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多懒汉?

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作者｜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近年来，“扶贫养出懒汉”的新闻常常见诸网络。如何助力脱贫人口提升自力更生能力，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南方多省调研发现，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懒汉的出现也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他们往往是在血缘地缘分化不大的村庄里，产生的一批对血缘地缘高度依赖的年轻男子。在懒汉较多的南方村落，人们对差距有一种天然的消化机制：一是宗族文化客观上抑制了核心家庭之间的比较与竞争，使家庭间的发展差异不构成对其他家庭的压力，于是慵懒散漫成了符合身体本能的生活选择；二是村落作为整体，把旁边的村落视为竞争者，因此村落内部倾向于加强团结，而不是互相比较竞争；三是南方村落血缘认同较强，差异不会带来落后的焦虑感，反而使其他人作为领先者感到自豪。

在比较了生存竞争压力更大的其他农村案例后，作者认为，村庄社会性竞争压力是农民努力奋斗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懒汉”一般发生在血缘地缘关系较浓厚、村庄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地方。因此，突破血缘地缘关系，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

本文为“文化纵横”（ID：whzh_21bcr）新媒体特稿，作者授权原创首发。篇幅所限，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一

孝昌农村的年轻人普遍带着一股“气”外出拼搏，他们大部分在外搞建筑、做生意，只要他们“舍得吃亏”，一对年轻夫妇一年可赚上十万元以上。孝昌农村年轻人少有慵懒涣散的形象，都在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面子竞争，琢磨着怎么改变自己状态，过上不比人家差的生活。相反，我们在南方及西南农村调查时，却发现当地农村多懒汉。如果一家有几个兄弟，会有一两个兄弟具有懒汉的特性。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方农村，曾出现过一股年轻妇女自杀的浪潮。自杀类型既有威胁型的，也有绝望型的，其中不少是源于年轻男子懒惰或没有本事。我调查过的经典场景是，在“双抢”时节年轻妇女在大太阳底下劳作一上午，而她的丈夫却在叔伯家打牌，或躺在床上睡大觉，她为此很生气，于是威胁丈夫说如果再这样就喝药给她看。当丈夫屡教不改时就可能绝望自杀。

在这些自杀案例当中，妇女在打理家庭事务和干农业活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她们希望能够通过夫妻俩的勤劳肯干改变家庭面貌，过上并不比人家差的生活，甚至她们预想把家庭条件搞得比他人更好。所以年轻妇女一般都非常勤做会吃苦，没有懒惰的年轻妇女，个性越是要强的年轻妇女就越会拼命地干活，生活也会越节约。

与年轻妇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年轻男子依然跟婚前一样吊儿郎当不懂事，结了婚跟没结婚一样，到这家串串、那家走走；在这个湾子打下牌，去那个湾子吹下牛；或者干脆大白天地酗酒睡大觉，根本没有在意“双抢”抢的是时间。有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就直接到哥嫂家去舀，小孩没钱交学费了也上哥嫂那要。年轻男子慵懒凌乱不堪的生活轨迹，跟年轻妇女风风火火的干练作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年轻妇女希望改变年轻男子的状态，将他们拉入小家庭的正常生活轨道，而年轻男子则认为那种无忧无虑、不争不抢的生活非常舒适，这样二者的张力就更大。

年轻妇女用自杀相威胁，意思是如若年轻男子不改变“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就喝药自杀。一些男子吓得只能听从老婆的安排。还有些年轻男子知道老婆是吓唬人的，在威胁自杀面前也若无其事，无动于衷。那些被数次威胁后仍不改旧习的男子，很可能就会遭遇妻子的真正自杀，导致悲剧的发生。

二

有懒汉特征的年轻男子一般不会是家庭中的长子，而是多子家庭中最后一两个儿子。从家庭培养的角度来讲，长子所系是长房，是家族的领头人，在培养中较为严格，父母一般不会过于溺爱。所以，长子的成长就中规中矩，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幼子的生长环境则相对要宽松得多，父母会将其情感都投射到幼子身上，对幼子就更加关爱和照顾，对其所犯错误及调皮捣蛋行为也较为容忍。在过去子女较多时，等到幼子出生成长，父母都上了年纪，对幼子就更加是宠恩有加。在干家务事和农活方面，父母也多招呼长子，而放任幼子。

因此，幼子是在约束较少、呵护较多的情况下成长的，他的成长就多依赖于他人，使他养成了把他人为他做的事都视作权利而享受，而责任和义务观念却较少。

因此，等到其成婚之后，依然对家庭事务不尽心尽力，还沉浸在大家为他服务和我行我素的幼年阶段，完全没长大成人，称得上是“超级婴儿”。

三

除了家庭培养的长幼差别外，之所以南方村落多出“懒汉”，还与其社会结构有关系。南方宗族性村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核心家庭间的比较与竞争，使得家庭间发展差异不构成对其他家庭的压力。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去做出积极改变，慵懒散漫就成了一种符合身体本能的生活选择。

比较与竞争的前提是出现了差别。按说村庄熟人社会是信息透明和对称的社会，人们不能在熟人社会中隐藏自己。村庄也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传统等级性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因此，村庄熟人社会就会对差别特别敏感，很容易捕捉到任何一点不相同的信息。如此一来，只要村庄社会出现了差别，人们就很容易意识到差别，他们就会主动调动资源去弥合与他人的差距，每个人都会表现得很积极主动，也就应该不存在懒汉才对。就像在孝昌农村调查到的那样，所有的年轻人都憋了一股气外出务工做生意，非得混出个人模狗样给人看，以此来显示自己并不比别人笨、比别人差。

南方农村的懒汉却并不那么思考问题，虽然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与他人的差距，但是他们对差距的敏感并不等于“差距”会给他们带来压力。

在南方村落，人们对差距有一种天然的消化弥合机制：

一是南方村落不允许有过于明显的竞争，尤其是在仪式性的场合，包括人情礼金、仪式活动、酒席档次等都有明确规定，不能按照个体的偏好来办。即便家庭条件再好也不能变更规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家庭间在门面上的竞争。

二是村落作为整体将人们的竞争目标投向旁边的村落，将竞争标的放在村落宗族的团结上，而不是相互之间的比较和竞争。

三是南方村落血缘认同较强，不仅五服内有较强的认同，宗族房头的“自己人”认同也较强烈，当出现差别时人们首先不会想着自己的落后，而是为领先者而高兴，甚至因为你一家的领先而使得我们整个湾村都沾光。兄弟叔伯兄弟之间更是如此，兄弟家有了成就不会导致落后者心里落空，而是使其感到骄傲，就像自己所获得的成就一样。

因为有这些差别的消弭机制，那么差距就不会形成对家庭之间的压力，对于年轻男子来说更是如此。而年轻女子是外姓人，她们对与其他家庭的差别较年轻男子更敏感，村落的差别消弭机制对他们来说起的作用较年轻男子要小。因此相互之间的差别会在年轻妇女身上引起不小的涟漪，促使她们调动劳动力去弥缝差别，而不是像男子那样不将差别当回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妇女的地位并没有高到能够动员家庭资源的程度，因此她们会在家庭资源调动过程中与年轻男子及公婆产生冲突，并可能在冲突中自杀。

南方村落整合程度较高，血缘认同较强，即便是内部有家族、房头之间的纷争，但是多数年轻男子并不介入其中。那么对于年轻男子而言，不把差别当差距，就不会有改变的压力，也就不会产生家庭之间因比较和竞争带来的紧张感。

虽然妇女之间、妯娌之间有磨嘴吵架情况，但对于年轻男子来说是外人的干的事情，不影响兄弟之间感情。他们沉浸在宗族情谊和兄弟情感之中，感受到的是亲情和温暖。

那么，对于那些本来就家庭的责任心不强的幼子们，待到他们成婚作为小家庭主力介入村落生活，他们就可能依然将村落当作类似于他们未婚时的家庭一样，把辈分高的视为父辈祖辈，把年龄长的视为兄长，年龄差不多的视为兄弟姐妹，依然是小家庭的“裆褓”，他们在其中获得安全感。只要生活过得去，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动力将家庭硬件修葺一下。而是更多地跟其他人玩耍、嬉戏。这一切都被长兄或年轻妇女看作是“不成器”“不懂事”“没长大”的状态。懒汉就这么形成了。

以上叙述表明，懒汉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产物，是一个村庄在血缘地缘分化不大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批对血缘地缘高度信任和依赖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人品并不坏，只是他们对差距不敏感，对小家庭的责任心不那么强，不能将差距转化为动力；对小家庭经济事务不上心，干活慵懒不积极，对家庭的发展没有规划，走一步算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公心，不参与公共事务。相反，他们可能较其他人更乐于帮助别人，更慷慨大方，没有节约的习惯，所有权的观念较弱。在公共事务上他们积极主动，干在前头，走在前列。这些人如果是一直有大家庭的庇护，就会生活得较好较为惬意，大家对他们的评价也会较高，认为他们有公心。

随着村落宗族分化，血缘共同体的瓦解，小家庭利益的独立性越来越有政治正确性，小家庭之间的好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话题，那么，这些人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懒汉”。等到他们觉醒之后，已为时已晚。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这些人家就成了村里面经济条件最落后的家庭。这以后，南方村落的竞争加剧了，懒汉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总体来说，因为南方村落分化还不够彻底，相互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还不够强烈，年轻男子虽然都出去拼搏了，但不像孝昌农村那样带着一股气出去，非得出人头地不可。

四

在孝昌农村，农民对差别的敏感会转化为比较与竞争，进而构成对所有家庭的压力，说明在孝昌农村对差别没有消弭机制，而有转化和放大的机制。

人们在敏锐地感受到与他人的差别后，不会上升为自己人的荣耀感，反而会因为是“自己人”而将差别放大。孝昌农村血缘宗族的主要特点是分裂性。在宗族内部，每个亲房本门都是相对独立的认同单位，在亲房本门之上有宗族认同，但是宗族却不能将各个独立的亲房本门给拎起来，使其构成统一体。

同样，在血缘较强的亲房本门之内，各个小家庭对该小团体具有强烈的认同，但是亲房本门也是无法统合各个分立的小家庭。因此，各小家庭之间既有认同的联系，又有较极强的独立性。宗族作为整体无法规约各分裂的亲房本门，而亲房本门也没有强制力约束各个小家庭。这样宗族和亲房本门内部的“自己人”是高度分化的，他们之间因为血缘地缘相近而容易导致比较和竞争，乃至越近比较和竞争就越激烈。所以亲房本门的竞争很激烈，亲房本门内各小家庭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也就是说，孝昌农民跟南方农民一样对差别很敏感，但是南方农村因为内部因为有统的一面而使得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弭，而孝昌农民则一方面在“自己人”内部形成了差别，另一方面其“自己人”内部是分裂的，加剧了人们对差别的心理认知，使得对差别的感知就转化为激烈的比较与竞争。

社会的比较与竞争都是发生在相近且有关系的人之间，越是远距离的关系，越不会进行比较和竞争。村庄天然是比较和竞争的场域，而分裂但有认同的血缘集团内部比较和竞争就越是激烈。因为，血缘集团内部若无认同则是“外人”，也就无法产生比较与竞争，若是铁板一块则都是“自己人”，亦不会产生比较与竞争。只有在血缘集团分化分裂之后，又未完全丧失自己人认同的情况下，分化才会产生，才会很激烈。

孝昌农村的激烈竞争使得村庄成为一个剧烈的竞争社会，每个家庭都承受了较大的竞争压力，推动所有的年轻人外出拼搏谋生。

那么，在该社会就较少有懒汉，或者说懒汉在该社会就会受到道德谴责，难以安生下去。而在南方农村，竞争不是很激烈，村庄内部的紧张感不强，一些年轻男子感受到来自其他家庭的竞争压力较少，他们中有些人就会因为安逸的村庄环境而成为懒汉。

五

在西南有些农村，懒汉就更多了。当地村落相对封闭，内部贫富差距不大，互助合作、相互支持的氛围还相当浓厚。无论是年轻男子还是年轻妇女，在其中感受到的不是比较和竞争的压力，而是暖心暖被窝的情谊。因此，他们很享受这种氛围，外出打工也是经常没事就返乡，一返乡就是数个月。

村庄内部没有比较和竞争的时候，村庄就会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归属和港湾，人们窝在村庄里生活很舒适很惬意，那么，村庄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就有一种强烈的吸附能力。人们舍不得离开村庄，窝在家里就成了“懒汉”，甚至成了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

同时，因为没有比较和竞争的压力，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外出务工。他们只有在借钱建房，或给孩子交学费、结婚之后，才有压力外出务工，债一换完就不再务工，有债之后再外出。

六

农民之所以外出务工、干活赚钱，要有动力有压力。从调查来看，一个动力来自于完成人生任务，一个动力来自于村庄社会性竞争。如果二者结合在一起，那么人们的竞争标的物是人生任务，即子代的教育、婚姻和进城等，那么村庄竞争就会非常激烈，进而带动家庭劳动力的程度市场化，懒汉就会较少。

总之，“懒汉”一般发生在血缘地缘关系较为浓厚、村庄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打破血缘地缘关系，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