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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易生舟,原文标题:《为什么死亡成了当代“房间里的大象”?》,题图来自电影《遗愿清单》
死亡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一个缓慢的、充满细节的、与社会和他人相关的过程。
今年的上海艺术季,艺术家雷红的个展“缚生 Resurrection”正在进行中,试图探讨生命表现,展示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况。
谈到生,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谈到它的对立面,死亡。世上总有一些不可言说,但又逃避不过的事实,比如死。就像是现代社会的人类,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皇帝的新装”盛宴——我们为生而狂欢,却不去谈论死,仿佛它就不存在一样。
但谁也说不清,这个年代既然有这么多可以延长生命的高科技手段,可人要好好地死,自然地死,却变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没法回避,又没法面对,于是多数人会把终点的决定权,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掌控——我们连自己的死都没法好好决定。
今天就让我们坦诚相待,聊聊死亡这件事。
一、“死亡”这个概念正在被塑造
每个人都想尽力避免死亡,但实际上,“尽力”的价格可不是大多数人能承担得起的。根据2011到2012年北京13家顶级三甲医院的ICU住院数据,每位患者在ICU平均花掉了9.7万元,而如果加上他们在普通病房的花销,每个ICU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达到了14.6万元。
在美国,ICU也是奢侈品,甚至可达2万美元/天(包含药费、急救费),据统计,美国人一生医疗总费用的30%用于生命最后一年,其中40%用于最后一个月。曾经有媒体算过在美国“入土为安”的费用,棺材1298美元、墓地1000美元、石头墓碑1500美元,挖土和盖土费1200美元,棺材外的金属外壳2395美元,加上追悼会的4805美元等费用,总共至少要花掉12198美元。
对国内来说,“入土为安”的价格更令人咋舌,墓地价格向来都是丧葬费的大头。据《经济参考报》2017年3月31日报道,在一份全国30座主要城市的墓地价格排名中,上海排在第一位,高端墓地每块近30万元,全市均价每平方米超过6万元;在北京,一些所谓“风水好”的墓地,价格多在每块15万元。
2018年《新京报》报道说,青岛一位老人去世,据他的家属列出的殡葬花费明细,老人从去世到遗体告别收费名目达18项,共计98215元,其中与花相关的收费就达到了61200 元。而且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墓地费用并不是最终花费,因为公墓的使用期限究竟是多久,基本是个法律空白。
我们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死亡到底是什么?
仅仅在两代人之前,死亡对大多数人意味着: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况下,死亡原因不明,只是被描述成“他活到岁数了”。而今天,大多数现代人会死在医院。通常我们会以为,死大概是从进入ICU开始,到漫长的停止生命体征宣布死亡证明,再到更漫长的处理后事火化下葬为止。
你或许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表示习以为常: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中,病人痛不欲生,但ta无权放弃治疗;医生明知无效,却必须遵守行业准则,表演一下什么是全力以赴;病人的儿子收到一张巨额账单,他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但他不懂医,不知道怎么判断;一大笔公共开支也为此花了出去。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莎伦·考夫曼曾经在《生死有时》一书当中探讨美国医院是如何形塑死亡的——“死亡”这个概念正在被医学和政治重塑,它可以进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尽管医学的终极任务是拒绝死亡,所有人都明白,死亡最终是无法拒绝的,但是医学可以控制死亡何时发生。
“死亡”已经变成一种决定,即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死亡和应该以什么认定一个人死亡。ICU正在成为新的生死之门,对患者家属来说,明知道无望,但依旧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会在道德上得到安慰,这意味着“我们尽力了”。然后,前文提到的那些与钱有关的漫长流程,就开始不容置疑地运转起来。
二、我们为何对死亡避而不谈?
如今,全新的、临床上对病理的理解奠定了生与死之间一种从未有过,先前不可思议的关系——死亡成了生命中一个方面,并被生命所包括。它已经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创造了一个模糊不清,又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地带。
早在1000多年前,死亡是一种公共事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家庭私事。在19世纪之前,15世纪盛行的死亡艺术提供了一种模板来显示一种精神通道——让人跨过从生命到未知之境的那道重要门槛应该如何打开。
随着19世纪生物学的发展,死亡有了新的审视目光,那就是被看做疾病或者某种自然过程中或者异常情况引起的结果。理解死亡最有力的术语,已经从宗教上的、不可见的、命中注定的那种灵床上的穿越,变成了在疾病过程中医学上的护理,和最近开始的干预治疗。
因而面对死亡,现代医学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既要理解疾病如何在人体存在,又要否定死亡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数百年来一直被理解成一种“自然”真理。
正如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所提出的那样,如果生命终止的事实——比如自然呼吸的结束——所提供的基础功能被生物医学技术的使用干扰破坏,那么延长生命中的死亡的行为如何能被解释为符合道德的呢?
哈佛委员会曾经创造死亡的一个新定义:脑死亡。倘若按照这一新定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死亡。
当今的重症监护室最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患者通常是被动佩戴着机械呼吸机的,只能将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尽管从生物学意义上她还活着,但早已经成了没有任何独特的、有目的的生命了。
于是,自然死亡只是一种抽象的文化理想,在一个对医疗干预需求永无止境的社会中,这种愿景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回避,以及表现得一无所知。因为现代人缺乏彼岸世界和信仰的保证,每个人如何面临或应付死亡,完全取决于自己“实存的态度”。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的虚无。
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里说的:如果我们只知道沉溺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认识不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
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
人类总是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正如美国医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所说的:死亡是我们最终的敌人,但这个敌人拥有优势力量,注定是最后的赢家。在这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你不会想要一个战斗到全军覆没的将军。你需要的是一个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的人,一个明白如果全部所谓苦战到底则会造成最大损失的人。
孔夫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倒过来讲同样成立。但我们普遍都没有好好审视过生命、衰老和死亡的问题。
就拿最近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灾难来说,当受害不再是个人而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大多人都很难理解大规模死亡的恐怖。
在崇尚尊老爱幼的儒家文化浓厚的东亚国家,一样没法摆脱“弃老”的潜意识。也许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早就潜移默化了一种观念:年轻人比老年人更重要。大多数老年人的死亡,让本不合理的事情更能合理化了。
《最好的告别》译者彭小华曾经与ICU有许多间接的交集,她了解到由于国内长期避讳谈死亡,亲友出现老人突发意外离世,儿女因为无法得知老人意愿,连如何处理骨灰都不知道的情况。
去年有一部电影《别告诉她》,导演王子逸说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故事,在家人被告知奶奶患上绝症之后,选择隐瞒了老人,并试图以一场婚礼为老人带来“最后的合家欢”。这就是中国式对于死亡一贯的态度,死亡依旧是国人心中“不可言说”的存在。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既然没法好好谈论死亡,更别说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了。
因而“安乐死”也是避而不谈的问题,即便这样的真实事例一次次向我们发起心灵冲击。去年对岸中国台湾主播傅达仁在瑞士接受安乐死的视频流传,视频中,家人都陪伴左右,唱歌送他走完最后一程。他非常平静地喝完了杯里的药物,最后倒在了儿子的怀里。
然而,目前基于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诸多层面的争议,安乐死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非法的。但关于“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这个问题,依旧在触动着人类最敏感的神经。
曾经根据美国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里几个医生的对话就抛出了人们争论安乐死时的一个核心焦点——病人有权利决定自己去死吗?如果当事人都不能,那谁还能?这也正是为什么《寻梦环游记》这部动画电影能直击人心的地方。它颠覆了我们对生与死的认知。墨西哥人也许只是单纯地觉得,生固然如夏花之绚烂,但死亡依旧是可以拿来调侃庆祝的。
它提供了另一种对死亡的思考范式——人这一辈子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跳动停止的时候,那是生物角度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之后你的社会地位就结束了;最后一次是当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遗忘了,那你就真的死了。
也许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死亡教育,不仅关乎生命、价值,更关乎爱。在年老和患病时,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一种是足以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而第二种更令人却步——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因为很多时候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挑战,真正的智慧,就是一种审慎的力量。
《最好的告别》那本书的英文书名叫Being Mortal,Mortal意思就是“凡人”——相对神而存在的我们,译者彭小华说自己曾经想翻译成“身为凡人”“凡人有死”,但最后她说担心中文读者对“死”有忌讳,于是最终的书名版本不妨理解成“残阳依旧好”,给人一种遐想和指望。
但其实,什么时候我们能好好面对“凡人有死”这四个字,我们才算是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告别。
参考文献:
《最好的告别》,[美] 阿图·葛文德
《生死有时: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美]莎伦·考夫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易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