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流行，没有文化

跨进21世纪的门槛之后，科技让一切变快，精神生活空间却比过去显得逼仄。“只有流行，没有文化”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韩浩月

一场疫情开启了21世纪20年代，人类心头普遍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比过往，仍然可以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当然也没想象的那么好。

跨进21世纪的门槛之后，时间开始加速，科技让一切变快，物质生活依旧俗常，精神生活空间却比过去显得逼仄。人们貌似有了多元的选择，但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又显得如此单一。这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一、“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照亮黑暗的人，点燃公共空间火焰的人，眼睛像探照灯那样照亮民族未来的人……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曾经让大众对这一群体寄予厚望。可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知识分子伴随着年份的推进，身影逐渐模糊。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消隐甚至无动于衷。

诗人北岛的豆瓣主页留言区被攻击性言语占领之后，他写下一句话——“我从此关闭诗与诗的评论区”。这句话也呼应了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知道我戴着纸枷锁，但是我没办法。”2008年，《梅兰芳》公映后，陈凯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把自己比作梅兰芳：“梅兰芳的一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被绑架的人生——被社会公众、媒体、梅党共同绑架的一个人质。你看跟现在的我有多像？”陈凯歌的“没办法”，也成为众多文化人面对瞬息万变时代的共同态度。

如果说人们“绑架”陈凯歌是因为对他仍有期望，那么一年后阎崇年在签售时被掌掴，可以视为知识分子遭遇暴力对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十多年过去了，现场观众那声“打得好！”犹在耳边。

知识分子还有责任感吗？有人对此进行反思。学者许倬云说：“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他还认为，“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变成专家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短暂的身份是“明星”。“给我三尺讲台，我能搅动中国”，学者的明星化，改变了公众对学者的印象。

首播于2001年的《百家讲坛》是学者明星化的开端，当时的“四大学术明星”被当成香港演艺界“四大天王”来看待：余秋雨好比八面玲珑、四处出击的刘德华；刘心武酷似老当益壮、唱功深厚的张学友；张颐武凭一句被人曲解的“孔子不如章子怡”风头大盛，与当年靠一首广告歌红遍全国的郭富城有得一拼；后来居上的易中天就是最具偶像特征、内敛中透着个性的黎明……

2008年12月5日，由陈凯歌导演、黎明主演的电影《梅兰芳》在国内正式上映。/《梅兰芳》海报

学者像娱乐明星一样出入电视台，当娱乐节目点评嘉宾，排队等候签名售书的读者绵延数百米……知识分子在那几年得到的“厚待”，像一次“回光返照”。这样的辉煌，是否透支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消费热情，是否介入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心路历程，答案不得而知。

博客时代是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体现启蒙价值的时代，自由的书写方式解放了一贯严谨的表达范式，但当博客平台一夜之间被社交媒体取代之后，知识分子在社交平台迅速“溃败”，140字的写作，人人想分享的迫切感，使得知识分子比任何一个时代被边缘化得都快，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到达一个顶峰。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的失宠与沉默，是整个21世纪前20年思想枯燥、娱乐乏味、生活无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2019年，新裤子乐队在《乐队的夏天》节目中唱出“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而这首歌刚被写出来的时候，这个句子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仿佛是一句箴言，“伤心”也好，“理想”也好，这两个词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心理现象的描述，的确变得可有可无。

由视频与社交媒体、购物App构成的互联网，可以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娱乐，书店与唱片店所承载的人文情怀，逐渐成为旧世纪生活模式的象征。

对于流行文化的传统理解，还被死死地锁定于上世纪80年代，一个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那时，一部纯文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可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销量，而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的作家，有一大批；经典电影大量诞生；流行音乐有着很强的思想能量——整个文化市场开放而包容，像一条澎湃涌动的河流，人们投身其中，觉得自己被抒发、被理解，并由此感到幸福。对于80年代的美好回忆，甚至成为一种文化。

这20年，用以前的标准来看，并没有产生新明星，没有经典电影，没有优秀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悲催的新世纪。然而，新的规则、新的环境正在形成，属于新世纪的流行文化，有的还存有旧世纪的痕迹，但更多的却是新开拓与新发现的概念。

人们发现，想过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生活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最新的流行已经写入现实生活、写入精神世界，悄无声息但又无可阻挡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形成新的消费习惯与精神依赖。

21世纪的流行，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流行曲线起伏进展的。在文学层面，是字数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网络小说的流行；在音乐层面，是《老鼠爱大米》等口水歌的流行；在影视层面，是大IP流行……而这一切，建立在语言表达革命的基础上，如果说“语言即思想”，那么当下流行文化在思想上的贫瘠，应该追溯到网络语言与网络思维的形成上。

网络语言在最早的互联网上具有颠覆性的使命感，“无厘头文化”作为最早的网络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解构经典、颠覆权威，并形成一个为主流文化所不理解的语言密码。而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网民的海量增加，网络语言由网上走进现实生活，网络文化也由非主流文化变成主流文化，追求网感，成为诸多文化产品在被创造出来之前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网络文化天然带有狂欢特质，从制造芙蓉姐姐、小胖等网络红人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城会玩”等网络流行语，数以亿计的网民在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体系衍变的过程中，它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以往被视为主流的一切，也慢慢依附于这个体系所洋溢的强大表现力。但终于有一天，有人厌烦了汉语被如此耍弄，语言变得如此浅薄，面对无孔不入的网络表达，有人喊出了“粗鄙时代”这四个字。

网络文化让语言与人都变粗鄙了吗？整个社会几年前思考这个问题，人们重新推崇经典。但新的流行文化业已形成，无法更改。

2018年有很多文化名人去世，金庸、李敖、二月河、单田芳等都在名单当中，他们对流行文化产生过长久的影响。在这一年，“一个时代谢幕了”这句话显得不再矫情，如此真切。伴随这些“流行文化大师”的谢幕，他们的读者、粉丝也到了与自己最好的年龄告别的时候。2018年确实像一道槛，此后，属于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只剩下一个日渐遥远而落寞的背影。  

追星作为流行文化的一个表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异，过去的追星行为，多停留于买画片、买磁带、看电影、写信，而现在的追星，则是举牌、接机、参加握手会。流行于日韩的应援文化被完整地复制过来甚至“发扬光大”，而由“饭圈文化”衍生的“私生饭”现象，不仅让明星感到头疼，也让旁观者感到不解。如果了解一些商业片选择流量演员的标准、视频平台的购剧原则，便会知道“应援文化”“饭圈文化”俨然已成当下流行文化的核心驱动，成为娱乐产业的基本运转逻辑。

这20年流行文化的最大变化，是话语权的转移。如果说制造流行文化是一种“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已经从以前的作家、音乐人、导演等一个个可以找到名字的人物转移到网民群体。也就是说，公众掌握了确定什么才可以流行的“权力”，如果不听从公众的意见，就不会有流行的可能性，创作上的独立与个性，对平庸的批判，由此丧失。“只有流行，没有文化”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

三、人与社会、时代之间缺乏文化的粘连

曾经的“人与社会”的联系，经过20年这段不短不长的时间的改写，已经变成了“人与互联网”的联系。“人与社会”的联系制造了人情社会，有负累也有美好；而“人与互联网”的联系，正在剥离文化的作用，使得一个个具体的人变成一个个无需他人关怀的独立符号。

没有互联网，会让人群之间产生鸿沟；而发达的互联网，会让人群拥有比文化层面更大的鸿沟，哪怕属于同一个群体，因为站位不同，也会产生错位的对话关系。比如2017年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谈，许知远本以为马东会与自己站在同一文化立场上，并没有意识到年长他几岁的马东已经站在了对立面，用商业逻辑见招拆招，将他的文化关怀晾晒在一个尴尬的空间。从此之后，许知远的尴尬一直体现于他的节目中，“尴尬”也就成为知识分子与商业娱乐正面碰撞后最为普遍的表情。

许知远还是一个对时代体察比较敏感的人，但从他与马东的对话到他在薇娅直播间发出的喟叹，都证明了一点：在马东们进入互联网时代商业文化核心位置的时候，很多人还处在懵懂的旁观状态。如果仔细观察新世纪流行文化的表象，会发现它的波澜起伏背后，总是隐藏着一双无形的大手，这只大手便是资本的力量。

资本在取代文化的力量，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使用的仍然是文化的手段。当资本发现传统的渠道与平台提供、产品推销思维已不足以制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时候，从文化入手，“侵略”人的精神，并将之转化为永不疲倦的购买力，成为资本热衷做的一件事情。

微博在关键节点上挽回衰败趋势，稳固自己社交媒体主流平台的位置，在于启用了会员制、机器算法以及具有指导性的热搜等服务；微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为全民应用，其在设计开发过程中对于人性细微之处的揣摩，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微博作为公共舆论场、微信作为日常情感沟通工具，两者都实现了庞大的商业诉求。而一旦它们的商业诉求未经遮掩、显露真容，总会给用户带来不同程度的恐惧。但恐惧也没有办法，商业平台作为生活必需品，已经与生活、社交、娱乐等进行了捆绑，离开它们无异于离开自己的手脚。

当下最受网民欢迎、处在风头最顶端的人物，不再是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甚至娱乐明星，而是马云、马化腾、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还有已经去世的乔布斯等。尤其是被称为“钢铁侠”的马斯克，他的特斯拉汽车、卫星互联网、登陆火星计划、脑机接口（BMI）等，既真实又疯狂。这些中外商业人物，不但为人们提供当下的便利，也负责为人们不停制造对未来的幻想。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于人文世界的认知已经到达一个顶点，而商业人物将在未来扮演上帝的角色；与上帝不同的是，他们会像满足孩童那样，去满足人们对世俗享乐生活的需求。

《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21世纪，饥饿、战争、瘟疫等困扰人类的难题都会被攻克，而对外星新领地的开拓、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对感官享乐的升级等，将成为人类新的追求。而这些追求从目前看，只有商业巨头最有条件实现它。

拥有掌控经济行为和思想权力的商业力量，似乎意识到了自身的强大，无论在通过用户获利方面、操纵数据实现利益诉求方面还是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方面，它表现出“舍我其谁”式的霸道，而来自用户的反抗，在更多时候显得无能为力。

从每一个细分的领域去看，都能看到商业力量的驱使与操纵，商人变成了最好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知识分子，商业力量主导着流行文化的起源、发展与走向。以往复杂、多元、细密的文化精神线索，如今都汇入同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

人是群体动物，可以欣赏一个人在孤独星球惬意生活的科幻片，但回到现实，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通过更多面对面的形式来进行情感与心灵的交流，而作为“工具”，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不可或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