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三味线》记录了狗子、唐大年、老狼等一行人，在日本作家太宰治去世70周年之际的“寻找太宰治”之旅。在电影开始，狗子说：“要活着，活蹦乱跳地活着。然后，有尊严地死就行了。自杀，你保证不了尊严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采写：傅小黛，原文标题：《“老炮儿”狗子：啤酒、女人和京城文化圈丨燕京访谈》，头图来自：《三味线——寻找太宰治》剧照

狗子，原名贾新栩，1966年生于北京，双子座AB型血，作家，演员。北京饭局符号式人物，被誉为“啤酒主义者”，这一说法来自狗子的好友、诗人阿坚。后来，狗子对自己这一称号的“主义”二字表示怀疑并试图推翻。狗子之所以叫“狗子”，原因之一就是他厌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笔名中的那种“文雅”。

狗子，作家。著有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迷途：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2》、随笔集《放风》《散德行》《活去吧》《一个寄生虫的愤怒》、访谈录《爱与死》《空谈》等，另有文艺各界人士撰写《狗子的饭局》两册。

狗子身上有一种混混的气质，在北京叫“老炮儿”。

狗子喜欢喝酒，他有一个饭局酒友无人不知的习惯，即喝大后喜欢跳上桌子、吧台等高处，也会脱衣助兴。据诗人芒克和作家张弛回忆，狗子酒后有时会朗诵诗，有两句十分具有代表性。一句是他对北岛诗歌的篡改：“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一句是张弛改写的叶挺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也紧锁着。一个声音高叫着，为什么他妈全锁着。”狗子曾说阿坚像是“波西米亚大混混”，其实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

酒后的狗子，有很多行为艺术，这些行为在《狗子的饭局》中有各式记载，篡改诗歌只是这些艺术活动之一。

《狗子的饭局》，是跟狗子有过饭局的文学艺术各界人士写的狗子合集，用诗人大仙的话说，“跟狗子混过饭局的都是一些横主”。在这些人中，有狗子的发小黄燎原和老狼、跟狗子一个大院儿的芒克、狗子的“良师益友”陈嘉映，还有阿坚、张弛、何勇、高星......狗子喝酒名闻京城，他的生活串起了京城文化圈。

《狗子的饭局》与《狗子的饭局2》

在狗子这里，写作与身体、行为是一致的，写作无法脱离后两者而存在。作家曹寇评价狗子对于写作的态度或许更为中肯：“他的初衷并无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混世哲学，他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准贵族性质的娱乐和精神生活。换言之，这只是他生活的方式，亦为内容。”

狗子的哥们儿、女朋友和狗子的读者眼中的狗子，与其说是“被崇拜”的，不如说是“被爱”的。

他喜欢女人，也招女人喜欢。有时，狗子会以一种近乎严肃的态度关注男女关系的问题。在《空谈》中，狗子与陈嘉映、简宁讨论爱情。简宁说，“贾宝玉是不是更像狗子一点儿？贾宝玉更要求女性的精神性。”狗子说，“我要求女性的精神性吗？我好像不这样吧？”陈嘉映说：“那，不说精神性，单纯过日子你又不行。”

《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狗子、陈嘉映、简宁作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狗子的不少朋友都发现，狗子随便坐在一个地方，表情动作就很适合被拍摄，不需要他刻意去演。在一个当年随意拍摄的饭局短视频中，大家正酣畅聊天，狗子夹着半根烟吊儿郎当地从门外走进来，嘈杂的画面多了一丝文艺片的质感。一些朋友的电影、话剧会找狗子去演，无论是龙套还是主角，狗子都尽力而为。

饭局明星、作家、演员......狗子有很多身份和维度，而这些维度都是从狗子的真实与真诚之中生根发芽。

关于狗子的故事，看狗子写的书基本能了解两成，看狗子主演的电影话剧（狗子称之为“草台班子”）能了解一成，看《狗子的饭局》能了解一成，看《空谈》中他与陈嘉映、简宁的谈话，可以了解一成。狗子的其余五成，是未知的。即使与狗子相熟的老狼也说：“狗子对我来说一直有些神秘感，因为他清醒的时候，很少说话。醉了又显得兴奋得超乎想象。”

《三味线》拍摄中的老狼和狗子

狗子说，喜欢太宰治和鲁迅的反叛，但自己不反叛，因为“也不知道从何反起”。其实，狗子第一个反叛的就是他自己，在写作与交谈中，他自嘲的时候比说谁都“狠”。他也很习惯于骂一骂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北京。

在狗子新出演的纪录片《三味线》中，狗子拿着手机，带着只剩下一个眼镜片儿的眼镜，喃喃自语：“老他妈担心，北京，找不着我了。”这次采访狗子，约在一家咖啡馆，咖啡馆的门坏了，狗子从窗户跳进来，习惯性地把这个问题归到北京头上：“原来还可以在窗户进，这北京真他妈的......”他低着头，帽子下的脸上出现了笑意。他应该是觉得跳窗户这事儿太不正规了，怎么能这样，但又觉得这很符合他的一贯“不走正道”的作风。

电影《三味线》剧照，由左至右：老狼、狗子、唐大年

《三味线》记录了狗子、唐大年、老狼等一行人，在狗子喜欢的日本作家太宰治去世70周年之际的“寻找太宰治”之旅。

在日本，他们拜访了太宰治的女儿太田治子。行走在夜晚的日本街道上，喝多的狗子说：“我喜欢太田治子家，人家他妈的比我牛X到一万倍”。说到这里，他干脆把双肩包要放地下了，像是一个耍赖的孩子，半闭着眼睛，在暗夜下卸掉了一切的姿态，表露对自己半个人生的不满。狗子从心里是要往上走的，他还没有达到他想要实现的。他用一种不屑和颓废来面对这种落差——再怎么着也不能丢份儿。

年轻时，狗子曾提到，钱和房子是自己不在乎的事，出名和女人是自己在乎的事。狗子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在乎“出名”这件事吗？我想，准确地说，狗子的确不是不在乎出名，但在出名中如果要出卖尊严，狗子多半是不愿意的。活着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正如狗子在《三味线》中说的：“要活着，活蹦乱跳地活着。然后，有尊严地死就行了。自杀，你保证不了尊严啊。”

东京银座Bar Lupin，太宰治生前常来饮酒，狗子在此“寻找”太宰治

以下是狗子访谈录，为狗子即兴作答。

“一个‘寄生虫’的愤怒与反叛：太宰治、鲁迅与狗子 ”

燕京书评：《三味线》是你们仨老朋友去日本寻找太宰治，是国内比较少见的作家寻找作家的纪录片，主角虽然有三个，但核心是你。你喜欢太宰治的什么？

狗子：我和太宰治的性格、气质有点儿像。比如暴露，比如恐惧，他爸爸也是特别威严，比我爸气势还大。太宰治小时候也老想隐瞒，后来也不隐瞒了。他写了好多小时候被他父亲和同学戳穿了假装的东西，跟我小时候经历有点像。

我写过一篇文章《为何太宰治》，他就是把弱发展到了极致，变成了极强。他不断地后退。

比如，我为什么说不是他花女人钱，而是女人拿钱让他花呢？实际上，他好多东西都采取不拒绝的态度，懦弱胆小，害怕冲突，害怕跟别人发生争执，所以他就尽量地逃避。逃避方式，除了酒、文学之外，可能就是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让步，而且他让得太狠了，最后自杀吧。至于他有没有心理上的自杀情结，这个不好说。他让到最后兜不住了呗。但是，他那个自杀也有点意外，但也不意外。

燕京书评：你也很喜欢鲁迅，他跟太宰治反差很大。我猜会不会是因为，你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人，但太宰治给了你一个“兜底的”？

狗子：这俩人好多地儿不像。但是，说“反差”可能不太准确。起码有一点，俩人都挺反叛的。鲁迅比他高，太宰治也佩服他。我喜欢鲁迅，一个是反叛，一个是看问题入木三分。好多人说他的文字是匕首，挺狠的。这是指文章，据说鲁迅这个人相当温和。太宰治是往弱了来，最后自杀，呈现出来的是这么一种狠的风景。在某种程度上，俩人都是挺狠的角色。

《三味线》，狗子在太宰治坟前

燕京书评：在《三味线》中，从太宰治的女儿太田治子家出来，你说“老狼，你丫生活很悲惨”，老狼说“我他妈乐意”，特别逗，当然当时你是喝多了。

狗子：其实狼师傅是一个明白人，我那么说是把他往成功人士那一类归，其实他很清醒。很多那种成功人士或者发达人士或者有钱人，我觉得就很悲惨，那句话是有这么一个背景的想法。老狼不是，老狼本质上不一样，他没有被所谓的成功什么的给奴役或钳制，或者说他搞得比较和谐。在《爱与死》中，我跟老狼谈过一次。他很明白。

燕京书评：你给自己取个名字叫“狗子”，在纪录片里也没什么偶像包袱。老狼曾回忆2004年你们去海拉尔住一间房，半夜醒来看你半裸着蹲坐在窗前的沙发上，“真像一只老狗”。你的《活去吧》写自己的来龙去脉也回到最原始，不自我美化，甚至自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

狗子：这个我也琢磨过了。一方面是时代的艺术氛围。好像有人说过，审丑也变成了另一种审美，不像古典时代要那种对称的；后来，这个时代就是各种不对称，脏乱差。杜尚也是一个，当然他没那么简单。

还有一方面，比如说，我不知道医学上或者心理健康上有没有一种人叫暴露癖。这也是我觉得我跟太宰治有点像的地方，其实他挺暴露的。还有一点，太宰治写过，我也写过一点，小时候有一个严厉和眼光锐利的父亲。我小时候在他面前好多东西要隐瞒，但都失败了，是不是就造成了后来我就不隐瞒了？觉得这些需要隐瞒的东西可能也不是那么需要把着、守着？

而且，我长这样儿，可能从来不觉得是那种（传统样貌）；现在老了，尤其小时候，周围朋友说我长得有性格诸如此类的，这种话听多了我有时也特别臭美。

燕京书评：就是不需要伪装。

狗子：伪装多累啊。但没准儿是一种更高级的伪装——狡猾的伪装（笑）。

燕京书评：你刚才说，你和太宰治都有喜欢暴露的一面，你为什么喜欢暴露？比如有一种潜意识是暴露之后可以免于负罪感......

狗子：说谎，实际上据说是特耗费人能量的一件事。虽然人不可能不说谎，或者好多人养成了没一句实话的习惯。喜欢暴露，就是想，好多事儿有没有不那么累的一种方式？包括刚才说的结婚生孩子挣钱买房买车这些，搞得很累，实际上好多事儿你看清楚了就没必要受这份累。隐瞒还有一层意思，北京话叫“端着”，端着其实挺累的。

我爸对我太“负责”了，或者说太不放心了。青春期以后，他会跟踪我，盯梢儿，比如会去学校后面的小窗口看我。初中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日记里了，包括早恋喜欢的女孩，还有一些反叛行为。我记得那时的日记各种上锁，像电影里特工把烟灰等记号夹在日记本里等。这个好像有过心理学研究，青春期的孩子写日记是他迈向成人化的一个特别大的渠道还是怎么着。

有一次，我把一瓶酒放床底下了，后来带俩哥们儿回来找，发现怎么不见了？在家翻，在厨房的一个角落找到了。当时我们虽然把酒喝了，但我就觉得，完了。父母觉得孩子不能这么下去，又抽烟，又喝酒，还早恋，于是跟我聊这些，那就必须把看我日记的事儿摊开，不然怎么会知道。日记被父母发现了，对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就崩溃了，哭了两三天。他们会讲他们的那套道理，可能也跟我承认错误了。但是，一个人已经被扒光了，父母再怎么承认错误是另一回事了。有了那种经历之后，对于暴露，我就不太在乎了。

所以，我现在有孩子，对于做父母特别谨慎。当父母你不见得对，你太不见得对了。

燕京书评：2000年时，你出版了杂文集《一个寄生虫的愤怒》，为什么自黑为“寄生虫”？我感觉一方面是没有物质压力，另一方面是对自己也不太满意那意思。

狗子：有这个意思。小时候《国际歌》里的一个词，觉得这个词好像有点狠，挺好，没什么深刻的体会，就用上了。（注：《国际歌》歌词：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燕京书评：你写一些人和事儿时，有时一开始是批判一些现象，写着写着变成了自我反思、批评自己。这其中有一种对别人的怜悯，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狗子：人从小就会这个，怎么跟人相处，怎么耍滑头，怎么耍完滑头又像是没在耍滑头，怎么不被人欺负，之类的。至于有多少怜悯，有多少善，这个我没想到，要是有的话可能我也说不出。

还有一些好像是运气，比如，我没那么大的物质压力。不受物质所迫，一个是你得有一点基础，比如北京孩子住家里的房子，不用每个月为房租发愁；另一方面，他能认识到，其实没必要挣那么多钱。但，不被物质所迫也会......这就另说了。

有一个艺术家叫杜尚，他的访谈录开篇就说，他很幸运，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人。他父亲把遗产或家产分成几份给这些孩子，让他们免于打工。他很早就认清了一个人可以不结婚、不要孩子、不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幸运。某种程度上，不被物质所迫，跟他的认识也有关系。包括现在，一个是孩子受教育，一个是买车买房，实际上是大家被忽悠了。某种程度上，你认清这一点，不被它忽悠，就不被它所迫。

《杜尚访谈录》，皮埃尔·卡巴纳著，王瑞芸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

燕京书评：怎么走上写作这条路的，或者受到谁的影响？

狗子：走上写作这条路其实是无奈，其实也没想。哦，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作家挺自由的或者说挺流氓的，觉得作家身边女的多，中学时候感觉艺术家身边女的多，后来又觉得商人身边女的多。我中学到大学的年代就是文学年代，那时候我也没受谁影响，反正就不想走中规中矩上班这种路。就写起来了。

《散德行》，狗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

燕京书评：在你的《散德行》一书中，你在《给六十年代生人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整体来说，我们是完蛋的一群人。我们对平庸沉闷的中年生活安然接受了，不仅接受我们还过得有滋有味了，不仅有滋有味我们还得意洋洋了，不仅得意洋洋，谁不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还就跟谁急了。”有点“垮掉的一代”那个意思……

狗子：跟当时的文风有关，本世纪初或者说99年时，整个中国文坛流行一种“骂评”的文风。以前的文学批评，官方的多一些；无论评什么，就反正四平八稳，言而无物。所以，那时候骂骂咧咧都挺狠的，我那个可能也是矫枉过正吧，其实哪儿那么简单。

其实那“垮掉派”，我不是特熟。西方可能早一点，二十世纪“二战”之后；我们可能是“文革”之后，时代造成了这种文化现象：垮掉，反叛，不合作。当然很多人说“垮掉派”，太宰治在日文里自称“无赖派”，按字面都不是特准。

燕京书评：高星写你的文章里，有一段过往，挺有意思的：“有一年，狗子去王朔的王吧喝酒，那天狗子和王朔都穿着皮夹克，但狗子那件应该是人造革的。酒大后狗子先走，不知有意无意穿了王朔的皮夹克，正打车要走，徐静蕾从里追出来，喊司机，师傅，停下，穿错了！后来，狗子终没有继承成王朔的衣钵。”

狗子：那时候，王朔在三里屯开一个酒吧——王吧。我跟他没一起玩过，吃喝过两三次，喝个半晕。跟王朔聊得特别好。他为什么不爱出来？我估计就是人太好，我见到的是这样。虽然按他自己说的，人好不到哪儿去，包括他自己。但跟他在一起真是难得的舒服，也没任何架子......凭什么有架子啊（笑）。

燕京书评：说到王朔，你觉得自己是否受王朔影响？有的话，是多大程度上的？

狗子：王朔，在当代作家里，反正喜欢读他吧，喜欢他那个劲儿，读他的东西经常乐。回头看，有些人说他写得不行。我回头看了看，觉得还挺好的。他的生活背景比我们早半代，也是北京大院的，他生活的环境其实好多地方我也生活过。

他的那些想法，包括他的——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知识结构，起码那时候跟我们差不多，不是陈嘉映那种知识结构挺完整的或挺有一套的。王蒙以前说过作家要学者化，针对的是“文革”之后这帮作家多凭着才气，没什么学问。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毛病到我们这一代不仅没有学者化，反而越来越不学者化了，而且我在这种“不学者化”里可能更不学者。我古书读得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儿。当然，现在再喝墨水也喝不进去了。你说王朔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如果没有王朔也是那样，时代就是那样，让大家的行为、思考、表达方式就变成那样。

王朔又像鼓风机，给我们加了把火。他的影响倒不是在文风上，而主要是让我们觉得他这么干是对的，这么干好，咱们一块儿这么干。

我记得有一年谁写了篇文章说王朔挡了我们的道，绝无此事，这个人其实不懂。王朔其实在后面狂推了我们一把。比如，我本来觉得这么折腾还有点含糊，包括人生，包括写作。王朔这么一来，就觉得，这对啊，必须得往这儿走啊，而且必须得走得更极致，绝无挡道之嫌。这个说法完全是狭隘的：谁写得好了，谁写得坏了，谁挡谁道儿了？

王朔很牛X，包括他现在的状态，我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据说还在写。就宁可偏到一个角落，反正绝不瞎混。

燕京书评：你刚聊到王蒙的“作家学者化”的说法，那么你骨子里是否赞同？

狗子：文学写作，在学问方面可能不会要求特别高，但也有学问挺大的那种作家。好多人有一种误解，好像作家、艺术家就可以浪漫、浪荡，或者不那么严谨认真也无妨。我觉得那都是表面，如果文学也是一门手艺的话，它的严谨性不亚于做学问。

比如，你没法儿在喝完酒之后写东西。“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那么一说，而且那时候他喝了多少？他怎么写出来的，这也还可以再聊。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是马虎不得的（笑）。它不是哲学逻辑，不是数理逻辑，它有它的那个逻辑。我不知道叫什么逻辑，每个不一样。孔子叫“文质彬彬”，一是一，二是二。但光有“一是一，二是二”，不是文学。光有那浪的，也不是。哎哟我X，开始教育人了。一喝点酒，老毛病又犯了。

《迷途：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2》，狗子著，现代出版社2012年2月版

燕京书评：在《迷途：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2》中，你写了2000年到2008年的故事。后来，最近这些年，文学创作有没有遇到瓶颈？

狗子：结婚前或者说有孩子之前有过，那时特别感觉到枯竭。《迷途》写的就是我在不同的地方待，差不多每个地方待半年。那七八年，一个是躲大酒，一个是写点东西。但是，那七八年其实就是成就这点，我老觉得不够，没达到自己想的，整个心态就不太那什么，然后越写越难，有点瓶颈的感觉。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不是一个说来就来的东西。写作跟生存的关系特别复杂，不是衣食无忧了就能写出东西，不是民主清明了可以随便说话了就能写出好东西。但不管写不写，总的来说，还是衣食无忧好一些，政治民主清明好一些。还有人在监狱里写出牛X的东西呢！但是不能这么说……不能说为了写好东西（这么干）。有一个西方作家半开玩笑说，外面诱惑太多了，丫他妈的想进监狱去。砸了几块玻璃，好像也没关他，气坏了。丫也不敢抢劫，而且他好像抢劫也没啥理由。也没写成。（笑）

《放风》，狗子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年11月版

燕京书评：你的新书《放风》被称为“六零后”系列作品之一，有没有感觉到60后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狗子：有，但不是以1960年为基准的。1965到1975年的生人，我个人觉得有共同点，是什么我也说不清。简单地说——肯定武断，就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正在交接的时代。1965年之前的人，还基本上属于五十年代那种不太考虑物质方面的。

燕京书评：60后原来是世界的主角，现在，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焦虑或者困惑？

狗子：被淘汰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儿个还聊呢。我觉得，没有这种被淘汰感，因为本身就没有上位感。

“诗与友：我会想起一个薄雾蒙尘的夏日清晨”

燕京书评：在你的生活圈和文学作品中总是有两个人的身影，张弛和阿坚。陈嘉映也是你的好友。你觉得，这三位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狗子：有人一辈子也碰不见陈嘉映这样的良师益友，你在他身上只会受益。因为他不出来混，是很难得碰见的。但也不是那么难得，只要你有一颗好学之心，在北京这种文化环境里，碰不上陈嘉映，也会碰上另外一个相同类型的良师益友。

碰到阿坚和张弛的概率要小很多。我也可以称人家良师益友，但他们偏“友”，陈嘉映偏“师”。

我这辈子也算走南闯北，但就没碰见过这两位这样的。他们给我带来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大，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双刃剑，比如还有喝酒、玩儿。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营养是......也不能这么讲，好像我为了获得人家什么。因为认识他们，我有好多东西就不怕了。他们有点像太宰治（的那种“兜底”的感觉），但又是活生生的，他们的性格又不是太宰治那种弱啊、暴露啊、退步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强，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燕京书评：那么张弛和阿坚各自的强和鲜明的特点，别人没有的，他们有的，对你有影响的，你觉得是什么？

狗子：这俩是扔人堆里怎么都能看出来的。

张弛的机智聪明，不仅我说没人能比，陈嘉映也这么说。他挺让人开阔思路的，让人觉得没想到看问题是这么看的，他竟然可以让你的眼光进去。

阿坚是另一个特点，不是机智，但他也不傻（笑）。他是淡泊和蔑视名利，以至于特别极端。有一阵子，去好多餐馆吃饭他都拒绝进去，后来因为大家生活好了，随便一个破馆子也都达到他以前认为的好餐馆标准了，他也没法儿不去了。

燕京书评：你失落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狗子：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很失落，尤其是失恋那种失落，感觉整个人有点半失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慰藉，是哥们儿和酒陪着。有一阵家庭矛盾或者也会有朋友矛盾，有点半加重，觉得那么复杂啊，脑子都不够用。反正，这两种感觉都不好。

燕京书评：不拿自己当回事儿。

狗子：拿，不可能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反正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但是可能不那么拿，我也不知道是拿成什么样儿。

燕京书评：《三味线》中聊到了生死的问题，其实很早你在文章中就有很多对于生死问题的关注，最近有哪些新的思考？

狗子：我特别好奇城市里的鸟、猫、狗。比如，北京的鸟儿都死在哪儿了？我逢人便问，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除了陈嘉映。陈嘉映说，死了就掉地上了，被清洁工给收走了。我老觉得不是。

我们如此之重视我们自己，但动物死了到底去哪儿了？有一些文学作品和纪录片里有一点体现，但都语焉不详。海明威有一篇小说，写鸟儿在7000多米的乞力马扎罗冻死了。纪录片里也有，非洲大象快死了就消失了，谁都找不着。据说有人拍过死象的骸骨，但片子看上去就不真实，有点像把传说摆拍了，他们也没找到大象的骸骨。谁都不知道，狮子为什么跑这么远，爬这么高。

我觉得，动物类的死亡单有一套东西，不能说鸟儿快飞不动了，回到巢里，歇一百天，“咣叽”掉下来了，我的想法可能比较浪漫。我这么说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怕死的原因，或者是对于死亡的瞎XX关注。据说，古印度对于动物怎么死的都说过，我没好好看，看书太少了。

燕京书评：你觉得人跟鸟有类似的地方吗？

狗子：我觉得，人就是该死了就死吧，现代人死的方式和活的方式都太奇怪了。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又是一个医学问题。

此刻咱们俩坐这儿，我觉得还是挺美的。但有时候想一想，这种美好的时刻，可能就没有了。然后，你会因为有这个印象，有时候还挺痛苦的。可能，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燕京书评：你现在会不会反复回忆过去的一些画面，觉得很好？

狗子：不会。我会想起小时候挺励志的一两个画面，但也不会反复回忆。比如八十年代，有一个夏天的早晨，去玉渊潭八一湖，看见一个哥们儿在那儿不断地念普希金的诗还是念谁的散文。他在湖的那边，我在湖的侧面，离得挺远的。我看他那个劲儿，我X，他妈的，当时就觉得应该励志。那时候，我可能快高考了。谁说我高考不努力？我他妈努力了。你刚才一问，我就想到这个画面。那么清醒的一个夏天......一个薄雾......我抒情点儿——一个薄雾蒙尘的夏天的早晨。

“一个‘啤酒主义者’的两性观：‘逃避爱情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燕京书评：你曾在文章中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放弃酒，那么也能不爱这个女人。说这话的时候才30多，现在这个想法是否变了？

狗子：你说的这个话题，我还真琢磨过。其实人的好多东西，一辈子也变不了。但我对酒和女人，这些年有些变化。对于女人，随着年龄增长，就没那么多激情了吧，确实也是折腾不动了。酒还在喝，估计也戒不了，某种程度上不减反增，这也是这些年让我纠结的一个事儿。那种美好可能比较短暂，或者说一时的吧。除非有什么特别大的思想改变，有可能（戒酒）。

喝酒的短暂快乐，从道理上来说，不就是自己快乐么？口腹之欲。老觉得没处在一种高大上的情感中，所以有时喝晕了自以为特别豪迈。好多文学前辈也喝酒，我也喝了这么多年了，实际上真正说喝酒特好的，都不是特别会喝酒的。真正喝到像我这种资深段位的，一般来说对酒就是又爱又恨。可能什么都是这样。太宰治也是，虽然他很年轻，他自己写过《酒德颂》，也写过攻击喝酒的《戒酒词》。

我那个文章也就那么一说，实际上现在可能老了吧，有点觉得那是个半开玩笑的说法而已。要是现在，我可能会写得偏保守。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可能会写得挺没意思的。好多东西必须得写的时候才知道，比如说，会不会写成一个爱酒的人，现实感和责任感没那么强？对于身边的人，他确实是不能更好地照顾或者合作，或者不想给人添麻烦。

文人、饮酒、李白、放荡......年轻时候受到这些影响，我们现在陆续放映的这部电影《三味线》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唐大年说，这种反叛也好，放纵也好，放荡也好，不合作也好，很多时候就是个人耍性子，都不是正道。也不能怪这个时代没有理想，也不是。

燕京书评：亲身经历婚姻生活之后，你想象的男女关系跟现实中的经历对比，是否有很大区别？

狗子：也没有很大区别，反正我没想象是这样，没想象会落到这个下场（笑）。但也不是。这日子你已经这么过上了。有个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然这个词也不能乱用。好多现实是需要妥协的，不只是男女双方需要妥协，也不只是男女和孩子之间的妥协，尤其在中国还涉及到父母、朋友等，这些与谋生交织在一起。也不是“妥协”，而是影响、压力，包括随大流的心理，互相掺和着互相影响。

我倒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有时候是你为了顾全大局，有时候是被大局推波助澜，推到这一步你就走到这一步了，再怎么着，你也不能说是谁逼着你。

一个人的生活会面临各种关系，两性关系是其中之一。其实，婚姻制度应该是在慢慢地没落，我都不知道再过五十年会不会就瓦解了。我以前反婚姻，现在也反，或者说比年轻时反得更复杂了，更......这个说来话长也有点说不清。

我当时结婚生孩子有各种原因，尤其是生孩子，有六分之一是好奇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四十岁这二十来年，一直四处乱走，在咱们祖国大地不同的省份，差不多每个地方住半年，那段经历固然自由清闲，但后来感觉有点抓空了，有时有点像一个机器在空转，写作效率也极低，写不太出来。

2000年到2008年，这七八年一个人挺自在的，但也让我觉得有点枯竭。遇到姻缘，就生孩子结婚。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单从写作上来说，没受到家庭和孩子的什么影响。但这个不好说，因为人只能活一次。也许当年再坚持一下......很难说一步步的选择是对是错。

没什么后悔的事儿，也没什么得意的事儿，以前那些老问题还在，面貌有点不一样。老、病、死就越来越近了。“老”可能已经来了，“病”就是人一到中年肉体上各种不自在，这些也是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陈丹青说过——先搁他头上——说老了挺好的，可以体验人生下坡的衰弱，下坡自有下坡的风景。这话不无道理，实际上也确实是，年轻有年轻的苦恼，老了有老了的，各有各的问题呗。我还挺能说的感觉，中午喝了点儿。

《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狗子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

燕京书评：你在《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中书写各式各样的爱情和女人，曾很多次问陈嘉映“你对男女这事儿怎么看”，在《空谈》中也专门用一个话题“两性：我们该如何期待一种新型两性关系”来讨论。

狗子：这都是严肃问题。那时候，我好多年就关注这个问题。我问过陈嘉映好多次，他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回答。我现在印象挺深的是刚认识他没多久时，当时阿坚也在，陈嘉映说，你们这帮诗人、写作者，令我们搞学问的或者做哲学的羡慕。

你们的生活、喝酒、谈恋爱就是你们的工作，然后写。提到对恋爱的态度，陈嘉映就说要逃避。当时我就说“你这不是逃避爱情吗”，他说“当然了”。当然他是这么说的，逃避得是否成功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只是生活在一个所谓的文艺圈里，认为大家都跟我一样，实际上不是。我的理解是，逃避爱情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我们年轻时渴望爱情、追求爱情，从青春期开始恨不得延续到中年，甚至一度有个说法叫“爱情至上”，你别跟我来别的。现在，在文学作品和流行歌曲中，爱情也还是高高在上美好的东西。我现在觉得，“爱情至上”有点问题，尽管爱情肯定有美好的一面。但是，在我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中，比如学校不许早恋，其实又是反人类的。什么东西极端了就......没有什么极端美好的东西。喝酒也是。

燕京书评：在《三味线》中，老狼说，太宰治从小对金钱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他花女人钱也没概念，比如花了山崎富荣的钱。你很不以为然，说“那是山崎富荣非要花，就是说非要往身上扑，他没法儿拒绝”。然后，你找补了一句说，“当然我感觉是这样”。你早先在《我媳妇儿有些惧内》一文中，也幻想了一种“理想生活”：“我媳妇儿对于她自己花钱近乎绝望，正如我对于自己出去挣钱近乎绝望一样。于是她挣钱，我花钱，扬长避短。”这想法后来实现了吗？

狗子：没实现。本世纪初，有很多时尚杂志老约这种稿子，瞎编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采写：傅小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