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影帝之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采访、撰文：张凡，摄影：尹超，监制：陈博，编辑：李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夏天，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宣布，从第71届柏林电影节开始，将不再设立以性别区分的最佳男演员与最佳女演员，而是以最佳主角与最佳配角作为替代，用来肯定演员在电影中的杰出表演。于是去年获奖的王景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最后一位手握银熊的华人柏林影帝。

或许很多年后，他还会因为这个独特的头衔而被反复提起，但对王景春来说，得奖一年半之后的现在，那晚的荣耀已经成了时间线上的一个节点，确实存在着，也真的过去了。他没让自己沉迷在光环里。影帝之后，他又回归成一个平凡人，如同他在无数部作品里扮演的那样。

“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去的，演戏每次的创作过程才是我的终极目标。”王景春说。

落地

刚从柏林回来的时候，王景春着实体验了一把“影帝”的排场：“天天接受采访，一天安排十个工作！”那一阵的媒体被他占领了，虽然大家还没看过为他赢得这个荣誉的《地久天长》，但人们开始乐此不疲地探寻起他的故事：演小人物二十年混个脸熟、终于一朝扬眉吐气。

一时之间，他成了“演技”代言人，观众通过对他的赞美，表达对脚踏实地的肯定。

于是许许多多的邀约出现在面前，他一方面庆幸着终于熬到被看到这一天，一方面却有点儿“疲于奔命”。

表演这个工作他再熟悉不过，他享受在剧组里“慢慢悠悠”的创作，但作为公众人物的王景春本人被镜头关注，却需要他适应一种截然不同的节奏，并且还要拿出比表演更多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回复记者们对他差不多的好奇和疑问：“我觉得老说重复的也挺没劲的，人家的工作也想要爆个料，那就给人家。每次都不一样，总归要有点儿新意。”

那一个月，他接受了一百多个采访，然后发现这只是个开始。电影即将上映，他第一次承担起宣传的责任，“以前拍完就完了，现在红毯多了，发布会也多了，完了以后还要跑厅。”“跑路演完了还要采访、跟观众互动、拉票房……”他还是演员，只是工作范围突然就不一样了。

密集曝光带来的影响，还开始蔓延到他原来无人打扰的生活里。“我家门口有个商场，底下有超市，我就在那儿买菜。前天我戴着口罩进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吃面，然后过来一个大哥，跟我聊了半天。”就算在家附近他经常出现的区域，来来往往的路人对他的态度也今时不同往日，“我还遇到过跟我自拍合影以后发抖音的。”

但哪怕丧失了原来的自由自在，至今他都没把自己锁在由包间、VIP通道构筑的私密空间里，“无所谓呀！人家无非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再就是合个影，是不是这样子？”他甚至没把这些归类为“声名所累”就全盘接受，“没有啥烦恼，我都挺开心的。”

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多数作品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演员，他太知道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次柏林再加上一个金鸡，大家可能知道的人多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因为我们做这一行肯定要这样，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没有观众知道你、没有一个好作品，那也是挺遗憾的事儿，大家知道你这个人，说这哥们儿演戏挺好的，就行了。但知道多了，就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不过都接受。”

深灰色羊毛西服套装、深棕色针织背心

包括最容易被阳春白雪“嫌弃”的商业合作，在他这儿都是值得向往的一种肯定。“我觉得这些不都是很正常的吗？”很多人习惯把明星和演员区别对待，好像明星接代言天经地义，躲在角色背后的演员突然“营业”就是“为五斗米折腰”。

但在王景春这儿，有个偶遇的画面埋藏在心里，像奖项一样被他认定成绝对的好事：“我以前去巴黎还是伦敦，突然就看到卖表的店里，放着陈道明老师的一张大照片。那旁边都是咱们以前看电影认识的英国演员、美国演员，这说明这个广告不是简简单单针对中国客户的，而是人家国际上，也承认我们中国的艺术家。”获奖之后，这次轮到他接广告，果然他没有什么诸如电影高于广告的鄙视链，“这也是一种艺术尝试，为什么不去接受？”

对他来说，这些通过影帝身份带来的附属品都是演员工作的一部分，坦然面对才是自然，“为什么要排斥它？那就有点儿矫情了，那就自己把自己架起来了。架起来就悬在半空中，也就不落地、不像个正常人了。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要做个落在地上的人。”

如果说原来做个不声不响的普通人是王景春的现实，拥有影帝头衔之后，面对聚光灯反而成了日常。他没刻意去“缅怀”曾经的随心所欲，从拥有银熊那一刻起，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此不一样了才是真实。

同样真实的，还有一边体验着这样的新生活，一边像原来一样回到剧组：获奖之后没过几个月，他进入《隐秘的角落》剧组，开始又一次扮演平凡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警察，“待遇一样，都跟大家在小帐篷里头，我也没有房车。”

干活

‍‍‍黑白环保皮草大衣、白色针织衫、灰色长裤、黑色皮革针织拼接马丁靴、棕色皮革旅行箱

回归表演，反而能让王景春更踏实地落进现实。这样的因果联系说起来有点儿复杂，却是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过的成功经历。

“原来有一次在江边拍戏，他们都准备好了再喊我过来。我到了发现戏里演死尸的姑娘已经趴在水里了，我就说赶紧拍，结果位置不对，那条重新拍了三遍。我当时就发火了，再热的天，姑娘一直在水里，冷啊！我就跟导演说不能这样，不能他们调度好了再喊我，我说一开始咱们就应该在一起。”

其实柏林影帝不是王景春赢得的第一个荣誉，2013年他就已经是东京电影节的影帝，自那之后，拍戏时就经常受到诸多普通演员没有的优待。

对剧组来说，先让工作人员和其他演员准备好再叫他开拍，当然是一种尊重和保护，可表演这个工作没有捷径：“那天对我刺激挺大的，这件事让我觉得，不能把自己当个腕儿似的，别人弄，我在车里待着？走戏这件事情，还是我自己来走，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大家谁都不受罪。”

他就是从一切都得亲自上场这个规矩里演出来的，能自己完成的绝不用替身。正是这样看似花时间的投入，让他明白了表演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表演里一些必须存在的环节用别人做了，其实这事是不对的，你怎么准备、酝酿？我有我自己的心理节奏，我的戏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我要在哪儿停、往哪儿站。”

那一刻的王景春，又回到了自己还是小演员的过去，完全没有任何影帝的偶像包袱，只要出现在片场，他的投入就跟刚开始拍戏时别无二致，“电影光都是有讲究的，对焦完之后，在焦点站好，别动了。你就得这么站，站得脚后跟都疼，拍一天。”

对他来说，表演本身就像在最前面支撑着一切的“1”，因为表演带来的其他荣耀全是排在后面的“0”。当前面立着这个“1”，后面的“0”是锦上添花、多多益善；但如果没有这个“1”，再长的一串“0”也归于虚无：“你不能拿豆包不拿干粮，但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太当回事就变得虚了。虚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我一直在给自己敲警钟，千万别飘。”

所以在成为影帝之后，他对工作的选择还一如往常，依旧保持着一年两部戏的频率，甚至从来没想过“趁热打铁”，在人气巅峰这一年多接点儿影视剧刷刷脸：“我觉得还是要有所选择，有一些是可以拍的，有一些是不可以拍的。”创作过程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没有任何理由能剥夺这份纯粹的快乐。

“我把这个剧本看完之后，这个人物就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应该怎样去跟他靠近，怎么样让他长到我的身上来，或者我进到他身上去，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最好玩的，也是最有劲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都跟我没关系。”

绿色丝绒马甲、灰色高领衫

很多人被《地久天长》感动，正是因为看似跌宕的剧情，实际就映射着时代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一个岔路口。

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寻常得就像我们自己的父亲，但怎么演才能让不同身份、经历的观众都获得共鸣，比扮演一个现实之外的超级英雄更需要精雕细琢：“你进去也不是那么快，不可能一下就进去了、很快就找到人物的感觉，出来也是一样的。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一些过程。”不是行动上刻意让自己沉下来，而是内心里根本就没飘起来，原来怎么做最舒服，现在就还照之前的一样来。

包括对剧本、角色的选择，王景春也没因为获得了更多剧组的询问，而改变自己原来对表演的设想。“还是要看故事能不能打动自己，有没有冲动。”

原来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演员时，王景春曾经在各种影视剧里出演警察，从片儿警、反扒警、户籍警、缉毒警一路演到公安局长，是当之无愧的“警察专业户”。

如果换成别人，或许早就惦记着得趁机会来点儿形象上的突破，结果影帝之后，王景春在这一年里的两部新片里，依然还是警察：在备受好评的《隐秘的角落》里，他是小城里关照叛逆少年的退休警察；在刚刚杀青的电影《彷徨之刃》里，他再次扮演警察，这次在追踪一位复仇的父亲过程中，他自己也陷入了两难的彷徨。“职业体现在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演那个人。”

当角色的职业多次重复都不能限制他，是电影还是电视，是悬疑片还是剧情片，这些通通成了外界的刻板判断，“类型是个特别不重要的事，我觉得各种风格、各种题材都应该去尝试，重要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聊到表演本身，他一下回到最简单的状态，眼前只有他熟悉了二十年的这一件事，“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去的。演戏每次的创作过程才是我的终极目标，人家认可不认可，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我把这活儿干好就行，能把这个人物演活了就行。”在名利场拥有姓名之后，他还把自己最初的这块阵地守护得干干净净，“这是我最简单的事。”

浅灰色马甲、浅灰色长裤、米色针织衫、黑色系带皮鞋

等浪来

能在表演这块儿“自留地”保留下创作的自由，不是因为短短这一年里王景春抵抗住了什么诱惑，而是他一直掌握着选择权，无关自己过去是鲜有人叫得出名字的黄金绿叶，还是现在备受瞩目的柏林影帝。

“有合适的就拍，没合适的就歇着。”其实王景春不缺戏拍，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形象独特，什么角色都能演，所以没让自己埋没在一群俊男靓女的同学里。再到大概十年前，虽然很少有机会在大制作里出演男一号，但反映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都任他发挥，挑选剧本时他也拥有充分的余地。

只不过，但凡做演员，就不可避免要让自己身处一个被动的位置。要等制片选角、要等导演开机，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剧组真的启动了，每天还要按照情节需要等待合适的天光降临，才能开始自己的表演……

“演员都在等待，就像在海滩上面，好多人都在等浪来。”去年空闲的时候，王景春去了趟夏威夷学冲浪，面对大海，他意识到这项运动虽然是由自己主动拿起板子对大自然发起的挑战，实际却跟演员的表演过程别无二致，哪怕准备得再好，都要静候海浪袭来，“这是特别正常的演员的现状，是个现实，你必须得接受，等待就行了。”

重要的是，当每一次浪来之后，他都立刻抓住机会，急流勇进——就像在这一次杂志拍摄的现场，休息时还倚在草坪的椅子上悠闲地喝着啤酒，转眼换上一件黑白相间的皮草大衣，王景春瞬间就切换了表情，呈现出一副在冰雪中抵御风暴的面貌。

“因为我是演员的原因，衣服一穿上，就把我带到那儿去了。可能警服一穿就把我带到警察这个人物身上，穿个工人的衣服就直接把我带到工人这个人物身上。”二十多岁学表演的时候，有一课叫“外部带动内部”，这个内容王景春一直记在心里，熟练应用成了傍身的技能。有句话叫“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面对表演，他时时刻刻都是准备好的。

甚至有些准备，开始于遇到一个合适的角色之前。“我喜欢去尝试，基本上所有类型所有风格的戏我都尝试过了，就剩科幻的还没尝试。”这个念想开始于去年的华表奖，王景春在后台碰见《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俩人聊起科幻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在表演上的区别，勾起了王景春对这个新世界的好奇心：“他那次跟我聊完之后，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要去演一个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去把握表演里的度，这个度是最重要的。”

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剧本等着他来出演，但他已经看完了很多可以当作参考的科幻电影，这些准备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搬出来发挥作用，也不确定有没有机会让他真的去出演科幻电影，但一颗种子就此种下，一旦赶上机会，浇点水就能生根发芽。

深灰色毛呢大衣、红色印花针织毛衣、深灰色毛呢长裤、棕色厚底鞋

还有许多许多的下一次创作，让他这么期待着。“我就想着永远的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刚上戏剧学院那会儿，王景春坐在学校偶尔会产生错位感，“觉得我这是在哪儿？”现在早就稳当地走在当初选择的路上，小时候因为身份不确定而产生的恍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能演到哪个时候的不确定：“可能我最大的危机感，就是我要一直演到老。等到有一天我老得演不动的时候，就是我的危机感。”

关于未来，他不担心什么时候能再收获一个胜过银熊的奖杯，唯一的困惑，就是想知道自己能演到哪天。“你看国外的演员，七八十岁了还在演，《爱尔兰人》那帮老家伙多好，表演还在那儿！这么多的例子摆在那儿，都是我的坐标，那就按照他们这样来走呗！”

拍戏到现在，他不仅对自己的表演拥有了最犀利的判断，接到别人递来的剧本也经常忍不住主动提出真切的意见，还把自己称作“剧本医生”——“演不好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就像酒是越陈越香，今年的王景春，47岁，正到了对表演游刃有余的黄金年龄，“你看雪健老师，这个年龄了还在坚持，身体即便有了疾病也还在演戏，这就是我们演员的命，我们的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有句老话叫艺海无涯，这是我一直信仰的一句话，没头儿。”

在他给自己的规划里，表演的终点甚至不是成为一个老艺术家，因为“老艺术家也还要演，我下辈子也还要演”。走在这条路上21年，柏林影帝只是其中一站，他在此换了辆配置更好的车，继续朝前迈进，最好的未来就是像他说的，没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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