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读《西方将主宰多久》

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由之而来的启示也各自不同。说实话，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和教训来支持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的。 

　　 

西风压倒东风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限制？看起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和传统上解释西方兴起的诸多理论不同，《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溯500代共一万多年。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看到兴衰波动在历史上乃是不足为怪的常态，而不至于为一时的短时趋势所束缚。在作者看来，早期历史上西方确实长期领先，“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后又有一次大波动，如果因此而将某一方一时的优势看作是历来如此的，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这乍看起来像是又一个“长期注定”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注定”理论学者的钟爱；但同时其中又包含了一些“短期偶然”理论的观点，例如彭慕兰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不过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清楚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因此他又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双方并未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竞争，也并未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全球时代又使得这种竞争看起来失去了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这事实上也是他立论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论关怀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论证过程的不同。 

　　 

　　 

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极端强调那些非人为的因素——首先是地理，其次是生物和社会因素，还有一些心理驱动（他多次指出“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似乎有一个个“无形的手”在推动人向前走。相比起来，他倾向于弱化那些人们自身所造就的因素，因为他的基本立论点就是：所有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并无差别，面临的挑战也类似，因而他们迟早都能按照同样的顺序发展出基本相似的文明，用他的话说，“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因为“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他尤其对那些伟人会改变历史进程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当社会推动了相应的需要时，就会有人来找出因应之道，因此就算牛顿没发现万有引力，也会有另一个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科技史上有许多重大进展都有很多人多次独立研究发现出来。他否认个人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认为聪明或愚笨并无多大差别，最多只是加快或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就算能把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替换掉，事情的结果也大致会基本保持不变。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也有类似的论调：“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虽然伊恩•莫里斯在引用这段话时说它是“一派胡言”，但实际上他本身也确切地相信有历史规律存在；他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却不相信它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归根结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确实，若是果真如因果决定论者所言，人的行为都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由意志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最终所谓的“历史趋势”都是大致相似的。在这种观点下，巨大的人类社会看上去就像是一团混沌的云气，单个变量的变更并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 

　　

这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当然反驳这类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卡尔•波普尔就曾说：“相信历史有固定的命运，是一种纯粹的迷信。……不可能以科学或其他任何理性的方式，预测人类历史的方向。”加州学派的王国斌也强调：“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事实上，相信“历史有固定命运”的历史决定论，在现代是极为盛行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普遍抱持一种认为世界将不断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及其伴随而来的使命感。反过来，那种认为偶然性的力量可能改变历史的观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以及期望穿越回去改变某个历史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不足以严肃对待的，也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入的。 

　　

诚然，历史不是实验，它无法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复原其所有条件。类似东西方兴衰这样的宏大命题，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完备地予以解释。伊恩•莫里斯认为地理是导致东西方之间区域差异的重大因素，但正是在他的这一基本立论点上，许多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事实上认为近几百年来里现代西方的兴起，与一万年前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并无太大区别，同样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变革罢了；但问题恰恰在此：东方或许也能独立地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但假以时日，它能独立地发展起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吗？这个问题本身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相信生物学上相同的人都会迟早发展出相似的物质文明，这一信念并不能那么轻易地就平息这一争论。 

　　

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可能有诸多不同的道路。强调历史在这些节点时，其发展方向是开放的、而不是早已决定的，事实上也是为了肯定人在选择不同道路时的自由意志。这首先又以一个判断为前提，即是否存在着本应合理走上的不同道路，如果人是没有选择的，那他就成了“历史意志”和“历史规律”的提线木偶。落实到历史细节中，应当承认人是在一定限制之下有其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正如《事故共和国》一书中所言：“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选择。在美国事故法的案例中，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历史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方向，它们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可能走上的制度方向，也是他者的法律体系实际走上的制度方向，更是我们在一个世纪前曾认真试验的制度方向。”如果否定这些历史中的选择、试验，忽略这些细节而专注于强调历史规律的限制，那恐怕是过犹不及的。 

　　

史学家A.J.P.泰勒在其《俾斯麦：凡人与政治家》一书中曾说：“未来是一片没有地图标识的土地；历史学家如果将即便是世界上最有目的性的政治家描述为目标明确且正在沿着宽敞的大道高速前进，那么这些历史学家都会犯错误。更加灵活的历史学家们承认，一位政治家往往在其面前摆有供选择的路线；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会将他描述成在十字路口做选择的人。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和以下事实特别相似：洪水流入了看不见的沟渠，这使得它最后流入了不可预知的海洋。” 

　　

伊恩•莫里斯观点的要害也在此。确切地说，他并不认为历史人物是自觉地沿确定方向前进，他只是认为他们必定只能如此，就算有选择，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差别，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不可预知性。正因为他所着眼的“规律”太宏观，所以他往往倾向于轻视任何人为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但创造历史的毕竟还是人本身。地理因素固然使西欧人便于发现美洲，但如果没有这一新大陆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吗？如果中国人先发现美洲大陆，就能促使中国进入到一个变革的临界点么？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最终，他和“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派理论家说的，其实都根本是两回事，那根本不是相等理论条件下的对话。尤其后者通常都是经济史学家，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等种种人为因素为主，反思也最终落在怎样的制度选择才导致了不同社会的不同道路，这与《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关注点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究竟是哪一个“西方”，双方的认定也全然不同，关注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史学家眼里的“西方”，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西北欧一带，事实上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处于主宰地位的那个“西方”，但当伊恩•莫里斯回顾历史时，他却偷换了概念，改用另一个“西方”的定义，范围涵盖整个欧洲、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在他看来，伊斯兰世界一度也是“西方的核心”），而“东方”其实仅指中国和日本。概言之，本书书名中“西方”和内容的“西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西方”。正如他自己所引述的历史学家Norman Davies所说的，西方的学术定义众多，而“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每种“西方”的定义都“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这听起来着实不无讽刺之处。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

　　

当然，东西方之间的兴衰交替，如果只是一个你上我下的跷跷板游戏，那也不值得国人为之牵挂和兴奋，《西方将主宰多久》本身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也不仅如此。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已经超越了那种“你输我赢”的思想——他并不是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为西方的主宰优势高兴“我们得了一分”，也并不为他预期中2103年东西方地位翻转而感到焦虑惶恐，因为他在意的是“利用过去预见未来”，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能否顺利地解决新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倒是很少会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即便有人提到黄土高原须对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最终这些论调仍然会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上。自从西风东渐、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时起，这一论调时常弥漫于相关争论之中。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结构”等，其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某些特有的中国文化和制度须为中国的黑暗落后负责，而西化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在这其中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近代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常常对本国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如鲁迅就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正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文化，导致数亿中国人陷入困境。其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和中国文化继续存在，甚至中国要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决裂，予以彻底清除。由此形成一套极端二元对立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统、世界/中国、鲜活/陈腐、科学/迷信、革命/反动、新生/垂死、文明/野蛮，等等。 

　　

这种观念假设，一旦中国清除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拥抱并确立新文化，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进入文明的新生而获得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试图抄近路的一种想法。梁文道曾说，他最怕看到诸如“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这种决定论的观念并不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它认为必须行动起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吊诡的是，另一种与它事实上是同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来发展。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定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然而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却十分轻视文化因素，他根本不相信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分支有神秘倾向，而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展出逻辑思辨；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现在往往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定”论，研究科技史的陈方正就倾向于认为西方科技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总之双方的优劣态势在文化的根子上即已确定。反过来倒是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类结论并不那么确信。 

　　

近代历史的经验也已表明，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如果只把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客体，那在现实中是很难遂行的。民国时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早已认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是不可能通过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得到拯救和实现现代化的”（《出类拔萃之辈》）。 

　　

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尝试利用第一的地位创造一个当我们不再是全球第一的时候还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需要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他们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应当一起去努力创造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