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的产业空心化，对我国有何启示？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作者：金君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标题为《美国战后产业空心化根源在这儿，对我国有何启示？》

美国二战后经历了制造业空心化的过程。从产业结构比重来看，制造业从上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当前约30%。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制造业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约30%下降至目前的10%以下，其中锈带占比从上世纪50年代的54%下降至目前的30%以下。当今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地域矛盾、右翼民粹运动兴起，都是空心化的长期后果。

二战后黄金时代中隐藏的危机

通常认为上世纪70年代是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关键时期。但追根溯源，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已经为制造业衰落埋下隐患。

二战后和冷战初期的美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但经济繁荣中隐藏着工人危机。美国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逐步被淘汰，后果是农业人口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不断流向服务业，美国资本则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城郊、南方各州乃至海外。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开启一体化进程，日本确立了“军事依靠美国，全力发展经济”的吉田主义，逐渐开始与美国竞争。

就汽车和钢铁制造业而言，三大变化促使相关企业撤出传统工业城市，其一是生产机械化水平提高；其二是传统工业城市劳工成本快速上升，旧金山、费城等城市驱逐工厂并改建租金更高的办公室，税收和工会活动也令资本主动撤退；其三是美国部分企业开始在外国直接投资建厂。

当然，产业迁移在上世纪50年代尚未大规模发生。在冷战压力下，美国政府试图主导亲政府工会和企业相互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当时的劳资矛盾，但为传统工业州的衰退埋下伏笔。

学者福尔摩斯和小施密茨的研究表明，大企业通过游说政府获得保护性政策，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导致企业缺乏竞争。当克莱斯勒等大公司能够通过政策倾斜稳占市场，它们对技术创新的投入随之减少，最终导致美国汽车不敌日本竞品。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难以逆转

上世纪70年代是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关键时间点。

其一，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经济战时红利渐渐消退。随着西方阵营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美国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逐年缩减。原子能等技术突破带来的红利也逐渐淡去，制造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其二，从国际上来看，日本等国对美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导致美元贬值和油价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连锁冲击。

其三，实体经济减速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经济滞胀，进一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

上述因素导致美国相继在1973、1979年出现经济危机。虽然里根政府最终平抑了经济衰退，制造业的空心化，尤其是传统工业州的衰落却成为定局。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出现后即难以逆转。里根执政后，制造业的处境并未好转。来自日本企业的竞争仍在加剧，制造业工厂随着产业链全球化继续逃离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致使企业进一步脱实向虚。里根政府也并未对陷入困境的劳工阶层进行有效疏导和救助。

到了克林顿时代，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克林顿政府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促进了跨国贸易和海外投资，促使新兴产业获益，传统产业则面临更加严峻的低价产品竞争。在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低下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美联储为缓解经济萧条而推行的政策，例如宽松货币政策和放松监管，都使得制造业衰退，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快速扩张。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信息革命后的美国不断进行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置换；在具体工业门类内部，美国继续借助产业链国际化脱离生产，将工厂外包，仅在美国保留研发和运营人才。由于传统工业区的居民陷入结构性失业，信息革命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东西海岸与传统工业区、劳工与城市知识分子、代际之间的对立。劳工阶级快速转向保守主义，与支持本土企业、反对外来移民的共和党越走越近，正是贫富分化的直接政治后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金融产业过度扩张的危害。尽管如此，奥巴马和特朗普也难以重振美国制造业。

奥巴马时代的制造业振兴计划重点关注建筑、汽车等约占制造业20%的“大产业”，但对其他行业扶植力度有限。奥巴马对新技术，例如绿色能源的推广也损害了传统制造业的利益。如果拜登上台后重拾奥巴马的政策，甚至为了对抗中国，将补贴重心放在芯片等高精尖制造业，恐怕难以根治制造业空心化的顽疾。

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依靠锈带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上台，传统制造业、化石能源行业也对其表示支持。他上台后推行了一些重振制造业政策，同时大打贸易战，为本国制造业争取市场。这些政策在前两年显著改善了制造业，但从2019年中期以来，制造业再次陷入衰退，锈带州就业重现负增长，劳工对特朗普的支持也因而动摇。这些迹象似乎说明特朗普经济学对制造业的提振效果同样不可持续。

制造业衰落带来的问题

从历史来看，制造业的衰落将带来几个问题。

其一是发展不均和贫富分化。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非经济意义。对于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而言，产业升级可能意味着结构性失业，市场本身难以自发解决此类问题。与劳工失业同时出现的是城市衰亡，在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许多传统制造业城镇在支柱产业被淘汰后出现逆城市化。而随着大城市科技产业、金融产业的发展，贫富矛盾、地域差距不断加大，为右翼民粹运动埋下伏笔。

其二是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具备美国的国力资本，转型难度更高。美国拥有美元霸权，资源丰富，教育水平领先，大多数时期政局比较稳定。此外美国拥有政治和经济霸权，在危机时能够通过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促进产业回流。相比于美国，日本同样面临空心化问题，但日本无力阻止投机资本涌入，缺乏投资新产业的资源，同时难以推进系统性、有针对性的产业改革政策，导致经济长期萎靡。

其三是反全球化对内循环提出更高要求。随着大国竞争加剧，我国有可能面临技术、资源封锁。在经济发展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要求我国维持一定规模的第一、二产业，在发展中不可完全照搬自由市场经济的演化模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作者：金君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