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编辑：靳锦，摄影：余小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曾说过“不接受有评委的综艺节目”的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在2020年夏天卸下浓妆、穿上西装，成为了《明日之子乐团季》的“教导主任”。

阶梯教室式的高明度舞台，身穿潮牌的选手轮番亮相。梁龙坐在教师席上频繁地举牌通过，和善地鼓掌，表达他对希望踏入乐队门槛的年轻人的认可和宽容。

二十年前，哈尔滨郊区华新村，北漂失败的梁龙灰头土脸地蹭住在大队会计家，白天躺在炕上看《西游记》，偶尔帮人家收苞米。乐队在村子里排练不下去，大家都回屋看电视，梁龙一个人趴在苞米院子里，写出了《采花》：“有一个姑娘像朵花，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无人宽容的角落里，年轻人开始自寻办法。

以下是梁龙的自述。

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

20岁的时候，我在哈尔滨一个办事处当保安。过年大家抽签，两人值班，两人回家。我抽到了留下的签。除夕夜，大堂里空空荡荡，几个小姑娘在里边看电视，我就在外边一个人坐着。那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1998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电视里在放《相约1998》。

想去北京去不了，搞乐队又没搞成，过得稀里糊涂，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感觉自己20年白活了。我拿出兜里的红河烟，点着在自己右胳膊上烫烟疤，一口气点了5根烟，连续烫、烫了很长时间，烫了20个疤。那个肉焦味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给自己发了个誓，如果40岁还做不成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话，我就再给自己补20个。

不等20年，第二天我就后悔了。怕领导看见，我就每天给自己戴上袖套。戴完一整个白天，到晚上袖套黏在胳膊上，我得放在水盆里化，化开了才能把袖套摘下去。但是这一泡，皮又跟肉分开，晚上就得晾这块皮，第二天再戴袖套。每天这样反反复复，那真是我最难捱的一个夏天。

那会儿太虎了，没弄出人命算我命大，但20个烟头印就留在了胳膊上。曾经想过做个纹身遮一下，后来也没有。现在我有时都忘了，别人看见，说哎呦梁龙，你怎么还有这东西，之前是小流氓还是搞对象？都不是。不管光不光彩，这是我的一个记号，自己跟自己较劲。

在那之后，我两次去北京，想把自己写的歌投给唱片公司，结果都是把钱花光了之后又灰头土脸地回来。99年底，好不容易在哈尔滨有个摇滚音乐节，有个演出机会，演出那天，主办方给其他每个乐队都发了25个肉包子，到我们这儿就没有。多窝囊啊，我当时就想，我待会儿上台，得把他们都废掉。

还没上台，我就喝多了，找旁边小姑娘借了一盘化妆品，稀里哗啦就化脸上了。就这样上场，《采花》一唱，台底下哪听过这个啊，现编了个词儿，就管我们叫“民族朋克”。这就是老天爷给的。化妆就像戴了层面具，带上了面具上台，你就会演了。

二手玫瑰早期辉煌的时候，我们去瑞士演出，底下那帮老外实在没法表达这种友爱之情，就拿中文冲我们喊“加油”。现在也许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2003年，中国的摇滚乐想到世界舞台上去玩儿，基本上不太可能。回来之后《三联生活周刊》给我们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说二手玫瑰走出国门，真是有种集体荣誉感。

那个时候，中国摇滚乐已经十年没有专场，我们就开了演唱会级别的北展专场演出。虽然曝光度不像主流媒体那么多，但足以把摇滚圈震动。那时后来我们都接什么活？中超比赛中场休息，我们上去唱歌。别说摇滚乐队，主流明星都不一定能有机会，但我们可以受邀登场。结果2003年SARS一来，整个演出行业没了，我们几年专场的努力和效果一下变成泡影。

人被抬上去过，就不容易下来。到2005年，乐队3点要排练，5点人都到不齐。大家登上过大舞台了，每个人心态都有点变化。以前喝酒都是普通朋友，现在喝酒都是跟明星，他们就会问，那我们怎么还不挣钱呢？

那个时候就是不挣钱，“有车无路”。它没有音乐节，没有全国live house，没有这么发达的网络可以让我自己去找生机。那时候就是靠一场场单纯的演出，虽然说“车”很漂亮，但是你开不出去。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大家都拾不起个儿，二手玫瑰基本就属于解散的状态。

后来我看《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他赔得一穷二白，开车直奔赌城。那个时候我人垮了，意识到人一定得穷，人一富就不思考。我写歌也是，特别贱皮子，你难受了，你的歌词就文如泉涌。等你日子好了，一帮人天天叫你龙哥、龙叔，今天请明天请，你就跟没过日子一样。我有两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圈里有点地位了，就跟着换圈子，喝了两年，喝得毫无记忆。

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就在年轻的时候，一帮人都有点水泊梁山那个劲儿——不是违法，咱们不干违法的事，就是得有自己的态度，得要建立自己的小平台，吭哧吭哧奔着摇滚这座大山就去了。可到了终点的时候，你面临的是你的生活，那个精神价值和精神意识，和你的生活是血淋淋分开的。你首先得顾孩子、顾家，你自己就会慢慢慢慢变懦弱，变成自己打小就瞧不起的那种人。

现在还谈理想吗

很多年前，我在微博上搜自己的名字，一看都是恐龙。打小儿我就知道自己很红，因为看动画片，里面有不少恐龙，霸王龙、梁龙什么的，但梁龙又是最没名气的。这两年还有一个游戏截屏很多人转，“梁龙的脑袋找到了”。

咱也不是流量明星，名气有限，上半年刚被认出来几次，下半年又没人认出你来，荣誉消失得特别快。我跟乔杉一块儿出去吃饭，他不愿意进包房， 可不进包房，他饭就没法吃。过来一人，“啊，乔杉”。我上台带妆，卸了妆更没人认识我。

有一次，我在网上说不太喜欢某位巨星，他的那些小朋友（粉丝），骂我骂得那叫一个五花八门，差点没把我东北祖坟给刨了。这已经不是对音乐好坏的评价，是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关于粉丝，我觉得还需要更理性一点的沟通导向。

我也有偶像。小时候，我喜欢香港的演员米雪，别人想的是米雪多漂亮。我想的是，米雪是不是也上厕所？她是不是也避免不了这个生理结构啊？我更想喜欢一个活生生的人。N年之后，我见到小时候某些喜欢过的人，即使有心理准备，看到他们那个德行，脏话满天飞，我真是接受不了。

偶像绝对不能认识，不要离得太近，大概齐保持一个合法的距离就行了。

第一次见崔健，我俩特别尴尬。在一个音乐节的发布会，一帮乐队的，每个人长得三扁四不圆，搁那儿待着。他们大长头发，旁边带一个大靓妞，特摇滚范儿。我们乐队从来不打扮，长得特别难看，一点儿也看不出是摇滚乐队。大家都出去抽烟了，就剩我跟崔健。他冲着我，我冲着他。这时崔健过来说，你怎么不跟我说话？

我当时就懵圈了。这句话也不像个聊天样，这大哥也不像大哥样。

我说，嗨，都在心里边。

音乐行业里，崔健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直往前走的艺术家。他每隔几年就会输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还会有节奏非常稳的新专辑。他为什么会出东西？因为他在思考，在跟社会对话。相比之下，那个年代同级别的其他艺术家，可能有些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或者觉得自己看透人生了，海边买个房了。

每个时代的媒介概念都不一样，以前是黑胶，后来是唱片，现在是多媒体。我相信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发达，会把有价值的东西更立体地呈现在每一代不同的年轻人面前，让它有个更好玩更好接受的方式。

人的记忆会消亡，趁着消亡之前，得学会记录。价值观也好，好玩的东西也好，把它做成一种输出。就像任达华说，他每年必拍一部香港电影，不管是烂剧、肥皂剧，还是艺术片，他有个记录，证明他跟这个时代的关系。

岁月一年年收获的比醋还酸

我之前怎么幻想都幻想不出来，什么是中年危机，到了40岁，你发现这个坎真是有。乐队20多年了，你给歌迷唱什么？全国全世界这么多人做音乐，90后干嘛听你的？这个时候焦虑感就油然而生。

最开始团队怂恿我做吃播，拿着个自拍杆我也不会使，第一次去拍，也不知道是先点菜、跟服务员说话，还是先看镜头，感觉是个傻子。一个人新到一个工作环境，跟个傻子一样，非常崩溃，没有自尊感。拍完之后一头汗，最闹心的是回来给我团队看，一点都不能用。

后来正好巡演要定一个妆，人家就说，那你拍自己化妆吧。拍的时候，人说，瞅镜头！我就瞅。整个过程也挺尬。那天我只发了图片，预告说“中老年美妆博主明天上线！”

我正跟人喝大酒呢，人家提醒我说，你快看你微博。平时我的微博评论也就十几条，结果一看，几千条留言。最后还是数据和财富带来了荣誉感。从此我就不尴尬了，这个事儿成立了。

其实拍啥我都不会太兴奋，让我直播我就直播，让我滑滑板我就去滑滑板。我的朋友圈里总说看我视频特别开心，他们能开心挺让我兴奋。要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待着挺好。20岁的时候我从不挑战自己，但是今天团队里的年轻人说干点什么的时候，我愿意挑战。做美妆、做当代艺术，这些倒是会缓解中年焦虑，  因为我又有了我的手段去表达。

现在我们歌迷后台数据，70%以上是90后和00后。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妆博主这块儿，有时候介绍二手玫瑰主唱人家不知道，一说中老年美妆博主才知道。虽然有这种小尴尬，但这是一个新的沟通渠道。毕竟我们没掉粉，还涨了几万粉。微博里总有留言说，自己从美妆视频过来的，现在开始听你们的音乐。我觉得挺好。

这可能是我今年或者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需要有更多、更合适的方式跟这个时代对话。在自己20岁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就是时代，我就是代表了年轻的状态。但是你40的时候，就不能刷嫩漆。你说你保持20岁的心态，你保持8岁的心态也没用，因为你的精神头、理解能力，和你经历的时代记忆和现在就是不一样的。

就像现在年轻人眼里，港台早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流行胜地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不剃个郭富城的发型还能出门吗？你还活在旧的记忆里，说我跟20岁的心态一样，这就扯淡。很多老的艺术家为什么写不出歌词来，因为失语了。他怎么跟你说话？是说教式、是平等式？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怎么建立跟时代对话的可能性和公平性。

往哪儿开，往希望里开

这段时间最高兴的事，是我过年回老家，我妈给我烙馅饼。我自己试过多少回，就是烙不出那味来。我跟我妈说，老太太，我这过年都胖了十斤了，马上复工了，我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妈就跟根本没听着一样，“今天中午吃馅饼还是明天中午吃？”我说，那就今天中午吃吧。她还安慰我呢，说给你烙的都是酸菜馅的，酸菜不胖人。

我一直属于对钱没有概念。赚多少、花多少，都没有数。银行卡、信用卡，我到前两年才会用。我也不好东西，车、表，我啥都不喜欢。买一件衣服能穿三年。是一个低欲望的人。

我也确实是懒，没毅力，有时候自己都受不了自己。我不练琴、不听音乐、不看电影。做艺术品，艺术史也不看、艺术流派也不了解，觉得哪个好就搞哪个。有一次碰上一个大款，站在阳台上抽着烟跟我聊八十年代老摇滚，那些乐队我一个都没听说过。他当时都觉得，这么经典的乐队你不可能不知道，谁能信啊。

现在觉得自己岁数慢慢大了，记忆开始消亡了，又想用电影来记录自己，开始写剧本。但那些类型化我都整不明白，让我写导演阐述，我直接把笔给撂那儿，我说我无法用类型化评价自己的电影。

但是我愿意做事。一个文化项目做好了，我会特别开心。昨天一个多媒体艺术家还跟我聊一个实时捕捉的实验。这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如果疫情未来持续两三年，或者变成常态，人的观赏习惯自然会有所调整，慢慢会形成新的娱乐平台和娱乐形式。如果我们要做线上直播演出，它应该具有线下所不能替代的东西。不能说你搁在这儿演，就搬到屏幕里，也没法互动，那谁看啊？

在公众面前，血肉模糊的人比冰冷的人要有价值。一个艺术家只会自己扮酷，永远开开心心，从来不提别的事，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做自己？拉倒吧。没有几个做自己的。多难啊，这是最高境界了，都在做别人。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找自己。今天出门前，朋友说，梁龙，你记着，喝那个咖啡对你的脸的效果会非常有作用。我这一上午就活在了这个咖啡故事里面，很难去做自己。你自己是谁，怎么做，这个东西挺难的。

如果我能像捏橡皮泥一样，随意给自己塑型，我希望自己是绿色，然后融进绿色的花木丛中，别人都看不见我。梁龙本身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就是慢慢去消亡，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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