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受待见的文科专业，被误解太久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 卢楠（本文系作者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苏德超采访整理而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人疼痛到昏厥，那这个人是否还在疼痛？”

2017年11月9日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苏德超在一间停电的教室里发问。这堂没入黑暗的形而上学公选课令他名声大噪，武大2018届毕业生甚至将其写入歌词中：“黑夜哲学对话，眼眸里升起灯塔。”

苏德超被公众贴的标签不少：“网红教师”、康德研究权威邓晓芒的弟子、《奇葩说》辩手周玄毅的朋友——至少也是这个浮躁时代为数不多可以将思考当作职业的人。

但现实并不像歌词描摹的那样超脱、诗意。

武汉大学实行人事改革，教职从固定编制变成聘任岗位后，发表论文的KPI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问题，4年一度的考核若不能通过，就可能从教授逐级降为副教授、讲师，甚至从事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政工作。

他切身感受到做“工具人”的压力，难受与抗拒之后，开始试着转换思维：“毕竟做着喜欢的工作，就算连续考核不过关，几个4年累积起来，离退休也不远了，好像情况也没那么糟糕。”他从未将这种想法视为向现实的妥协。

他描述的“工具人”概念有两个维度：“首先是事实上扮演工具，其次是自我感觉被当作工具并产生不适。前者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后者才是当下我们精神危机的来源。”

以下是苏德超的口述。

一、只靠能力换取收入，就摆脱不了“工具人”的烙印

“工具人”是近年来的网络热词，但与之含义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

我们常说：“去给我跑个腿！”“忙着呢，弄点人手来！”在这里，一个人的意义仅仅体现在走动的“腿”和做事的“手”上，本人的想法和目的并不重要。

人被当成工具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社会的运转就是建立在人与人协作的基础上，你必须通过别人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也少不了要被对方“使用”。

与此同时，当老公被老婆埋怨“跟你真倒霉，又不挣钱，没用”，武侠小说男主角被委以“为父报仇”重任，你就看见了货真价实的“工具人”。

但如果有机会采访一下当事人，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情其实挺好。所以，当个体对这种被利用的状态在身体和意识层面上表示拒绝，TA才是真正的“工具人”。

具体而言，TA既不能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又因持续的精力消耗而感到疲劳、痛苦，而不是像充钱打游戏、熬夜刷剧甚至“葛优瘫”，看似“无意义”付出，却获得了愉悦和满足。

“工具人”古已有之。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之所以可以言必称希腊，正在于异常发达的奴隶制养活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出身于贵族阶层的思想家。

古希腊城邦虽然大规模蓄养奴隶，但同时存在自由民和公民，社会主流精神也是由后者决定的，即追求“无用”。参加奥运会的竞技选手花费数个月乃至数年时间训练，只为了获得一个用月桂枝编成的头冠。

但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工业社会的产物，一种饱含危机感的“工具人”的出现就足以成为社会问题：

人的工具化不再局限于某个阶层、某个群体，而成为普遍的、无差别的现象，且贯穿生命历程始终。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变了。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只为满足自身需求。如果要做一条裙子，你会经历从养蚕、缫丝到纺织、裁剪的全过程，并亲眼看见穿上裙子的爱人露出笑容，附着在裙子上的意义与温情会给予你满足感。

但市场经济的目的却是制造商品，实现交易又必须以分工来保证效率。

个体在生产中只能扮演细微环节，参与短暂过程，他们想象不出工作对于整体的意义，不知道按下的按钮、拧紧的螺丝钉与成品是什么关系。

人们无法直接享受劳动成果，却必须依靠交换劳动得来的报酬去生活，“工具人”本身自带的荒诞感自此产生。

同样地，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可供交易，古典时代传承下来的社会主流精神因而被彻底颠覆。从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上世纪80年代一度风靡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识世界的目的转变为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学问只是工具而已，通过学问解答“如何过好这一生”的疑虑毫无意义。

于是，全然超脱于生产之外，只将诗歌、艺术、演讲、哲学等“无用之学”当作毕生事业的贵族阶层也相应地衰落。

上至政要、商业大佬，下至“某某狗”“某某民工”，只靠TA的能力换取收入，就摆脱不了“工具人”烙印。

二、换个角度看问题，自由感就来了

“人”与“工具人”的区别，在于TA有没有内在的、不能标价出售的目的，比如，一个理发师爱他的孩子，他陪孩子玩的时候，几千元的活他都不接。

我相信每个人多少都有类似的目的。现实却是，当下社会的主流精神和这些目的背道而驰，对“有用”的追求越来越直接、急迫，都在高歌狼性文化，都在强调“优胜劣汰”。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不过如此。

但以高校为例，如果有个老师要享受生活，那就意味着今年的论文、项目、专利没有着落，无异于冒险，也给你所在的集体带来了不可控因素。

正是为了尽量消灭这种去中心化的不可控因素，你会发现很多企业提供统一的娱乐活动，原本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于是，工具性升格为人存在的全部意义。个体与岗位牢牢绑在一起，并不得不放弃与分工、劳动无关的需求。他们的精神世界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会失去主观能动性，永远机械地依葫芦画瓢，不知道举一反三；

其次会失去主体，变得“单向度化”，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那个拧螺丝钉的工人，看什么都是螺丝钉；

最后就会把信心、安全感全部建构于外界评价之上，用标准化的目的来规划生活，寻找认同，例如“我的孩子必须学钢琴，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了”“别人读研都毕业了，就我没毕业，所以我是废柴”，以至于只重视事物的可交易一面而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外界评价体系建构的自我一旦出现问题，甚至被判为“不合格”或者讨好型人格，与自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会触发极端事件。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比如，我会换个角度看每堂课的45分钟：它给我一份收入和一方舞台，人不多，没有轰动效应，但足够展示我的想法。

然后我开始琢磨细节：怎样开场最能引人入胜？当我看见学生们的不同反应，自由感就特别强。

我们可以试着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下进行切分，赋予每个环节意义，将它们想象成一扇门，推开后看到的是分岔的小径和丰富的可能性，而不是把它想象成一颗孤立的胶囊，把自己闭锁在里面。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促成了哲理探索，先是对种种迷惑现象感到好奇和不解，然后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重大问题作出说明。

因此，我们对工作也应该时刻保持好奇心，警惕精神麻木。同样是拧螺丝钉，当你琢磨在螺丝钉的1/3处还是2/3处拧紧才不松脱，你就与“工具人”拉开了差距；如果能想出超过10种提高拧螺丝效率的办法，就已经把创造带到了工作中。

与此同时，我们要学会看得更远，寻找自己所处的环节与终极、整体意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全民偶像，以及为研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远赴西北腹地的科学工作者。很遥远，很说教是吗？其实不难做到。

一个装配自行车的工人如果能时常脑补小情侣骑着自行车看夕阳、去野餐的画面，想象少年骑着单车冲下山坡的那股青春劲儿，TA就与自己工作的终极、整体意义产生了联系。

或者，我们还可以转换视角，让自己面对世界美好、友善的一面，甚至主动去寻找那个角度。

我对汉派小说的一个故事印象挺深：有个大叔喜欢把“汉骂”挂在嘴边，有天他教训儿子，儿子竟学会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但他的第一反应是一阵讪笑：“果真是我儿子！真像我！”那是因为他真心爱他儿子，儿子与冒犯之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被忽略的，他心里明白。生活的残酷其实对谁都一样，但因为理解的角度不同，在每个人心中就会投射下不同的影子。

三、批量生产的应试人才，只能是“小镇做题家”

哲学是一个小众、冷门的学科，只需做做研究就行，而且圈子越小，发文章越容易。

但我还是转向了通识教育。我觉得，哲学最终还是必须面对公众，而改变人的观念，是所有人文学者背负的使命。哲学的精神在于从纯粹的思考、求知过程中获得快乐、自由。

之前有一批深圳的五年级小学生来武大学哲学，我对他们说：“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太阳可能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要大一些，是不是听着特蠢、特可笑？问题是，在那个物资、技术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想让他们明白，推演出一个结论的过程，其实比结论本身重要得多；看到一个知识点的时候，除了迅速记下来，还应该多问一句“为什么”。

所有的学术探索都遵循类似的路径，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哲学中一切“有用”的部分，比如数学和逻辑学，都陆续与之分离，“博士”在西方仍被统称为“PhD”。

应试教育走的却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先把一个定理、公式背会，下堂课讲与之相关的几种常见题型，然后投入题海反复操练。

我承认考试是当下最有效率的人才选拔机制，但照这种思路批量生产的人才也一定是工具化的，是“小镇做题家”而已。

他们也许能通过考试把自己送到985、送到常青藤，却未必真的明白求知是怎么回事。

因为求知并不一定是盖房子那样先搭基础再砌墙的过程，有着清晰的框架和路径，也可能像在大海上航行，没有作为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港口，船的某部分零件坏了你只能就地修补；

或者像五子棋，你在纵横格的哪一点落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游戏在连续落子的过程中进行，并且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每条岔路上都有无穷的可能性，并且充满变数。

正如没攻下博士学位的人把大学里积攒的人脉用到职场上，一样大有可为，挑战失败并不会给你的未来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认不清现实才真正危险。

你免不了要成为实现标准化目的的工具，恐惧着“时代抛弃你时，不会打一声招呼”，却意识不到这种整天被媒体贩卖的焦虑，本质上不过是“求当工具而不得”。

我之所以一直乐此不疲地从事哲学教育，就是为了让公众明白，那些纯粹的、无用的知识和体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也是快乐与自由的来源。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相信讨好自己与克服困难一样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因为只有自我在了，你才不是工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 卢楠  ，原标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苏德超：那些“无用的部分”，才让人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