恶将得到应有的奖励或惩罚。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只要有任何独立思想的迹象，结果就是一死。而且，这种对“邪恶”进行定义并和内部人加以区别的方式，有助于追随者们增加使命感。--把别人妖魔化，以获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制造”敌人，实现自我身份的识别。

祖鲁国政权的这种特征，也可以在历史上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中找到：他们都是在不断寻找敌人的过程中繁盛起来的，无论是外界的还是内部的敌人。极权主义的国家充满暴力，而战争则是暴力的表达方式；当不存在外部敌人时，领导者就会去创造敌人。在打击内部“邪恶者”的过程中，领导者就很巧妙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生活的挫折中转移开去。于是，独裁者到处制造阴谋，并把它视为一种粘合剂，以此控制领导者和民众之间的纽带。现在，审视一下你所在的组织，是否有类似的思想控制迹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组织可能正滑向独裁主义的深渊。

 

 

高效的领导者会将机密信息控制到最少，让信息随时都能保持畅通，并且愿意把重要的任务分派给下属。夏卡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提供的是反面教材：他不愿意把重要的职责分配给下属，而是能省则省。对他来说，分配权力是一种零收益行为：权力就那么大一块蛋糕，给别人分得多就意味着自己拿得少。他恰恰没有意识到，在一群乐于奉献的下属手中，权力这块蛋糕会越做越大。

正如我们看到的，夏卡善于搜集信息，但分享信息却非他所长。相反，他倒是很信赖“蘑菇策略”，就是把人民蒙在鼓里。他只给出一丁点儿的信息，目的在于撒播骗局，制造恐惧和增强间谍的势力。他在快速笼络同盟为自己所用的同时，也绝不放过任何除掉潜在的敌人和镇压刚刚抬头的叛乱方面的机会（在他那些散布四处的间谍们的帮助下）。

 

要夏卡忍痛割爱，献出信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拿新的信息来换。正如之前提到的，夏卡经常瞒着好几个部下，把相同的任务分派给他们。当他们发现了此事后，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过别人，给夏卡带去更多的信息。这套做法也让夏卡可以比较哪个部下工作比较卖力。通过下达模糊的指令，夏卡让他的谋士们随时都紧绷着神经，在自己面前显露出本性。同时，夏卡的挑拨离间策略，也让重要的行政职务不被掌控在单个下属手中，让他的下属被迫失去制衡他的能力。

通过上述这些策略，夏卡的子民们很难团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风格，使得许多反抗者根本无从下手。夏卡掌握了权力，而且是大量的权力。但问题在于：夏卡利用这些权力为人民谋得最大福利了吗？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虽然上述提到的诸多囤积权力的行为，达到了夏卡预期的目标，但只有在他根据下属能力来选择军队和管理职务的领导者时，他才真正将权力分配给了下属。而他所做的其他行为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是一个无效的领导者吗？当然不。但如果他肯授权给下属，他的领导是否能够变得更加高效呢？那是肯定的。

 

 

夏卡的人生给我们提了醒：所有的统治者是很容易受制于权力的阴暗面的，任何组织、团体或社会都不能只处于一个人的统领之下。因为人类天性中的残忍和暴力因子，会将位高权重者变成十足的恶人。也许对一个人性格最好的测试，就是把他置于权力高位。不幸的是，大多数统治者都挂了科。要知道，权力和理智根本无法和平相处，在它们俩的对决中，理智总是输的那一方。过多的权力会遮住理智的视线，让人们总是相信幻想，成天疑神疑鬼，继而分不出现实和梦境的界限。

历史上太多疑神疑鬼的暴君，他们所干出的勾当提醒我们，每个国家都需要建立并维持一个能对社会腐败实行强有力监督和抗衡的机制。没有这些监督机构，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的执政党是多么仁慈，都会沦落为专制统治。个人的权力应该一直处于集体的监督之下。

 

民主制度要求一个坚固的社会体系的存在，该体系能够抵挡沉睡在人内心的黑暗势力。只有当一个社会有了政治多元化、成熟的法律体系、自由表达的权利和良好的经济势头，这个社会才有民主可言。但仅仅拥有这些是不够的。更必要的是公民自身的素质，以及全力支持民主社会结构的心态。

换句话说，人们必须从内心里赞同民主，相信它能够抵制腐败。这种信仰来自何处？它来自家庭和学校对民主政府基本知识的传播，来自人们对民主的亲身体验，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民主政府在良好的运转，候选人在公开诚实地参加竞选，受人尊敬的人在宣扬人权（当政府压制人权时，他们勇于质问权威）。只有当良性的社会结构和人们对民主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时，个人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醒来吧，阿玛科，醒来吧！ 准备迎接战斗： 凯斯丛林中呼啸的魔狼， 还有远方盘旋的秃鹫， 都在响应乌狼噶的号召， 因为他们知道，夜幕就要降临， 他们就要开始一场荣耀之战！ ——乔治·F·安格斯（George F．Angas）， 《被刻画的不信者》（The Kafirs Illustrated） 

王者的雄心只是虚空， 他们找寻荣耀和死去的事物， 空留下个名号， 只编织出空网来捕风。——约翰·韦伯斯特，《虚空的虚空》（Vanitas Vanitatum） 

你们可以听到 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 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 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的结局； 这一切我都可以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我向活人宣战，死人则不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查尔斯五世，在马丁·路德死后如是说 

我要成为独裁者：我天生就应如此。上帝会原谅我的：那是他应该做的事。——凯瑟琳大帝 

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亨利·基辛格，摘自《纽约时报》 

公元前4世纪时，叙拉古有一位名叫戴奥尼夏的暴君。一天，他邀请一个名为达摩克利斯的侍臣去家里共进晚餐。达摩克利斯之前曾经大肆赞美过戴奥尼夏，夸赞他的军队是多么强大、财产是多么富足、宫殿是多么华丽，还有享用不尽的物产。他曾经这样说道：“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戴奥尼夏听后，回答说：“既然你觉得我的生活如此安逸，何不自己来尝试一下呢？”不难想象，达摩克利斯立刻做了肯定回答，说自己很乐意作此尝试。之后，他就收到了戴奥尼夏的晚餐邀请。

戴奥尼夏安排的晚餐极尽奢华。达摩克利斯刚到门口，就被仆人引到一张纯金打造的沙发入座，上面铺满美丽绝伦的挂毯；接着，仆人给他送来了香水和花环，端上了地里最新鲜的菜果，他的周围还簇拥着许多等着为他服务的俊男美女。在这华丽的排场里，戴奥尼夏还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在达摩克利斯座位的上方，悬挂着一把用细长马毛拴着的锋利宝剑。达摩克利斯入座后便看到了头顶的剑。他战战兢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完全不能好好地享用面前的食物。虽然晚餐极其丰盛，环境非常优雅，达摩克利斯却身处极端的恐惧之中，生怕头顶的宝剑会在某个瞬间落下。戴奥尼夏察觉到了他的不安，缓缓说道：“现在你知道我过着多么‘荣耀’ 的生活了吧！我永远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之中，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这个故事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像戴奥尼夏这种暴君所面临的困境。尽管他们拥有无尽的财富和权力，这些人却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整日被焦虑缠绕，顶着每天都有可能被人暗杀的危险生括，他们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让他们很难与别人相处，也会影响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今天的独裁者——诸如奥马尔·卡扎菲等人——肯定也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寻找暴君的行为动机。作为毕生研究领导力的学者，我经常感到困惑：是什么驱使那些领导者做出惨绝人寰的行为？这些暴君的人格有什么特征呢？他们的行为动机何在？他们是怎么变得如此残忍的？从小的方面（但也更普遍）来看，一些公司同事显得非常不近人情，这又该如何解释呢？那些几乎没有人性的公司领导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是如何在公司里制造出恐怖氛围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些人的行为都涉及权力。一旦人们拥有了权力，他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权力的滥用是无法避免的吗？很显然托马斯·杰弗逊是这样想的。他曾经在信里写道：“一旦有人渴望当官，腐朽就开始在他的心里滋生。”权力犹如瘟疫，祸及所有触到它的人；权力也像毒品，让那些渴望它的人上瘾。一旦有了权力，许多看似正常的人会突然变得丧心病狂。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它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昭示于人，比如拥有权力时。这埋藏在人类性格最深处的暴力因子一旦暴发，毁坏力就会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虽然每个暴君都有自己独特的事业目标，但这本书只讨论了一个统治者，目的在于阐释暴政的特点，揭示它独特的心理动力结构。基于这个目的，我选择了一个饱受争议的非洲领袖作为研究对象：祖鲁国王夏卡·辛赞格科纳（Shaka kaSenzangakhona）——又名夏卡·祖鲁（Shaka Zulu）。在他短暂的统治生涯中，这个不可思议的领袖建立了史上最成功的恐怖统治政权之一。虽然有些人把夏卡当作偶像，对他的暴行视而不见，但众多南非民众仅仅听到夏卡这个名字就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他的一生就是个传奇故事，其中险象环生，充斥着战斗和冒险；他所做的许多决定重塑了南非的政治局势。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这一心理特征。在这本书里，夏卡将作为古今中外众多暴君的代表人物。把他短暂却离奇的一生作为个案来研究，我们会发现暴政和极权主义的源泉；也能在广义上研究人性；更会认识到——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夏卡· 祖鲁。

路线图 本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何为暴政领导者，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关于领导力的知识，极权国家的组成结构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付诸何种行动才能遏制暴政领导者的统治。本书就这些话题进行了适当的讨论，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引用材料说明和简介部分是为引入话题而写的，其中解释了其他学者考察夏卡行为的视角和方法。

在第一部分的三章里，我结合祖鲁文化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夏卡的生活。在这些开篇章节中，我讲述了这个武士首领动荡的统治生涯。

第二部分一共有五章，其中详细研究了性格这个课题，并试图解析暴君的心理特征。在研究中我结合了发展心理学、人际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动力学和生物心理学，探索了暴君的人性结构，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的变态心理方面。虽然第二部分的焦点仍是夏卡，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已延伸到这个历史人物之外。许多研究结果都适用于任何一个暴君身上。

第三部分共有两章，主要内容一是领导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了赋予暴君权力，使他们能够任意操纵百姓的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我还从实际出发，讨论了促成好领导产生的因素，以从反面强调暴君带来的危险，我还提出了一些可以从夏卡的成败当中总结出的领导力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第四部分的两章中，我分析了极权主义自我毁灭的循环规律，研究了极权领导者权力的几个层次，并考察了极权主义的生成基础。在结论中，我提出了应该如何阻止极权领导者取得统治权。

本书旨在研究恐怖统治的心理，并没有遵循线性结构的研究方法。在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发现不适合用直接考察这种方式。因此我运用了许多发散思维，不停地根据话题变换研究视角，其中涉及内省研究、人际关系研究、群体和社会研究等。我的目的是给读者展示那些领导者的“内心剧场”（inner theatre）——那些占据他们内心舞台的邪恶戏子和戏子们诵读的台词——是如何影响他们所创造出的社会构造的，以及这些影响的程度。我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每一个领导者的梦想、雄心、恐惧和不安，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的。

因为理解是遏制暴君统治的第一步，所以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更加敏锐地认清恐怖和极权主义的心理特征，认识到暴君能够给我们所在的社会划出巨大的伤口，并能在局势动荡时坚定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我希望读者能够抵御煽动性言论的诱惑。从古至今，已经有太多的暴君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苦难。然而今天暴君仍然没有消亡，有些甚至如日中天。种族灭绝！战争犯罪！他们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刻下了毁灭性的印记。大家警惕起来吧！声明 我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主持领导力研讨会，也有个人咨询业务，幸运的是（但也十分罕见），我遇到了某些和夏卡性格十分相像的人。然而，我发现所有参加由我主持的高级管理研讨会“领导力之挑战：培养反思型领导”（the Challenge of Leadership）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公司里都有相当大的权力——在极权思想方面给予了我许多启发，即使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其中一部分人的某些行为映射了我们所知的暴君行为模式——这一点让这些。经理人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是警醒）。

上面提到的研讨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所有参与其中的高层经理人都明白他们自身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公司文化和公司决策的。在这些课程中，一些学员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某些行为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到别人或者公司的利益。虽然我与这些学员的交流有限，但总体来说，他们都从这些研讨会当中学到了很多。和这些人交流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从我在研讨会上给予学员的反馈和学员之间的互评中，他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洞见是改变的首要条件——实际上研讨会后确实有人改变了自己那些具有“杀伤力”的行为。

我也想感谢那些和我一起努力，想让公司环境变得更和谐的一群人。

这些执行官让我洞悉了领导权兴衰的过程——而且也确实让我认识到了（在少数情况下）变态心理的存在，比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料给予我的启示都要多。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贡献，还要感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的其他同事——伊利萨贝·尹戈罗（Elisabet。Engellau）、苏德·克卡 （Sudhir Kakar）、罗杰·雷曼（Roger Lehman）、艾瑞克·范德罗（Erik vander Loo）以及马丁·范登堡（Martine van den Poel），感谢他们对我的大力支持。

在着手这个课题时，我意识到要想看清一个祖鲁首领的内心世界，必须首先要了解祖鲁文化。我的出发点并不高深：我首先观看了过去的电影，如《祖鲁》（Zulu）和《天摇地摆震山河》（Zulu Dawn）。后来我看了一部富有争议的电视短剧《夏卡·祖鲁》（Shaka Zulu），由此扩充了我的影视资源观看量。接下来的．一步——就是阅读有关祖鲁战争的书籍——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祖鲁文化，比影视资源给我的启发更多。不过，面对面交流是更有效的学习方式。许多年前，我曾经和布特勒齐酋长（Chief Butelezi，因卡塔自由党的领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聊了聊。他当时正主张建立一个后种族隔离的非洲。后来，我又去了夸祖鲁一纳塔尔省参观过几次，期间和其他人有许多交流，他们和我分享了祖鲁文化的许多精妙之处，这使得我的研究更加深入。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得到了珍贵的启示和建议，使我更好地理解了文化行为的各种模式。然而，我并不是专家。但愿作为新手的我在描绘古老的祖鲁文化时不要带有太多的个人偏见。

我要感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这样一个在商学界显得有些另类的研究课题。我还要感谢研究院和研究委员会的同事 ——尤其是兰迪斯·嘉宝（Landis Gabel）、阿尼尔·嘎巴（Anil Gaba）和阿里森·詹姆斯（Alison James）——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能在喧闹的环境里拥有一个宁静的写作空间，还得多亏了我的助手希拉·洛克斯汉姆（Sheila Loxham）。她有一种现在称之为“积极组织才能”的能力— —非常有创建性地解决难题。这一点让我受益匪浅。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项目经理伊丽莎白·弗洛伦特（Elizabeth Florent），她给我的领导力研究小组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让我能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我的课题。同时我还想感谢不厌其烦地教我学英语（教的比我想知道的还要多！）的编辑凯西 ·雷格斯坦德（Kathy Reigstad）。最后，我要声明：本研究项目中的所有错误和疏忽都由我一个人负责。

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