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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中信出版,头图来自:AI生成
2002年,正值“华为的冬天”,任正非说:“一个企业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追求长远地、持续地实现人均效益增长。当然,这不仅仅是当前财务指标的人均贡献率,而且也包含了人均潜力的增长”。
若干年后,任正非回忆那段经历时,又说道:“事实上我们公司也存在泡沫化,如果当年我们不去跟随泡沫也许当时就会死掉,跟随了泡沫未来可能会死掉,那么我们消灭泡沫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提高人效”。
二十多年后,时代风口逐渐远去的今天,“人效”又一次被频繁提起,成为了衡量一家企业运营情况的关键词。
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许多企业试图通过裁员来提升人效,但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人才流失、士气低迷、关键岗位空缺——这些新问题却接踵而至。事实上,裁员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真正影响人效的核心在于领导力的缺失。
拉姆·查兰的经典《领导梯队》揭示了,不同管理层级的领导者如何在推动组织效能上起到决定性作用。裁员或许能暂时缓解压力,但从长远看,只有通过构建稳健的领导梯队,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人效。
裁员,提不了人效
企业在员工身上花了钱,就如同做了投资,这笔投资是否带来了合理的回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效。
因此,当经营效益下降,很多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裁员。短期看,裁员的确能够快速降低人工成本,但如果仅依赖裁员来实现人效提升,企业很可能会直接绕过对业务本身的讨论,能得到的最多就是挤一挤人员冗余的水分,但后果很可能是错过了业务和组织的整体提升的机会,长期来看,人效还是难以提升。
为什么人效会下降?其中当然有员工未能跟上业务需求的原因,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企业自身的管理问题,组织结构与流程设置不合理,导致业务长期低效运作。与此同时,企业所设计的激励考核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这些都影响整体人效。
过去,很多企业往往聚焦在运营和财务结果上,而忽视了对组织的建设。企业追求“先规模,后质量”,凭借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以及风口的机遇,抓住时机迅速扩张,大干快上,飞速前进。
然而,这种一味追求规模的模式往往忽视了组织管理,导致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问题——组织看似“聪明”,但却并不“健康”。绝大多数公司没有按照不同层级,清晰定义从员工到初级管理者,再到企业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更不要说有角色画像了。到了业务增长进入瓶颈期的时候,组织和人才建设的问题才暴露出来。
经营效益是企业发展的“面子”,而组织与人才效能则是“里子”,是企业追求高质量发展,追求持续盈利能力,追求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
过去几十年,管理者必须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才对组织的工作价值乃至工作本质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员工日益被时代赋能,他们越来越希望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能得到满足,如果一家企业缺乏对员工培养和领导力发展的关注,真正的人才非常容易选择离职或默默躺平。
优秀员工如果感到自己的发展之路受到阻碍,需要等待才有机会发展,就会跳槽到晋升道路畅通的公司。但是企业需要小心地判断为顶尖人才提供什么机会以及何时提供。如果失败,顶尖人才会责怪你,因为你让他们不堪重负。
提升人效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所以要综合维度去考量,考虑你的成本结构,你的业务是否健康,你账上的钱还能维持多久。你可以砍掉产品线,可以降低各种各样的成本,但最好不要轻易裁员。
关注员工人效,不如关注领导人效
事实上,许多企业在追逐人效的过程中,往往过分关注纸面上的人力成本,却忽视了在实际运营中存在的大量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指的是不直接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交付相关的其他费用。其中有些是必需的,比如人才招聘、财务记账和企业社会责任。但绝大部分是对经营无益的,比如企业内部过度的沟通成本、纠正错误时的返工成本,以及人才流失带来的一系列损失。裁员所产生的隐性成本也是巨大的,因为一旦开始裁员,整个公司人心惶惶,工作效率也会显著下降。
在所有隐性成本中,对组织伤害最大的是“角色错位”造成的浪费,这些角色即那些身在更高领导岗位,实则干着下属工作的领导者。他们拿的薪酬比下属多,有的还多不少,但他们做的工作却跟下属一样。
在许多公司中,我们都见过这种情况:本该下属做的工作,领导却紧抓不放,还在亲力亲为。这是企业管理的大忌。领导自己无法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实现应有的成长;直接下属也无法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应有的成长。他们得不到领导的关注,感受不到参与感。
大家总在讨论广义的人效,却很少讨论领导效能。尽管很难量化,但至少应该分析思考。相比去年,如果整体的人效有提升,可以归功于哪些领导行为、哪些领导效能的提升?如果整体人效下降,组织中是不是存在角色错位的领导者,或者有哪些领导者在错误工作内容上投入了时间和精力。
角色错位对组织伤害很大,不仅在于那些多付的薪酬,更在于对下属成长的压制,对重点工作的疏漏,对上级支撑的减弱,结果往往是自身效能低下,团队士气低落。
人效高,组织不一定更健康
说到人效,就不得不提到近些年来正在快速崛起的拼多多。
去年,拼多多年人均营收达到了1456.7万元,年人均净利润约达到了353.1万元。这不仅超过了国内一众“互联网大厂”,甚至已经可以媲美谷歌、Meta 等国际巨头。
很多人认为,拼多多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其极致的人效管理模式。在拼多多,每个员工都被视为一个“价值创造单元”,管理层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每个人的产出。
在内部管理上,拼多多注重员工培训和激励机制,通过扁平化管理和高效的沟通机制,帮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不过,很多人也对拼多多的管理模式提出了质疑。根据其内部员工的说法,拼多多比较鼓励野蛮生长和强拿结果,靠内部赛马和强KPI制度来不断保证公司的高速运转。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关于拼多多高强度加班、不合理的竞业协议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很难说,拼多多对人效的这种极致追求是对企业管理上的一个健康选择。
这背后其实折射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更好的定义人效。
高效的管理模式固然能够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但如果忽视了员工的福祉,可能会导致高离职率和员工满意度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不仅是拼多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挑战。
企业并非活在真空里,因此必须关心所处的社会环境,小到当地社区,大到整个世界。企业经营,需要各种社会资源的加持;企业发展了,也需要心系社会,回馈社会。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对重大社会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比如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健康问题、歧视问题及组织多元化等,并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
人效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体现。如何更好地定义和实现人效,是每一个企业在追求卓越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