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企业”，什么是好的企业家？

商业价值观的混乱，正在成为企业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企业只追求利益，容易造成公司短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个既能创造财富满足自身发展，又能创造符合人类理想生活环境、适应未来时代发展的“好企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陈白，原文标题：《对话朱睿：如何定义“好企业”》，头图来自：《在云端》

这是朱睿加入长江商学院的第八年，但相比八年前作为以市场营销学和消费心理洞察见长的青年学者，如今的她正走在一条起码在中国来看，还是“少有人走的路”——这几年来，她一直在为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的前行鼓与呼。

当创新已经成为了所有人耳熟能详的语汇，作为长江商学院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在朱睿看来，社会创新今天依然处于公共视野的边缘地带。

按照斯坦福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的定义，社会创新是指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新颖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比现有的方法更有效、效益更高、更加可持续或更加公正，同时它所创造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而非仅仅对某些个人有利。

社会创新究竟是什么，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在朱睿和更多的社会创新拥簇者看来，能否对社会问题给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未来评判企业的重要维度。

当疫情出现时、当全球面临多重危机时，人们对企业的需求和呼声、寄予的希望更大，希望企业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朱睿认为，在这种历史的分水岭上，企业管理层恰恰更加需要从真正意义上迭代自己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认知。

“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多是对企业提出的义务式要求，但今天能参与社会创新，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了企业的主动选择。事实上我们在商业实践中也能看到，拥抱社会创新，给企业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朱睿说。

朱睿认为，对社会创新的重视程度，不仅仅正在成为中国企业下一步寻找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将成为评价企业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着从商业到社会的前行进程。这种趋势确实在显现。一个典型案例是，2019年，腾讯将公司的愿景及使命更新为 “用户至上 科技向善”。

事实上，社会创新在商业发展程度更高的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了企业的重点关注方向。作为商学院教授，朱睿认为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应当被更多的中国企业所关注。

新的标准

从货拉拉最近的女子离奇跳车案到更早的滴滴空姐受害案，再到困在系统里的骑手、996和风行的加班文化，乃至是监管层面的反垄断推进，对于受益于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而生的互联网经济来说，在朱睿看来，近几年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与问题，看似是商业上的“黑天鹅事件”，事实上却有必然性。

商业价值观的混乱,正在成为企业进步的最大障碍。对于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来说，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指引：怎样认识中国商业社会的现实？从企业内部到外部，又应当建构一个怎样的经济利益结构和价值体系?

在朱睿看来，如果企业只追求利益，则容易造成公司短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环境破坏、资源掠夺等。

她也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追问：一个既能创造财富满足自身发展，又能创造符合人类理想生活环境、适应未来时代发展的“好企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朱睿认为，我们需要加入一个新的标准，“未来的好企业应该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驱动的企业，而不只是强调经济利益。”

朱睿说，“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带动了就业，推动了创造发明，产生了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文化。与此同时，公司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环境破坏、资源掠夺等。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仅仅追求经济价值的公司，不一定就是好公司。好公司需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到底怎样的企业才能算得上是“好企业”，在朱睿看来，未来衡量一个企业能否被称得上“好企业”，财务指标将不再是考虑的唯一标准。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层面的表现，正越来越被看重。

换言之，未来好企业不只强调经济利益，而应兼顾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企业在E（环境）、S（社会）、G（公司治理）层面的作为，正在成为评判好公司的全球新风向。

中国尝试

在朱睿眼中，中国企业的商业探索也确实抵达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看从美国到日本的诸多企业，都已经在社会创新领域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因此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所在。” 

事实上，在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发布了一份由181位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的文件——《公司宗旨宣言书》。这个文件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不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 “义利兼顾”、“天人合一”也是日式管理哲学的关键词之一。朱睿说，了解日本企业管理文化，除了稻盛和夫，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也很好地展现了日本企业家们的自我认知。

目前在中国所有商学院里，长江商学院是唯一要求学生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48小时公益学时，才能取得毕业资格的商学院，目前已有2500位毕业生完成公益学习时数。

作为一位商学院教授，她也能清晰感受到企业家们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2016年，朱睿在开设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课程时，这还是一门选修课，“当时我们一届有大约500个左右学生，但我记得第一次只有46人选修我的课。那个时候，我提到“共益企业”的概念，大部分人是没有听说过的。”

但今天，朱睿的这门课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企业家的欢迎。“现在我会觉得在我们的学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仅理解这样的理念，而且很认同。大家对这个想法的积极性会比以前大很多，不少同学会主动跟我去聊，怎么能更好的做这件事情。”

企业越大，责任越大。

“‘只会赚钱’的企业，往往并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未来好企业，是义利兼顾的，是坚持长期主义的，是创造社会价值的。”朱睿说。

当今企业正在面对诸多的社会问题，朱睿认为今天是时候重温德鲁克的思想精粹——“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好企业，除了经济维度，还需要有一个社会维度。社会维度是有关企业存亡的一个重要维度，企业是社会和经济的产物，社会或经济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任何企业不复存在。”

【对话】共益企业

MIR：社会创新和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创新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朱睿：社会创新是一个更广泛的话题，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正向的和负向的结果，需要对其进行平衡；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局限于企业内部；但社会创新一定是为了各种关系的平衡和优化。

社会创新强调的是跨部门合作，为的是规模化的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创新是为了让三种不同的关系能够达到新的平衡和优化——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社会创新有它的特点。说完这几个特点之后，可能有助于理解它跟商业创新和其他类型创新的区别。

第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社会创新是要解决一个系统性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仅简单是一个商业问题或者是一个窄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创新不局限于某种组织形式，它的主体可以是企业，非盈利部门，也可以是政府。而且社会创新强调跨部门合作；科技，商业模式创新往往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或者一个机构内部，但社会创新往往需要多部门的合作，而且它的形式也会更加多样化。

还有一个特点，涉及社会创新最终的目标。在我看来社会创新最终的目标，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各种关系的平衡和优化，这里面的各种关系，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

MIR：社会创新对于企业的启示是什么？

朱睿：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类新型的企业，我们叫它 “共益企业”。在美国已经有这样的认证。

2006年，几名美国企业家发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主流商业的社会运动。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试图通过一套"好公司"的评估认证体系，标识那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在借助商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并称之为：B Corporation（简称B Corp）。

在中国，我们把B Corp译作“共益企业”。如何能成为一个共益企业，我想用一个三部曲的逻辑来解释。

首先，企业需要有一个共益的价值观。企业在社会价值方向的探索，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视为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同时把这些内容当作企业经营最基本的要素。一家企业如果想成为共益企业，首先要有一个利他的共益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总结出自己企业的核心理念；

第二，寻找并发现企业的核心业务与社会痛点的结合点。企业践行共益理念最大的挑战，是想好在哪一点上发力，到底参与到哪一个或多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这就需要仔细思考自己最核心的业务是什么，核心的优势有哪些？这些优势最适合解决哪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大部分企业都是在实践探索中慢慢地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通过各种修正，最终找到最佳、最有效的共益实践方法。

第三，需要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任何一种战略方案的落地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保障。制定严格的制度保障和监督、评估体系，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修改、沉淀、迭代创新很重要。

通过制度保障和公司内部的一系列的评价体系才能确保公司共益战略及解决方案能够高效地实施，最终实现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第三次分配”

MIR：对于企业来说，搭建ESG体系是否是必须的？

朱睿：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商业向善是大势所趋。腾讯在2019年把愿景定为“科技向善”，平安在其董事会内部开始搭建ESG的体系，类似的企业案例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好企业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了变化。比如哈佛商业评论每年都会评选全球最佳CEO。这一评选的衡量体系在2015年之前只关注财务指标，但从2015年起在衡量体系中加入了ESG的维度，而且这个维度的权重在2019年被提到30%。

所以各种信号都表明关注ESG，在企业内部搭建ESG系统会逐步成为必选项。

MIR：企业如何参与到国家倡导的通过第三次分配来减缓贫富差距？

朱睿：第三次分配是指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捐赠等志愿行为参与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和政府机制的不足，减缓贫富差距。在这中间，我觉得企业家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可以从美国历史上找到印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大量富商成立基金会，捐赠的现象。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这些大额捐赠？当时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研究下来，发现当时的美国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贫富差距大，工人运动不断，社会矛盾凸显。第二，媒体的兴起，而且各种报纸等媒体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不断增长。第三，政府开始对于企业的行为进行行政干预，例如出台反垄断法、向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等。

当时美国的富商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成立基金会，捐赠慈善事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长久的发展。而事实上，这些基金会的捐赠，无论是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对美国社会以及世界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美国当年的背景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我看来，大环境的确逼迫着企业家做出改变。你需要去做一些变革，去改变你跟周围的人、环境的关系，来让这个环境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其实不少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已经在积极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了。

MIR：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企业家？

朱睿：在我们看来，一个好的企业家，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一定不是只会赚钱的一个人。好的企业家是能赢得人们内心的尊敬的人。

那什么能赢得尊重？就是你能做到义利兼顾。“利”好理解，就是能创造利润。那“义”在我看来，就是能共益。也就是利益相关方，无论社会还是环境，能因为你的作为而受益，更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义在前，利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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