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被拆除的广州“土豪村”，记录下打工人的黄金时代

广州康乐村是一片低矮的城中村，紧邻中山大学，距离著名地标广州塔（小蛮腰）不过4公里。

由于附近就是“中山大学布匹市场”和“十三行”等大型服装批发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约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逐渐聚集了近万家服装加工厂，超过十万人在里面工作和生活。如果大家在网上买衣服，留心便会发现，大多店铺的发货地都在广州，这里也是众多网店和实体店的货源地。

走进这里，你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每天傍晚，无数台电动车载着布匹从各大布匹市场涌出，瞬间塞满了整条街道；打着“诚寻客户”招牌的小制衣厂老板坐在路边，有些牌子上还写着“南无阿弥陀佛”。

路边打着“诚寻客户”招牌的制衣厂老板。顾客会直接上前询问某种款式能否制作，这种方式效率很高。

康鹭片区，是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

客户沿街找工厂，工人沿街找活干。本就狭窄的街道旁堆放着残余的布料。从2011年开始，康乐村便传出要拆迁的消息，但一直到2023年，项目才获得实际推进，今年正式开始拆除，预计整个改造过程需要10年。这些年里，广州许多盛极一时的城中村，比如猎德村、琶洲村、杨箕村，都已经建起新楼。

康乐村中设有碎布料打包的临时堆放点。

陈洲和张晓静夫妇从2008年开始关注广州城中村，当时拆迁已经开始。他们探访这些逐渐消失的街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捡起主人匆忙遗落的旧物，拼凑出这里曾经的人声鼎沸。

今年，他们把一部分物件展出，创办了一座“捡来的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怡乐社区，是一栋占地40余平米的平房，外墙贴满了蓝色、绿色的铝制门牌，密密麻麻有2100多块。这些年里，类似的门牌他们收集了7000多块。馆内摆放着老旧的音响、老照片、几百把钥匙、破碎的瓷器和重新装裱过的奖状。

位于广州怡乐社区的“捡来的博物馆”，外墙贴着门牌，十分显眼。

每一个物品背后，都是一个人远离家乡，来到新城市奋斗的痕迹。巧合的是，博物馆距离正在拆迁的康乐村仅仅两公里，仿佛一种无声的呼应——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怀旧的故事，对大多数人而言，忙碌、孤独而流动的生活状态依然占据着主流。

博物馆开馆没多久就上了热搜，6000多万的点击量让陈洲和晓静很惊讶。每天都有人远道而来参观这个空间。我们与陈洲、晓静夫妇展开了几次对话，也去到博物馆听了那些物品背后的故事。

一开始，馆里的展品“因陋就简地堆放着”，晓静觉得，这些外来务工者的资料应该以一种“被尊重”的方式呈现。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吴杰院长的支持下，他们定制了满墙的柜子，打开柜门，就像是打开一条隧道，物件把主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南下淘金梦与打拼者的历史

馆主陈洲最早收到的物件是一面小铜镜，来自一个在林和村打工的女人。

女人是青岛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九十年代，孤身来到广州打工。这面铜镜原本是妈妈结婚时用的，想着女儿大学刚毕业、年轻爱美，便送给她留作纪念。没想到女人一下火车东站，就钻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林和村，从那之后几十年，结婚生子，再也没有离开过。

赚了些钱，女人在村里租了两个档口，卖胸罩内衣和化妆品。她告诉陈洲，自己整天守着档口，习惯了每天晚上看着酒楼里工作的姐妹下班，到她这买一些化妆品，再闲聊几句。现在村子要拆，她的生意也做不下去。

这样的近况，混得实在算不上好，她不太好意思回老家。女人把铜镜送给陈洲，就像她曾在这里存在过的证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作不再包分配，大学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铁饭碗”被打破，也让许多有理想、有闯劲的年轻人决定南下广州“淘金”。拥挤却便宜、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城中村成为这些年轻人奋斗路上的第一站。

包租公们察觉到租房市场的火热，进一步在居住空间上压缩，村里形成了“一线天”和“握手楼”这种独特建筑景观。

城中村里的“握手楼”，两栋楼的人站在自己家里就能握手。

康乐村被改造前，一位决定离开的制衣作坊老板老王（化名）把自己的门牌送给陈洲，还跟他讲了一晚上自己的故事。

老王是湖北人，15岁时跟着村里年纪大的孩子到广州打工。当时打工的主要目的是学一门手艺，能包吃住就行。数据显示，康乐村与附近的鹭江村聚居了10万余名湖北人，因此康乐村也被称为“湖北村”。他们把“小单快返”的服装生产模式做到极致，不到24小时就能出货，成就了“广州最大制衣村”的名号。

老王骄傲地告诉陈洲，在康乐村，如果想要寻找一种特殊的纽扣，他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搞定，这就是“康鹭速度”。这里的制衣产业超乎寻常的成熟，“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但同样的，这也依托于康乐村的地理位置和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如果搬到其他地方，老王很难找到同样高效的生产方式。

只有初中文凭的老王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康乐村拥有了两间工厂，那是黄金般的九十年代，“只要有一台缝纫机就可以在城市里面安家落户，只要能有几平方米的档口，就可以发家致富”。

康乐村的牌坊

博物馆里还存着许多“布料”。在康乐村，有些小作坊会自己设计“花样”，如果“花样”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整个村子其他的制衣厂都会研究效仿。等这阵风气过了，设计花样的人舍不得自己的作品，把它们保留下来，有的二十年后又可能重新流行。

熨斗下压着的是一个特殊“花样”。

“对康乐村的手艺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产品。”

在陈洲眼中，“广东是一个巨人，城中村就像它的胃。”很多人不会意识到，现在整座城市所享受的最好的快递、最方便的衣食住行都由住在城中村里的这些人来提供。

磨眼镜片的机器，现在接上电还可以使用。

当城中村流动人口骤然增多，出租屋管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政府要求出租屋必须挂有明确的标识，方便监管和识别。

南方雨水多，楼又盖得密密麻麻，城中村几乎不见天日，白天也得点灯。狭窄与昏暗的空间也催生着混乱。陈洲的朋友短暂居住在城中村，晚上听到楼顶上有小偷走动的声音，陈洲也曾见过城中村里装扮夸张的站街女在路口张望。

外来人口住的出租屋必须挂上白底红字的牌子，拥有治安管理许可证。这是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见证。

一位在城中村里开店的西北人。十年前，陈洲捡到了一张照片和日记，日记上面每一笔账都记得很清楚，包括每月要向黑社会交多少保护费。

许多人在城中村一待便是几十年，早已成家立业，直到城市改造让他们不得不考虑离开。

这扇木门是一位叫曾峰的先生所赠。曾先生的叔叔是远征军，全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柬埔寨定居，解放后才回国。三代人在城中村开了一家书院，免费教别人识字写字。离开前，他们把书院的木门留给了陈洲。

见证的故事越来越多，陈洲和晓静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博物馆，专门记录这些打工人的青春。“无论最后他们去到哪里，个体的劳动应该受到尊重，在这间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一段打拼的历史。”

拆迁中的门牌、孩子与精神病人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举办在即，城中村作为“非理性的空间结构”，被认为是“怪异而丑陋”的。那一年，广州拆迁改造进入高峰期。

拆迁中的村子

广州的村子大多历史悠久。像是杨箕村始建于北宋天禧年间，拥有近千年的历史。杨箕村的原始地貌被形容为像一只头向白云山，尾在珠江河的水龟，地处广州的主要交通干道，与广州未来的CBD珠江新城比邻而居。

正因如此，许多村子里的路名都是从宋元沿袭下来。比如一户村子里的传统民居拆除后，仅仅剩下一个宗祠，围绕着宗祠盖起层层叠叠的握手楼，但宗祠前面的那条路大家依然习惯称呼它之前的名字：慈善里、居仁里、潜龙里……

笔村的门牌格外醒目，据说朱熹的后人在这个村子里居住了600多年，现在村子已经拆迁。

广州罗马家园小区修建时拆除了一个元朝的宗祠，梁木还储存在村民家中。

随着拆迁，很多村子只剩下一个名字，陈洲、晓静觉得很可惜。他们想到了村里的门牌，希望把这些记录着之前地名的门牌保留下来。

两人的经济实力一般，只能像是捡破烂一样，跑到要拆迁的村子里去收集。陈洲力气大，负责撬，晓静就给他打掩护。捡废品的人以为他们是同行，好心告诉他们，“铝制的门牌可不值钱啊”。

在村子里收集门牌的陈洲。

后来陈洲专门做了一块牌子，写着“高价回收旧门牌”。警察不理解这种行为，把他带走了。陈洲跟警察解释，“香港的开发商来改造村子，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小区，咱们几百年的名字都没有丢，现在丢了多可惜啊。”

派出所的所长姓马，也是村里的村民，听了这些很感动。他找人帮忙，一晚上撬完了附近的门牌，交给陈洲。后来越来越多居民主动把门牌送给陈洲。

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0年，广州老地名消失数量达1031个。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改造步伐加快，又有1000余个老地名消失。

那几年，村子到处都在拆，大家茫然、彷徨又焦虑。夫妇俩带着相机在村里走，常常被认作记者，拉住了就要聊上几个小时，“哪怕你解释了自己不是记者，他们说没关系，就要跟你说说最近生活的不如意”。

有一个开杂货铺的江西老表告诉陈洲，自己在村子里生活了20年，卖音响、电视机，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种庄稼”。走的时候，他在一台音响上写，“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

比起成年人，孩子面对的动荡更加剧烈而隐晦。杨箕村拆迁时，就有孩子在墙上写下，“别了杨箕村，我的家”。

有一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晓静看见一个妈妈正在捡破烂，她的孩子七八岁左右，从垃圾堆里捡了一个玩具在摆弄。妈妈浑身被淋湿了，责怪孩子不来帮忙，抢过他的玩具就扔了，孩子大哭起来。晓静看到很心酸。“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那么珍惜这个别人扔掉的玩具，但还是得不到”。

在林和村捡到的其他孩子的玩具和书包。

从那之后，晓静开始更关注孩子的玩具。在拆迁现场，他们把别人丢弃的玩具、公仔捡回去，清洗消毒。“每一个玩具都有主人，有一天主人不知道因为什么离开，玩具的生命好像也因此结束了。我们希望为这些玩具找到第二个主人，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晓静把这个项目命名为“领养计划”。

一位房东的“借东西登记本”，房客们自顾自地在本子上留下自己想说的话。比如“为什么中学辍学的总是女孩子居多！父母应该给予子女平等的爱！”

2010年，距离火车东站仅仅200米的林和村开始拆迁，一个记者朋友建议陈洲和晓静可以去看看。两人在林和村收了很多东西，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17米长，由40多张奖状拼凑而成的画卷。里面是一名叫徐小慧的女孩从幼儿园到初一获得的奖状。

当时挖掘机还没有挖到这间房，奖状密密麻麻贴满了一整面墙，陈洲进去把奖状都取了下来。媒体报道后，陈洲也曾短暂联系上孩子的父亲，对方很触动，告诉陈洲，房子拆了，他们都回老家了，孩子也转到老家的小学读书，陈洲说等下次见面，会把这些装裱好的奖状还给他。但这几年，他们又失去了联系。

在显龙村，陈洲把一个小数码相机交给孩子，让他们拍摄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有孩子拍摄自己的好朋友，也有孩子只拍了一个黑漆漆的角落，告诉陈洲，“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琶洲祠堂前面的摇摇车

陈洲还在村子里碰见了另一个跟他做着类似事情的“艺术家”。那是一个说着东北口音、穿着军帽、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他在村子里捡了很多东西，摆了一个小摊。聊天过程中，陈洲才发现对方精神有些障碍，他把一个摆件送给陈洲：“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你一定要接受我啊。”

“艺术家”送给陈洲的摆件。

当时村子里乱糟糟的，有人在搬家，有人在吵架，只有这个男人，像艺术家一样平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后来陈洲才知道，他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很多年，现在村子要消失了，他应该什么也不懂，却也仿佛有一些感应。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陈洲是安徽人，晓静是江苏人，他们都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去法国留学。2007年来到广州，晓静在广州美术学院做老师，陈洲则成为了独立艺术家。他们在学校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工作室，可以说，他们认识广州这座城市就是从城中村开始的。

在当时的广州，他们感受到的是社会转型、人口的流动与融合以及拆迁中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新与旧、开放与传统同时存在。

南方人家的传统，会在门口挂着“天官赐福”。

为了扩大居住面积，人们扔掉了神龛与佛像，但村里的宗祠和庙宇还在，香火很旺。来到这里的人，都盼望着能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的机会。

陈洲对这一切有种天然的熟悉感。他在安徽农村长大，读的是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全靠普通老师和工人捐钱建起来。

那时大多孩子初中辍学后都会去外地打工，他的哥哥和弟弟去了不同城市，一年难得回家。有一年，弟弟借了些钱去沈阳打工，等到回家身上都长跳蚤了，他十分难过。哥哥也曾经给陈洲描述自己的生活：“我的青春都给了那座城市。”

猜测是一个叫“超”的人的保安服。陈洲的哥哥名字里也有“超”，当他看见这个保安帽的时候，很有感触。装这套衣服的箱子也是主人自己设计制作的，现在仍然可以使用。

陈洲从小喜欢画画，虽然还不知道学艺术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不想打工。高中时，陈洲找人借了50块钱，就像村里每个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一样，用扁担挑着被子，坐长途汽车到了浙江美院门口。

第一次走进美院的校门，他紧张到不能呼吸。当时想上课的孩子可以先学7天再交费，像他这样挑着扁担在美院门口晃悠的山村青年有很多。

上到第七天，陈洲准备离开，老师追出来：“别走，别走！”他吓得不行，以为老师找他要钱。结果老师写了一个地址给他，“你以后有困难可以写信给我。”后来，就是在这位中国美术学院楼召炎老师的帮助下，陈洲才能继续学业。

山里的孩子想要走艺术的道路更加艰难。他和同学约定，以后无论谁考上大学，外出打工的人就供他的学费。大学时，陈洲交不上学费，他的高中同学正在广州打工，二话没说，真的给他交了一年学费。

在法国念书时，陈洲和晓静不想问家里要钱，留学的七年里，有六年都在勤工俭学，搬运工、洗碗工、服务员……什么活都做过。当陈洲来到广州，见到城中村里的打工者，轻易就跟他们熟悉起来，这些人让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弟弟、朋友同学。“他们在这里打工，反馈给家乡的人，也建设了这座城市。”

陈洲经常幻想，如果当时没有去美院，他也许也会在城中村里打工、租一个小档口，他也不会遇到晓静。城中村的居民，像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

在城中村16年，陈洲和晓静已经是城中村变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许多人把东西放在他们的博物馆，聊过自己的故事，后来再也没有见面。那个曾经给陈洲交过学费的朋友生意不顺，后来也回了老家。

陈洲曾经坐车去了一个拆迁过的村子，曾经的祠堂变成了售楼处，进去一问，房价已经涨到4万多。而那些曾在城市里努力生活过的人，不知道去到了哪里。

一代奋斗者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新的淘金者纷至沓来，涌入城市的“新手村”。现在陈洲经常往返于广州与佛山，教城中村里的孩子美术。他上课的地方被很多工厂围绕，也是一个“打工镇”。在村口，他曾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背着小包、站在一块石头上，笑容满面地跟朋友打电话，风暖暖地吹着，看着十分幸福，充满希望。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Yoyo、星星提供。

文中提到的“捡来的博物馆”的场地由公益组织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租下服务社区，负责社区项目的执行人陈海宾向街道申请了备案，门牌才得以贴到墙上。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807创新空间，配合广州公益慈善书院，让空间真正地服务到居民，为了空间物品不妨碍社区老人来做活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的执行院长吴杰教授支持了整个空间改造。

参考资料：

1.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

2.财新显影《广州康乐“服装村”告别辉煌，每年因“招工难”上新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