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漂非洲人的现状观察：移民还是过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首发于2016年4月28日，作者：牛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自2014年8月1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爆发黑人骚乱以来，美国社会中黑人与警察的冲突的消息就不断传出。2015年4月27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大规模黑人骚乱，再次将美国的种族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非洲人愤怒地走上街头的画面，不禁让人回忆起2009年7月和2012年6月广州发生的非洲人群体性事件。这两个事件都起因于广州警察盘查签证过程中非洲人意外死亡，最后也都演变为非洲人大规模街头集聚，阻断交通，围堵地方派出所，抗议警察执法。

那么，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州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也会爆发类似美国的严重种族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广州非洲人的深入认识。

一则调动种族情绪的消息引发的思考

2014年6月17日，我微信朋友圈中出现了这样一则消息：“又一个黑鬼（nigga）被中国人打死了。致所有的在中国的黑鬼，你们一定要警惕，远离所有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求求你，老兄（hommie）！首先我们是黑人，他们认为我们不是人类。就看看昨天发生了什么吧。更多的黑人在中国遇害了。黑鬼把这条消息转发给家人吧。现在那些想要关心家人的人就想想，如果你离开了孩子和妻子，她们的生活将会怎么样。”

这则消息下附着一张事发现场的照片，几天后，关于这则非洲人死亡事件的细节丰富起来：“致我所有的在中国的音乐朋友，昨天这个人在福州遇难了，当他正要离开他表演的那个酒吧的时候，两个中国女孩想要和他合影，之后一个可恶的人看到了他，然后和其他三个人谋害了他。我认识他的妻子和他一岁大的女儿，他是个好人，一直为他的家人工作。现在我很生气，难过。请小心一些，安息吧，我的朋友！”

我的手机中有一百多个广州非洲人微信朋友，他们绝大多数彼此之间完全不相识，然而关于非洲人死亡的消息却在数月中被不同的非洲人多次转发。显然，这个事件给了我回答“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州是否会爆发严重种族问题”的契机。

如果非洲人真的有能力从内部超越其自身的国籍、语言、宗教、族群、职业等差异结成一个种族联盟，那么它将证明广州非洲人内部存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网络和强大的动员机制，可以将非洲人团结起来，在中国社会谋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然而，在对广州非洲人内部各个社团组织的领袖们进行访谈后，我发现想象中统合所有广州非洲人的组织并不存在，因而非洲人也不可能像在美国社会那样联合起来在街头表达诉求。即使是曾经发生的广州非洲人群体性事件，也是由单一非洲国家主导的；非洲人在中国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它可以很快让所有非洲人离开中国。

在美国，非裔种族有漫长的历史，今天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另外一些则是刚从非洲、加勒比地区到达美国的外来移民。根据2010年美国第2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高达42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6%。

而2010年中国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能够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为近59.4万人，外籍人员仅占总人口的0.045%，而且人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无一属于非洲。除人口数量以外，广州非洲人与美国的非洲人还有何不同，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对广州非洲人的基本认识

本文将从在华职业、在华家庭完整程度和签证类型三个角度阐述对广州非洲人的基本认识。

首先，就在华职业来说，广州非洲人主要由国际贸易商人和留学生这两大群体构成。然而即使是留学生，其中一部分事实上是在借学习签证更长的居留时间来从事中非之间的贸易活动，因而部分学生也从属于商人群体。

除了商人和学生，还有些非洲人自称是音乐人、足球运动员、理发师、厨师、教师或者牧师，这些非洲人的人数是有限的，并且或多或少也在兼职从事贸易活动。因此，广州非洲人，主要是指从事国际贸易的非洲商人。因贸易需求，他们需要频繁往返于广州与非洲之间。

第二，就在华家庭完整程度来说，广州非洲人可以分为独身型、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和完整家庭型非洲人三类。独身型非洲人独自来到广州，在广州没有任何亲属；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和部分家庭成员一起居留广州；完整家庭型非洲人的家庭成员全部居于广州。

绝大多数非洲人在广州并不具有完整家庭，家庭延伸出的牵引力使他们倾向于返回本国，因此广州非洲人整体上呈现个体化和高流动特征。这种现象在西方圣诞节至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更为明显，多数非洲商人会在圣诞节之前完成订单返回非洲与家人团聚，于中国农历新年结束，珠三角工厂复工之后返回广州，并在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时达到高峰，这导致广州非洲人聚集区人口会出现年度周期性变化。

第三，就签证类型来说，广州非洲人可以分为不稳定签证持有者和稳定签证持有者两类。不稳定签证持有者主要指持“贸易签证”（M字签证）和“旅游签证”（L字签证）入境从事贸易的非洲人。贸易签证总时长一般为3个月到1年，多数每隔30天就必须从中国海关离境一次；在中国对非洲签证收紧和在华签证延期困难度增加的背景，旅游签证时长一般为7天，最长也不超过30天。

持学习签证（X字签证）的非洲人虽然会私下从事贸易活动或者为某些非洲餐厅、酒吧、发廊打工，但是这种行为遭到中国相关法律的禁止，被抓获的留学生面临被取消签证，遣送回国的风险。因此其停留、居留也是不稳定的，可被纳入不稳定签证持有者范畴。

在广州，稳定签证持有者往往是指和中国人结婚后获得“家庭团聚签证”（Q字签证）的非洲人、持“工作签证”（Z字签证）从事贸易活动的非洲人及持“私人事务签证”（S字签证）的非洲人（他们多是持工作签证的非洲人的家属）。家庭团聚签证持有者婚后在华连续居住满五年，每年不少于9个月时可获得永久居留资格。

工作签证持有者中，有的自己开设贸易公司，有的任所在国家或者迪拜、香港等第三国家/地区贸易公司在华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他们签证时间常为6个月、1年，其家庭成员往往可以获得相应签证时长，且在签证到期前不必出境。

当然，还有两类非洲人，他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签证类型所代表的人群，即来自非洲（主要是索马里）的寻求避难者和签证过期的无证件非洲人。前者在联合国难民署甄别期间，持《寻求庇护者证明》可以稳定居留中国，但是人数较为有限；而后者的数量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非洲人需要辗转于中国不同城市、市场从事贸易，频繁往返于中国与非洲之间获得签证或更新签证，因而整体上具有极高流动性。在中国地方媒体和民间社会塑造的负面评价中，无证件非洲人的数字被不断夸大。其实，正是因为非洲人具有的高流动性，除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学者及机构都不具有统计在华非洲人的能力。

此外，由于其高流动特征，在提及广州非洲人的人口规模时，必须明确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而非一个时间区间内的出入境人次相加。广州官方于2014年下半年首次多渠道公开“广州非洲人”人口数字：6月，广州有约2万非洲人；9月，有近1.5万人；10月25日，有16029人。这样的数字源于广州公安机关盘查签证和住宿登记所得。

但是无证件非洲人、来到广州但未进行登记的非洲人和离开广州但未注销登记的非洲人等三类人的存在，使得上述时间节点的广州非洲人数不是“最精确”的。就在中国民间社会和一些中外学者质疑广州官方数据时，我对广州非洲人社团组织的一些领袖进行了访谈。

其中一个领袖这样说：“如果广州实际上有20万、30万非洲人，那意味着10个人中只有1个人拥有在中国的签证。你看，现在的环境真的不好，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这（指在严格环境中，90%的非洲人为无证件滞留者）可能吗？”

2014年1月至8月从广州口岸入境、出境的非洲籍外国人为37万人次，不了解非洲人在华职业和签证类型的相关中外学者和中国民间社会易将这样的数字理解为“广州非洲人人口数字”。就目前情况而言，即使考虑了无证件滞留者的存在因素，不稳定签证持有者也占广州非洲人的绝对多数。

总之，广州非洲人主要是指从事中非之间国际贸易的非洲商人；绝大多数非洲人在华时间并不稳定，在贸易需求、家庭团聚牵引力和签证压力的共同作用下，需要频繁往返于广州与非洲之间。这是我们认识广州非洲人的基础。

非洲人在中国社会的融入程度

在广州，黑皮肤的非洲人经常被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本地人与非洲人的沟通通常仅限于贸易领域，鲜有人会去了解非洲人的内部差异；然而在非洲人自己看来，他们是由很多非常不同的群体组成的，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一个尼日尔商人说：“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非洲人，我们不会说他是非洲人，我们会说他们哪个国家的，因为我们（彼此）看起来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都不用说你是来自尼日尔，人们也会认出你是从尼日尔来的。尼日利亚人和加纳人也不一样，加纳人更加安静；尼日利亚人和贝宁人、多哥人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在中国，都被称为‘非洲人’。”

从文化层面来说，非洲人在中国感受到的歧视亦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以白为美”、“一白遮百丑”的主流审美观在中国占据绝对优势，而中西方媒体的宣传（如《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栏目和欧美黑帮电影等）则使中国人形成了将非洲人和“原始”“贫困”“艾滋病”“战争”“难民”等认知相联系的刻板印象。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时代，有着安土重迁的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也使得人口整体上缺乏大规模国内流动（直到改革开放）或跨国流动的取向。地方文化孕育下的地方中心主义使中国人易对文化差异者产生偏见，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地区之间普遍存在。

就目前来说，由于中国法律的限制和地方文化的排斥，非洲人融入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州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即非洲人存在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吗？芝加哥社会学派理论认为外来移民需经历接触、冲突、适应和同化等四步实现对主流社会的融入，这个过程是不需要外力作用自然发生的。然而，广州非洲人除了经商之外和本地人缺乏交流，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

我的田野工作中也经常观察到这样的商品交易场景：一个非洲女人停在了路边的女包摊位前。她指着一个包看着摊主，摊主不说话，立刻用计算器打出数字并将计算器递给她，非洲女人用中文讲“很多”（意思是我要买很多），摊主用不标准中文说“没有，就两个”。非洲女人能听懂“没有”，但是听不懂“就两个”，于是摊主不得不举起两个包示意，除此之外，再不言其他。

语言是跨越文化边界，移民融入目标国社会的必经途径。但是，对于广州非洲人尤其是会说英语的非洲人来说，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去学习中文，因为在广州使用英语已经足够用于贸易交流。参加中文课程的商人很多是奔着学习签证而去的，学习中文并非第一目的，对他们来说，半年8000元的学费换来足够的居留时间是种不错的选择。在贸易中赚够钱回国时，一些人对中文仍然一无所知。

一个既在广州某大学学习中文，又私下做生意的非洲人这样说：“在非洲，他们（指非洲人）不经常去学校……他们没有学习的习惯，头脑里只想着钱，就是这样。甚至是我，在广州，如果我很忙我也不会去我的大学，因为我想要更多的钱，我需要去市场里买货……”不论怎样，贸易和利润总是第一位的，非洲人对学习中文并融入地方社会并未有足够的热情。

对于那些努力学习中文的非洲留学生来说，其学习目标也并非通过语言融入中国社会，而是想在完成学业后在本国获得就业优势。很多在广州的非洲留学生都表示自己学习中文是因为其本国有大量中国人从事矿产开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中文翻译领域存在广阔的就业空间。

田野调查期间，我在一社区服务中心的外国人部工作，就参加中文课程的非洲人数很不稳定的现象做过一些访谈，一个前来学习的成员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指非洲人）不来，我想这和课程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是老师不好，而是学生不珍惜学习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打算学习中文，他们只打算在中国赚钱，回家，买房，结婚，建立他们的家庭。你说学习中文可以和中国人交朋友，是的，这样对于做生意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会中文，也可以做很好的生意，这是事实。”

总之，广州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中国的法律限制和地方文化排斥也使得非洲人不能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因此就社会融入程度来说，非洲人的融入程度是相当低的。

当然，不能否认一些非洲人有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融入程度。如在中国出生成长的非洲儿童、和中国人结婚的非洲人等，然而这些人占广州非洲人的比例是很低的，并不影响我们对广州非洲人融入程度的总体认识。

广州非洲人：一个被想象的共同体

2014年6月17日关于非洲人在中国死亡的消息，并没有驱动广州非洲人从内部超越其自身差异结成一个种族共同体，也没有进一步促使形成类似2009年7月和2012年6月广州发生的非洲人群体性事件。

一位看到此则消息的塞内加尔人对我说：“我以为他是尼日利亚人。也许他是尼日利亚人，但是他可能拿着喀麦隆护照……对于这件事情，我感到很惊讶。我是穆斯林，我不喝酒，不去酒吧……他可能是喀麦隆人吧……”

我的刚果（金）报道人收到这条消息之后则成为了积极的转发者，尽管他表示多数非洲人可能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这里是中国，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到非洲人在中国的生意，非洲商人们可能不会出手相助。

被刺非洲人国籍的模糊性、事发场所的争议性使得非洲人的情绪得到了很大的排解，然而在这些消息的传播过程中，依然可以明显观察到一些非洲人的情绪被感染，个体非洲人有超越国籍，将“非洲人”定义为区别于中国的一个总体的倾向。

在这种情境中，非洲人在广州感受到的被排斥和区隔的共同体验加强，但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具有任何实体的形式，只是临时存在于非洲人被调动的种族情绪之中。

事实上，此类可以调动种族情绪的事件在广州极少发生的，因此即使上述被中国人排斥和区隔的共同体验依然存在，非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个人利益的多样性，也会持续阻碍广州非洲人成为一个区别于中国人的整体。

加之广州非洲人本身具有的高流动性及较低的人口规模，他们虽然能够形成以共同国籍为基础，以领袖为中心，对内向成员提供互助与指引，对外作为社团组织与其他组织互动，却无法在大洲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非洲人联盟。

因此，虽然多年之前就有广州的某非洲国家社团主席号召所有非洲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广州/中国非洲人社团（African community in Guangzhou/China）”，但是这个动议并没有获得大多数非洲社团组织的响应。

事实上，“非洲人在广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发展和衰落的过程。非洲人在广州的历史并不长，根据一个刚果（布）人的描述，2008年以前，广州的非洲人寥寥无几，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非洲人才开始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而这和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非洲事务的参与是离不开的。

但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提高、广州及附近市县外贸市场地价的增长、外贸行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非洲经济的相对低迷等情况的出现，来华经商的利润已被极大压低，这从根本上削弱了非洲人来广州的动力。

此外，广州非洲人人数被不断夸大，在舆论压力下，广州官方对非洲人的管理越发严格。尤其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已然成为防止疫情扩散到中国的前沿阵地，一些短期签证持有者被限制获得临时住宿登记。随着签证续签的难度持续加强，非法就业和居留的非洲人也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我的报道人们对来华签证收紧和严格的管理无不抱怨，缩短的签证时长已经影响到贸易目标的实现。 2015年年初，一些在广州开设贸易公司或者作为公司驻华代表的非洲人开始离开广州到日本、美国、越南等国家旅行，考察新的供货市场；一些往年必参加广州一年两届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非洲商人也缺席2015年春季的广交会。

这些都可以看作“非洲人在广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趋于衰落的迹象。如果说在中非贸易中成功的非洲人在非洲社会有榜样的作用，促使更多的非洲人来华，那么这些非洲商人的离开也会起到相同的示范效应。

非洲人在国际贸易价值链的牵引下持续离开广州，将直接阻止“非洲人”作为一个共同体从想象走向真实的可能，也会从根本上瓦解广州未来爆发种族问题的基础；而这种预判是否会实现，将直接取决于非洲的整体经济走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和广州未来的对外开放水平。

结语：广州非洲人只是在中国社会一隅出现的“过客”

种族问题作为美国社会反复发作的顽疾已经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这让我们不得不居安思危，谨慎预判中国尤其是广州在不远的将来是否具有爆发类似问题的可能。其实这里涉及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即是否将广州非洲人视作中国社会中的外来移民（immigrant）。

外来移民以“拔根而起”“一去不复返”地移出原籍国，移入目标国，定居下来并融入当地社会为特征。而从事中非之间国际贸易的非洲商人，在贸易需求、家庭团聚牵引力和签证压力的共同作用下，频繁往返于广州和非洲之间，他们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中国法律限制和地方文化排斥也使他们不能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因此广州非洲人既不是外来移民，也不是能取得公民身份的“非洲裔中国人”，这从本质上区别于在美国的非洲人。

非洲人个体在遭遇特殊事件时会产生“广州非洲人”是种族共同体的想象，但这个共同体不具有任何实体形式。所以就目前而言，广州非洲人联合成为种族联盟促使广州爆发种族问题的可能并不存在。

然而，中国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在海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外国人（包括非洲人）移民中国的动机、行为的塑造将是长期的。只有当非洲人能够确保在华稳定居留地位，并且家庭成员均定居中国时，他们才有可能超越群体内部差异结成种族共同体。

作为非移民国家的外国人，广州非洲人不享有和中国公民等同的任何社会权利和福利，而且更多情况下只是中国法律中被约束和管理的对象。非洲人也未曾将广州视作自己繁衍生息的新家园，他们的梦想依然根植于国际贸易价值链中的中非贸易关系。

这种情况下，在广州居住超过10年和刚来广州只几个月的非洲人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他们都会体验到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广州非洲人，只是中国社会中短暂的存在，他们只是中国现阶段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在中国社会一隅出现的“过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首发于2016年4月28日，作者：牛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