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

纵观人类历史，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平凡的小人物常常在历史的长河中蒸腾为水雾，消失不见；而会被人们长久记忆的，是那些足以撼动人类社会进程的、掀起滔天巨浪的“大事件”。长久以来，史学界的目光聚焦在大事件之上，除了书写专业的论著和文章之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显现于大众读物和教科书之上，几乎浸染在每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之中。

在医学和医学史学界耕耘的岁月之中，我时常感到，与宏大的政治军事史比较起来，医学史是安静甚至寂寞的，她长久地处于科学史的一隅，充斥着患者千百年的呻吟诉求和医生不懈不馁的观察研究，还有那些在常人眼中晦涩难懂的疾病名称和药物成分，以及难于计数的细菌病毒和检查评分，少有高调热闹到值得全人类关注的时刻。然而，疾病社会史研究为我们揭开了医学史的另一个面目：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长久以来，微生物在人类的历史中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偶尔以瘟疫的姿态出现，横扫数个城市、影响几个王朝；偶尔低调地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在王朝覆灭、亡族灭种的大事件里充当不可察觉的“幕后黑手”。

    

黑死病

微生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年代，是在古巴比伦王国流传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在记载史前大洪水之前，已经描述了其他的一连串灾难，其中就包括神的天谴（瘟疫）。晚些时候出现的《圣经》之中，也有相当多关于瘟疫的描述。

    

要确定哪一个病原体领导了第一场影响人类进程的流行病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享誉全球的美国世界历史学家威廉 ·哈迪 ·麦克尼尔（ William Hardy McNeill）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 500年左右开始，亚洲和欧洲的病原体就开始影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

    

公元前 5世纪初，雅典帝国处于它的鼎盛时期，这是个拥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得以汇聚四方精神文明成果从而产生出辉煌的希腊文明的伟大国度。公元前 430年，雅典与另一个古希腊强国斯巴达酣战不休，正占据着有利的战场形势，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正悄悄降临到它的上空。这场改变了雅典历史的灾难起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一种未知的疾病传到埃及，再由船只经过地中海传到了港口比雷埃夫斯（ Piraeus）和雅典。病魔只肆虐了很短的时间，但它杀死了大约 1/4的雅典陆军，至少有 1/3的雅典人口死亡，更可怕的是，灾难还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敬神和不敬神的人、遵守法律和违背法律的人同样都会死去，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人们失去了自己以往的信仰和道德标准。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的记载，以往最稳重、备受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至今我们都不知道罪魁祸首是哪种微生物， A组 β型溶血性链球菌、立克次体、天花病毒、麻疹病毒甚至梅毒螺旋体等等都成了怀疑的对象，我们只知道，这场流行病沉重的打击了雅典帝国，公元前 404年，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不复强盛，这一切成为了西方文明史的“转折点”。

    

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在公元 165~180年间也遭受了流行病的侵袭，这次被称作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的疾病流行造成了感染区内 1/4~1/3人口死亡，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拉开了序幕。但这并不是黑死病最为闻名的“演出”，真正使得它在人类世界“功成名就”的是它在欧洲的流行。 

    

1348—1361年间流行的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病，也是中世纪医学史上最大的灾难。黑死病也叫作淋巴腺鼠疫综合征，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藏身于黑鼠皮毛内的跳蚤上而引起的以“鼠 -蚤 -人”模式传播的疾病。因为患者先会出现淋巴结溃烂，而后引起肺部病变，到了后期整个人因为缺氧而变黑，到死亡时多会整个人呈黑色，故而得名黑死病。黑死病的流行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街道上常常空无一人，大片的城镇乡村陷入荒芜。在很多地方，尸体经年累月地停放着，因为附近的所有人都死掉了。世界沉浸在可怕的寂静之中，医生和神父都束手无策…… 1347—1350年间，黑死病的一次爆发使欧洲人口减少了 1/4，1350—1400年，欧洲的人均寿命从原本就已很短的 30岁缩短至 20岁。

    

很多人相信黑死病代表着《旧约》里的末日审判，赎罪情结导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的鞭笞自己，也有人积极地寻找真正的“罪犯”，贵族、残疾人、犹太人都受到怀疑，很多犹太人被杀害，社会陷入了疯狂的自虐和虐他行为之中。许多有修为的神父在黑死病中死去了，继任者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地选出，名不副实，宗教再也没能保有原本的威信和势力。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借着对疾病的恐惧爆发出来，区域性的暴动和对民宅的掠夺继续冲击着脆弱的社会结构。大量的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不均，改变了劳动者的存在形式，农奴从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劳动者……黑死病只是麻风病、结核病等众多流行病的代表之一，它们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深地动摇了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人们现在认为黑死病起源于蒙古，是蒙古人穿越欧亚大陆的行动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如果说欧亚之间的病毒交流尚且受到距离限制的话，当历史前进到欧洲向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病原微生物就真正踏上了全球传播的旅程。

    

应对之策：水来土掩

    

曾经如此肆虐无忌的天花病毒最终败给了免疫接种。牛痘的接种使得天花病毒无法再伤害人类， 1977年，它在全球的疾病谱中绝迹。

    

正是从 16~20世纪之间，人类在医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16世纪解剖学的发展、 17世纪生理学的进步、 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立，加上十九世纪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建树、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巨大飞跃共同成就了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政府职能的提高、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开展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天花成为了人类靠自身努力根除的第一个疾病。

    

如此巨大的胜利催生了更高的企求， 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个当时看来相当可行的目标——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人类对天花病毒作战胜利后短暂欢愉中的一个幻想。麦克尼尔略带悲剧色彩的言论恰好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精准答案：“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

    

尽管此前文中着墨书写了诸多流行病带来的可怕场景，我始终无意于对疾病流行的后果、对病原微生物的威胁做任何的夸大。看看如今的世界，针对细菌的抗菌素催生了耐药菌的产生，以多重耐药结核菌为代表的微生物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诸多耐药菌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医院，面对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我们研制更强大的杀菌武器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强大的敌人。在病毒的领域， 1918—1919年那场流行全球的大流感的惨痛记忆还未完全消除，新的病毒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尼帕病毒、裂谷热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各种亚型的流感病毒……疫苗的研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都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

    

更可怕的是，病毒对人类宿主的适应能力是匪夷所思的，它能高频率地发生基因突变，甚至能与另一种病毒进行基因重组，试想一下，若是一种高致命性的病毒和一种高传染性的病毒在某个宿主体内相遇了，意外地产生了兼具二者特点的能广泛传播又致命的病毒，当这种病毒伴随着一个个宿主的脚步穿梭于全球的飞机场、火车站之中的时候，这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可怕的梦魇？

    

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如何产生的理论，就像是这个梦魇的现实版本。学者们提出，猴免疫缺陷病毒存在许多非洲猴子的身上，每种猴子身上都有这种病毒的一个特殊变异体。某一天，一只黑猩猩从不同的两个猴子：红顶白眉猴、大白鼻长尾猴身上分别染上了这两种病毒，两种病毒在它的身上存在了一段时间，最后发生了基因重组，这种杂交病毒在黑猩猩的群落里蔓延，直到有一天，它传播到了人身上，成为了危害人类的病毒名单上最可怕的名字之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使得患者对一切病原微生物失去抵抗能力，由它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现在几乎已经遍及全球的每一个大陆。 2011年，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有 3 400万，尽管制药公司一直在研发改进控制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尽管医生、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社会学家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针对艾滋病的斗争行列，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它依旧在四处传播。

未来办法：提前预警

哈佛艾滋病研究所国际艾滋病中心主任乔纳森 · M ·曼（ -Jonathan M. Mann）在为《逼近的瘟疫》（The Coning Plague ）一书写序言时提出，艾滋病正在给我们上课，这一课的内容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对所有人的健康威胁。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以便尽快发现新疾病的暴发，或旧疾病的异乎寻常的传播。没有这样一个真正能在全球工作的系统，我们就真的是无遮无拦，只能靠命运来保护自己了。

    

幸运的是，的确有人在建立这样一个“早期警报系统”。本书的作者、病毒学家内森 ·沃尔夫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很早便预见到了全球化条件下微生物对人类潜在的巨大威胁。他把地球比作一个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全球性大连接使地球上出现全新的疾病，扩展了可怕的动物病毒的传播范围。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内森 ·沃尔夫博士创立了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环球疫情预警和应对网的一部分，充当了人类与病毒对峙边界的守护者的角色。

    

在本书中，内森 ·沃尔夫博士将帮助我们了解即将来临的病毒风暴，告诉我们流行病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同时，我也会为每部分做出导读，通过深入浅出的介绍，沃尔夫博士为我们展现了他和同事们是如何检测和捕猎病毒，又是如何运行全新的病毒监控系统的。

    

身处现今这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每一次媒体对于新的流行病毒的报道 ,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猜测和或多或少的恐慌，对于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来说，从一个病毒学家笔下去了解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不失为一个睿智的选择，若是能在阅读中分享到作者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更是善莫大焉。

作为一位专业微生物学家，我通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是如何减少感染疾病的风险的？首先，我总是务求接种最新的疫苗。当我在疟疾地区工作时，我十分认真地服用疟疾预防药物。我并非一直都这么做，但吃了苦头后我才知道这有多重要。

微生物学家自己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2008 年，我离职后创立了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以下简称GVFI）。这是一个独立组织，致力于对全球医学情报进行监控，用以尽早发现流行病。

GVFI 以旧金山为基地，在那里我继续在斯坦福教书。我们运用所有可支配的研究手段来识别流行病，平息疫情。政府和学术界总认为，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坚持用一种专门的方法。微生物学家使用微生物学方法，而流行病学家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在GVFI，研究手段并不重要，我们只在意目的：尽早掌握关于人类和动物种群传染性疾病的趋势，和运动过程的情报。

我们在GVFI 做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与前沿科学无关，是预防工作。

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与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在理想的预测体系变成现实之前，我们可以开始改变人

类行为，减少这类接触。

我还记得在中非工作的早些时候，当我向猎人们描述我觉得跟猎杀野生动物相关的风险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我已经打猎很多年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打猎了很多年。这风险显然不会像这里其他许多害死我们的东西的风险那么高。”这是我在所有研究地听到的反应。这番话有些道理，在每天有人死于疟疾、不安全的水源和营养不良的环境中，从一只动物身上传染上一种新型感染源的风险似乎不值一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

以上问题是小人物悲剧人生的最好写照。对绝大多数要维持生计的猎人而言，染上一种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低于不打猎的营养缺乏和其他损失带来的风险。然而当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数千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生时，我们就面临了能够导致一些新型感染源出现的情况，而这些感染源能毁灭全世界。这不只是猎人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们苦口婆心地向这些人讲授与狩猎相关的风险，但我们也承认真正的敌人是农村的贫穷。要解决这一普遍性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止是解释狩猎风险。我们需要致力于帮助农村人口找到解决营养不良的可行之道。我们要帮他们找到替代不安全狩猎的谋生之路，而且不能因他们费心养家糊口而横加指责。在我们将健康猎手项目拓展到更多地方的同时，我们与发展组织和食品组织一起合作，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

如果我们不费多少气力，就能够消除像中非、东南亚和亚马孙盆地这些病毒热点地区以打野味为生的狩猎行为，我们一定会这么做。除了流行病的风险，这些狩猎行为还会给地球上的生物遗产保护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也会同样波及以不可再生的动物蛋白资源为食的弱势种群的食物保障。但是解决办法需要投入全球的能量和资源，消耗大量财力物力。解决丛林肉问题，除了满足全世界富人群体遏制疫情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利己目的之外，也能帮助世界上一些赤贫群体过上像样的生活。对那些想拯救一些富有魅力的濒危物种的人们而言，丛林肉问题不是他们口中的花边新闻。它影响到全球的公共卫生状况，忽视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GVFI 所做的第一步，是改变利于新型感染源进入人类的行为。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和资源帮助我们推广此举时，我们承认在预防引发流行病的行动方面，现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的推广可以与其他公共卫生运动完美地配合起来。正如发生在艾滋病人身上的免疫抑制促使新型微生物入侵人类。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将控制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推广到最偏远地区经狩猎已接触野生动物的人群。我们已与像科学家黛比· 伯克斯（Debbi Birx）这样的一些该领域开拓者一起工作。黛比曾

在华特瑞陆军研究所指导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小组，她放弃这份职业，转而去负责美国疾控中心的全球艾滋病项目。该项目专注于向世界上一些最穷困地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具体事项，它将惠及我们所有人。

对于预防流行病，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力的方式。公众给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支持对流行病采取长期预防之法是至关重要的。有见地的公众必须促使政府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未来流行病控制通用方法的研究和实践，而不是仅仅针对一种微生物的威胁。

10 年前，收集世界信息的顶梁柱是官方机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然而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状况。今天，像谷歌这样的组织采用创新方法和激励机制，构建出几十年前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访问信息的技术手段。在全球卫生领域，我们必须向这样的创新敞开大门。我们常说，像谷歌这样的组织已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环球神经系统（global nervous system）。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global immune system）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

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不久的将来，无论你是担心一场疾病灾难带来政治和经济损失的国家元首，还是担忧与下一次流行病相关的供货链中断和员工离散的CEO，或是忧心家人健康的市民，你都可以迅速找到更好、更准确的实际疫情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来自政府，也来自像我们GVFI 这样的组织。大家将遥远的病毒情报站的实验室结果和国际新闻推送、手机短信、社交网络、搜索模式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流行病情报样式。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幸运的是，我们也处在一个用技术手段建造环球免疫系统的时代。我们宏伟却又十分简单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胆的念头是：有朝一日，我们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布“这是最后的一种流行病”——到那时，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