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流域自治计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近藤大介

近段时间，日本媒体连续报道了中国南部“一江三湖”地区发生的暴雨灾害。在此，请允许我向灾区的所有中国朋友送上最诚挚的慰问。同时，由衷地希望预计于“七下八上”出现的黄河流域强降水，不会给中国北方地区造成太大的麻烦。

其实，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现在也在经受着暴雨的侵袭。7月4日，日本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突降暴雨，从而引发洪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至7月18日，这场雨灾已经造成77人死亡，7人下落不明。

每次看天气预报，我都觉得中国和日本的降雨地区正好形成了一个“络腮胡”的形状。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正在一边大喊“好热”，一边擦拭顺着胡子流下的汗水。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时候的“络腮胡”并没有现在那么长，充其量只出现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而且，通常情况下都是从6月开始“流汗”，一到7月就会停住。但是，现在“络腮胡”已经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流域，“流汗”的持续时间更是难以预测。“络腮胡”面积扩大意味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气温上升，海面的温度随之上升。由此导致大气层出现大量积雨云，最终造成降水强度一次又一次的刷新历史记录。如果保持这个趋势，中国和日本也许会像东南亚国家一样，没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全年只分干季和雨季。

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还将丢掉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或是酷暑连绵，或是阴雨不绝，谁还有心情专心工作？到时候，恐怕就连农作物都会停止生长吧。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4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遭遇的自然灾害也是不计其数。按照《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就连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也是控制水灾的大禹成立的。

现如今，日益升高的气温，正在逐步摧毁东亚文明。2015年12月，为了防止全球气候继续变暖，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但在一年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于2019年11月正式启动退出流程。

据统计，2016年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3.2%，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以13.6%的占比位居第二。所以，如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功效将会大打折扣。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临阵退缩，早在2001年，美国就曾单方面宣布退出签订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雨灾。今后，如果每年夏天都出现强降水，中国和日本一定会发生大范围的洪涝灾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最近，日本启动了“流域自治”系统。对此，日本国通交通省做出了如下说明：

“为预防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涝灾害，必须建设以国家河流管理机构为核心、各河流管理机构区域自治的社会结构。

为尽快落实包括河流、下水道管理机构在内的全部机构及人员 （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企业、居民等）进行“区域自治”，参照令和元年（2019年）东日本台风导致7大水系出现重大灾害时采取的“紧急治水对策计划”，现对包括全国一级水系在内的全体河流流域采取“流域自治计划”，全力研究软硬件一体的事前防灾对策。

基于令和2年 （2020年）7月6日实施的《全力防灾·减灾方略》，今后将就各一级水系，设立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等多级协议会，旨在于令和2年年末，制定流域自治的具体措施。”

截至7月18日，“流域自治计划”所涉及的河流共计119条，其中包括7月4日熊本县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的“球磨川”。

在此之前，日本人治水的主要方式是，在有可能出现洪涝灾害的河流的上游建造水坝，在中下游建造防护堤。

但是“流域自治计划”的主要方式是，优先救助人口密集的河流中下游地区。为此，不但不在河流上游建造水坝，有时甚至挖开上游地区的防护堤，人为引发洪水泛滥，从而避免中下游地区爆发水灾。

那么，生活在河流上游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呢？面对“流域自治计划”，他们只能做好和洪水共生的准备。比方说，根据水灾时间表“错峰”种植农作物；在自家门前挖一条简易排水沟，或者建一个防护堤；把贵重的物品从家里的一楼搬到二楼等等。而这些措施的相关费用，由当地政府或者中下游流域的居民承担。

简而言之，日本国土交通省推行的“河流区域自治”，无非就是牺牲上游，保全中下游。目前，茨城县的久慈川、宫崎县的北川等流域，已经开始试行这种方法。

日本国土交通省绝对不会承认，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政府已经无力对堤坝、桥梁、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维修和加固。毕竟，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和农村地区人口稀疏化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日本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五人之桥”的讨论。有一个村子里有一座桥。每天只有村里的五位老人从这座桥上经过。有一天，桥坏了。修桥需要一大笔钱。修？还是不修？

如果不修，五位老人出行不便。如果修，当地政府又苦于修桥的预算。而且，即使有钱，他们也希望把这笔钱用在“更有效益”的事情上。

经过这场讨论，很多人的思维模式由“平等地救所有人”转向了“高效地救一部分人”。

回想30多年前，日本的国家预算非常充足。当时，政府给每个市、町、村都发放了1亿日元的零花钱（合计发放约3000亿日元），美其名曰“随便花”！

真是岁岁年年国不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近藤大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