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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名“宝石Gem”、被称作”老舅“的说唱歌手、长春人董宝石,在他33岁这一年爆红。他相信在创作和商业之间,一定会有平衡点,《野狼disco》就是那个平衡点。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叶三,头图来源:图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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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是说唱歌手“你的老舅”董宝石画的。实际上,2019年董宝石画了好多龙,如果它们首尾相连,应该能绕地球一圈。
“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儿再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2019年,《野狼disco》是当之无愧的年度歌曲。在综艺《中国新说唱》复活赛上董宝石的表演之前,这首歌便已开始病毒式传播,歌配舞,横扫了短视频App。参与画龙舞的包括罗志祥、陈伟霆、王祖蓝等明星,以及各种播主。之后,急速下沉到广场舞、大学生军训和KTV……
艺名“宝石Gem”、被称作”老舅“的说唱歌手、长春人董宝石,在他33岁这一年爆红。
2019年12月21日,董宝石在上午11点乘高铁来到北京。12点多,他赶到东五环附近的演出场地,开始彩排。这场“2019YA亚舞年度狂欢夜”实际上是一场街舞演出,董宝石是友情出演的嘉宾。
舞台是T型的,T的脚探入观众席。董宝石坐在T脚上把道具大哥大贴到耳边,跟着音乐念:“哎,别(四声)打,怎么盯把打电话呢?这里没有信号!”大屏幕从暗到明,“宝石Gem”和“Young Mafia”的字样一闪而过。董宝石站起来走向舞台深处,唱,跳。
给董宝石伴舞的除了姑娘小伙儿,还有一群孩子。孩子们穿着整齐的牛仔衣黑运动裤,脚上五颜六色的运动鞋。舞台下稀稀拉拉地或站或坐一群家长,他们仰着头,在变幻的灯光和音乐声中看着台上的儿女比划郭富城。
董宝石已经化好全妆。他一身黑色贴身西装,锃亮的黑皮鞋,远看,并不太像东北人。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清俊的五官甚至有些南方人的雅致。但是,离近了看,就会确定他是个东北人。是神态。譬如说,讲完一句话,带点狡黠的笑,晃动一下肩膀,他歪着头,眯着眼睛,略带仰视地打量你的样子。那种带点表演性,随时会打开话匣子大唠一场的神态,来自东北漫长、坚忍的冬天。
这首歌,董宝石已经表演得无法更熟练了,但是,还是排了好多遍。他认真地指挥着伴舞和摄影,脸上挂着极得体的笑容。
四十五分钟后,排练结束。看着身边伴舞的孩子,他的笑容不由自主地咧了,收不住了。孩子们辛苦了啊,他说,孩子们想吃啥?老舅给你们买,鸡翅好不好?
“好!”脆生生的童声回答他。
《野狼disco》完成在2019年3月。而实际上,这首歌在董宝石心里已经酝酿了好几年。它属于“老舅系列”,从董宝石2017年的专辑《我的老舅》一路延续到此。它的概念、设计、结构……董宝石一直在想,想了很多很多,大概雏形早有了,反复检验过很多遍。
真正把它整出来,董宝石用了三天。那三天,他一边写一边笑,完全不考虑谁会听,写得极过瘾极痛快。“写完了贼高兴!”
2019是董宝石说唱创作的第16个年头。16年四字蔽之:怀才不遇。慢慢地董宝石觉得,光是纯创作,一点商业思维没有,太浪费心智了,很可惜。他想转变。
2017年的“老舅”系列是转变的开端。董宝石创造了一种介于Rap和喊麦之间的音乐形式,用大量俚语描述东北生活。这批歌被歌迷称为“喜剧说唱”、“东北蒸汽波”、“炉钩子说唱”,董宝石自己说,就是通俗说唱。
创作“老舅”系列,董宝石借鉴了很多东西。他考察快手,研究“神曲”的风格和感觉,跟搭档和同伴讨论了很多次,分析高进的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听很多歌,都是流行音乐。每天他先听Billboard,再去看YouTube,然后是网易云排行榜、QQ音乐排行榜……他在感知年轻人的想法和状态,然后,他在平衡,在从权,把自己全部的生活经验,全部的悲伤记忆掏出来,他在绞尽脑汁创作,构建他庞大的“老舅世界”。
小众的作品,董宝石偶尔会在别人歌单里发现那么一两首,有的时候再翻出来听听,但不会专门挑出来。他听过《我的滑板鞋》。将《野狼disco》与之相提并论,他认同,但是,创作过程不一样,他说。《我的滑板鞋》更像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创作, “《野狼disco》是有意识的,很辛苦。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它不是小品式的一个东西” 。
董宝石知道,他在朝着自己选定的方向一点点接近,他相信自己的作品迟早会达到一个效果。因为,那具有极大的能量密度,是处心积虑地经营出来的。他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到达。他倒没想从地下蹿到地上,“我只不过想着,不管你多大岁数,你是男是女,这个东西你就肯定得听,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出现在2019年的夏天。董宝石说,“《野狼disco》是一个幸运儿,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平衡点,它终于实现了。”
这首歌先是在行业内说唱歌手之间取得了好口碑。这让董宝石心里有了底。“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成功的意思是,我写这个东西是有反馈的。同行比大众有更深的认知和经验。” 最起码它不傻逼,是个好玩意。然后他就有了胆量再去《中国新说唱》。
再然后,就是燎原。
燎原的短视频画龙舞是明星和播主们纯自发的。但现在想起来,董宝石觉得自己失败。他认为自己走错了一步。
《野狼disco》还没大火的时候,董宝石想过找跳街舞的朋友,编一个好看的、标志性的舞,让明星们播主们跳,使传播最大化。结果一懒,就搁下了——虽然后来的发展如宿命一般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同。但他还是后悔:“这个事应该由我发起,这是一种营销手段。美国音乐早就这样玩了。”
事实是,虽然他当时有这个想法,但他没那个能量。
2019年,随着《野狼disco》的大火,“东北文化复兴”概念出现了。与其他神曲不同,《野狼disco》被一些严肃的乐评人和文化评论者提到很高的地位。“交错,就是交错。”董宝石说,“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这么分析,因为我写的时候就这么想的。这不是凭空来的,它一定是我跟大家契合的。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可能大家都怀念那个时候吧。”
东北文化曾经的辉煌是在赵本山时代。董宝石说,那还是更百姓生活,更唏嘘的东西。“但是现在回顾,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小品,其中有很多针砭时弊的深刻的部分,不能完全忽视。这些《野狼disco》也有。要说‘东北文化复兴’,可能有点夸大,但延续性肯定存在。”
《野狼disco》通过《中国新说唱》第三季进入大众视野。那是一款赛制紧张的节目,同时,有严格的娱乐节目的规则。接到修改歌词的要求,董宝石的第一反应是抗拒——那只是下意识的,因为预判谁都有。“我心里有数,知道只是还没轮到我头上而已。”
现在大众眼里耳中的《野狼disco》,消解了它原本狄更斯式的、史诗般的开场,没有了牌牌琦,没有了脏话俚语,原本粗粝而极有力度的部分被娱乐节目的滤镜修得平滑雪白。
《野狼disco》大火之后,董宝石又自己主动下架了十几首歌。
“挺痛苦的。首先自己消灭自己。”他说。目前,这是董宝石可以忽视的烦恼。“我生活上急需一个大的改善,这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感觉到无力,所以有的时候不想那么多。”就如东北文化复兴,董宝石不是戏谑,不是调侃,他是认真的。“天天在那儿喊有啥用,也不用去号召谁,你把你自己做牛逼了,就是复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
下午2点多,董宝石回到演出场地旁边的酒店。前一天,他只在高铁上睡了四个小时,但现在没有时间休息,甚至没时间吃饭。他脱下西装和皮鞋收到包里,晚上这些要直接带去演出后台。他换上舒服一点儿的毛衣和运动鞋。之后,董宝石的安排是接受一场采访,录制两个视频ID,演出前还要去附近的录音室录一首广告歌。他坐到了摄像机前。脸上的妆还齐整,他看上去神采奕奕,笑容可掬。
大家要看的东西都差不多。董宝石对着镜头,又画了两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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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中国新说唱》第一季(那时叫《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Hip-hop出了圈。这个在地下野蛮生长的亚文化圈子被彻底改变了生态。
简单地说,歌手们见到钱了。
那是董宝石从长春移居到成都的第三年。来成都之前,他辗转于西安和长春之间。2005年,他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吾人文化”,2008年上了综艺《天天向上》。说唱圈内董宝石的名号挺响亮,但是也仅此而已。在长春,他干过商场管理员,工作挺好玩,但工资低。说唱更不可能为他赚到什么钱。
后来他有了孩子。妻子产后身体不好,一家人回到妻子的故乡成都生活。董宝石开过网约车,卖过水龙头,成都的生活,也慢慢适应了。他甚至学会了成都话。《中国有嘻哈》大火的时候,董宝石在成都街头走着,看看自己的打扮:平头,工装上衣。心想,哪儿有说唱歌手的样子。那个夏天,满眼都是甩裆裤,棒球帽和大金链。
那一年的《中国有嘻哈》董宝石没参赛,决赛时作为观众评委投了票。第二年他又去了,没通过区域海选。
于是还是在成都待着。那几年,他天天写歌,就在自己家里写,每天写七个小时,上班一样,睁开眼睛就坐在电脑前。有时候一上午整出两句话就没了,就干坐着。晚上孩子睡了,再坐在那儿,整到四点多,听听新闻,睡觉。
除了写歌录歌,他没心思干别的事。
2019年,一切忽然改变。一直支持他做音乐的妻子有点懵,后来就非常苦恼。因为见不着他了。有时候他抽空回家待两个小时,马上又得走。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挺累,觉得十分恍惚。
董宝石说自己现在干的事儿是“走穴”。“走穴特别准确,啥词都代替不了这个,贼精准。一天天就跟小丑似的”。他一周跑十几个地方,一天安排好几个事儿,疲于奔忙,几乎没有整块的创作的时间和空间。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还算不算是说唱圈里的人?
现在董宝石的身上有各种标签,“我不在乎,怎么说都行,我自己都没法界定我自己。别人咋说,我就应着,只能应着。”当然,心还是在的,他仍然愿意看、听、写,但之后面临的工作,他很清楚,也许跟说唱没关系。通过《中国新说唱》出圈的歌手不多,但出了头的不少。那些歌手现在有固定的听众,票房有保证,在音乐平台能拿到很大一部分钱,能继续做歌,也很知足。但董宝石跟他们完全是两个方向,“我这种状态,莫名其妙的,挺逗”。
董宝石给自己的定位是艺人。“老艺人。”他说。这其实本是他内心最恐惧的,但当下的情况是不得不。“说心里话,没那个骨气回去,后面有媳妇、有孩子,因为之前拮据太长时间了,对贫穷的恐惧使我不得不低头。”
他还算乐观,“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别给自己平添烦恼,去做在这个框架之下允许的一些事情。进入行业之后,我发现还能施展施展,最起码咱们第一个愿意做点内容,第二个还算稍微有点文化,比瞎整不强多了吗?”
说这话的时候,董宝石正在赶往录音室的路上。一首广告歌曲等着他录制。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路边的积雪是肮脏的灰白色,空气很冷,吸到鼻腔里会短暂地绞痛一下。然而这与东北的冬天还是没法比。东北的寒冷是压倒性,绝症式的,让你怀疑春天是否还能到来。
董宝石接着说:“现在发现这个行业里,很多从业者都不太行。不是说文化素养,是被这个行业给磨得都失心疯了……就是不正,你知道吧?人不正,不做一个正义的人,善良的人,不往好道上整,想用这个行业里的一些‘规矩’,或者一些歪门邪道,来弄你、收拾你。跟这帮缺心眼子整也挺有意思,就整呗,你牛逼了,他们都得往后稍稍。” 他在胡同间穿行,走得很快,脚步有点外八字,走路时上身横向晃荡,这也是东北人的步调,不容易在残冰上滑倒,而且,看起来有气势。
到目前为止,董宝石认为,还是值得的。值得在他具备了一定基础,可以去做更多尝试。“什么能支撑自己战胜这一切眼前的虚妄,让你硬着头皮,卖着老脸去做这些事?就是你坚信,你获得了基础,钱、能力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会展现一个更大的可能,还会呈现出更好的东西。”
董宝石并不想长期做一个艺人,他的目标是当一个老板。不是资本家那种“老板”,而是,培养出一些有质量的艺人,面向年轻人的市场。“市场永远属于年轻人。”他在酝酿,也在观察,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个中国说唱版的TFBoys——说唱版,不是说唱组合。“说唱,我都做这么多年了,还做这玩意,没啥出息。而且我观察过很多年轻人,瞅着他们还在五迷三道的,有点闹心。”他打算做的是流行音乐组合,“有一点hip-hop属性就够了,那就是增光添彩”。
至于音乐创作,那是个人化的,是他自己的事。
录音棚里很暖和,让人昏昏欲睡。奔忙走穴的这段时间,董宝石断断续续在这间录音棚里工作过几十个小时。今天要录制的广告歌是他自己写的,当然还是说唱类。歌词里掺杂了产品关键词,编得朗朗上口,曲也是特别容易魔音入耳的那种。写这首歌,他用了一个晚上。
录音一段段反复,录到最后,实在是疲惫了。时间紧迫,演出就要开始了,董宝石还在认真地一遍遍重复唱。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嗓音也有点发哑,只能反复唱,靠录音师一轨一轨地叠上去。董宝石从录音室里钻出来,站在录音师背后听效果。“挺好,”录音师笑眯眯地说,“就是不够高兴。”
“这个可没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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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工业对小众文化的收编进程中,再没有一档节目能像《中国新说唱》第一季那样,真正出圈。但效果还是有的。街舞类的综艺也为街舞圈带来了一些非本质的改变。舞者们的工作机会多了一些,身价提了一些。虽然至今为止,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开班授课。
韩宇、叶音、AC……街舞节目里出现过的熟面孔全聚集在后台。这场演出是他们的新年聚会。在后台,舞者们兴高采烈地练了起来,舞步轻快又潇洒,就像节目中展现过的那样。
董宝石是这场演出的大轴。“他们是怕我赶过来行程有延误,所以把我排最后”。他好脾气地解释。他换好衣服,又补过了妆。大概是因为年轻,他看起来仍然精力充沛,但,也已经是“夕阳无限好”了,这是漫长的一天。他的电话和微信没停过,其中一个是家人打来的,听到声音,他的脸一下变得很温柔,他拿着电话紧贴在耳边,满屋子转,想找个安静点儿的角落。助理追着他,将一块颜色鲜亮的丝巾塞到裤兜里,再拉出一角,整理漂亮。丝巾是东北人民最喜欢的那个大牌。
楼下的舞台时不时传来欢呼声,化妆间里人们进进出出。许多舞者都是董宝石的老朋友,碰到一起,他们就热烈地拥抱。也有一些本来不认识的人把他认出来,“老舅老舅”亲热地叫着,掏出手机,先加微信,再摆好姿势自拍。董宝石不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干这些事儿,他笑得很自然,很热情。
到了董宝石上台表演的时候,舞者们全拥在舞台边,跟着他,跟着音乐,整整齐齐地左边画龙,右边画彩虹。待他狠叨叨地抛出那句“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全场齐声大叫:“老弟!”舞者们欢呼着冲上了舞台,将他淹没了。
这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节目。
目前,董宝石的主要收入靠商演。“夜店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他苦笑了一下。夜店就是《野狼disco》里唱的迪厅,董宝石小时候向往过的神秘之地。还没有代言来找他,来的全是广告。“一点不抵触,没啥抵触的。跟商业没法嫁接,我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第一没有商业价值,第二没有发展。”
他相信在创作和商业之间,一定会有平衡点。“《野狼disco》都能平衡,跟商业不能平衡吗?一定可以的,别抗拒这个东西。美国那些玩意不也一样吗?终究都会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宿命。别整太高深,我们整过高深,玉石俱焚,早都死了。重新再来一次还这么整,那不是轴吗?简直一点不吸取教训。”
小众文化被发掘出来,纳入商业系统,这个过程中慢慢失去很多东西,包括个性和力量。这已是规律。但董宝石说,这不是商业的问题。现在创作时他会考虑商业规律,并不是因为尝到了甜头,而是“我一直就是这个思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啥,从我开始看快手,开始听高进的歌,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主动的投怀送抱。之后是裹胁。裹胁进去也没啥。压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不做这个事了。”
“商业没错,商业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律。在中国,其实问题更多是在其他地方……”危机几乎是眼前可见的,董宝石也在想办法。他没想出来。“如果有方法,我不早就去做了吗?我也很焦虑。”
散场后的后台乱哄哄,送餐员拎进来两大桶鸡翅,孩子们欢呼起来。董宝石忙忙叨叨地解开塑料袋,给孩子们收拾出一个空桶来丢垃圾。孩子们叫着“谢谢老舅!”“谢谢老舅!”这个时候,就只有孩子们的眼睛还能闪亮了。
董宝石指着其中一个小男孩说,他跳得最好,特别有天赋。自己的孩子将来干什么,董宝石没想过。“希望他快快乐乐的,反正别像我,我有的时候太苦大仇深,我希望他轻松点。”
从夏到冬,董宝石已经在全国巡演过一圈。“只要想看的都看着我了——不想看的也看着了。在没有更好的作品之前,我觉得没必要再去消耗大家。还是得创作。”现在走在大街上,他会被人认出来,像一个真正的当红明星。但不红的一天很快会到来,董宝石预测,年后估计就差不多了。“这歌也许年后就拉倒了。我自己心里还有点小希望,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唱最后一次,然后就让它留在那儿。”
但目前还不可能,在还有人找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必须抓住机会赚钱。
2020年,董宝石希望能再写点歌,把妻子、孩子安顿好,工作室走上正规,自己有一个正常的作息,然后,就是“当老板”的大计划。
他有点怀念以前枯坐在电脑前写歌的状态。“哪怕每天有四个小时创作创作也好。白天再干点别的事,人五人六地整那些,也行”。创作也有创作的问题。“《野狼disco》这么一整,给我也整‘终结’,老舅这部分难以为继,好像所有的表达到这儿够了,一下整成绝唱了。”
一辈子只唱一首歌的歌手并不少。他们个个都想“唱最后一次就拉倒”,都没做到。而且,董宝石指出,音乐的生命力在锐减。以前《小芳》《爱情鸟》《快乐老家》能唱一辈子,然后周杰伦能唱二十年,现在,《野狼disco》估计只有一年。“因为音乐的功能性变了,载体也变了,传播速度也变了,所有的一切让音乐内核坍塌,沦为了工具,成为了BGM。BGM是啥?就是一个扁平化的东西,一张图片,浏览一下就刷过去了。所有歌都在往简单了写,让它容易记。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斗争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重新选择,董宝石说,他依然会选择做音乐。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不后悔的事。“不做音乐,也有可能我就是那种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穿貂,夹包,向往认识几个富家千金或者社会大哥,改变命运……懵懂的时候觉得挺酷。后来发现,啥都没意思,就是搞音乐挺有意思。”
董宝石的歌《海子》写了两年。海子是他的诗歌启蒙和精神偶像。
作家班宇也是东北人。他说董宝石“岂止是文艺青年。他是个文学青年”。董宝石的微博现在有一百多万粉丝,时不时,他会把自己在备忘录上写的诗贴上去。几天前,他转发了一首余光中的《无需警告我夜有多深》,转发语他这样写:“久久不能消弭,这声音,就燃烧我,如果我坍塌成一片废墟。”
孩子们吃饱要回家了。在狭窄的过道上孩子们的家长客气地对董宝石道谢。此时是晚上十点多,董宝石要回酒店,卸妆,换衣服,然后有望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明天,他还将在北京停留一天,接受好几个采访,还有音频和视频节目要录。然后,他又要上路了。接下来的行程南至厦门,北到哈尔滨,一天换一个地方,倏忽来往,听着让人头晕。
在这样密集的行程中,前两天,董宝石抽时间看了时长近四个小时的电影《爱尔兰人》,分两次,他看完了。他说:“到谢幕的时候,你就谢幕。终究会谢幕。那悲伤就是悲伤——悲伤能咋地。”
“不论是时代、思潮,文本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语境,全部都在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在消亡,我所坚持音乐上的东西也一样。我说我被压扁了,我也是直视它,并不是回避。我可能会做一些抗争,具体怎么抗争,我不知道。但我拒绝不了的,终将拒绝不了。” 董宝石说自己被理想主义伤了心。他还说他是浪漫主义的,有骑士精神,“所以我不惧怕灰飞烟灭”。
现在,你的老舅董宝石也要离场了。他钻出窄门,钻进夜色里。演出完毕的舞台灯光寂灭,露出破败的真相。那句没能唱出来的歌词,狄更斯写的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