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再穷也要生

一、开大巴车养孙子

老周穿着最方便开车的布制平底鞋，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像夏末老黄瓜大小的水烟筒，饶有兴致地蹲在服务区的花池边说道：“对我们广东人来说，穷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是没有后代，是绝对不行的。”

说罢，得意地笑起来，继续抽上一口咕噜咕噜的水烟，美滋滋。要知道，老周可是有两个儿子的人生赢家，更美的是，还有孙子！

“我这个抽的是水烟，我这种钱不多的人就抽水烟，钱多的人就抽中华啦。”红色塑料袋里分装好的一包包烟丝，用竹制的烟枪，点着抽一口，烟筒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更是一种老一辈人独有的情怀和记忆。

“我今年51了，前半辈子都是在开这个大巴车，最开始跑长途，基本上把全中国都跑遍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经常遇到抢劫的，在六盘水那块，那些人把树横在路上，上来拿枪抵着我的头，抢那些乘客的钱，我有一次还被抢了1000多块。现在就好了，社会治安好了，到处都是监控，这些事也不会有了。”

“我开这个大巴车，赚不了多少钱的，都比不上那些建筑泥水工。工资就是底薪加提成的啦，车是公司的，每个月5000的底薪，跑一趟深圳和广州的来回130块，我一天跑两趟，每个月基本上天天都跑，现在来这个服务站休息就是下午已经开了三个多小时了，得下来抽点烟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好难的啦，挣点钱还得补贴孙子，那个小孙子都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找爷爷要，什么都是找爷爷。”

说罢，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看来，老周虽然觉得出车难又难，但难也高兴。毕竟孙子的一声声“爷爷”让老周不由得“迷失”，心里乐开了花儿。

二、有没有钱，都得生孩子

老周的观念是，不管你有没有钱，都得多生几个孩子。“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女的，四川达州那边的，两公婆只生了一个女儿。我就说她，你只生一个女儿，等女儿嫁了，你吃那个鸡都不香的啊。你两公婆要是生病了，做手术签字都签不了的，要是嫁得远的，重病了，等坐飞机高铁回来，你都死掉了。

所以要多生几个孩子，我们广东潮汕这边，都是生五六个的，有男有女。你想想以后去医院了，家里五六个孩子，十几个孙子去医院看你，那是什么感觉？”老周饶有兴致地将儿孙满堂的场景津津有味地向周围的年轻人描述着。

“后来我这个朋友三十多岁的时候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广东人不管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钱，都得生多几个孩子，多子多福的啦，可以穷，但不可以没有后代。”

“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有孩子了，那个大的儿子和儿媳两个人每个月能赚两万多块钱，儿媳在东莞那个制衣厂里面，知名度很高的服饰厂，差不多挣一万块。大学毕业啦她，去公司里面一个月才几千块，赚不够的。我大儿子是在印刷厂里面做技术员，一个月一万多，他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早。”

“你们90后、00后的压力很大的啦，看着每个月挣几万块，根本经不住花。生了小孩以后，都要父母帮衬的，靠自己真的是很难。我大儿子就是不听话，非要在茂名的镇上去买一套商品房子，还有了贷款，我家里大把的房子，建了五层楼，他们不住，我的房子还要出租了都。”

老周跑了一辈子车，算得上是村里的“成功人士”，生了儿子、抱了孙子、盖了房子，还每个月能赚个小一万块钱。但没有提到小儿子，重点都在说大儿子和孙子，能拿出来说的应该是大儿子比较有出息，是老周看来比较满意的“作品”。成为满意代表作的条件或许一是儿子儿媳能挣到相对来说数目较多的工资，二是早早地就为老周生下了孙子，断了老周“没有后代”的风险和担忧。

三、“生养”责任制？

我们总是在大而化之地谈生育成本变高、生育压力大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当然，从数据分析的趋势来看，这确实是目前紧迫的现实状况。但数据现实和生活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能够看到的是像老周一样的大巴车司机仍然一直在强调生育后代的重要性，这样的普通群体仍然有千千万万，占到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育率下降是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制度性因素、经济因素、个体性因素等等，缓解生育问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但在这里我很有感触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且必须去看到普通人的世界观，看到真实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群众如何定义和建构自己的生活及家庭，如何在我们所谓“大环境”不好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冲破环境的阻力，去实现属于自己观念里的“幸福生活”。

“老周们”当然对子女有期待，期望子孙”成龙成凤”，出人头地，期待自己能够在不经意间得到子女的回馈。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老周们在年近60的时候，只要身体康健，就仍然是家中的重要经济和照料劳动力，仍然愿意全心全意为子女及其小家庭付出。

这就涉及到三代人之间的关系碰撞。父子之间和祖孙之间，新旧观念差异非常大的三代人，孙子直接越过父母向祖辈寻求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被内化了的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是如何形成的？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年轻父辈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要经历“投入小于产出-投入产出均衡-投入大于产出”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与祖辈的生命历程发展相关性极大。

年轻父母在市场化导向的社会里，投入到家庭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对减少，对家庭来说，投入小于产出，这时祖辈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年轻一辈的父母进入中年后，子女还未成家，祖辈已经离世，这时其对家庭的投入产出比相对均衡，因为家庭结构相对简单，意味着家庭里的关系和交换变得简单；

到年轻一代的父母步入老年，子女成家，养育下一代，这时候年老的父母则对其家庭的投入大于产出，因为这种投入方向更多向下，而从子孙代得到的产出远远不及投入。孙辈则是更多以对祖辈而言非常重要的情感回报来换取祖辈对自己的照料，这样一个递进式循环的过程就在不断对家庭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形成了自洽的逻辑发展链条。

此外，年轻人的家族/宗族观念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减弱，人口数量已经不再决定性地影响着家庭发展程度。北方多以家族为主，南方则以更大的范围更宽泛的宗族来构建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网络。

在过去需要几代人同居共财同劳动的时期，生产资料属于“大家所有”，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资料获取来源的模式使得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所以“一定要有后代”和“多生儿子”都是每个或大或小的家庭中所追求的目标。“有人了势力就大了，别人才不会欺负你。”同时，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明显，所以导致对男性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女性。

而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且工种日益多元，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变高，技术的进步使得“强体力”不再成为对家庭和社会贡献程度的最大指标。反而整个社会对“有能力”的评价指标和体系更加丰富，逐渐渗透到家庭生活中的即是对男女两性、父子两代之间的权力之间趋向平等。

如今中青年男性主导家庭生活、女性大幅参与市场、父辈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比例不在少数，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在社会中存在；另一方面是家庭越来越小型化，小家庭的强自主发展往往能够比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有更具凝聚力的抗风险能力。

城乡不再以二元对立和各自独立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反而是二者之间形成紧密的纽带和高频次的往来。年轻人具有独立和个性的观念，远离乡土生活，融入个人边界感较强的城市社会，他们对家庭乃至宗族的认知与父辈有极大的不同，往往处于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中。

以潮汕某地区重修祠堂的仪式为例，很多年轻人都清楚且默认要在仪式举办时到场，并且跟随父辈做出一系列的仪式性动作和举措，但问起原因，大多数也只是说“我爸妈说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反正就是必须的吧，作为子孙后代。”但整体来看，年轻人对传统宗族性仪式的认知已逐渐减少，认为传统要保留，但是仪式过程需要简化，“你总不能说搞个什么活动搞几天几夜，年轻人都在外面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意思到了就行了。”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无论在仪式性文化上，还是实践性生活上，不断地在出现一种“断裂感”。

就生育这件事情而言，“老周们”以极大的数量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不断地输出和渗透自己的“生养观念”；但“老周们的儿女”也同样占据着“年轻化”个体观念的大部舆论阵地且拥有绝对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这种代际之间的观念和行动策略的不相适应，在更大的层面上所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大幅跨越给生活带来的极大不安定感，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逃避型阵痛。

那么，生育到底是生物性物种繁衍，还是社会性的文明延续？到底是天然的权利，还是应尽的责任？或许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赵颖（中山大学博士生），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