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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17:45
悬崖村最后的几户人家

有的在等待这一季的玉米成熟,收获后即搬迁至新居,有的则将未来的新生活系于村里的老房子……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作者:李鹏,监制:张凤云,编辑:柯利刚、刘振远,美编:刘念,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悬崖顶上吃高粱秆的孩子。


“就要下雨了。”某色雄体望着门口遮住山尖的云,淡淡地说,“下雨的话今天就没办法下山了,钢梯太滑,不安全。”


8月24日清晨,伴着阵阵鸡鸣,越聚越浓的雾气很快把海拔1400多米的阿土列尔村包裹起来,对面的山头和峡谷也迅速淹没在浓云之中,目之所及只剩白茫茫一片。


阿土列尔村,就是闻名全国的大凉山“悬崖村”,这里峰插云天,曾一度与世隔绝。


崖顶上的村民最擅长做未雨绸缪的事,某色雄体和母亲巴耕阿里从床底拿出折叠塑料布,沿木梯爬上房顶,把屋顶的几筐苞米盖了个严严实实,动作很是麻利。


7点,流动的云海再也托不住沉重的水汽,“哗——”密集的雨点倾洒下来,原本坐在院子里的游客,和记者一起挤进了某色雄体家的客厅。


这是某色雄体家最大的一间土坯房——面积20多平方米,四面墙壁早已被烟熏得乌黑;其中三堵墙边各摆了一张单人床,另一面墙的两个墙角分别是一口灶台和一台老式的凸屏电视机;房屋正中的水泥地上,是一坑彝族风格的圆形塘火,供雨雪天烧柴取暖之用,也是彝族农家日常活动的“中心地带”。


今年5月12日,当地政府组织悬崖村进行了整体搬迁,全村70多户搬到距离悬崖64公里外的昭觉县城,那里有统一规划的新房和功能齐全的社区。


某色雄体一家也在县城分到了新房子,但是他并不急着搬到县城的新家,而是选择暂时留守悬崖村。


某色家族生活了200年的崖顶,如今只剩下五六户村民,每户留守的理由不一——有的在等待这一季的玉米成熟,收获后即搬迁至新居,有的则将未来的新生活系于村里的老房子……


水泥筑的房子


8月的川南,雨水不断;位于悬崖顶上的村子,天气则更为善变。


这次的雨下得不小,雨滴拍得屋顶黑瓦噼啪作响。很快,游客发现这房子漏雨,漏得严重的地方,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掉在屋里,溅开一地。


某色雄体拿出家中所有能够盛水的盆和桶,摆在漏雨明显的地方。成串的雨水尚且能接,瓦缝里溅进来的小水滴可就没办法接了,尽管地上接了大大小小六七只盆,但没多久,屋里的水泥地就湿了一大半。游客和记者只得不停挪动屁股下的板凳,挤到漏雨没那么严重的地方。


“砰!”一声炸响吓了众人一跳,墙角挂着的灯泡突然炸了,玻璃碎片溅落到灶台上。瞬间,本就阴暗的屋里变得更黑了,只有房门对着的地方还有光亮。


“下雨了,电压不稳,灯泡就碎掉了。”某色雄体的父亲某色达体打开一盏装电池的无线小台灯,照亮了客厅里一个小小的方桌,“遇到这种天气,村里就会断电,不然雷电容易把电线劈坏。”他介绍道。


果然,村里停电了,那盏昏暗的无线台灯只能支撑5个小时,但窗外的雨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给手机省点儿电!今天下雨没办法下山,村里能不能来电还不好说。”游客们开始互相提醒起来,此时的手机电量显得无比宝贵。为了省电,有的人关了机,有的人则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一般来说,游客们爬上悬崖村需要五六个小时,加上沿途休息、吃干粮的时间,登顶时已接近傍晚。多数人会选择在山顶过夜,然后第二天下山。


这批游客已经在悬崖上待了一天一夜,人人都急着下山。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焦虑的情绪开始在游客中蔓延,一些性子急的人抱怨起房子的条件差。


“将就一下吧,这已经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某色达体看出大家有了情绪,便安抚说,“别人家屋里的地面大多是用土坯铺的,一遇大雨,地板上都是稀泥,只有我家屋里是用水泥硬化的。”


1995年,某色雄体出生在悬崖之上,是家中的长子。在他的记忆里,村里就没有不漏雨的房子。


盖房,是农民一生中的大事,对山沟里的农民来说更显得重要——攒钱,盖房子;再攒钱,再盖房子。一辈子能盖上一套像样的房子,这一生就算没白过。


十几年前,父亲某色达体决定,要盖一座村里最结实的房子。


要想房子结实,就要用到水泥,但悬崖顶上,路都没有,哪来的水泥?悬崖村上下落差近千米,在那个年代,连通村子和外界联系的,只有一条顺崖而下的木头藤梯。藤梯又窄又陡,牛、马是绝对上不来的,指望用牲口运物资是行不通的。山上的一切物资,大到电视、电扇,小到一针一线,几乎都要靠人的双肩背上来。


生在大凉山,长在悬崖村,某色达体早已见惯了艰辛,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山下背水泥上山!就这样,某色达体成了全村第一个背水泥上悬崖盖房的庄稼主。当时,儿子某色雄体刚刚长成小伙子,便开始和父母、姐姐一起盖房子。


家里的女人为盖房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袋水泥重达50斤,母亲巴耕阿里的体重只有90斤,瘦弱的她却带着两个女儿共同扛起了背水泥的重任。


一个箩筐,三个女人。母亲从山脚背上一袋水泥,第一个爬藤梯,母亲爬累了就把箩筐交给大女儿,大女儿爬累了再把箩筐交给二女儿,如此循环,三个女人背一筐水泥爬上山顶要花五六个小时。


同时,父亲某色达体和儿子某色雄体两人轮流背一筐,男人脚力要快些,但一趟也要花4个多小时。


某色雄体家用水泥硬化过的客厅地板。


“我们两口子加上3个孩子,5个人背了整整90天,才把盖房需要的水泥背够了。”母亲巴耕阿里介绍,虽然新房的墙体也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但是墙体的地基和承重的门框都用到了水泥,比村里传统的泥巴房子结实多了。


“家里还修了全村唯一一个20多平方米的水泥月台。”谈到此处,某色达体骄傲地笑了,他在村里率先实现了关于房子的梦想。


藤条编的云梯


藤条木梯,在这里的绝壁上悬挂了百年,有的藤梯甚至和地面垂直。在当地,“失足坠崖”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2016年,一张孩子们沿着悬崖藤梯攀爬的照片在网上火了,“悬崖村”从此被外界熟知。2017年,政府投资300多万元为悬崖村架起了钢梯,藤梯从此成为历史。


在爬惯了悬崖的村民看来,钢梯犹如绝壁上的一条“坦途”,大大便利了通行——村民上山所耗时间已经从原来的四五个小时缩短为两三个小时。村民给钢梯取了一个新名字——天梯。


事实上,悬崖村依然没有真正的路,嵌入悬崖的钢管“天梯”依然不好走——2556级钢梯中,有不少路段的坡度超过了70度,这种陡坡足以让人目眩,必须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


有些路段的钢梯坡度超过了70度。


某色雄体作为向导,常沿着钢梯一路小跑上山下山,步态十分轻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脚下这“飞檐走壁”的功夫,饱含了多少辛酸和遗憾。


作为一名“95后”的年轻人,某色雄体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了,原因就是“路太难走”。每天,某色雄体要翻过大山去乡里上学,天不亮就要出发。当时,由于他年龄小,藤条还抓不稳,父亲某色达体就要打着手电筒给他照路,沿途护送3个多小时。上学之路异常艰难,索性就不再上了。


“不上学遗憾吗?”记者抛出一个问题。


“遗憾又能怎么办,当时没有路嘛,村里好几个像我这么大的年轻人都不识字。”某色雄体微笑着说。


陡峭的悬崖,拖慢了村里所有孩子的成长进度。崖顶的父母不放心让10岁以下的孩子单独去爬悬崖,因此村里的孩子很晚才上学,通常要到11岁才上一年级。拉作是某色雄体的妹妹,今年17岁。在这个年龄段,城里的孩子已经读到高二甚至高三,然而拉作才刚刚读完初一。


某色雄体辍学后,每天在山坡上放羊。到了秋天,他就帮着父亲把采摘的青花椒和山核桃背下山去卖。很快,10岁出头的某色雄体就体会到身为悬崖村村民的无奈。


“家在山下的村民,他的一筐青花椒能卖100元,而我的一筐青花椒最高只能卖到90元。”某色雄体回忆,收花椒的贩子知道自己是从悬崖村上翻山下来的,当天不可能再背着满筐花椒上山了,因此会故意压低收购价格,甚至撂下一句话——“你今天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没有路”就像多米诺骨牌,给某色雄体的命运带来了连锁反应:因为没有路,所以辍学;因为辍学,所以不会讲普通话;因为不会讲普通话,所以进城不好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只能回山顶种玉米和土豆;因为只能种玉米和土豆,所以一家人只能在贫困中挣扎……


有时,“没有路”降到个别村民头上便成了灾难。悬崖上是没有医生的,因此对老人而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生病——小病还好说,拖一拖也不会要命;可一旦生了大病、急病,就要由村里的小伙子们轮流背着下山,但是从山顶下来再送到乡里的医院,一路要折腾几个小时,有的老人因此便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饮憾离世。


最让某色雄体难过的,是在他17岁那年,村上有一名孕妇因为难产要去医院,他和几个小伙子背着孕妇下山,走到一半的时候,斜躺在大箩筐里的孕妇就逐渐不吭声了,几个小伙子加快步伐,一路往医院狂奔,但还是晚了一步。最后,大伙儿只能把孕妇冰冷的尸体背回山顶埋了。


路,是山村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很多门都打不开。


彩礼中的爱情


悬崖村的脚下是一条湍急的大河,这条河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美姑河。“美姑两岸出美女”,是当地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千百年来,赤红色的美姑河水冲刷着大峡谷,向着东方奔流不息,无数彝族儿女曾在两岸对唱情歌。然而,大山里的爱情,有时并不像彝族情歌中描述的那般美丽动人。


俄木以伍嫁到悬崖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丈夫,是父母和舅舅完全包办了她的婚姻。当丈夫家迎亲的队伍把她从十几公里外的雷波县背上阿土列尔崖顶的时候,她还不满19岁。


今年,俄木以伍26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尽管肤色晒得比较黑,但从她脸上依然能看出少女的影子。


小时候,俄木以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嫁到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在我们这一带是出了名的穷山村。”虽然过去了多年,俄木以伍谈及父母包办的婚姻时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来到悬崖村的第一天,俄木以伍就想悔婚,虽然自己也是在大山里长大,但是沿着陡峭藤梯一路上山的场景还是让她“非常后怕”。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就想下山,我们这边是允许女方悔婚的。”俄木以伍回想起结婚当天的纠结,“按照彝族的风俗,女方悔婚是要双倍返还彩礼的。”


虽是强扭的瓜,但俄木以伍还是幸运的。结婚以后,丈夫对她很好,从来不让她干力气活,甚至没大嗓门和她说过话。在俄木以伍眼里,丈夫聪明、勤快,他看到这几年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就利用村口的老房子开起了小卖部,每天早晨六七点下山采购矿泉水、方便面和零食,然后一步一步背上山顶。


“丈夫挺不容易的,山上客人多的时候,他一天要下山背两趟,衣服上全是汗,都能拧出水来。”谈及丈夫,俄木以伍语气中充满心疼,“搬到县城以后,就不让他再干这种苦力了。”


现在,俄木以伍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丈夫背上来的货物摆到屋里的铁架子上,然后等着路过村口的游客进来消费。


小卖部门外的山坡上,就是丈夫种的4亩玉米,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等玉米收完,圈里的猪卖掉以后,我们就离开这里,搬到县城的新家去住了。”俄木以伍计划和丈夫再留守一两个月,“邻居们基本都搬下去了,没剩几家了。”


“对我来说,下山后的生活变化不大,两个孩子还小,我得留在家带孩子;只是不知道丈夫到县城后去哪里上班,工资是高还是低。”谈到搬家后的生活,俄木以伍既有些担心,又充满向往,“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有空了一起逛逛街,我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同样是彝族姑娘,相比俄木以伍,白依作的婚姻从一开始便让她很满意。


2014年,白依作在亲人的牵线下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某色雄体。几次接触后,她对眼前这个小伙子颇有好感——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勤奋好学,利用修电站的机会向几个汉族工友学会了说汉语;做人大气,每次来自己家总是提着大包小包一堆礼物;干活实在,忙前忙后不惜力气。几个月后,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某色雄体一家在山顶的合影。


彩礼是考验大山爱情的最难一关。大凉山里,越是穷的山村,小伙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就越高,特别是在悬崖村,男方往往要倾尽整个家族之力来凑彩礼。


“她(白依作)心疼我,不愿意让我家出那么多彩礼钱。”某色雄体念着妻子的好,“当时她跟父母争取,把彩礼钱降了下来。”


妹妹拉作很喜欢嫂子,她总是感慨白依作的贤惠,“嫂子在山脚下摆摊卖炸洋芋,平时住在山下的土房子里,每到农忙时候,就收起炸货摊,爬到悬崖上帮着爸妈种地、除草、收玉米。爸妈和哥哥都劝她不要来,她总是不听,就算手磨破了、脚走肿了也要坚持来。”


最后的悬崖村人


晚上看星空,伴着蛙声与虫鸣入睡;早晨等日出,看阳光渐渐把绿色的山坡染成金黄色;白天置身云海,近观流云从高耸的山顶泻下。这种城里人向往的山居生活,在悬崖村村民看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至今留守在山顶上的几户人家,多数和某色雄体家一样,利用家里的土坯房做起了悬崖民宿,每家都在院子外墙上用红红绿绿的油漆歪歪扭扭地写着“小卖部”“住宿”等字样。


留守崖顶的农民利用自家土坯房开起了小卖部和民宿。


彝族人的宗族观念和互帮互助意识很强,如果客人来得多,自己一家接待不过来,主人会立刻把邻居叫来,带上其余游客去别人家住。


在收费定价上,几家人也达成了一致,崖顶的一切物资和服务都是明码标价。考虑到村民攀爬悬崖进货所冒的危险和付出的艰辛,游客们纷纷表示村里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不算贵。


8月24日12点,悬崖村的雨已经整整下了一上午,山顶的气温降到了10℃左右。某色达体在客厅中央的火塘上点起了炭火,燃烧的干柴哔哔剥剥作响,跳动的火苗把客人们的脸映得通红。客人们围坐在火塘边,聊起了彼此的工作和生活。


巴耕阿里担心客人会饿,拿出一大块已经做好的玉米粑粑,放在炭火旁熥烤。客人们把烤得酥脆的玉米粑粑掰开,掸去表面的炭灰后,轮流传递、分而食之,不时有客人发出“越嚼越香”的感叹。


某色雄体2017年开始在村里做向导,见过很多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游客;他接待过人数最多的一个旅游团有50人,都是被父母送上山的青少年。在某色雄体眼里,这些城里孩子名为“素质拓展”,其实就是“家长想让他们体验一下山上的苦日子”。


“并不是每天都会有客人到村里来。”某色雄体说,因为钢梯难爬,有相当一部分游客爬不到山顶就放弃了;还有每逢雨雪天气,特别是遇到泥石流或塌方封路,一连几天都不会有客人上山,“一天一分钱收不到也是常有的事情。”


尽管旅游收入还不稳定,但村里毕竟端上了旅游的饭碗。父亲某色达体扮演着民宿老板的角色,负责收钱管账。


某色雄体认为,父母留在悬崖上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他们都五六十岁了,这么大年纪在县城里是找不到工作的;在这里接待客人还能有收入。”某色雄体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如果父母搬下山的话,自己和妻子两人就要供养起全家老小8口人,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悬崖村吃上“旅游饭”后,还带火了一位“网红”青年——26岁的“悬崖飞人”某色拉博。拉博之所以被称为“悬崖飞人”,是因为他保持着全村上下悬崖的最快纪录。


2017年,在外打工的某色拉博回到家乡,每天扛着钢管往山上运,参与悬崖钢梯的修建,其中一段钢梯观景台就被命名为“拉博站”。


此后,拉博就留在悬崖村,利用手机做起了直播。他把镜头对准了悬崖村的百姓——10岁的男孩扶着钢梯背着年幼的妹妹去上学;50多岁的阿姨背着一米多高的竹篓满载上山;70岁的爷爷坐在悬崖顶上吹彝族唢呐……很快,拉博收获了十多万粉丝,有不少游客是在看过拉博的视频后才来到悬崖村的。


今年,一家旅游公司来到山下,拉博成为了旅游公司的正式员工。“我喜欢从事旅游工作。”拉博认为,这是加速家乡发展的新契机。


8月24日下午3点,山雨虽然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但已经比上午小多了。拉博背上一个装满青花椒的编织袋,准备下山了。这个季节,山上新鲜的青花椒味道最是浓郁。最近每次回崖顶时,拉博总会背上一包自家种的青花椒,带给山下的同事们尝尝鲜。


同样冒雨下山的,还有某色雄体的小妹拉作。拉作要赶到县城去收拾新房子,为8月底的开学做准备。“今天要给新家的床上铺上新的被褥。”拉作介绍,再过几天,她就是县城初中的一名走读生了。


“开学后,我就可以和好朋友每天一起上下学了,再也不用住校了!”拉作很喜欢县城的新家,“新家”意味着她有了自己独立的卧室,意味着走路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学校,还意味着放学后随时可以钻进“两元店”挑选心爱的发卡。


拉作听爸爸和哥哥讲过,崖顶的土房子可能会被拆掉,统一盖成旅店。对此她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发展旅游和留下老房子是可以兼容的。我希望家里的房子能一直保留下去,毕竟悬崖是我的家,那里有我们成长的记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作者:李鹏,监制:张凤云,编辑:柯利刚、刘振远,美编: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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