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母送去“矫治”的孩子：喝厕所的生水，时常被打骂

摘要：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仍有超过96家机构开展“扭转治疗”业务。所谓“扭转治疗”指的是，基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是需要治疗的“性指向障碍”和“性身份障碍”这一错误假定，企图将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的性倾向转变成异性恋，将跨性别者转变成顺性别的精神或心理治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凹凸镜DOC（ID：pjw-documentary），作者：幸哲宇，编辑：沙丘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逃跑

山城夏日的一个午后，黄晓迪决定逃跑。

这个想法已经在她脑海中盘旋了150多天。在这个获准外出的日子，她和家人一起吃了顿火锅，但她并不打算求助他们。此时她感觉胸口很闷，怎么都说不出话，之前设计好的路线好像突然从记忆中消失了。

对于黄晓迪来说，这可能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午后。2018年3月3日，刚过完十七岁生日的她被家人哄骗上车，送至重庆沙坪坝区郊外的一所信息工程学校。她爸爸在车上说：“我们带你去治病。”

黄晓迪始终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生。父母早在她读小学的时候就有所察觉，但想着儿子大点就好了，便没有说破。上了初中，她主动跟父母坦白，却被骂变态。从那时开始，父母一边限制她的自由，一边四处求医问药，直到将她送进了重庆郊外的那所学校。

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所创办于2007年的全日制中等职业技工学校。开设有汽车检车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幼儿教育和护理等专业。但黄晓迪不是去学这些的，她被送到这所学校的兵仪素质部，这是专门收治未成年人的部门，里面的孩子最小的9岁，最大的不超过18岁。

这所中等职业技工学校大门

被送进来的原因各种各样：偷窃的、打架的、玩游戏的、不想上学的、网络成瘾的、以及同性恋和像黄晓迪这样的跨性别者。

根据该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的介绍，他们是一个矫正和教育机构，“主要针对叛逆、网瘾、逃学厌学还有亲情淡化这几方面的孩子”，学费按照待的时间长短而定，三个月是15800元，半年是25800元，一年则是32600元。

待在里面的300多天里，黄晓迪与跟她同一时期接受改造的40个男生、20个女生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噩梦。没有足够的食物，喝厕所的生水，被教官辱骂，用衣架打，用实木圆棍子打，超出常人承受力的体能训练，以及军事化的管理。每个孩子都是被父母送进来的。

下午五点，黄晓迪开始行动了。她编辑了一条短信给姐姐，但一直没有发送。在跟家人逛商店时，她找妈妈要了50元钱，在店里选了五六盒巧克力拿给哥哥。时间没有多少，她心跳很快，如果不走，还要继续被关在这里。她想上学，想去接受性别置换手术，想到这些，她鼓起勇气绕过货架冲了出去。

按照之前外出放风的记忆，她沿着公路向龙泉村跑去。天色越来越晚，山上没有路灯，只有月光。她找到一家小卖部，将提前准备好的求助信交给老板，并嘱咐他一定要打上面的电话。

黄晓迪继续往下山的方向跑去，她看到两辆巡逻的警车，以为要来抓她，便躲进小路，警惕着经过的每一辆车。一辆面包车停住，下来几个人，她认得这些背影，都是学校的教官。脚步声越来越近，慌忙中，她跳下了山坡，下面是一处黄瓜地，干枯的竹架插入了她的小腿，她一瘸一拐地走下山，穿过山林和坟地，终于甩掉了那些手电筒的光。

到了山下，黄晓迪不认路，走到了与市区相反方向的井口工业园区。她不知道几点了，月亮高悬在夜空。这是八月中旬，重庆的夏天异常闷热，她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她在路边加油站便利店买了一瓶水喝光，躺在一旁的公交站睡着了。

监狱

重庆少年张云翼也是在十七岁的时候被抓进这所学校的。2019年六一儿童节早上七点，还在家睡觉的他被破门而入，迎面走来三个穿军装的壮汉，他们自称是警察，让张云翼跟他们走一趟。张云翼不肯，三个壮汉将他压住，一个人勒住他的脖子，另一个人绞住他的双手。

其中一个教官问，“有没有绳子？”

“有！”一个男人回答，他正是张云翼的父亲。

张云翼被绑住，他告诉那三个人，自己准备告他的父母，他遭受了多年的家暴。“求你们了，不要抓我走”。求助没有用，他被送上车，父亲告诉他，“乖，去好好改造。”

这是张云翼父亲的想法，因为孩子不想上学，只好送到“学校”锻炼三个月，九月开学再接着读书。

走进学校大门，正对面是一个操场，左边是教学楼，右边是宿舍楼。张云翼先被带到了一个叫做教官室的房间。里面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问他，知道为什么进来吗？张云翼说，因为我不上学？因为我是网瘾少年？男人说，没人说你是，你自己说的。他按下手机录音的暂停键，保存下来。

他是里面的总教官，人称老张。寸头，一米六五的身高，200斤不到。是一名退伍的士兵，在来这所学校工作之前，在监狱做过看守。

这里的生活是全封闭的，分为军事化训练和文化教育。进去的孩子会被剃光头，统一着装，不能使用手机。但可以写信，每一封寄回家的信都会被老张检查，如果一旦在信中透露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或者暗示父母来救人，就会被拉出去打一顿。

才进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听过一件事：有一个女生在这里关了三年，出去之后手机都不会用了。

黄晓迪家人与学校签订的合同

每天的时间被排满。6点起床，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早饭是稀饭、馒头、萝卜干，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只有周一有鸡蛋吃。整个上午是训练队列动作，午休时间是中午12点至2点，不过这要看老张的心情，大部分时候是没办法休息的，如果队伍中有一个人犯错，全体都要受罚。张云翼曾经中午吃饭吃到一半，被拉出去淋雨跑了5公里。

下午是文化教育，会让你背三字经。那些考试张云翼也觉得简单。你是高一的孩子，他们就会教给你初中甚至小学的知识。周末下午偶尔会在食堂看电影，《血战钢锯岭》和《冲出亚马逊》这样的片子。

寝室是八人间，上下铺。张云翼刚进来的时候，一个老生问他，“你是处男吗？打过飞机吗？你是个宅男？你为什么进来？”随后老生将他拉到一边，跟他说：“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偷车进来的，这位是卖毒的，这个是社会上的大哥。”

张云翼对老张说，“我要报警。”老张让他拿了四个凳子过来，让他“一只手一个凳子，一只脚一个凳子”趴上去。他趴了好几个小时，实在撑不住了，又让他蹲下，“像单膝下跪那种”，张云翼说。一直蹲到脚变紫了，没有知觉了才被叫起来，然后是1000个下蹲。第二天一早起来，他的腿痛得动不了。

每天都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并且必须遵守里面的规则。吃饭不允许讲话，不允许学生私底下交流，不允许看女生，不允许与女生讲话，不允许违抗命令。张云翼亲眼看到过跟女生说了一句话的人的下场，先被扇几耳光，再被教官一脚踹飞躺在地上起不来。

被抓进来的前一天，张云翼才在家看完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但他没有勇气去“越狱”。学校周围都是围墙，宿舍楼的大门是上了铁锁的，寝室窗户都有防盗网，学校里的每一处出入口都有教官把手，如果失败，将会被打得很惨。

2018年夏天，一个14岁的男孩，晚上去偷了钥匙，因为开门声音太大，被老张捉住。凌晨三点，所有人紧急集合，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在走廊蹲着。有的小孩动作慢，被教官按在床上打。

大家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老张站出来说：“好久没出这事了，今天他来做示范，给你们长长记性。”男孩祈求着老张放过他，眼泪、鼻涕和汗水打湿了他的短袖，老张提着他走到黑暗的角落，两个老生被叫了过去。

1个小时后，男孩穿好衣服站在大家面前，他的手上腿上全是血。没有人再敢逃跑，回到房间后的每个人都睡不着，也没有人敢说话。后来有一个老生偷偷告诉黄晓迪，他们被命令按住那个男孩的手脚，老张拿出腰带打，腰带打断了，就用军用皮带打。

2019年7月10日，张云翼清楚得记得那天，宿舍楼有10个人起来造反了。这些人将寝室门堵上，不让教官进来，用开水烫想从窗口爬进来的教官。随后，十几个教官来了，有人踹开了门。只听到一连串骨肉撞击地板砖的声音，然后是不断的惨叫。有学生被教官踢飞了，身上全是伤。

后来，造反队伍中的一个人被调到了张云翼的班上，他说：“那个人的脚已经肿得不像是人类的了”，最恐怖的是，张云翼看到他的脚趾上缺了一块肉，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白色的骨头。学生被打伤后，会让医务室进行包扎。伤没有好的学生是不允许离校的，如果这期间有家长来看望孩子，老张会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里面待了两个月后，张云翼的父母来了。他哭着说知道错了。

“乖，幺儿，听话就好”，张云翼妈妈说。

“接我出去吗？”

“不，教官说你还不够听话，再乖乖改造吧。”

顺从

黄晓迪被送进学校后一周就被剃了光头。老张说这是“从头开始，重新做人”。这一周，黄晓迪找老张要了四次纸笔给父母写信，她在信里说自己生活得很好，很适应。不过这些信后来也没被老张寄出去。

新生入校后，会被要求做心理咨询。这一切的谈话都会被录音，老张会根据对话内容判断有没有自杀倾向和逃跑的想法。进去的每个人会被分到两套迷彩服和一双解放鞋，最开始黄晓迪不愿意穿，老生廖子豪告诉她，如果不穿，整个班都要被牵连。

才进来的时候，黄晓迪经常会听到隔壁寝室的嚎叫声。是一个15岁患了精神病的孩子偷吃了东西被教官殴打。一个月后，这个精神病男孩就被父母父母接了出去。

也有成功“越狱”的孩子。2019年8月底，十七岁的胡磊因为跟父母吵架，被送到学校。他尝试过自残，趁集合训练时想冲到三米高的堡坎跳下去，但被教官拉住。后来他被抬进密室，遭受了“坐飞机”，这是孩子们对那个惩罚的称呼。他被命令趴在两根木凳之间，脸和胸部贴着前面的凳子，小腿搭在后面，腰部和大腿是悬空的，老张双脚踩了上去。

只有在胡磊苦苦哀求之后才会停止，这件事给胡磊的小腿上留下了疤痕。一天中午，他趁教官们午睡，偷了一部手机报警。10分钟后警察来了，让胡磊的父母把他接回了家。从进入学校到离开，胡磊只在里面待了16天。回家后他把那段经历告诉父母，父母觉得“太麻烦，不想追究。”

从第一天开始黄晓迪就想逃跑，就算目睹了别人的失败，她也想着：一个月后会换校区，在路上会有机会的，她准备了很久。后来，换校区的地方距离本部只有1公里，他们步行前往新校区，前后左右都有教官跟着，镇上的居民像看猴子一样看着他们。

黄晓迪的计划没有成功。新校区的住宿环境更加潮湿阴暗，不过令他们感到开心的，是宿舍外面的街道，透过钢筋焊死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上学的孩子。

这所中等职业技工学校大门 

黄晓迪“学乖了”，完成老张交代的每一件事。2018年6月，她给家里写了四封信，希望家人来看她。25岁的李宏波教官早就看到她写的信，但没有向老张举报她。黄晓迪觉得李宏波是里面最好的教官，“因为他老婆怀孕了”。李宏波教官在的时候，黄晓迪没有被打过，后来李教官辞职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去了，她才开始被其他教官打。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后，黄晓迪逐渐取得了老张的信任。她的肩章上有了一颗星星，60个孩子里只有5个人拥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拥有星星，也承担了一些任务。有一次，有父母想把孩子送到这里来锻炼，她被老张叫去跟家长和孩子沟通，谈这里如何将叛逆的孩子改造成一个好孩子。事后回忆起来，她充满了懊悔。

在学校待久了，黄晓迪能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因为不听话就会挨打，所有人都对教官表现出顺从的样子。教官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但每个孩子心里都知道，一切都是逢场作戏。

黄晓迪进校后父母第一次来看她是在2018年8月份，距离她被送进去已经过去了五个月。长时期的训练让她的四肢长出了肌肉，父母看到特别高兴，光头的黄晓迪沉默了很久，然后告诉他们：

“我已经是个彻底的男人了。”

自由

清晨五点半，黄晓迪在井口工业园公交站醒来。周围都是等车上班的人。她看到站牌上的信息，其中209路公交车会到达西南医院。2017年冬天，家人曾带她到这里看过病。西南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医生宁洁告诉黄晓迪的父母，她没有生病，是无法治疗的，只能接受。

她在西南医院附近游荡了十天。渴了就喝公共厕所里的自来水，饿了会去翻垃圾桶的食物。她想过找一个工作，可是没有身份证。身上的衣服脏了，就到医院卫生间里用洗手液来洗。

第七天晚上实在熬不住了，她偷偷进了医院的地下餐厅，躲了两个小时直到没人才出来，她走到厨房，拉开蒸箱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又打开冷藏柜，吃了里面的红烧肉。这是她被送进学校又逃出来后吃的最好的一顿。

在沙坪坝区天星桥，黄晓迪找了家超市想借用手机给朋友打电话，老板看她有些异常，便将她送到了派出所。民警联系上了黄晓迪的父亲，父亲让老张来接她。黄晓迪把在学校的事情告诉了民警，祈求不要把她再送回学校。

就这样，黄晓迪的逃跑计划失败了，她在外面享受了10天流浪者的自由。凌晨一点她被送回到学校，回去后没有被打，但被受到24小时的监控。到寝室时，被子不见了，她就蜷缩着身子躺了一夜。

一周后，派出所的民警来学校了解情况，此后，教官打人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发生过。为了出去后举报学校，黄晓迪在里面搜集了25个孩子的联系方式和经历，她把这些笔记藏在被子的棉絮里。

有一个叫杨凯的12岁男孩，从贵州铜仁来的，是黄晓迪的室友，经常做错事，孩子们都说杨凯是“精神病”，因为他会没有缘由的和别人打架。学生之间如果发生斗殴，教官会用衣架打人来惩罚。

黄晓迪和杨凯的关系很好，会私底下将藏好的馒头给他吃。杨凯把自己奶奶的电话告诉黄晓迪，说自己住在铜仁北门广场，两人约好出去后要见一面。

2018年10月，黄晓迪写了210封求助信，折成纸飞机把它们飞到窗外。镇上的人看到了，没有人愿意摊上事。一天下午，学校正在举行国庆活动，老张拿着纸条叫黄晓迪出列。她被带到一个空房间，老张问，是不是你写的？黄晓迪没说话。随后老张掐住她的脖子，将她的脸撞到窗户边的钢筋上，掰开她的嘴，让她把信吃掉。最后她是被绑着绳子回到寝室的。有人问她：

“你都待这么久，为什么还做出这种事？”

冬天来了，黄晓迪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死了，躺在棺材里，穿着血红色的长裙，旁边一个妇人为她扎好了头绳。这个场景在她哭醒后的每一天，都充斥在她的脑海中。

她打算再次逃跑。策划了两周，她想在食堂吃饭人多的时候翻小窗户出去。这天下午三点，她父母突然出现了。老张守在他们旁边，她不敢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在寝室收拾东西时，老张也站在旁边。她被父母接回了家，那些藏在被子里的笔记，被永远留在了那个阴暗潮湿的房间。

无人知晓

三个月的噩梦结束了，少年张云翼被父母接回家，送回到校园。周围是陌生的新同学，他不怎么和他们一起玩，也从来没有将自己在学校经历的那些事告诉任何人。回到校园待了两个月，他始终觉得不舒服，“感觉自己被关着”，生理上感到恶心，想吐，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张云翼父母是农村出来的，在城市里接受了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从小就严格要求，做错一道题就会被扇一个耳光，初一时他考了全班第一，也还是被父母嫌弃。

张云翼记得小时候贪玩，妈妈用502胶水把他的双手粘在一起。再长大些，张云翼上网成瘾，“整夜整夜不睡觉”，他妈妈说，有时候儿子一天只吃一顿饭。

由于父母工作忙，张云翼直到小学三年级之前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那时候父母在重庆主城上班，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重庆市郊的长寿区。张云翼妈妈把儿子不听话的原因归结到“从小没有和父母接触”。因此“平常打他一下，骂他一下，他都记忆犹新，对我们恨之入骨”。

被送进学校之前两个月，张云翼被检查出患了抑郁症。他妈妈觉得这个病不像糖尿病和需要照胸片的病一样，有准确的诊断标准，“医生就是凭感觉说你是”。

提到儿子，张云翼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不是个省油的灯”。从学校出来后，张云翼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把举报学校当作一件“紧急情况”，认为里面的孩子正在受到虐待。他打电话给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的档案里没有这所学校。后来，他又找到电视台的新闻栏目，记者电话了解情况，让他想办法让里面正在上学的孩子联系记者。但张云翼知道，里面的孩子是没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的。

张云翼在B站上的揭露该学校虐待学生的原创视频。

被父母从学校接出来后，家人寄希望于嵩山少林寺来改变黄晓迪。这一次，黄晓迪有了经验，只在少林寺待了一周就成功逃出。然后沿着高速公路走了十天，被路边的农民发现，才打电话联系到了她的家人。

后来的黄晓迪与家人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他们不再试图去改变孩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黄晓迪老家在重庆秀山，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因为她想变成女生这件事和她斗争了很久，他们害怕她以后找不到对象，就算找到了，嫁出去的媳妇也是外人。

有时候妈妈会去找姐姐聊天，一提起黄晓迪的事就会哭个不停。姐姐会在私底下拿钱给黄晓迪，哥哥早已不想管黄晓迪的事，但最后还是表态说“以后能帮多少就多少”。反而是父母，不怎么和黄晓迪说话了，黄晓迪给妈妈连发十几条微信，最后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只回复了一句“我不知道”。

现在，黄晓迪在苏州的一家炸鸡店打工挣钱，省吃俭用每个月可以存下3500元，等到钱够的时候，她就去泰国。从16岁开始就在吃雌性激素药物的她，留起了长发，身上的男性特征在逐渐减少。

以前她一直很害怕去卫生间，“现在想通了”，她会大摇大摆地走进自己真正该去的地方。被问到感觉现在的生活是否正常，黄晓迪说：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身份证上的性别。”

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仍有超过96家机构开展“扭转治疗”业务。所谓“扭转治疗”指的是，基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是需要治疗的“性指向障碍”和“性身份障碍”这一错误假定，企图将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的性倾向转变成异性恋，将跨性别者转变成顺性别的精神或心理治疗。

2014年2月，同性恋者小振因为受到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的电击式扭转治疗，将后者告上了法庭。当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判决书显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

在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ICD-11》中，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表达有关的守则从“心理和行为障碍”一章中删除，并将题为“性别不一致”的新规范放在“性健康状况”这一新章节。在某种程度上，《ICD-11》被认为进一步推动了跨性别者去病理化的进程，也就是说，跨性别不再是一种病。

接受“扭转治疗”时的黄晓迪和张云翼、胡磊如今都已成年。谁也无法预估这段经历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只在学校待了16天就逃出的胡磊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但仍旧对以后的人生充满困惑；张云翼没有回到校园，每天的生活昼夜颠倒，网瘾和叛逆这样的词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身上；黄晓迪打算性别置换手术之后就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只是偶尔的，她会从深夜哭醒，直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坟地、铁门和悬崖这样的场景会一次又一次造访她的梦。

对于未来他们不敢想象，他们只是奋力向前划，像逆流而上的小舟，在这个世界上跌跌撞撞地漂泊着，无人知晓。

（文中黄晓迪、胡磊、杨凯、小振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凹凸镜DOC（ID：pjw-documentary），作者：幸哲宇，编辑：沙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