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启示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Ed Yong、译者：于彭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3月27日，美国COVID-19确诊数破十万*，唐纳德·特朗普站在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讲台上接受记者提问。当被问及如果让他向一个孩子讲这场流行病，他会怎么说时，特朗普提供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回答，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你可以叫它细菌，叫它流感，叫它病毒。它可以有好多不同的名字。好像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编者注：原文发表于4月29日。截至6月28日，美国累计确诊数已经达到259万以上。

这句话在白宫所有的声明中，既不是最重要的，也算不上最过分的。但它或许是最具讽刺性的。在这场仍笼罩着极端不确定性的疫情中，专家们确知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一件，是致病的病原体：一个名为SARS-CoV-2的病毒，它是之前SARS病毒的近亲。二者同为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科学家们对新冠病毒表面的突刺蛋白已经有了原子级别的了解。给我两个小时，我就能抒情朗诵它的全基因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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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疫情仍有许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为什么有人重症，但有人却轻症或无症？研究者建立的模型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究竟有多高？感染人数究竟有多少？社交约束还要保持多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尚待解答？

这些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疫情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到四个月里，全世界有至少310万人感染。经济陷入低谷，社会运行停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记忆里，没有哪场灾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造成过这么大的改变。

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佐伊·麦克拉伦（Zoë McLaren）表示：“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疫情，所以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昨日的举措是否本可以改变今日的困境。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其中的不确定性。”

在其广度和独特性之外，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在传染病学和认知学上的种种不同势力，让这次疫情更令人费解。本文对这些势力的剖析构成了一套破解指南，帮你搞懂这个大到没人能凭一己之力完全理解的问题。

病毒

在SARS-CoV-2猖獗肆虐之前，“冠状病毒”并不是一个常用词汇，所以此前对冠状病毒的报道就很容易导致误解。在一次全球会议（Event 201 Exercise）中，国家领导人们通过角色扮演为一场模拟的冠状病毒疫情演习。一些知道了这场会议的人错误地认为这场疫情是有预谋的。还有一些人留意到某些旧的清洁用品提及了“人类冠状病毒”，便以为这些生产厂家在疫情之前就收到了预警。

冠状病毒并非只有一种。除了SARS-CoV-2，还有另外已知的六种可以感染人类——其中四种很常见，较为无害，三分之一的感冒就是由它们引起的；其他两种更为罕见但致病性更高，它们就是MERS和SARS。

科研者们还在大量不同种类的蝙蝠身上，发现了大约500种其他的冠状病毒。EcoHealth Alliance的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率领了这项调研，他表示：“还会有多得多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保守估计数量上万。”实验室的实验显示，这些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中有些可能传染人类。SARS-CoV-2很可能也来自蝙蝠。

一个随机的蝙蝠病毒跳到一个易感人类的身上，这件事看起来几率很小。但是，考虑到数百万人与携带着几万种病毒的数百万蝙蝠有着日常接触，这种小概率事件就变得高概率了。2015年，达扎克的团队研究发现，在四个中国乡村，那些居住在蝙蝠洞附近的居民有百分之三体内有抗体，这意味着他们曾接触过类SARS的病毒。

达扎克说：“蝙蝠每晚都从居民区上空飞过。村民们有时在蝙蝠洞里避雨，或是采集蝙蝠粪作肥料。根据携带病毒的蝙蝠们的活动区域，对应到居住在这些区域及周边的人口数量，我们估算出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到七百万人会接触到病毒。”这些感染事件大多不了了之。但只要一个病毒传播出去，疫情便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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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伊始，科学家们对这种新病原体争先恐后的研究便充满着不确定性。科研任务本就艰巨，在病原体是冠状病毒时更是如此。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的威尼特·莫纳什瑞（Vineet Menachery）说：“研究冠状病毒非常困难，它们在实验室里不好培养，也很难找到资助。”他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十个专攻冠状病毒的学者之一。

这个领域相比其他研究流感病毒等更显著威胁的领域要冷门得多。在2003年SARS爆发后，冠状病毒研究曾略微走俏，但人们的热情与相应的资助很快就减退了。莫纳什瑞说：“要不是（2012年）MERS爆发，我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学术生涯会专注于冠状病毒。”

这一小群冠状病毒学家现在正快马加鞭，争取弥补多年的科研空白——这在疫情仍在蔓延的当下实在是遥不可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病毒学家丽萨·格拉林斯基（Lisa Gralinski）说：“我们正在全速工作。单位的空间很局促，同事们之间很难保持社交距离。”

她提到了一个小确幸，那就是SARS-CoV-2的变异速度并不高。科学家们在实时跟踪它的演化，虽然不时有发现不同毒株的“大新闻”，我采访过的大多数病毒学家仍一致认为新冠病毒的演化速度是稳定且可预测的。格拉林斯基说：“目前还没看到需要担忧的变异。”此时，世界只面临着一个威胁，但它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

疾病

新冠病毒名为SARS-CoV-2，其导致的疾病叫做COVID-19（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这两个名字是两码事。COVID-19的发病与发展受到病毒、感染者的身体情况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些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可有些重症患者甚至需要呼吸机。

中国疫情早期的一些数据显示，重症和死亡的患者大多是老年人。但在美国（尤其是南方），住院的有许多中年患者，这可能是因为中年人更可能有其他慢性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病毒，可是其病症却迥然不同。

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新冠疫情的统计数据一直都难以确定。致死率（case-fatality rate，确诊患者死亡的比例）估计在0.1%到15%之间。这个区间范围宽得让人难受，可是想要得到一个具体的数字也是不切实际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传染病学家玛雅·玛琼达（Maia Majumder）表示：“大众谈起致死率，都把它当做一个不变的数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致死率的分母——确诊数，取决于国家对民众检测的全面程度。分子（死亡病例）有多个影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其它疾病的患病率、居民区与医院的距离、医院是否有足够的职工和器械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州县、城市都不同，所以致死率也不同。（玛琼达正在和同事们研究如何预测区域性致死率，帮助领导者辨认出疫情中最脆弱的地区。）

与此同时，2019冠状病毒病的变化性也让医生们困惑不已。它不仅在肺部和呼吸道肆虐，其症状在心脏、血管、肾脏、消化道、神经系统都有所表现。病毒是直接攻击这些器官，或是因全身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而产生损害，还是这些症状来源于治疗的副作用，又或是器官因长期依赖呼吸机而造成衰竭？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依旧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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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冠状病毒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少，因为它们往往被控制得很好：SARS和MERS加起来的确诊病例全世界只有约10600个，比COVID-19在纽约一个区的确诊量还少。纽约大学的感染病医生梅根·科菲（Megan Coffee）表示：“对于新型疾病，每周的患者量一般不会上百；在个人的整个研究生涯里，大概才能看到这么多。当你看到了足够多的其他疾病的病例后，就会有不同寻常的发现。” 

2009年H1N1流感爆发的时候，医生们也发现了心脏、肾脏、神经系统出现的症状。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医生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COVID-19与其它疾病完全不同，还是它同期感染的病例特别多？”

普拉萨德担心COVID-19已经具有了一种“临床神秘性” ——有人觉得它是种非同寻常的病，所以需要全新的研究与治疗手段。他说：“人类的一个坏毛病就是总想要在现象中找到规律。这个毛病在充满恐惧、不确定性、信息炒作的情形中被放大，所以现在几乎兴起了一种民间医药学。”

当下，人们在激辩是否应该给患者开血液稀释剂，因为血栓似乎是新冠的普遍症状之一，或者讨论呼吸机对病人是否弊大于利。这些问题的确重要，而医生们在面对新型疾病时随机应变、积极创新也无可厚非，但医学一定要保持严谨。麦克拉伦表示：“医生们目前压力很大，这种压力直接影响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治疗手段是真的管用，还是因为我有心无力地希望它有用，所以它才看起来有效？”

以羟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为例——它作为一种抗疟疾药物，在白宫和保守派权威人士的吹捧之下，变成了治疗COVID-19的灵丹妙药。

第一次提出羟化氯喹可以治疗COVID-19的是一个法国的研究团队，他们的研究中存在致命缺陷——舍弃了一些最基础的科学实验准则，例如没有将病人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安慰剂组，也没有加入对照组研究此药物带来的益处是否优于普通医疗护理，所以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质疑。这些研究项目背后的领衔科学家声称反对“方法论者的独裁”，说得好像随机分配或对照组是应该被反抗的麻烦，而不是有效医药研究的基石。

美国、法国、中国的一些大型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已经质疑了羟化氯喹的效用。在临床实验之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建议停止使用羟化氯喹，因为它有引发心脏病的风险。在夏天前，这些临床实验就会有结果，到时也可能找到羟化氯喹有用的证据。

但目前来说，医生们经常给患者开这种药，却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或是否会弊大于利。与此同时，红斑狼疮和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在真正需要羟化氯喹的时候，却一药难求。在针对COVID-19的大量研究中，并不是每一项都能加深我们对它的了解。这些研究鱼龙混杂，不严谨的只会火上浇油，在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中，带给人们一种虚假的信心。

研究

自从疫情开始，科学家们已经发表了7500多篇关于COVID-19的论文。华盛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卡尔·伯格斯特姆（Carl Bergstrom）说：“这些论文里并没出现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患者在表现症状之前就可以传播病毒。”

但即使这个结论也不是一夜之间得出的。二月初一项来自德国的尚存纰漏的研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科学界在多项证据出现之后才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这些证据包括：病历报告，显示大多数感染病例未被确诊的数据模型，以及一些其他研究也表明，在症状出现之时，病人的病毒载量会达到高峰。

科学的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媒体习惯性地将科学研究描绘成一条星光大道，路上都是一鸣惊人的研究成果，殊不知科研是通过缓慢的摸爬滚打，将不确定性逐渐减小的过程。佛罗里达大学的统计学家娜塔莉·迪恩（Natalie Dean）表示：“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在最初会上下起伏，之后会慢慢收敛趋于一致。这是个正常的科研过程，可是对门外汉来说就看着难受。”

举个例子来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最近在圣克拉拉县的3330名志愿者提供的样本中检测了新冠抗体是否存在，这项研究也登上了新闻头条。研究结果表明2.5~4.2%的民众已经被感染过，与官方的数据相比高出很多。论文的作者们由此声称，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被高估了，而严格的封城举措也可能是反应过度（这个观点就提出过的）。但其他一些科学家（包括统计学家、病毒学家、疾病生态学家）已经对这项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批评。

这项圣克拉拉的研究如果要细致分析起来可以写出一整篇文章，但那样就会失去科研本来的意义：通过个别研究的结论将我们对COVID-19的现有知识体系全部推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现在已经有大概30篇类似的由血液检测研究项目发表的论文。

把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将会问世的研究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对美国民众的感染率做出一个更准确的估计。而这个数字即使估计出来了，政策制订也要权衡其他因素，例如SARS-CoV-2对医疗系统造成的破坏——这一点是纽约和意大利伦巴第的医护人员亲身经历的。COVID-19的致死率是一个学术界可以辩论的话题，但它为医院带来的浩劫却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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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克拉拉这项研究的科学讨论可能在外行看来颇为严苛，但是在学术圈来讲是很正常的。不过，平常这些辩论每几个月才会出现一次，但现在天天都在发生，而且全被公众看在眼里。流行病学家们以前只习惯与同行交流，但现在他们的推特账号却在不停涨粉。

伯格斯特姆说：“党派性的媒体会找到这种单独的研究成果，以其为依据给对手当头一棒。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党派斗争，但我们流行病学家还没有。”

疫情之前，圣克拉拉这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会接受同行评审——这是科研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必要途径。但和许多其它的COVID-19研究一样，这个项目上传的是“预印本”——未经同行评审铁腕的论文。发表预印本让科研者可以快速共享数据，这种速度在疫情中至关重要：几项重要研究的预印本在正式发表的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被上传并探讨过了。

预印本使有问题的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讨论，但这些问题并不止于预印本。第一篇关于使用羟化氯喹治疗COVID-19的文章就是这样，它虽然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但是这本期刊的主编就是文章的作者之一。另一篇声称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穿山甲的文章，虽然多数病毒学家在分析了文章之后驳回了这个结论，这篇文章最后还是发表在了期刊上。

与此同时，科研者们也公开地在线上讨论预印本：圣克拉拉这项研究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同行评审，但是已经被不少同行读过了。这让记者们更容易辨析这些最新研究的风评如何。把学术成果的争议性传达给读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了。一些媒体报道的研究成果甚至连预印本都没有发出来，但这些研究却已经有了新闻稿。

新闻工作者伊万·奥兰斯基（Ivan Oransky）在接受媒体监督机构《健康新闻评审》的采访时表示：“对预印本的报导应该和对经过同行审议的论文的报导一视同仁。一切信息的可靠性都要经过反复核查。”

这种严谨性随着疫情的发展会变得愈加重要。就职于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院并身兼《病毒学期刊》编辑的朱莉·菲佛表示，这段时间她和同事们收到的论文多如牛毛，其中大多数的质量非常差，很明显完全没有被审阅过。

她说：“这些论文哪儿都不应该发，可它们最后还是能发在预印本网站上。”有些投稿人甚至不是科研人员，却硬凑出一个劣质的数学模型就草草了事；另外一些作者虽是货真价实的病毒学家，但不过是一时兴起研究冠状病毒，“为了抢沙发提交了一些平时完全不会投稿的文章”。菲佛还说，“有些人真的是热心地想要帮忙，但投机分子也实在太多了。”

专家

上个月，法律专家理查德·爱普斯坦（Richard Epstein）宣称“目前美国这种有组织的恐慌是不合理的，”随着疫情进展，“得到好消息的可能性大于坏消息。”他的文章被保守党圈子和特朗普政府广为传唱。

《纽约客》的艾萨克·乔丁纳（Isaac Chotiner）在采访他时，提起了他并非流行病学科班出身这一话题，爱普斯坦回答：“交叉询问的技巧是作为律师的素养之一。在我职业生涯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医疗人员。”他在疫情早期的文章中估计有500个美国人会死于COVID-19，之后改成了5000人，而迄今为止，真正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58000，且仍在增长。

许多其他的非传染病学家们似乎也有着类似的“专业知识”。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提出新冠病毒可能从去年秋天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了，这个说法被传得满城风雨，可多项基因学研究已经显示美国最早的新冠病例大概出现在今年一月。

据报道，在白宫的一场会议中，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指着一堆羟化氯喹的研究资料，对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说：“这是科学，不是传言。”可福奇已经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了半个世纪，且领导着国家过敏疾病和传染病研究院。硅谷技术专家亚伦·金（Aarom Ginn）在Medium上自己发表了一篇题为《证据在恐慌之上——COVID-19》的文章，它在经伯格斯特姆辟谣之后被删除了，可在这之前，它的浏览量已经过了百万。

专业素养不仅和知识储备相关，它还意味着发现错误的能力。金看不到自己文章中的错误，伯格斯特姆却能看到。我们普通民众更可能是前者而非后者。我们对信息如饥似渴，但却缺乏对信息本身及其来路的批判性分析。

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家、《大西洋月刊》作者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表示：“这是一场认知学的灾难：真正的专家意见并不少见，但想要在嘈杂的言论中将它们辨认出来，我们可用的工具却少之又少。纯粹的履历至上主义并不总是有用。Medium上有很多个人自费出版的垃圾，但早期一些很优秀的科普文章的作者是搞科技的，不是搞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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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应该成为目中无人的门卫，这点伯格斯特姆是同意的。他说：“社会上有才华的人很多，我们需要所有人都做出努力。”比如曲棍球分析员David Yu做了一个小工具，它可以展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COVID-19模型的估算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伯格斯特姆说：“我用这个工具在一个小时内就看到了我在三个星期里都没看到的东西。”

专业素养的缺失，极端的自信，加之社会倾向于奖励自信者而非谦卑者，这些因素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格拉林斯基表示：“科学家们提供的是说明而非绝对真理，我们的专业训练让我们承认科研中的不确定性，但在别人看来就好像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同时给怀疑论者可趁之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科学界。通过诺贝尔奖这样有缺陷的机制，科学界把通常是团队合作得到的成果归功于个人，让“孤独天才”的神话得以永存。通过流量机制，媒体会奖励大声说话的人，而对其信息的正确性却不太在乎。这些说话的人之中，男性占了大多数。

认为专家并不存在的想法十分肤浅。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代的个人所能涉足的专业领域是深奥且狭窄的。即使在流行病学圈子内，传染病研究者对大型流行病的认识会比研究营养学的人更加深刻。但是，疫情防控同时在考验着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如调查大规模测试能否在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要找公共卫生专家；如调查大规模测试的可行性，要找供应链专家；如调查抗体测试是否能显示出人们对冠状病毒具有免疫力，要找免疫学家；如调查这种测试是否利大于弊，要听取伦理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历史学家的见解。没有人是全知的，所以那些声称自己有着一切答案的人不值得被信任。

在一场疫情中，值得我们信赖的不应该是自信的人，而是那些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积极向个人涉猎领域以外的专业知识进行学习、且乐于团队协作的人。伯格斯特姆说：“很多这些端坐象牙塔里的流行病学家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对什么事情都能提出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一般只会有两种来源，一是顶尖学府的大型研究团队，二是某人的地下室。”

通讯

疫情最开始的几个月里，即使资深的疾病专家也低估了它演变成全球流行病的可能性。1月26日，福奇自己说新冠“对美国的威胁非常非常低”，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们需要操心的问题，并不用民众担心。许多新闻工作者也传达了同样的讯息，还常把新冠造成的威胁与流感相提并论，声称流感更加危险。

一些官员的初始动机可能是为了防止恐慌，因为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时美国就人心惶惶。想要保持镇定和冷静的本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过度冷静就会有危险。社会学家图费克奇说：“平时的杞人忧天是和谣言相挂钩的，而我们得到的信息中的确有很多谣言。可如果真的有危急情况，没有人能确信地说‘这次狼真的来了’。我们按照特定的文化脚本运行，而当脚本突然改变，过渡到一个新常态就需要时间。”

有人认为专家们故意轻描淡写了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但这并不完全正确。1月26日，约翰霍普金斯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托马斯·英格斯比（Thomas Inglesby）就发表推文：“我们应该为新冠突破防线做准备。”他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例如储备检测包、添置防护用具，增加沟通透明性，这些是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到的。

四天后，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前主管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以及露西安娜·波里奥（Luciana Borio，现在其所属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大流行病防备办公室已被解散）也要求政府“立刻行动”为美国防疫做出积极措施。图费克奇表示：“我希望人们学到的教训并不是‘专家们错了’。如果你听了正确的人，那他们说的话完全准确。我们错在没有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让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

世界卫生组织也受到了批评，从对新冠人传人的确认、到最后将COVID-19定义为大流行病的官方宣布都不够及时。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就抹杀世卫组织对抗疫所做出的努力，更不应该把一些领导人的不作为归罪于世卫组织。当危险变得显而易见时，世卫组织劝诫国家领导人要积极快速地行动，可有些政府还是做得很失败。不过，世卫组织的过失也给我们上了一节危机沟通课。

一月中旬，世卫组织在推特上发过“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新冠人传人”，这篇推特现在已经是声名狼藉；但当时世卫组织并没有探讨其他重要的信息，例如泰国的新病例，以及台湾和香港的警告。图费克奇说：“它们没有给世界发出足够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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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白宫和其他政府官员在一月、二月、甚至三月都多次表示新冠的威胁小，让民众放心。英格斯比表示，最开始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官员们没有说明的是：疫情的真实进展在当时是未知的；因为检测试剂没有到位，所以没法拿到数据；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以前采取过的机场检测、旅行禁令等措施也并没有阻挡住病毒的步伐。他说：“这些声明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解释，可这是疫情之中的常态。其中的不确定性很多，我们也不应该藏着掖着。”

二月末，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呼吸疾病主任南希·梅森尼尔（Nancy Messonnier）越过上级，向美国公众宣告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只是时间问题。她告诫民众学校可能停课，人们可能失业，“日常生活将被严重影响，对这种糟糕的可能性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二天，特朗普宣称“病例将会下降到接近于零。”第三天，疾控中心的主管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重申“疫情风险很低”，并表示梅森尼尔应该把话说得更清楚些。他之后还说：“美国公众应该继续日常的生活。”到了现在，疾控中心的官员们，作为在以往的流行病中的权威声音，却大多在保持沉默。

想要安抚民心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英格斯比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准确性。我们应该把信息传达给民众，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的、和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些也都应该告诉民众。”（世卫组织也在学习：在4月25日，其错误地发布推文称“目前没有证据说明有抗体的COVID-19的康复者对感染有抵抗力”，在这之后，他们提供了一个更长、更准确的解释。）

如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能在一开始就传达出这种不确定性，公众就可以更容易地将新的信息融括在现存的知识框架中，并且理解不断变化的证据对制定新政策的影响。若非如此，时事更新就显得迷惑重重。在没有说明为什么戴口罩是一个如此有分歧性的问题的情况下，疾控中心对是否戴口罩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看起来就像是武断的任意妄为。

在华盛顿大学研究危机信息学的凯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说：“这种沟通的方式十分危险。它会降低这些组织的可信度。当人们找不到一个能提供可靠信息的地方时，他们就容易相信虚假信息。”

信息

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网络叙事学的雷内·迪雷斯塔（Renée DiResta）表示，在特朗普的弹劾审讯这样的新闻事件中，人们大多通过分享信息来传达自己的信仰。可当灾难到来之时，人们倾向于通过分享信息来“对其所属的团体作出贡献”。

这种共享就像一个催化剂，让人们能团结起来，试着去理解一个充满了焦虑和未知的处境。斯塔伯德说：“当一场地震发生，你去和邻居交谈，过几天就能弄明白都发生了什么。可在COVID-19的疫情中，这种未知性在短时间内不会散去。”

这场疫情的长度好像把人们困在了一个中转站里。他们的生活被连根拔起，未来模糊不清，为了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便尝试着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信息，而且停不下来。伯格斯特姆说：“我们对信息新鲜度的追求越来越高，最后就会听信那些快速肆虐的、未经审查的虚假信息。疫情进展就像慢动作电影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立刻扭转乾坤。”只因为我们一刻不停地追求新的信息，所以才感觉不到这一点。历史上的人们为找寻足够的信息撞破了头，而现代人却因得到太多的信息量而陷入了麻烦。

现代网络上的信息渠道都强调个人化、政治化，其背后的算法鼓励着充满确定性的、极端的断言，而不是那些正确的、细致入微的论点。在推特上，虚假信息以六倍的速度，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更远。迪雷斯塔说：“但这并不是互联网独有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在自己的集体里选择自己相信的人，然后这些人说的话就是对的。”这意味着至少在疫情的初期，亲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美国民众就对疫情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当这场大流行病的现实清晰起来，这种党派之间的撕裂也在迅速合拢。可久而久之，误传（出发点是好的、却具有误导性的故事）变成了虚假信息。斯塔伯德说：“这些故意发布的虚假信息会在灾难中被利用，成为被政治力量摆布的工具。”在恐惧和未知控制人心之时，阴谋论如杂草一般疯长。

白宫每日的新闻简报更是使人困惑不已。特朗普多次将疫情轻描淡写，想要改写他失职的事实。他有一套样板戏：拒绝负责，寻找替罪羊，煽动文化战争，根据自己的需要左一句右一句地扭曲事实（甚至自相矛盾也无所谓）。特朗普在这场疫情中已经撒了不少谎，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架势，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日渐繁多。羟化氯喹被他打了广告以后变成了稀缺药物。他错误地声称人们如果想要新冠检测就可以去接受测试，结果本就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又来了大群的有健康焦虑症的人。

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媒体评论员已经敦促新闻平台们停止直播白宫的新闻简报。这看起来很极端，但当总统的言论能逼着医生向民众解释消毒液不能喝的时候，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手段。纽约大学的一名新闻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说：“不管你问特朗普什么刁钻的问题，好像都没办法防止他传播那些能对个人健康产生极大威胁的虚假信息。人们觉得记者们要是再坚决一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其实记者们也无能为力。” 

罗森还表示，目前媒体们默认的这种碎片化地更新信息的节奏在全球流行病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上是不适用的。他说：“新闻工作者们仍旧将创作新鲜内容看作是本职工作，可如果把提高公众对COVID-19的理解作为目标，一篇接着一篇的新内容是没法做到这点的。理解新的信息需要很多背景知识，而现在的新闻体制能提供的背景知识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种断断续续的报导只是放大了科研过程中的错综曲折，把微小的证据描绘成转机时刻，让本就心里没底的人更加迟疑，最后轻信了虚假信息。

如果媒体不改，那媒体的用户可能就得改。斯塔伯德建议人们在收到新的信息之后放慢脚步，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先对其进行审查。她自己现在就不怎么去看那些碎片化的疫情速报，而是更专注于本地的新闻。她说，这在“信息疫情”中就相当于“洗手”。同时这也可以打消那些“大流行病可以被实时追踪”的错觉。

数字

信息更新的快节奏让我们以为大流行病是可以被实时、准确地监控的。但每天更新的数字展现的其实是一个扭曲的现实。随着四月份慢慢过去，确诊数字显示美国部分地区的疫情在平缓下来。可要下确定的结论是很难的。

根据报导，美国接受新冠检测的人里有百分之二十仍然测试为阳性。这个数字比几乎任何一个其他发达国家都要高，而且还一直居高不下。这说明美国还只局限于检测非常易感的高危人群，而大部分的感染者依旧没有被检测到。如果这样的话，曲线走势趋于平缓可能是因为美国在查找感染病例上已经力不能及了。

在这种担忧面前，美国政府在“14天内确诊数字下降”之后做出的全国重新放开的计划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确诊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那么它作为一个评判标准也就毫无作用。佛罗里达大学的统计学家迪恩说：“要想知道确诊数字是否真正走向平缓，首先需要知道我们是否做了足够多的检测。对于那些乐观的说辞我依旧保持怀疑。”

当看着那些确诊数字的时候，记住这点：这些数字并不代表某一天有多少人被感染了，它们反映出的是检测量有多大（现在依然不够大），从开始检测到汇报结果之间的延迟（可以很长），还有部分假阴性的结果（比例还比较高）。同理，每日更新的死亡量并不能实时地描绘病毒的杀伤力。因为信息通报会有延迟，周末的死亡量看起来都会低一些。

对死亡量的计数是一个普遍难题，各个疾病之间都不太一样。疾控中心估算每年有24000到62000个美国人死于流感，这个数字在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和COVID-19迄今致死的58000人相提并论，但这种比较很具有误导性。

COVID-19的致死量是根据阳性核酸检测结果或临床鉴定结果统计的。流感死亡数字则是用一个模型估算的，它以住院和死亡证明作为依据，并且囊括了对因流感而死亡的病例量的估算。如果流感致死量像新冠致死量这样统计，那就会变低不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高估了流感的危害，而是我们很可能低估了新冠。

- MiroslavaChrienova -

这也就意味着，收集数据的过程总会使这些数据的分析变得复杂。有报告声称已康复病人体内的冠状病毒可以“重新激活”，或者有可能“二次感染”。事实上，它的意思是病人在测试结果转阴之后又检测呈阳性。这事儿可能和病毒关系不大，主要和检测方式有关。新冠诊断测试结果的假阴性很高，会让15%到30%的患者以为自己安全了。即使检测有所改良，处在康复期的病人体内的病毒载量最终也会下降到一个检测不出的水平。当这样的病人连续接受测试，有些测试结果就会在阴阳两边摇摆不定，造成二次感染的假象。

假阳性也是一个问题。许多公司和国家已经把希望寄托于抗体检测上，据称可以检测出某人是否感染过新冠。某个测试声称可以检测出93.8%的抗体携带者，相反，在未感染者中测出的假阳性占4.4%。这个假阳性比率看起来好像低得可以接受，可事实绝非如此。

假设美国民众目前的感染率是5%。在1000人里有50个人有抗体，这个测试能正确测出其中的47人。但是，它在没有抗体的950人里会错误地测出42人有抗体。测出的真阳性和假阳性数量几乎一样多。在这个情形中，如果你被检测出新冠抗体，那你实际感染或未感染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和掷硬币差不多了。

说这些并不是要表达前途无望，也不意味着疫情无法量化评估。确诊数可能是错的，但基本可以确信的是我们低估了而非高估了它，误差在十倍范围内而不是百倍。这些数字依然很重要，它们只是比较乱，要做到实时分析难度则更大。天气情况、天上每架飞机的位置、现在在读这篇文章的人数，这些我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

但是，关于疫情的最新动态我没办法立刻看到。研究者们提供的数字不仅是一个被监测的变量，也和他们使用的监测工具相关。迪恩说：“我觉得大家低估了监测变量的困难程度。对我们这些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花在如何测量上。”

如果说测量当下很不容易，那预测未来就更难了。指引着全世界疫情响应措施的那些数学模型常被比作水晶球，但这并不是它们的真正用途。它们描绘出的只是一系列可能性，帮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模拟出不同行动方案可能引发的结果。模型向我们展现了多种未来的可能路径，并让我们从中选择一种。长期的预测定然是模糊的，但前方的路并非不可知。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感染病建模人员迪伦·莫里斯（Dylan Morris）表示：“长期的模型好像在模拟一片落叶在空中的轨迹，而短期的模型就像模拟一个坠落的保龄球。虽然下一年会怎么样仍未可知，但没有及时控制住疫情所带来的那些直接后果，我们即便满怀恐惧与绝望也能心知肚明。”

叙事

1999年12月31日的最后一秒，时钟走入了新的千年，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臭名昭著的千年虫，这个计算机代码里的问题据预测将使全球陷入混乱，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二十年以后，“千年虫”几乎成为了“反应过度”的同义词——一个全人类都在大惊小怪的奇特时刻。但那并不是杯弓蛇影。千年虫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是倚靠了许多人的努力才化险为夷。图费克奇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成功扭转的危机中学到两点。一：夸张了。二：好险啊。”

三月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建模成果，模型预测新冠疫情如果不加以约束，将会导致220万美国人死亡。这之后控制疫情的政策就下来了。许多州长和市长关闭了商业机构和学校，禁止了大型集会，颁布了居家令。推行这些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一路坎坷，但它们好像起到了作用。死亡人数依然在上升，但看起来不太可能达到220万这个最坏的估计了。好险啊。现在某些权威人士却回过头来说之前的模型夸张了。

新冠病毒和千年虫有相似性——都是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风险。当一场飓风或是地震袭来，其危险性很明显，造成的破坏也一目了然。我们很清楚该什么时候避难，之后什么时候出来是安全的。可病毒却藏匿在你的感官阀值之下，安全和危险的界限模糊不清。每当我戴着口罩出门散个短步，我意识到身边这个看起来跟以前一样的世界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样的认知失调让我头晕目眩。

一些不幸的人们——尝到了失去的人、以及丢掉了性命的人，他们的故事我还可以读到。但我读不到的是那些本会失去却被保住了的生命。防范胜于治疗，只是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罢了。

新冠病毒不仅将我们自身的细胞招入麾下，它还剥削着我们的认知偏差。人类通过构想故事的方式从不确定性中找出含义，从混乱中找出意义。我们渴望着简单的故事，但疫情有着复杂的情节。要么“救人命”，要么“救经济”——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很容易让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达成共识：美国不应该过早解禁。

我们把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者和杂货店的员工们捧成明星，却忽略了他们被迫承担的风险和那些还没到手的防护用具。最近兴起的反对封锁隔离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忽视了这一事实：大多数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都同意“只要防控疫情需要，就应该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人们在立反派的过程中总会忽视了一个问题——正是21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大流行病成为可能：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尽蚕食；航空旅行的普及；公共卫生领域长期的资金匮乏；在即时化的经济背后脆弱的供应链；将医疗和就业捆绑在一起的卫生保健系统；可以迅速传播虚假信息的社交网络；专业知识的贬值；老年人的边缘化；还有持续几世纪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对少数族群和原住民的健康造成的威胁。

我们可能更容易相信“新冠病毒是被故意释放出来的”故事，而不是接受那更刺耳的事实：我们造就的世界给疫情提供了温床，却没有做足对抗疫情的准备。

古典的英雄征途是神话和电影的经典情节架构，这段征途往往会从主人公不情愿地背井离乡开始，进入未知的领域，几经考验，层层闯关，最终完成个人的蜕变，荣归故里。如果这样的角色在疫情中也存在的话，它并不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现代世界。这段旅途的结局和它蜕变的本质，取决于我们的集体想象和行动。和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一样，这结局与蜕变究竟会如何，仍未可知。

原文：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pandemic-confusing-uncertainty/6108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Ed Yong、译者：于彭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