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工作、感到“被剥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采访：李颐、张安定，受访者：李厚辰，编辑： 沐雪、Sharon，原文标题：《我们无法停止焦虑，是因为在过一种KPI至上的人生｜李厚辰专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春节假期过后，我们问李厚辰，为什么我们觉得假期一终止，快乐就结束了？

李厚辰说，过去的“节日”要么是宗教祭祀，要么是权力庆典，要么是极端义务开始之前的放纵，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狂欢节”都是斋月的开始。人们“庆贺”不是为了自己，节日中人们有很多“义务”劳动的。

“假期”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自己节”“消费节”“无义务节”。“假期”成为了“平庸化的狂欢”，大家往往也没有多么放纵，顶多就是懒散和放松，即丧失了祭祀节庆的“目的”，也丧失了狂欢节庆的放肆。更像是监狱的“放风”，一种难得的喘息之机。

编辑部感慨小李老师又一针见血了。上一回，李厚辰和我们聊了《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真的很“坏”吗》他谈到“内卷”和“异化”概念，可能成为新的“教条”，谈到我们要反思“个人主义”，谈到良好生活的实践起点。我们太受益匪浅，于是几个月来持续在发问“工作”和“996”的我们，再一次找到李厚辰，请他谈谈对工作的看法。

• 工作里真正让我们觉得痛苦的是什么？

  
  

• 除了“被剥削“，我们还有其它对工作的理解方式吗？

  
  

• 工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对立面：少数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面临着得不到丰厚物质回报的风险。多数人选择了现实，挣着不开心的钱。

  
  

• 故事只能是这样了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李厚辰住在上海梧桐区的一个老居民小区里，没有逼仄的高楼，环境日常而松散。走到一栋旧式单元楼前，哔哔哔一把电子锁打开，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屋内窗明几净，有一整面墙的书、一把大提琴，还有一只长长的惠比特猎犬正窝在沙发上。我们席地而坐，对话也就此展开。李厚辰谈到他选择“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时，摊开双手说，“你们看我也没有过的很糟糕啊是吧”。

李厚辰的工作和生活“其实很简单”，九点起床，下午一点午休，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睡觉。吃饭自己做，每天遛两次狗，闲暇时会练练琴，做做运动，看个电影，吃饭的时候也会看看 Youtube。闲暇的时间非常少，但他却觉得工作得挺来劲。他做过很多工作，从高薪的咨询顾问、到互联网公司、后来互联网创业，现在做自媒体，下一步想做教育。这样一个人，周游了一圈最后选择了自媒体和教育，这其中必然经历了选择。于是，我们也请他谈了谈自己的几段经历。

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工作、感到“被剥削”？

我看过你们关于工作的访谈，特别有意思。其中对工作满意度最高的两个人，其实是大众看来工作阶层最低的人：一个是星巴克实习生，一个是推拿师傅。从所谓“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是被剥削的最厉害的 —— 实习生的工资极低，推拿师傅算是社会工作阶层较低的一种职业，但他们的工作满意程度却是最高的。而另外一群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人，拿着比较高的收入，给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却都是将将及格或者在及格线以下。

这是没办法用“劳动剥削理论”去合理解释的。从劳动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应该是被剥削的最严重的。马克思理论没法很好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是在工作中和其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与老板的关系：不满意不是因为钱被剥削，而是由于职场 PUA。这在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分法里解释得比较完整 —— 职场 PUA 不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一种剥削关系，它本身是对“行动价值”的剥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谈到了人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编辑注：敲下黑板。小李老师后面反复提及这个框架中的“行动”。）

劳动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每个人要维持自然生存，就需要劳动。比如说我在家做饭、给狗做饭，本质上就是一种劳动，一个家庭里就存在许多劳动。

工作是指，社会存在分工，比如说我为了维持生存，家里自来水管拧开就要出水，水管坏了也得有人修，修水管就是一份工作。工作和维系生物体生存不直接相关，说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有一部手机，但手机跟生存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没有手机也能够生存，但是你离了它就没法跟社会来进行分工协作，所以手机就变成一个工作属性非常强的东西。

第三个叫行动，行动是能够以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他人的生活形式、或者给他人赋予一种良好生活的、具有政治性的行为。“政治性”不一定是宏观的巨大的东西。政治性在于，在家庭之外，促使他人以你对生活的理解来生活。所以一群朋友一起玩，仅仅是玩伴，没有政治性。但一群朋友一起聊天，其中一个人侃侃而谈，大家开始倾听和认可他，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动”。

你们访谈调查中的年轻人，他们中一些人对老板的抱怨，实际上是在于对他意见的不尊重，或者强迫他要去做一些什么事。这是对工作中的“行动”的剥夺。

譬如一个在互联网大厂的信息安全师，由于要依照公司和老板的规划不断地去优先做紧急的项目，而无法通过做感兴趣的项目来实现自己的技术理想，在这个场景去理解“剥削”，在于 TA 的行动变成了他人行动意志的一部分。这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体现在甲方对乙方的关系中。

像在会计审计、广告、建筑设计、商业咨询这些高薪、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生产上非常前沿的行业里，依然有很多人抱怨对工作的不爽 —— “你找我来，我的意见你还不接受，还瞎改一版两版三版的”。

这些情况就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去理解，因为这钱给的足够，甲方要求修改有什么不行的。马克思所强调的剥削是在劳动成果分配，即生产意义上的剥削，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为了别人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但在这里，是一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行动的意愿，现在却成为了别人的行动意志的一部分。同时意味着，行动价值被剥夺也许比财务收益被剥夺更让人难受。

对于都市白领阶层来说，我们在劳动上被剥削得都还不算惨。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我们还算是“半既得利益阶层”，真正惨的是每天维持着我们这种生活运转的人，比如为我们提供手机的富士康工人、外卖送餐员、地铁安检员，他们从事大量重复、枯燥的工作换得平平的薪水，这个才是真的劳动剥削。

总的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工作得不爽，更多是因为在工作中他的“行动”的丧失。

星巴克实习生和推拿师傅，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没有什么行动要素需要考虑。在星巴克，客人买杯咖啡，做好就走。客人告诉推拿师傅哪里不舒服后按他的方法按，基本也会按完就走。而公司里的人，原本有“行动”的期待，就会感到被剥夺。

《不求上进的玉子》

我们和老板之间的矛盾究竟出在哪里？

造成“行动价值”被剥削感的原因，一是大企业多是高度计划式的管理体制，员工不得不按照计划执行。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体，在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之中，每年的计划预算会分到每个部门。

这种“理性铁笼”的结构，容易导致被临时调换部门，或者在做的事突然砍了不做了，项目也因此难以推进。比如拼多多事件中一个过世的女生，她被临时调到新疆去做社区团购，就是由于这是大企业计划进行中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个人能改变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二是 KPI，在工作领域，阿伦特认为真正的危机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化。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的 KPI 绑架，但 KPI 不是由我们来制定的，我们只是为赚钱这种功利主义服务。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我们和老板的矛盾，就来自于老板是 KPI 的制定者和裁判。他同时有权力给我们打分评级，决定升迁和年终奖。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我们又总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解决的路径的，譬如去抵制这种工作层级的功利主义化。这可能跟每个人生活和他的消费结构也有关系。尤其是有选择权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支出和财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在决定着，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跟每个人的物欲还是有挺大关系的一个事。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

今天的社会分工分的越来越细，处于流程中间的职业越来越多，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很多人离他的行动结果非常远，只能间接地认为自己做的事在推动行动，但没有任何实感，不产生任何的实际经验，没有看到它到底带来什么效果。

比如，公司里的程序员、后台做数据的人只是面对一台电脑，外卖送餐员东西放在那里就走……这些工作远离直接的人，接触的就是数字。但最终业绩的数字不产生“经验”，因为人的经验还是需要调动感官和认知框架去理解的东西，它不光光是一个数值。因此，这样的工作会让他没有行动的感觉，也会让他觉得跟结果离得特别远。

但这样“被价值剥削”的情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单一家庭自足”在现今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然互相依赖。而参与到社会分工和协作，就产生了“工作”和“行动”，也就产生了权力和支配，不平等必然就会产生。

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不管是“利益”的分配，还是“行动价值”的分配，都存在剥削。假如我们今天先不讨论利益的分配，而讨论行动价值的分配，我们怎么让行动价值的分配变得更好？

如果你有幸拥有了“行动价值”，要想办法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我现在确实疯狂占有某个行动价值，这个行动价值又不是独立完成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我能如何把这个价值让更多人分享？

对于做电台的人来讲，如果能在评论区几乎回复每一条评论，这更容易把对方拉入到对话中来，让对方也得到了回应。我做了个问答的栏目，让听众的想法能够在台面上呈现、反映出来。这些作法让行动的价值不完全由自己一个人占有。行动价值跟钱不一样，不是你占有了我就没有了。

获取“行动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工作处在一个中间环节之上，跟上跟下都不接触。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像很多今天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人，他们都有一种职业终结点的梦想，我管它叫“开三馆” —— 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多人想，“如果我赚够钱了，我就开一个”。开“三馆”和开别的不一样，在城市里，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追求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因为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你能跟你的客人直接接触。而且在这个空间内，你能相当完整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开餐馆、咖啡馆、瑜伽馆更具有我们所说的“行动价值”。所以这种工作变得很有魅力，让人们很向往。

不滥用技术性的工具，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现代社会，我们用各种技术性工具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技术性工具用得越多，行动很可能被削弱得越厉害。因为所有技术都是促使你能跟其他人中间再隔一层。

听说钉钉马上要推出一个校园版，用于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老师的行动价值感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被钉钉这样的软件弱化。我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微信群是如何把老师跟家长的关系彻底搞坏的。技术性工具可能带来效率，但不一定带来非常好的（行动）效果。

我说一个我的例子。我每次活动拉群和解散群，其实不会花非常多的时间，但每次还是坐在那半个小时，全在机械地点击。很多人跟我说，有那么多拉群工具能一键拉群，你干嘛呢。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确实每次点半个小时拉群，都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能发现谁又来了，谁怎么还没报名。这必须在传统工业者的生产形态之下才会浮现的。

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工具在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但是是否要用这些工具，很大程度是我们需要从在意的“行动价值”中要考虑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旦选择了使用工具，行动价值就会被拿走一部分。

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行动价值

这还是与一个人的选择有关。

大互联网公司在意拉新、维持日活来实现 KPI，沦为功利主义剥夺了人们的行动价值，但我们很难让他们改变。这与他们的股票直接挂钩，背后是上百亿、上千亿的利润。

但还有很多公益机构或者组织，他们主要在意两个部分。一是收支平衡，要做到生存。另一部分就不靠数量型的 KPI 完成了，就可以考虑好多别的事情。就像一个面馆老板，他爱做面的话，也是会考虑收支平衡、让生活得以继续。另一部分则是去想怎么能做出更好吃的面。

虽然不能把工作二分法为“收支平衡型”工作和“利润无限大型“工作，但还是存在中间点的。有些公司既坚固利润和发展，但也不会完全服务于 KPI。假如你选择了一家上市公司，它基本追求的就是利润无限大，那么这家上市公司就会受到投资人、股市上下涨幅等影响，不是你能左右的。在这个逻辑之下服务于这家公司，行动价值就很难去保全。

我们觉得好像不能10年做到年薪百万，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

我们对闲暇的想象就是消费。绝大多数人满足不了充分消费，但是今天的社会景观却是被极少数充分消费者塑造的。在商业广告里，家都是那样的家，车都是那样的车，男士都是笔挺的定制西装……我们的现实生活显然并不是那样的，但这样的消费图景足以让人因自身的匮乏而焦虑。

为了实现那样充分消费的图景，我们有时会甘愿选择“行动价值被剥削”的工作，把工作完全功利主义化，把工作和闲暇分得很开。闲暇的标志就是去消费，有了社交网络之后，我们的闲暇更是要被呈现出来。比如我去了国外，那得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展示我是一个充分消费者。

现在的人把闲暇当成一个消费的对象，好像你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另外一个东西（闲暇）做准备，工作时肯定是不享受的，心理肯定压力是大的。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媒体总是报道大成功和大失败，塑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不高速增长，你就活不下去。我们觉得好像我要是不10年赚到年薪100万，到时候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对吧？

实际上，你关注你身边的企业、沿街的店铺，绝大多数人仅是处于一种收支平衡的状态，满足了收支平衡的生活就不会崩溃，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你才能有闲心来考虑赚钱之外的事。

接受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选择。比如你如果去做公益咨询，就不要指望能够拿到麦肯锡咨询咨询顾问的工资的80%，而是接受麦肯锡工资的40%。

当然，这和个人选择有关，你要是想要拿30个月的年终奖，仅仅靠收支平衡的工作方式，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每天工作五小时，年收入百万？没有这样的好事。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赚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消费是有必要的吗？

对我来说，我已经35岁了，每年就赚那么多钱。但其实我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在上海住这么一房子，养着一只狗，每天工作干得挺起劲。我的快乐和享受并不必须依靠消费完成，我可以关注身边的人、狗，我对他们有责任，要去陪伴他们，而他们也会带给我生活的实感，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并不需要依靠充分消费获得。

或者，你也可以参与到某种更具公共性的事物中，比如说一个女权主义者，对他/她的生活讲，可能充分消费就没那么重要。为什么这样的人消费欲望会比较低？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消费来完善自我、不通过消费来定义自我，他的自我价值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很大的完善，所以这种人并不是非要去充分消费。

互联网创业是最浪费时间的两年

我做过很多工作，让我有行动价值感的好工作没有几份。早年，我在咨询公司，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在网上搜行业、做访问，成为了 PPT 表演艺术家，好像提了一些意见，但其实最后的结果又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这份工作对我的个人成长、增长见识有些帮助。但让我不满意的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做啥了，又好像啥也没做。

互联网这块，我既在豆瓣工作过，也自己创业过。在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做的事情会有意思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实际的影响和反馈。但后来我还是会觉得，比起实际的写书、做音乐、拍电影，你做一个平台让别人去评价一下，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做平台，一个直接的比喻就是，搭台给别人唱戏，但实际上更有行动价值的事，确实还是唱戏本身。

我自己后来也做了一个平台型的创业项目，是一个社会实验——“享借”（建立在人与人信任基础之上的物品共享平台）。似乎是想从这个世界之外，建立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在封闭性的秩序里面是美好的，但后来发现行不通。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KPI绑架。互联网创业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除了最后逼着我学会了编程，其它并没有什么别的成长。

曾经我们以为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变世界。滴滴、共享单车，最开始都这么说，最后啥也没改变。淘宝也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现在生意反而是越来越难做了，光是玩转淘宝本身的规则就已经够难的了。

我也不再相信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我觉得有行动价值的事还是要靠潜移默化地从细节处、积累性地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了工作、行动的合一化，这样即使每天都在重复地做一类事，你也会觉得工作得很带劲儿。我接下来想做教育的事，潜移默化的来做。

早期我在咨询公司做的时候，确实是由于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我那会儿的闲暇基本上是以消费和自我扩展为主的。那段时间基本与我玩户外的时候是重合的。我每个周末去远一点的地方爬山，没什么别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是人生中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但是你说户外的经历对我有多重要呢？也没那么重要。我死之前会想起我看到的风景吗？估计不会。估计我死之前想我做电台的事情可能还多一点。

在豆瓣工作的时候，闲暇时间非常多。当时豆瓣才几十个人，我们早上11点去下午5点走。那段时间就是谈恋爱，所以花在劳动上的时间非常多，比如做饭，但劳动也挺好的。对我来说闲暇时间谈恋爱的这段和户外比较的话，那还是谈恋爱好哈哈。

我后来创业，体验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形式 —— 没闲暇，功利主义的事物把我占满了，为了以后可以融资、被收购、上市、一口气财务自由，或者，为了下轮融资。当时工作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增长日活的事情，意义非常小。互联网创业那几年是我认为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它给予我自己的成长说实话非常少。

现在我的生活中工作时间非常长，都在做发展电台相关的各种事情，但还挺起劲的。我基本上从睁眼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中间除了带狗狗出去玩，其他所有时间都在工作。这个工作就与行动高度合一，我过的是一个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对自己的工作价值还是很满意的。我用现在这个方式创作，绝对不是因为我现在流量稍微有一点影响力，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听。中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接一些咨询的私活，为我生活上的收支平衡提供一个补充。

所以我会觉得有很多生活内核是靠你自己去完成自足的，包括你养的植物，你的孩子，你的狗狗等等，而不是靠钱和消费来维持。这部分会给我们一些安全感，并且对一个人去做的生活选择也挺重要的。他能有能力去安排生活，完成自己闲暇时间的娱乐。

我们谈恋爱也是认为能有多一个人把他引入到这种生活形式中来，而不是每个周末都需要靠消费。如果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都需要靠消费填充的话，以后压力会变得很大。当你自己能够完成的话，就会好一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采访：李颐、张安定，受访者：李厚辰（“翻转电台”主播、“看理想”平台《李想主义》专栏作者、《一日谈》主持人），

编辑： 沐雪、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