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毁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教授），原标题：《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题图来自：《黑客帝国》剧照

据法国国家广播电台（Radio France）报道，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于当地时间6日去世。其哲学著作《技术与时间》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贝尔纳·斯蒂格勒可以说是一位正统的欧陆哲学家，受到现象学、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现代自然科学等诸多思想资源的影响，建构了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激进批判话语，这使他成为了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为纪念贝尔纳·斯蒂格勒，本公众号特编发此组文章。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贝尔纳·斯蒂格勒

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2016 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用英文为研究生开设了题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从人类纪的角度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文课程，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年他在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中所做的各种努力。这里，我们以这一课程讲义（简称“南京课程”）为解读对象，简要复构斯蒂格勒关于心灵无产阶级化现象的批判及其解放路径的基本线索。

超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化”

斯蒂格勒说，早在十年前，他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超级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age）”的观点。他认为，是德勒兹最早预见到了这个超级工业时代的来临：“当德勒兹指认他所说的‘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ies）’时，他就已经预告了超级工业时代的到来。对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坏性捕获就在德勒兹根据20 世纪末电视对消费者的非强制性调节所描述的控制社会中，并通过这种控制社会发生着。这些控制社会出现在消费主义时代晚期，它们要做的就是设法向超级工业社会时代过渡。”

在斯蒂格勒看来，德勒兹在自己关于控制社会的讨论中，已经涉及超级工业社会的到来，因为他通过电视与消费者的非强制性的支配，发现了资产阶级对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捕获和深层控制，预见了晚期消费社会向超级工业时代的过渡。具体说，斯蒂格勒希望向我们证明，在超级工业时代中，不久前支撑工业资本主义存在和运动的一些最基本的建构性要素已经解构了，它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原来在消费社会中制造出欲望的象征性的毁灭。“这是一个严重的象征性贫困（great symbolic misery）的纪元。它导致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也就是说，它摧毁了力比多经济即投机的市场营销，而已经变得具有霸权性，并系统性地利用各种驱力，这些驱力的一切附属物都被剥夺了。”

《象征贫困》是斯蒂格勒于2004~2005 年写下的两卷本的大书。显然，斯蒂格勒这里的批判性构境隔着一种断裂，即正在被替代的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学的场境。依我的理解，所谓力比多经济学也就是资产阶级在20 世纪创造出来的以制造人的虚假欲望为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此，许煜博士曾经有过一个十分感性的讨论，他说，在20 世纪初，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尼斯将精神分析引进了营销技巧，并将商品经济和“力比多经济学”结合。伯尼斯的舅舅正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具体的例证是：“伯尼斯雇用了一些心理分析师加入设计营销策略。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推广香烟产业，那时美国吸烟的人口主要是男性，女性并不视吸烟为一个有趣的东西。伯尼斯于是雇用了一批女明星在公众地方吸烟，吸烟因此成为了一种性感的东西，挑动着男女之间的欲望，这也是商品与力比多投资的结合。一年之后，香烟的销量增加一倍。”

其实，这正是后来资产阶级用广告制造欲望的内在机制。弗罗姆和鲍德里亚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讨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力比多经济学是用人的欲望来驱动经济，那么，斯蒂格勒眼中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则是一个“结构性的欲望毁灭”的过程，其核心是象征的贫困。以斯蒂格勒的解释，所谓“象征贫困源于所谓的感性的机械转向（mechanical turn of sensibility，Nicolas Donin 有着同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器官学变化，即把个人的感性生活（生命）置于大众传媒的永恒控制之下”。这里的意思是，原来个人感性生活的内驱力是欲望，欲望通常是由象征性知识来驱动，象征性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当象征性已经由大众传媒所控制时，人的感性生活已经成为虚假的景观产品机械投放地。还应该指出，斯蒂格勒此处的理论构境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援背景，即试图“将马克思哲学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经济学的精神分析理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同意知识是由欲望（desire）构成的，正如苏格拉底和狄奥提玛在《会饮篇》中所主张的那样，那么知识就总是力比多经济和作为一般的产品生产意义上的外化经济（economy of exosomatisation）相联结的结果”。

我们知道，上一个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结合起来的人是弗罗姆，而在这里，斯蒂格勒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式的欲望经济学结合起来。依他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外化活动的经济学。如果知识总是在人们追逐欲望对象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知识就必然是欲望经济学与外化经济的连接。并且，在斯蒂格勒看来，“象征性贫困的原因和欲望的毁灭既是经济学的，也是器官学的：它既与那种消费主义模式有关，也与20 世纪初期借助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来俘获和控制消费者的注意的各种工具有关。这些由市场营销控制的工具绕过了消费者的如何生活的知识，并使他们在这些方面出现短路”。

斯蒂格勒认为，这里知识的短路主要是指工业对人的关注的控制。这又是一个很难进入的精神分析学的构境层。他说，依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注意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注意力是通过教育、通过认同（这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而言的第一认同和第二认同）过程而塑造的，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占据着代际关系的核心，而构成这种代际关系的教育是精致而复杂的。”

这里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注意力，这是人异质于一般动物的重要心理特征，专注导致人格的心理积淀；二是认同，这是在注意中对特定观念的肯定。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二者都是由教育中知识传递所建构的。当然，这里的教育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家庭教育，“养育子女就是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然后子女会接着将这种教育以独特的方式传递给他或她的伙伴、朋友、家庭以及无论远近的同辈人”。在拉康那里，这正是小他者认同反向投射关系的起始。二是学校的教育，在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中，通过各种知识教学（象征符码）所塑造的“如何生活的知识”。

与动物的生物性关注不同，这是一种通过象征符码面对世界的特殊注意能力。在拉康那里，这正是大他者认同的塑形。斯蒂格勒认为，恰恰是这个由象征性构成的特殊关注成为了今天资本主义“工业性的捕获注意力所系统性地改变（deform）的东西”。当象征符码成为工业技术操控的对象，人的一切关注则被掏空，这是一种彻底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性贫困。

欲望的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超个性化的过程而成型的，这也是转移对社会投资的目标来约束驱动力的能力集合与代际关系的过程相互交织。注意力的工业性变形和转移避开和绕过了这些认同和超个性化的过程。这样一来，由消费者资本主义导致的象征性贫困就积变为去象征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力比多经济的毁灭。原来的20 世纪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学就是欲望的生产，它通过对欲望的认同和社会趋同的超个性化来实现。这是一个需要分解入境的复杂构境层。

其一，作为欲望对象化的爱之认同。不同于拉康在否定的构境中使用的欲望的对象概念，斯蒂格勒这里，欲望就是通过对爱的认同“投入到对象之中，体验它的一致性”，这种“由爱所构成的表面上美妙的感觉是不断超越生命的那种生命的超凡性的知识的化身——由此，生命通过超越生命而创造”。通常，这种对爱的认同的欲望会“超越了一切计算”，因此，这种认同爱的欲望会“带来一种生活中的自发的信仰，这种信仰通过这个作为超凡力量的对象来展现自身。在爱能够赋予非生命——通常是非生命的东西以生命的意义上，所有的爱都是幻想的”。

其二，欲望经济中的超个性化。个性化概念是西蒙栋哲学中的关键词之一，它是指人的个人主体存在之发生，基于一种劳作和生活中生成自我内部结构的过程，与生物个体的自然关系不同，人的个性化也发生于一种集体现实共在和精神共同体之中，这使得人的个性化内嵌有超个性的因素。欲望经济本身通过对象征符号的认同，会产生一种超个性化的因素。

在斯蒂格勒看来，传统欲望经济中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在资本主义的超级工业发展中彻底崩溃了。所以，当基于人对爱的认同之上的欲望都被资本主义的工业“变形和转移”之后，真实的认同中的欲望就被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以虚假的东西代替，其结果，“消灭欲望就是清除一切依恋和一切忠诚即一切信任——没有这些，任何经济都是不可能的——从而最终清除一切信仰和一切信用”。在此，超个性化的进程也必然被中断。这里产生的恶果是：“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去象征化、非认同化以及痛苦的分娩使一切独特性都屈从于可计算性，后者使当今世界变成一片荒漠，置身其中会荒谬而日益强烈地感到，随着工业创造的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的越来越少。”

因为，在认同和超个性化这二者之中，象征性注意都是这一欲望经济过程的核心。可是，当这种象征性注意在新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工业中发生变形和转移之后，象征性符号本身就发生贫困化和萎缩，甚至变成去象征化。正是这种象征性贫困所导致的知识短路，也就造成了斯蒂格勒所指认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段著名的表述在这里被改写了：“随着工业创造的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的越来越少”！

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

斯蒂格勒很快宣告了一个新的看法：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掏空认知力的无产阶级化已经进入到它的第三个阶段。显然，他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更想早一些提出自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研究成果。斯蒂格勒说：“从工业民主的崩溃中产生的超级工业社会构成了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了19 世纪的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丧失，20 世纪的生存知识的丧失。在21 世纪，我们见证了这个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的诞生——似乎令我们震惊的原因是处在一种绝对难以想象的发展中的。”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斯蒂格勒这里的“无产阶级化”构式完全异质于马克思原先在经济所有制关系中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贫困性构境，而主要转境为一般个人主体认知能力的缺失。在他后面的课程讨论中，还一本正经地做过一个系列的逻辑链接，即马克思的外化=无产阶级化的观点。

首先，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也就是将原来黑格尔的观念外化颠倒地“理解为物质化”，也就是利用生产“资料”进行人的技术的自我生产，斯蒂格勒指认，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第一次以明确的方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也就是由于知识的外化而导致的知识的破坏”。显然，斯蒂格勒这里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的颠倒，并非是在物质化的层面承认知识外化的合法性，而是将知识归基为实践的历史产物。

其次，斯蒂格勒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在于确认智力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的第一‘历史活动’。非-非人存在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存工具，他们就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这又是严重的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人类历史的发生时，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劳动产生，在那个远古时代，知识根本还没有从具体的劳作过程中分离出来。

再次，斯蒂格勒指认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确认的“一个由于外化而导致的知识的丧失，这个观点在大纲中被进一步发展了”。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大纲”）中，“马克思将文码化描述为知识外化或外部化进自动机”，“外化过程被马克思描述为文码化，即分析的形式化、离散化,再生产和自动化的过程，并且是在一般的工具机器意义而言。这个过程在泰勒制、特别是流水线下获得系统的发展”。这一点，确实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物质生产的过程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的对象化实现的过程的一些预见性的分析，但马克思不可能提出什么文码化和生产流水线等问题。

然而，“尽管《大纲》是以我所说的第三持存的形式描述知识的物化,但工业社会中关于知识的一般问题并没有被辩证唯物主义真正提出来：技术没有被主题化为知识和非-知识的一个要素，没有（提出）一种知识的器官学或力比多经济学——即升华的欲望意义上的一种知识经济学”。这个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关键词。这没有说错，可是让斯蒂格勒预见在22 世纪中发生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以后工业生产中的新成果也是不可能的，这并不能证明斯蒂格勒比马克思要更高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斯蒂格勒这里的逻辑线索为：

首先，在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技术与劳动过程的分离，劳动者失去了原来在手工艺生产中那种技能与劳动的总体性，机器化大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对象化过程。斯蒂格勒将其指认为无产阶级化的第一阶段，其中，大机器生产已经导致了劳动者的技能知识的丧失。

其次，到了20 世纪，资本主义的超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剥夺了所有消费者的生存认知力，这是无产阶级化的第二阶段。在社会的层面上，特别是：“从1980 年代开始，国家的衰落、战略性的市场营销和金融化的霸权被推行到世界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紧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基于内驱力的痛苦和投资缩减，并毁灭欲望，产生各种形式的怀疑、异教信仰和信用缺失，它们一直困扰着每一种权力形式、机构和商业，最终导致破产，这就是我们都看到的2008 年爆发的大崩溃。”

再次，到21 世纪的今天，斯蒂格勒则宣告资本主义超级工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在这里，整个社会的理论认知系统被连根刨起，这导致所有人真实欲望本身的破坏和信念与信任缺失。这也就是斯蒂格勒这一课程的中心思考点。

那么，究竟什么是斯蒂格勒所说的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化的这个第三阶段起始于1993 年互联网的出现。这是离我们非常近的新的社会历史现象了。或者说，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还专门指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点上不能预见技术的进化，作为数字第三持存的技术进化”。斯蒂格勒明确地指认过，“利用1993 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网络技术所搭建的全球性网络而实现的网状阅读和书写的出现，数字化技术已经推动超级工业社会进入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超级工业时代进入一个系统性愚昧的时代”。

这里交待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开始于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现象的突现，即1993 年由美国建构起来的互联网的全面兴起。互联网的突现是一个存在论上的质变，它造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变化。在斯蒂格勒这里，他突出强调了在全球范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远程登陆后的“网状阅读和书写”，在这种数字化主体存在的背后，斯蒂格勒首先看到的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流通领域的变化：“利用无处不在的远程-行动（和远程-客体性），生产中心被去地域化，巨大市场被塑造出来，然后被远程控制，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被结构性地分离，电子金融市场被连续地相互联系起来，实时指挥着由数学在‘金融业’的应用而产生的自动化。这样一来，自动决策过程就功能性地与基础内驱的自动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自动主义控制着消费市场——最初是通过大众传媒的中介，而今天是通过踪迹工业，亦即数据经济(即个人数据经济)的中介而实现的。”

应该说，这是斯蒂格勒这一课程研讨中最重要的断言之一。此处的利用主体并非人，而是资本，它利用网络化的无所不在的远程行动和远程作用对象，一是使原来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去地域化了。也就是说，一个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多空间运行，比如资本跨国集团的创意中心通常在本国，而生产对象化的流水线可以在其他劳动力和资源廉价的落后地区，这使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变得具有弹性和更广阔的可能时空。二是这种远程互联也必然创造了巨大的远程覆盖的无形市场，无数剁手族只要坐在电脑前或手持智能手机就能买卖一切。三是远程操控的电子金融市场也被创造出来，它不断光速生成着一种非人为的“自动决策”。四是这种自动产生的控制开始是大众传媒支配而现在则是由人之外的数据经济决定的。这就必然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存在状态：系统性愚昧。

数字化第三持存与系统化愚昧

显然，这里系统性愚昧是指整个社会失去了人与人真正的协商和交流基础上的主体性决策，现在网络远程存在的本质已经转换为客体性的数据分析，这将导致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愚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的心灵麻木。

首先，网络生存中的系统化愚昧。也是在这个复杂的场境中，斯蒂格勒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数字化自动装置已经成功绕过心灵的协商功能，系统性愚昧已经在消费者和投机商之间由驱力功能性地建构起来”。我们面对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费者与商家的沟通，现在无一不是由自动装置建构起来的屏幕点击完成的。能够自己独立去观察、选择和反省的我思被根本废除了，这也意味着主体本身的彻底废除。面对创造性的认知能力的系统失效，愚昧和麻木是系统地发生的。斯蒂格勒说，“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 年之后，普遍性的麻木状态好像已经伴随这种系统性愚昧、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而出现了”。他甚至给出了造成这种麻木的直接根源。

这种正在产生的麻木是由最近的一系列的科技休克引起的，这种科技休克出现于1993 年的数字化转变，即利用网络，不仅仅是因特网的数字化转变。这些休克的揭露、他们的主要特点和结果的揭露已经带来一种非常真实的惊人状态——特别是面对“天启般的四大骑手”。他们看上去分解了产生于启蒙的那些工业社会。

依斯蒂格勒的判断，今天所发生的全球系统性的愚昧和麻木是由一系列的“科技休克”造成的。所谓科技休克，即由最新的科学技术发明所导致的人的社会生活的断裂。斯蒂格勒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网络化生存中最著名的美国四大科技和网络技术公司——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就是造成了科技休克的罪魁祸首。谷歌是通过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让人们对知识的直接阅读和思考的活动完全休克；苹果的向左一抹改变了开关的实际接触闭合，三指推开则消除了物理空间距离的远近；脸书（中国的微信）用虚拟的交往让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彻底休克；而亚马逊则是让直接文献的阅读休克和死亡。这是令人震惊和警醒的说法。

其次，系统化愚昧的直接结果就是新型的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不同于前述19 世纪和20 世纪的掏空劳动者技能和生存认知能力的无产阶级化，这个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是以整个社会存在的系统化愚昧为基础的。超级工业社会建立于数字踪迹的自我-自动生产，并由利用这些踪迹的自动主义所主导，由此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正如通过电视所广播的模拟踪迹导致生存技能的无产阶级化，就像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的屈服导致技能的无产阶级化。

这里又再一次回到那个无产阶级化的三阶段论。不过此处的批判性构境转换了一个角度，开始向斯蒂格勒自己原来的技术哲学存在论过渡，即第三持存的观点。他说，“任何知识的外部化都将带来这一结果——明显矛盾的是知识的建构是依赖于知识的外部化（exteriorization）——这样，数字化的、模拟的和机械的踪迹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持存”。

如果说，这里的第三持存指的是人的存在遗迹在外部物性存在上的保留，那么，三种无产阶级化的具体基础就分别为：机器生产中出现的“机械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劳动者的技能；广播电视技术中出现的“模拟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人们的生存认知能力；而今天的“数字化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整个社会理论认知的能力，所以造成了系统化的愚昧。对于这个数字化的第三持存的恶果，斯蒂格勒有如下分析：

以数字第三持存的形式进行的数据处理能够（以光速）实时地、在全球范围内、以处理几十亿千兆数据的水平进行着，并通过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渗入社会几乎每个体系的数据收集系统运行着——那么，这是因为数字第三持存和算法使“大数据”能够得以产生和开发出来，然而，理性作为一种综合能力也有可能因为“大数据”具有极速运转的自动的知性分析能力而发生短路。

在这个第三阶段中，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上的海量数据以光速不断生成统计、处理和决断，这使得所有主体性的综合理性能力完全短路，由此产生一种可怕的断裂。依斯蒂格勒的说法，“因特网是一种药，这种药将会成为一种实现超级控制和社会分离的技术”。这应该是毒药，因为它是社会主体系统性愚昧的根本性缘起。

再次，这就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新型的网络心理结构化下的数字化乌合之众。斯蒂格勒说，在弗洛伊德那里，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和智力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在实际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他们总会被带入一种群体，并拥有一种集体心理思想，使他们以一种与他们在孤立状态下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感受、思考和行动。弗洛伊德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心理群体（用德语说即大众），或丧失个性的乌合之众。

依弗洛伊德的这种构式，斯蒂格勒将其推进到网络世界。他说：“在自动社会中，那些被称为‘社会’网络的数字网络引导着这样的表达，这些表达都屈从于强制的规定，心理个人也屈从于这些强制规定。因为受到所谓的网络影响而不得不这样做。再加上社会交际网络，这种影响就变成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即一种高度模拟构境（highly mimetic situation）——而这种情境建构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乌合之众的新形式。”

斯蒂格勒说，十年前他曾经说过，原来在传统社会交往和生活中生成的心理群体，在“计划工业每天特别是通过大众节目广播也塑造了这种‘乌合之众’”，那么，现在则被全新网络数字化重构，因为今天所有的生活和交往都发生在智能手机的脸书和微信交流中，想法、观点甚至细微的感情都通过电子表情才能实现，这使得个人的一切个性置于网络生存的规则和无形强制中，它必然导致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这就是电子化的乌合之众。

依斯蒂格勒的看法，“数字第三持存所产生的、由网络连接起来的乌合之众构成了一种‘众包’经济”，因为，通过网络效应所创造出来的电子化的乌合之众（比如现在活跃在脸书和微信上的亿万心理个人）,通过使得这些群众能够被利用的愚昧性众包，以及通过大数据的使用，即会产生一种无以比拟的疯狂。比如在今天的当下，中国北京时间2016年11 月11 日11 点，马云的淘宝-天猫一天的销售额突破1000亿人民币。

人们常常不能理解，这种不理智的疯狂（中国俗称“跺手族”）是如何发生的？其具体的实现机制到底是什么？对此，斯蒂格勒用自己的技术哲学观念对其进行了精细的解读。在他看来，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每个电子个体都丧失了真正的个性化存在，电子商务关系中虚假网络存在制造了一种无法抵抗的被控制的伪欲望。

通过这些我们称为个人数据第三持存的个人来促进生产和自动-获取，这些个人数据使他们的心理时间空间化；通过使个人数据以光速进行流通，以干预超个性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与自动地、功能性地形成的循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这些循环，通过自动形成的而不是超个性化地形成的集体第二持存，反过来干涉，几乎是直接地干涉心理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说，干预前摄、期望，最终干预个人行为，从而一个个地、远程控制和电子指导每一个网络成员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说的“人格化”。

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愚昧性的疯狂，归根到底，是外部的数据处理重新建构了我们在网络生存中的虚假电子人格化。海量数据造成了个人心理时间的空间化，这原本是要通过自己内心认真鉴别和挑选的过程；现在只要有一定量的点赏和好评数据，自动获取的行为就以光速发生了。这其中的秘密在于，个人的第二持存，即对一个事物和经验的回忆，也是通过电子数据生成的，这种“远程的电子指导”直接建构了个人主体的网络人格化。所有网购几乎都是自动发生的，这是一个被数据人格中的伪第二持存裹胁而致的恶果。

斯蒂格勒气愤地说：“2008 年崩溃后的七年里，似乎心灵的无产阶级化，更准确的说是，理论化的智力能力的无产阶级阶级化，在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和政治的协商意义上——它与20 世纪的感性和情感的无产阶级化，与19 世纪的工人姿态的无产阶级化是一致的——既是这种持续的‘危机’的诱因，又是它的结果。”

这是一场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的灾难。面对这种灾难，仅仅靠道义谴责是无用的，斯蒂格勒让我们起来进行现实的斗争和积极的努力。这正好是利用现代技术的两面性，即发挥药学的解药功能。

双重性药学的翻转：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知道，区别于传统欧洲左派批判理论那种只是简单地一味否定资本主义现实，而一旦谈及现实解放的道路时立刻语焉不详。斯蒂格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可贵的方面，就是积极地努力探求新的解放的可能性。在《技术与时间》中，我们看到他基于海德格尔座架的雅努斯神双面性明确提出要将当代技术的奴役翻转为拯救的可能，在这里，他仍然坚持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所以，在分析了心灵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诸种问题之后，斯蒂格勒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字化资本主义中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这个事实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预防的吗？”他说，有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这样认为。斯蒂格勒持相反的观点：由作为一种第三持存的每一个新形式的数字化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化这个事实，构成了药的新阶段。如果不能开出新的治疗、新的治疗学，这种药将会产生有害效果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针对以数字化第三持存建构起来的技术（药学的毒/解两面性）新阶段，积极努力地提出新的治疗方案，将毒药翻转为解药，这种无产阶级化的恶果才会不可避免。甚至他还批判马克思恰恰是忽视了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才会“不曾正视工艺学和产业化的治愈性，不曾重建知识或是参与反对无产阶级化的斗争”，或者说，“既没有提出药的毒性和治愈性问题、也没有提出治愈方”。有趣的是，斯蒂格勒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不相信什么外在的救世主，也不相信左派知识分子，他认为，解放者就是所有在数字化资本主义奴役下的“无产阶级”自己，作为毒药学的解药性处方并不在外部的解放者手上，而就在每一个处于数字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服毒者自己手中。这种处方是科学界、艺术界、法律界、一般精神生活的世界和市民——首先是市民的代表们——世界的责任。需要更多的勇气：这是一场必须面对和反抗的无限的利益之斗争，既包括部分遭受这种毒性的人们，也包括以这种毒性为食的人们。正是这段痛苦时期构成了蛹的阶段（the stage of the chrysalis）。

一切在数字化生存中沉溺于网络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服毒者都是起来斗争的责任主体，今天会是我们从蛹中破茧而出的时刻。这个蛹的隐喻，让人想起《黑客帝国》第一部中黑衣人带着尼奥所看见的那个数字化母体上的无数蛹状的个体寄生情景。这种新的理解或智慧将会颠倒药的毒性逻辑（the toxic logic of the pharmakon），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超级工业时代，这个时代建构了一个基于去无产阶级化即负熵之上的自动社会——它将提供一条从智性昆虫的蛹中蜕变出来的出路。

依斯蒂格勒的分析，所有数字化第三持存都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它会在持存和前摄之间创造出新的“超个体的安排”，前摄可以构成个体新的注意形式、新的超个体循环以及使意义域连贯一致的新的意义和能力。

首先，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逆人类学的解放的一般器官学。斯蒂格勒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逆生产力（counterproductivity）”的观点。如果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是一种“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一般经济学将不再以征服和控制为目的。这也是“建立一种基于由负熵向逆人类学平稳过渡的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必须将逆生产力这个概念与一般的药联系起来，一般器官学状况的各种逆生产性效果应该被看作熵的和负熵的药理学效果”。

解放的药学的本质就是放弃一切占有性存在。在海德格尔的本有论中，叫弃绝存在。据说，它是建立在巴塔耶反对资产阶级功用-价值论的一般经济学理论之上的。斯蒂格勒提出：“根据与逆人类纪相关的一般器官学，我对未来图景的建议是倡导一种逆人类学意义上的智性生命观念（conception of noetic life），即研究和了解生命以便操持生命（比如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器官学及与此相关的任何学科——即根据宇宙规律来理解每一种知识形式）。

这种观念在功能上和本真性上也是一种力比多经济学观念，重新思考这种器官学的意义上的经济学和巴塔耶意义上的一般经济学。我们将看到，这种一般经济学是一种礼物经济学（economy of gift），一种赠礼性的经济学（economy of potlatch）。这种一般经济学需要给予一种彻底的一般现象学的重新定义和特殊的存在论分析。”

这里有两个被斯蒂格勒遮蔽起来的参照性构境：

一是莫斯的象征性礼物交换关系。在写于1925年的《论礼物》一书中，莫斯描述了发生在原始部族一种交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即人们通过礼物交换了灵魂和意义，礼物是内含着精灵的圣物。与当下社会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有序性市场交换关系不同，身处上述情境里的人们对圣物不仅不试图占有，甚至满怀敬畏，从而不惜耗费性地付出。

二是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在巴塔耶眼里，现世的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着一种致力于追逐世俗功利目的的有限的特殊经济，而他自己则向往和推崇另一种以“不求获取”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普遍经济学。在我看来，所谓的一般经济学，就是巴塔耶心中走向神圣世界的光辉路径。巴塔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功用性生产为基础的占有型经济只是一种异化的、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这是“缺乏诗意”的非神圣世界；而生命存在的最普遍的本真方式其实却是另一种以无尽的耗费方式出现的“荣光”存在，正犹如太阳终日释放光芒却不求回报，“它的给予从不要求获取”。似乎，斯蒂格勒充分肯定莫斯与巴塔耶的观念，他的一般器官学和所谓“逆人类学意义上的智性生命观念”正是建立在上述两种浪漫主义构境之上的。

巴塔耶

其次，斯蒂格勒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集体-个人关系。显然，这又是基于西蒙栋的个性化理论。正是针对了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个人被远程登陆的网络存在非个性化奴役的现象，斯蒂格勒才提出：“社会个性化会创造出团结关系，并由此持久地、一代代地建立起社会体系。塑造集体个人的社会体系是基于超个性化的循环而形成的，而这种超个体化本身又是建立在知识和纪律基础之上的。”这是第三持存好的方面。相反，当第三持存被资本（特别是数字化手段）所控制时，它则会取代个体心理的和集体的持存，造成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愚昧。

再次，建立全新的解放性的数字化认识型。斯蒂格勒认为，今天基于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的、大规模发生的自动化生产过程，这种自动化进程中发生的“超个体过程而导致的心理的和集体的个性化的短路”，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否定和批判，而是“对这种数字化的药的非凡新颖之处进行思考和细致分析”，来使得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毒药转化为自身包含的解药性。这仍然是对海德格尔那个当代技术座架本质的双面神意喻的延伸。

“这种分析就是我所说的研究与创新研究所的工作。数字化研究不是简单的数字化人本主义，而是一种对于所有知识的新的范式，建构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新的认识型（episteme），需要一种加斯通·巴什拉意义上的新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依我的看法，斯蒂格勒这里立即将他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利用数字化第三持存翻转存在的革命性实践链接起来了。他甚至觉得这是创造一种形而上学构境中新的认识型和新的认识论。

最后，必然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数字化的解放实践。斯蒂格勒并非只是说说，2006 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所成立的创新及探索研究所（Insi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IRI）致力发展新的在资本控制之外的贡献性免费软件，以实现他的哲学思想。这实际上是受维基百科和百度搜索的技术存在模式影响，所有网上数据恰恰是由无数没有功利心的网民无私贡献和亲自动手上传建立的。据许煜博士介绍，在创新及探索研究所，斯蒂格勒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工程师、编程人员发展了不少以非赢利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记，建基与维持的学术辩论平台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精神技术工业政治国际联合会倡导创造一种贡献性收入，以法国艺术界的“临时工”法律为模型，蓬皮杜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IRI）正在开发一种贡献性研究平台，在一种看重负熵、反对熵的经济的辅助下，设计一种新的万维网结构。

在斯蒂格勒看来，“提供免费软件的工作组织是基于去无产阶级化的，而去无产阶级化本身是基于随着网络尤其是网站——比如维基百科而出现的贡献性技术而成为可能的贡献性之上的”。在南京讲学期间，斯蒂格勒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创立了一个革命性的网络空间，有多个国家近30 万人参加了这一数字化共产主义实践。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法已经直接遭到了那些通过关于免费软件的实践、通过对‘大同世界’的设想的行动者——包括一些尝试制定新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年轻艺术家们的挑战”。应该承认，这可能真是自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以来最令人激动的革命实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