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1968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作者：夏伦茨

前晚读到《经济学人》的乔治·弗洛伊德讣告，短短的一篇回顾。相似的故事反复遇见，人生始于穷街陋巷，在出身投下的阴影里挣扎一生。现在，他连挣扎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几个月前，乔治·弗洛伊德还在两家俱乐部当保安，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的Conga Latin Bistro俱乐部，每周二他去El Nuevo Rodeo俱乐部工作一晚。每周一次的都市音乐之夜远近闻名，R&B、灵魂乐、嘻哈和说唱尤其吸引非裔年轻人。发生争吵时，他冲过去，1.93米的大块头往人堆里一戳，送上满面笑容，规劝几句，事情多半就解决了。

比读这篇讣闻稍早一点，我震惊地读到了黑人裔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的言论。她的发言丝毫不负责任，正如她的粉丝所言：“她的观点一点点将我推向前，让我相信，使用暴力可以换取顺从。”

人就是这样被塑造的。可悲的是，中文互联网的信息茧房里充斥着这样的言论，格外受欢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里，人必须时刻理智（这其实根本没人做得到），遵守随心所欲的规则，尊崇强者，主动遗忘，以利益取代正义。卑微、绝望和挣扎的人没资格获取太多关注，同情和道德只是犯傻，有污点的冉阿让不配《悲惨世界》那么厚一部巨著。

坎迪斯·欧文斯臧否乔治·弗洛伊德时，心里想着的应该是另一位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类似法农所说，一个黑人正想当白人。她的悲痛显然是客套，在冷酷的发言中，用片面的事实愚弄着自己的拥护者。话说回来，她是相当无知的人，这些从随意地改变立场，以及“希特勒想让德国变得更加强大，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之类的言论都可以看出来。但这些都被无视了。

没有什么事是孤立的，人活在历史当中。

乔治·弗洛伊德成长的公屋社区 | 休斯敦纪事报 

新冠疫情让两家俱乐部都关了门。乔治·弗洛伊德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窘迫，只能先好歹交上了房租。他打电话给很多朋友寻求建议，估计一直没什么收获。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新近感染上了新冠肺炎。5月25日，他和两个熟人去一家常去的店铺买烟。店员认为他付的20美元是假钞，他不愿意把烟还回去。双方争执起来，店员吓坏了，打911报警，后来指认了那个“大高个”。

（6月7号插一句，我没办法查资料了。也很有趣，做社会检讨时话只是说一半的。一半也好、四分之一也好，无论能说的多么微小，总有一天会习惯，能够自我麻醉。）

接下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令人痛苦的巧合，直接导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警察德雷克·肖万，在El Nuevo Rodeo俱乐部兼职过近17年。他们勉强算同事，不过未必见过面。肖万总是情绪紧张，看到斗殴就直接用胡椒喷雾，时常波及无辜。

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俱乐部前老板Maya Santamaria难以置信，只是猜想，自己在场的话惨剧也许就能避免。太多事无法挽回，“大大的笑容”只会在少数人的记忆里驻留。

在日常工作的Conga Latin Bistro俱乐部，乔治·弗洛伊德有时穿印着“保安”大字的蓝色工作服，穿海军夹克和黑色polo衫时显得特别精神。他总是笑容满面，与熟客们拥抱。他跳舞很糟，时不时秀一段逗大家开心。客人喝醉了，他就帮忙开车送回家；衣帽间不够，他就把客人的物品放进自己的储物间；打烊时，他还帮忙清理吧台。

老板兼房东Jovanni Thunstrom喜欢乔治·弗洛伊德，几乎亲如家人。乔治·弗洛伊德与邻居相处得不错，常隔着栅栏和邻居的男孩们聊天，有时教他们投篮。他毕竟在12岁就超过了1.8米，随马刺队拿到2003年NBA总冠军的斯蒂芬·杰克逊是他的好哥们。

但篮球连接着乔治·弗洛伊德的另外一面。在家乡休斯敦，他生活无望、随波逐流，多次入狱。他的人生也许偶尔闪光，比如1992年，他随高中橄榄球队打入了州锦标赛决赛。比如移居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后，他又遇到了爱情。

乔治·弗洛伊德和母亲 | 休斯敦纪事报

快乐的日子看起来驱逐了往日阴影。《休斯敦纪事报》详尽地追溯了乔治·弗洛伊德的早年生活，那太像每一部美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当中的案例了。贫困对个人性格、人生选择、社会支持的严重影响，懵懂、挣扎、妥协、沉沦、再挣扎……生活千差万别，又如此相似。

乔治·弗洛伊德还很小，父母就分手了。他的全名与父亲相同，也继承下音乐天分。母亲移居新男友的家乡休斯敦，在非裔聚居的老城区第三区（Third Ward），她租下公屋社区Cuney Homes的一间小公寓。Cuney Homes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至今仍有69%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因为缺乏父亲角色，乔治家比邻居更贫困，有时都吃不上饭。

社区生活非常可怕，孩子们路过一具刚死于枪击的尸体不奇怪，小巷中就可能有女孩遭到性侵。母亲温和、乐观，努力保护着五个孩子。母亲有时告诉他该做些什么事情，会加一句：“你是全家的带头人。你是个男人。”他温和地照做，平日不惹事生非，空闲时间总在打篮球。

乔治·弗洛伊德希望摆脱贫困和暴力。他在耶茨高中受到篮球教练与橄榄球教练的影响，刻苦地练习。十年级时，他进入了橄榄球校队；同一年，一位如兄长般的运动新星中枪身亡；另外两名队友毕业不久也被杀害。

在兄弟姐妹中，乔治·弗洛伊德第一个高中毕业。那一阵子，他非常高兴，时常把几句话挂在嘴边——“我要成个人物。”“我要扬名立万。”“我要改变世界。”他和著名的嘻哈DJ“DJ Screw”成了朋友，得到了“大弗洛伊德”的诨号。没多少年里，“DJ Screw”身边有很多老朋友去世，吸毒过量、枪击、交通事故、疾病。2000年冬天，“DJ Screw”本人死于吸毒过量。

1990年代早期，乔治·弗洛伊德获得南佛罗里达社区学院的奖学金，加入了学院篮球队。母亲非常自豪，那段时光也犹如天堂。他开心、刻苦，显示出成为职业球员，甚至加入NBA的潜质。不知道为什么，他于1995年离开了学院，去德州南部的一家大学念社会学。那里离家更近，他没有参与体育社团，同样没有拿到学位。

一位高中同学相信，是因为母亲的沉重经济压力，导致乔治·弗洛伊德几次三番半途而废。在帮助母亲与完成学业的撕扯下，他回到了家乡。那些无法摆脱的绝望感马上复活了。

接下来是最灰暗的日子。1997年，乔治·弗洛伊德第一次被捕，被指控销售不足1克的毒品。这里突然产生了剧集《有色眼镜》的既视感。最近几天，看到若干次对乔治·弗洛伊德犯罪史的追溯，有些的确是真实的，有些全然颠倒黑白。十年间，他几度入狱，偷枪、持有毒品、擅自闯入。其中因购买少量毒品导致的一次入狱，存在重大的冤案可能——毒贩实际上是警官伪装的。

自由的时光里，乔治·弗洛伊德零零散散地打工，没有一份是朝九晚五的全职。

大约2005年，与朋友在第三区兜风时，他看到一群人殴打一个陌生人，正想要把那个人塞进汽车后备箱。朋友认为不该多管闲事，但他很生气，还是走了过去。像未来在明尼阿波利斯那样，他戳在人群当中，不停地恳求他们停手。他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成功了。

2007年的抢劫彻底改变了乔治·弗洛伊德。他与另外五个人入室抢劫，他用枪指着屋中女人的腹部——附近有一个婴儿——后来又去翻找钱和毒品。这次他获刑五年。

1992年，乔治·弗洛伊德在一场比赛中拿下29分 | 休斯敦纪事报

四年后，乔治·弗洛伊德出狱了。他希望重建生活。他结识了新女友，有了第三个孩子，认真地学习做父亲。除了女儿，信仰也给了他力量。他重拾基督教说唱，鼓励街上的孩子们去教会，还热衷于帮助新信徒洗礼，现在的口头禅是：“上帝是良善的。”他录制视频，劝说人们放下枪。

到2017年，这个男人还在与毒瘾斗争。他希望自己戒毒，想要全职工作，获得女儿的监护权。朋友们提议，他可以去明尼阿波利斯重新开始，那座遥远的北部城市素以对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友善闻名。正好第三区的教堂与那里的非裔药物问题治疗中心存在合作关系，他去治疗了毒瘾，并接受工作培训，开始了新生活。

这段时间，乔治·弗洛伊德成为外祖父了，但母亲中风了，开始使用轮椅。他做了若干份工作，精疲力竭。在拿到大型卡车执照之前三周，他再一次选择放弃。

两年前，乔治·弗洛伊德的母亲去世了。母子俩互相想念，但未能见最后一面。他当时如同遭到摧毁。现在，他与母亲葬在同一处墓园，再一次团聚了。

乔治·弗洛伊德当然不是英雄。但高高在上地要求别人自强不息时，可以先想象对方面对着什么，他能不能“自强不息”。也要想想自己的成功基础是什么，有什么了不得的先赋因素（当然，比如父母、家境）还是只是幸运，抑或只是幻想自己会成功。多一点同情心，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

现在是怒火。偶然事件牵连着无数社会问题，我之前全然不知道，华盛顿特区及好几个州的非裔新生儿预期寿命比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新生儿还低。以及，最近一个月，只有不到一半非裔美国人有工作。年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Jacob Frey，这位民权律师曾发誓修复警民关系，现在只是抗议者眼中的耻辱。

歌星碧昂丝也在第三区长大。她的《不是天使》（No Angel）通过MV呈现了那里的街区景象，“Cuney Homes”两个字在片中一闪而过。歌里，一个女子失望地倾诉，说自己不是对方自认为了解的那个女孩，脸庞下藏着复杂的东西。画面里净是凋敝的生活场景，居民们意兴阑珊，一个人展示着自己腹部的累累伤痕。

全世界都认识乔治·弗洛伊德了，还有什么会伴随他沉淀为集体记忆？人的毁灭？暴力？非裔命运？大疫情？华府统治者的冷酷和愚蠢？还有，终于有机会改变世界时，这个大块头能够改变什么？

在我去过南方那么多地方，看到那些渴望改变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之后，我没有办法坐在那里精耕细作自己的才华。我不可能只是去看看他们后就离开。

——詹姆斯·鲍德温，《巴黎评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作者：夏伦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