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海外华人心中都有一条唐人街

“两百年来，华人社区是并仍将是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背后，正是华人在独立发展与映照主流、主动参与与被动融合、角色转换与地位变化等一系列矛盾与张力中，对自己主体性与锲而不舍的寻找、构建与坚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班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众说纷纭：何谓唐人街

在西方各种通俗文化中，唐人街充满了神秘的异域色彩：“它们有时黑帮成群，有时是‘遍地黄金’的贫民窟，有时是种族聚居的城邦，有时是文化集散地”。在论文集《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王保华、陈志明/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通过考察分布在欧美和亚太的九个城市里的唐人街，试图分析唐人街的结构与本质，捕捉唐人街不断变化的功能与定位。探究唐人街如何协调内部关系并与当地外部社区持续互动。

尽管看似简单，但对于何为唐人街，学者们从未就此达成共识。研究北美唐人街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唐人街是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同时具有住宅与商业功能的社区；该社区以主要的社团组织为代表，由中华公所和中华会馆等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社团关系网络所管理。有些学者则认为，唐人街只不过是汇聚了华人与华人店铺的地方而已，或者认为唐人街是一个带有华人文化象征的旅游胜地。

“唐人街具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方面功能，这些功能随着地域差别也千变万化”。有些唐人街为亟需互相帮助的“新客”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语言和习俗的亲切感帮助这些人更轻松地融入当地社会“。有些唐人街专门扮演着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中间人，新来的移民通过接受教育来了解当地社会，而且还受惠于俱乐部、就业指导、语言训练、房地产服务等唐人街设立的一系列中介服务。有些唐人街扮演着劳动力中介中心的角色，有的旨在成为零售和分销中心，有的则协助当地政客——尤其是参政的第二代华人——拉选票。有的唐人街汇集了一批中文学校和为华人节庆活动积极奔走的社区组织者们，因此还承担着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

位于利马、温哥华、悉尼、纽约、芝加哥与巴黎的唐人街较为传统与古老，它们是最原始的唐人街。许多唐人街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对外延伸出“卫星”唐人街——“所有这些卫星社区都具有商业与居住功能，但是并没有发展出相互关联的社区组织”。

不同地区唐人街的结构差异甚至有可能大于相似之处。“大部分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唐人街不具备等级分明的、互相关联的社团结构，而这些特色在利马、哈瓦那、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唐人街则显得尤为明显。”有些唐人街不仅要基于原乡、宗族和友谊的社会网络，而且有建立在政治、贸易和方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总的来说，伞状的华人社团组织并不一定存在于所有的唐人街中。事实上，许多欧洲的华人社团并没有伞状华人组织来协调各种地方的、宗族的、区域的甚至同乡的社团”。

正因如此，本书主编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保华教授指出：“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位’观点，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在研究中更多地使用华埠或唐人街这两个词来指代Chinatown。”

有人认为唐人街正在消失，“因为它们要么逐渐被更大的社群同化，要么正在融入城邦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本书收录的论文作者们倒是达成了共识与默契——“拥有悠久历史的唐人街将继续发展并且扩张……认为唐人街将要消亡是一个尚不成熟的观点”。

陌生他者：唐人街也是所在地的产物

借用凯·安德森在1991年出版的《温哥华唐人街》一书中的判断：“唐人街是欧洲社会的产物”。其实唐人街恰恰是所在地外部社会的产物。外部社会有可能决定了唐人街将以何种形式发展、具备什么样的规模、甚至对其生死存亡有关键性作用。“不管是不是种族主义，人们对唐人街的认识是与华人不断被本土社会‘他者化’这一历史紧密相连的”。

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在某些国家和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受到制约，是唐人街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华人面对来自白人劳动力的竞争，深受种族歧视之苦，迫使他们来到城市发展，在唐人街集聚，并且成立组织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北美唐人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这包括中国移民可以在哪里落脚，和他们必须从哪些地方搬走”。本顿和彭轲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欧洲华人相对美洲华人而言受到较少的歧视，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所以没有像北美唐人街那样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华人聚居区。

在某些国家，发展华人商业娱乐街区和唐人街受到了本地居民和外部社会的反对，并深受法律、社会以及种族因素的制约。“种族主义、经济竞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似乎都阻碍着唐人街在葡萄牙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形成，以至于“对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华人而言，似乎建立一个正式的唐人街仍然困难重重，阻碍主要来自于外部社会”。

保拉·莫塔·桑托斯的论文表明，葡萄牙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华人商业活动被视为本地商业的竞争者，让当局决定限制华人移民葡萄牙。由于“华人移民从中国进口廉价货物，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唐人街及其内部的华人商铺被葡萄牙当地人看作是有害的威胁”，“害怕被中国主导经济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由于本国经济动荡，导致西方对华人的标签和刻板印象死灰复燃，将华人重新塑造为“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许多对华人传统的刻板印象，比如华人是一夫多妻的、不讲卫生的社会异类等，在当今葡萄牙仍然存在”。里斯本唐人街计划也被外部社会堂而皇之地制止了。

而有的歧视和排斥则更为隐秘和微妙。庄雅涵与特雷蒙在《唐人街的问题化：关于巴黎唐人街的矛盾与叙事》中提出，在欧贝列维的新华人零售区的形成过程中，法国人对华人文化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同化政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采用了某些文化叙事——如“交通堵塞问题、街区特征的改变、单一的种族人口、单一工业对比多元工业活动”等——来抗议华人给街区带来的变迁和“排斥华人渗透到巴黎当地社会中”。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现在的唐人街已经不仅仅是移民为了适应当地非华人社会的产物，“更是旅游业和当地发展项目的重点”。恒安久对古巴唐人街的描述，则展示了人们如何试图通过复兴唐人街来搭建一座连接中国和古巴的桥梁，唐人街“成为了中国性的象征和联系”。克里斯滕森的论文则指出，现在欧洲大多数华人都不再居住在唐人街，他们只是去那里购物而已，因此，“唐人街存活的关键在于华人的商业活动，华人是否居住在里面并不重要”。

自我撕裂：从“三馆”“三刀”到“三师”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纽约唐人街侧重强调华人三馆（三种华人主导的经济活动：餐饮业、服装制造业和洗衣业）”。其实，与此类似，在美第一代福州移民大多以“三把刀”（菜刀、裁缝刀、泥水刀）外出打拼，最擅长餐馆、裁缝和装修这三种职业。

不过，靠“三馆”“三刀”创业起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移民，为了让下一代改变自己靠手艺吃饭的生活型态，过上自己想象中或者目睹的欧美主流社会的幸福生活，往往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秉承“三种师字辈人才最吃香”的观念，大多希望子女将来成为“三师”（律师、医师、会计师）或工程师、建筑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士，藉此提高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不再像父辈那样“‘工’字不出头”。

可以说，这种对自己出身的反感、抽身与离弃，这种在摆渡上岸后就转而斩断船缆甚至凿沉孤舟，与某些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嫌恶、否认、拒斥和消弭隐隐相合，但也反映了华人在海外充满成见与歧视的生存环境所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美国唐人街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实际就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移民并且定居美国的历史，这个历程受到了不同时期的种族划分和政治经济的影响”。类似地，为了能够为外部社会所接受，法国巴黎十一区和欧贝维列的华人社区领袖不得不让唐人街符合法国的民族国家历史，“华人聚居区”不得不被形构为肯定法国“同化外国人、让外国人融入外部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两百年来，华人社区是并仍将是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背后，正是华人在独立发展与映照主流、主动参与与被动融合、角色转换与地位变化等一系列矛盾与张力中，对自己主体性与锲而不舍的寻找、构建与坚持。不过，老一辈海外华人大多认同“旧世界”的家乡，而“现在许多华人把根扎在了移民国，他们认同主流社会的身份”。

耐人寻味的是，本书收入的九篇论文的十一位作者和两位主编中，有七位并非华人，他们无疑有望担当更为抽离的旁观者与记述者角色。但所有著者又均非在世界一线顶级大学任教，恰恰反映出唐人街这一论题在西方中心学术共同体中尴尬的边缘隐学地位——不够现代、不够显赫、难以政治正确、难以与时俱进，这一切刻板成见，又何尝不是研究主体、研究主题、研究客体、研究课题与研究对象的杂糅与共现。

落地生根：个体经验、故国想象与在地现实

在我看来，这本论文集努力运用历史分析、空间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去探讨唐人街这一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源流和变迁。或许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客观性要求，这本论文集中除了少数章节（如《从勿街到东百老汇大街：福州移民与纽约唐人街的复兴》）之外，大多个案研究更注重资料的汇集和文献的梳理，给人一种冰冷、碎片化又浮光掠影的阅读体验，缺少了个体化的经验、沉浸式的认知，以及对华人自我身份认同和实然生存状态的探讨。

林语堂在1948年出版的小说《唐人街家庭》里仔细描述了一间华人店铺：“店里的生意十分好，卖的东西种类很多，从牛肉、家禽肉、鸡的各个部位、猪脚、内脏、鱼、小虾米、中国蔬菜、来自中国的干货、咸蛋、蘑菇、南京鸭、鱿鱼干、鱼翅、冬粉，到碗、祭祀用的香、搓衣板、药和通书应有尽有。总而言之，凡是华人需要的，觉得在美国用得上的东西店里几乎都有卖”。

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国际贸易自由的增加和各类华人的到来使唐人街里的中国商品和亚洲商品的种类大大增加，这样的描述在今天却仍然适用”。这大抵是因为，背后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理欲求、利益网络、社会关系，并未有太多改变。可以说，每个海外华人心中都有一条唐人街，纵然千人千面，却又存在诸多共性。

或许我们可以将书中指涉的、有代表性的特征杂糅，勾勒出一个女性形象：在北方某省份长大，在香港接受本科教育，远渡重洋在纽约读硕士，以通过理工类学生可选实习训练签证政策（STEMOPT）进入硅谷公司的纽约办公室工作；因为纽约房租太高，选择租住新泽西州的公寓，每日通勤往返；身边有来自其他省份的华裔同事，以及在稍远的城市工作生活的远方亲戚，可以略解忧愁；平时工余和朋友聊聊天，交换一下乡愁，或者与其他异性暧昧对象约饭，不错过任何潜在的更好机会；在取得H1-B技术工作签证后，结交和认识了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华人二代医生，然后搬到布鲁克林共同居住；最大的期望是尽快结婚、取得绿卡、入籍美国、搬去气候更为相宜的佛罗里达或者加利福尼亚居住……

这位虚拟女性的内心或许也有柔软之时，那就是每个周末，都要去纽约的唐人街，叫上一碟干炒牛河、几屉点心，喝上一杯奶茶，恍惚间觉得自己还在故乡晃荡，或者还像初到那座南方大都市时，像《甜蜜蜜》中的黎小军一样，因为对一切的五光十色、车水马龙都感到新奇而隐隐眩晕。

在那一刻，她不再是时刻睥睨各种资源的秃鹰，而只是身处梁园的游子，为故乡的云感到怅惘，出门后又重新融入异乡的气味中，期盼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可以在远方的国度过上一个中国年，不用再从一条唐人街漂泊辗转到另一条唐人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班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