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被盗墓“碰瓷”的100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庹如山，编辑：靳锦，原文标题：《盗墓硬蹭三星堆，考古学家为什么生气？》，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怎样一句话激怒一个考古学家？

“考古就是合法盗墓。”

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成为热门新闻时，电视台报道中连线盗墓小说作者南派三叔，激怒了一大片考古界的意见领袖，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也公开发声，呼吁“摒弃、抵制个别混淆考古和盗墓区别的文学和影视创作”。

这不是大众第一次看到考古圈对“考古即盗墓”的集体愤怒，但考古和盗墓之间的戏说、混淆和误解，必然还会继续激怒这些保护和探寻过去文明的人们。

1. 大众文化对误解的推波助澜

误解从何而来？

一种误解来自“铁路破坏风水”式的伦理道德观。传统的伦理认为，人死之后入土为安，打扰陵寝、暴露尸骨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考古和盗墓都是“挖人祖坟”。甚至有人得出结论，考古比盗墓更可恶，因为盗墓只取财宝，而考古以合法之名，将坟墓翻个底朝天，连骨头和陪葬品都要放到博物馆展览，使亡者永世不得安宁。

另一种误解，则来自对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的无知，认为考古的目的和盗墓一样，仅仅是寻找埋藏在地下的“宝物”。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盗墓所得归个人，而考古所得放入博物馆，收归国家，于是，考古被视为一种国家许可、持证上岗的官方盗墓。

在对考古和盗墓的误解上，大众文化也没做过太多好事。

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媒体对考古成果的报道往往集中于可见的器物，尤其是奇珍异宝的奇观，使大众误以为考古的重要成果就是发现这些埋藏的宝贝。

而考古学家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也与现实相差甚远。

198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夺宝奇兵》及其后续之作，都在乐此不疲地讲述着这样的故事：考古学家前往文明世界之外的国度冒险，在蛮荒险恶之地，他们凭借火枪、勇武、智慧和主角光环，打败邪恶的异教徒、怪物和超自然力量，闯过古墓中的重重机关与诅咒，最终寻得宝藏。

主人公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原型，据说来自盗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考古学者斯坦因。实际上，这种考古等于探险加夺宝的范式，确实曾经广泛地发生过。而如果以东方的视角来看，这些西方的考古学家们，也确实是一群兼具学者身份的强盗和骗子，或者兼职强盗和骗子的学者。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中亚到远东，都是这些探险家的乐园。考古、探险、欺诈和盗窃，在他们的行动中密不可分。

1922年，美国考古学者、探险家兰登·华尔纳发表了这样一则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

一年之后，他带领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莫高窟。由于大批经卷、雕像已经被斯坦因等人捷足先登，他们逡巡四顾之后，用胶布剥下洞窟里的壁画带走，至今藏于哈佛大学的艺术馆中。

Kneeling Attendant Bodhisattva (from Mogao Cave 328, Dunhuang, Gansu province)

Bust of Bodhisattva (from the north wall of Mogao Cave 329 at Dunhuang, Gansu province)

莫高窟塑像与壁画，现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

如同博物学、生物学等伴随着殖民时代而拓展的学科一样，考古学的确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基于对西方文明之外国度的殖民视角，这些考古专注于寻找和搜刮古代艺术珍品，充实西方的博物馆。在这些历史基础上衍生的印第安纳琼斯教授，自然也会把考古和夺宝当做一回事。当然，数十年之后的影视作品已经不好再宣扬“丰富自己的博物馆”，而是把“夺宝”的理由换成了替原主人——印度人、印第安人，甚至上帝，去寻回失落的宝物。

1981年到1989年，《夺宝奇兵》上映了三部，之后隔了19年，才续上第四部《水晶骷髅王国》，但风头已经被讲述美女考古学家历险记的《古墓丽影》系列盖过。

不过这时接过印第安纳琼斯教授的接力棒，把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带到更深的坑里的，是中国本土的盗墓文学兴起。

2006年，天下霸唱连载《鬼吹灯》，掀起了长达十几年的盗墓小说热潮。之后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阴阳眼的《我在新郑当守陵人》等等系列作品如开棺之后的大粽子纷纷涌现，创造了一个繁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悬疑探险文学类别。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们与印第安纳琼斯教授交相辉映，只不过话语系统从“印第安巫师的诅咒”换成了“寻龙分金”“驴蹄子和黑狗血”。不同的是，无论是《夺宝奇兵》还是《古墓丽影》，至少还把主角身份定义为考古学家，而在国产盗墓文学中，盗墓者这种历来极不光彩的职业，第一次被大规模塑造成知识丰富、身手矫健、充满正义感的英雄形象。而与好莱坞“寻宝传奇”电影趋同的叙事，让考古学家、冒险王和盗墓者的形象，更加重叠且模糊。

自火热开始，“盗墓文学”就受到“洗白盗墓”的指责，并引起过考古界的批评。创作者们自然也知道其中的风险。2015年，根据南派三叔同名小说改编的网络剧《盗墓笔记》开播，主角吴邪的动机从盗墓变成了“保护国宝”，口头禅则是“上交给国家”，这五个字成了当年的网络流行语。

尽皆乖谬，尽皆混淆，考古和盗墓的界限，终究在大众眼中模糊不清。

2. 考古，首先是一门科学

我们要理解考古和盗墓的差别，首先需知考古学是一门近现代形成的科学。

中国古代曾有金石之学，研究古董、青铜器和石刻上的文字。宋代学者吕大临曾著《考古图》，记录当时宫廷和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重量，并尽量注明出土地域和收藏之处。

但这些都不是考古，充其量是考古学的前身。

今天的考古学被学界俗称为“锄头考古学”，这个俗称点出了现代考古学的主要特征：它不像从前的古物之学是学者们坐在书斋里研究古董，而是到田野去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种种遗迹，来寻找研究历史问题的线索和证据。

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有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如顾颉刚，认为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光靠书籍记载，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考古发掘的证据中寻找答案。

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1921年。

这一年，北洋政府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这处遗址后来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根据发现地的名称，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J．G．Andersson)，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墓葬平面图

在那之后，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才在中国真正开展。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中国最早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的学者，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之后，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的历史被证实，将中国有证据可信的历史从周代前推了数百年。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的数十年中，考古学确实从盗墓那里学到了一些技术。比如著名的盗墓工具洛阳铲，至今仍是考古必备的工具；盗墓者观风望气的秘诀中，一些发现古迹遗存的实用技术也被考古所借鉴；甚至一些盗墓者，也被吸收到考古工作者的队伍中。

据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的吴铭生回忆，湖南省在1953年成立文物清理工作队，正式录用曾经做盗墓贼、当地称为“土夫子”的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等10余人，担任“发掘技工”。

据吴铭生说，这些“土夫子”能根据地表土壤判断下面是否有古墓，甚至能通过填土看出古墓的深浅和大致时代，“令人难以置信”。

在之后湖南的考古发掘，包括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中，这些从盗墓贼转职的“考古技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王堆1号墓女尸辛追夫人完整出土，也是任全生等人想的办法，他们还因此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表彰。

这些考古和盗墓的纠葛，似乎也为公众对二者的混淆不清提供了一点借口，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高手在民间”。但自从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考古就将盗墓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不过这一点我们放在本文的结尾再说，先简单科普一下，考古和盗墓，在技术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先来说一说，怎样科学地挖坟。

3. 怎样科学地挖坟？

科学挖坟的第一步，是陵墓能不发掘，就不发掘。

这个考古界的铁律源自1956年的教训。这一年，国家考古队主动发掘了北京昌平郊区的定陵，也就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陵墓。结果由于保护技术不足、工作不周，大量出土的珍贵文物损毁，教训极为惨痛。自此之后，中国的考古界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

现行的文物工作方针，也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简单理解，就是能不挖就不挖。

而后来海昏侯墓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因为陵墓被盗，或者因为基建被偶然发现，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发掘。

而少数对古代遗迹、遗址的主动发掘，则需要经过审慎的论证和规划。现在被热议的三星堆遗址发掘，即属于这一类。

在这里，我们抛开前期复杂的勘探、测量工作，只看打开墓葬或者遗迹之后的“寻宝”过程，就能看出考古和盗墓的天壤之别。

首先是清理填土和淤泥，需要用手铲一点点分层清理出去。如果发现有空洞，需要分辨是否是一些随葬品腐烂后留下的痕迹。如果是，则要灌注石膏，之后清理出石膏模型。清除出去的泥土，还要过筛，以免遗漏细小的遗物。

如果墓室里有保存完好的棺椁，那么要首先清理好顶部和周围的填土，然后揭开盖板，或者将棺椁整体吊出，运到室内进行下一步清理。

如果棺椁已经腐朽，则需要注意留下的漆皮、彩绘痕迹，腐朽的痕迹也需要被精心测量。

棺椁中可能发现随葬品，也许是陶瓷、玉石器和金属器，这是盗墓者最关注的，也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墓葬中“值钱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竹木、漆器、简牍、纺织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篮（湖南省博物馆）

盗墓者会直接拿走保存完好的器具，并在这个过程中随手破坏。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记录，盗墓者为了在墓室内照明，点燃珍贵的竹简当火把。

而对考古人来说，这些看起来近乎破烂的遗存，同样是无价之宝。他们需要用竹签、毛笔一点点清除上面的污物，使它们显露出来。

竹简木牍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记录，需要保持原样，整体取出，这样才能不打乱原有的顺序，以便之后整理和研究。同时，湿度必须保持原样，否则很快干枯变形，甚至朽烂。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南省博物馆）

漆器的胎往往已经腐朽成灰，只剩下一层漆皮，则需要清除器具内的泥土，然后在里面灌注或涂抹石膏，才能保持形状。

还有珍贵的纺织物，对盗墓者只是一堆破烂，但却保留了重要的古代纺织技术和艺术信息，有些书写有着珍贵的文献。无论是丝绸还是棉麻，这些天然材料在漫长的埋藏中都早已朽坏，有的一接触空气，就发黑变质，有的一经触碰就碎烂成灰。对这些脆弱的文物，考古人需要和丝织品保护专家一起合作，用更加细腻精巧的方法，一点点分离、提取、装裱保存。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绘制在丝帛上的城邑图，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地图（湖南省博物馆）

这些器物之后，还有骨骼。骨骼的姿态透露着当时的丧葬习俗，而骨骼上还可能残留着一些饰物佩戴的痕迹、衣物腐朽后的遗留。骨骼上可能存留疾病的痕迹，显示当时人的健康状况，理化分析则可以知道当时人主要吃什么、营养状况如何。

哪怕遗留彻底腐烂，也能够留下重要的信息。

1992年，山东临淄发现一座战国时代田齐王族的贵族大墓，除了一批出土文物，还发现了一些木头腐朽形成的空洞，通过对痕迹的提取，考古学者获得了规整清晰的战国时代马车标本，成为研究古代马车技术的宝贵资料。

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中展示的车马坑遗迹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考古人还会关注容易被肉眼忽视的。

比如花粉、植物的残片、孢子和种子、昆虫的残骸、动物或人类的毛发，还有各种器物的位置、方向，这些都可能会揭示当时的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尚未知晓的秘密。

4. 盗墓寻求财富，而考古追问历史

而即便是对“值钱”的器具，盗墓者和考古人造成的后果，也判如云泥。

三星堆遗址中最受人关注、视为上古奇迹的文物——青铜神树，出土时是一堆扭曲、锈蚀、破烂的碎片，有的地方被焚烧熔化，有些部位“一碰即酥”。在盗墓者眼中，这些残渣毫无价值，只会被随意丢弃。

青铜神树出土时的形态

而8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将这些碎片清理出来，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拼接、修复，最终还原出“一龙九鸟十二果”的青铜神树，解读出古蜀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以及当时使用的历法。

复原后的三星堆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

而前面我们讲述过的湖南盗墓贼转业成为考古工作者的故事，还有一个让人痛悔不已的前传。

1942年，“土夫子”任全生等人盗掘了长沙东南郊子弹库的战国楚墓，取出一批青铜器和漆器，以及一堆有字迹的纺织物。将古董卖掉时，他们以为织物不值钱，随手送给了古董商。之后这堆织物几经波折，被美国人骗走，成为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收藏。

这堆在盗墓贼眼中随手送人的破烂，正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且唯一完整的楚国帛书，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子弹库楚帛书局部

到这里，相信你应该可以大致理解，盗墓寻求的只是财宝，至于宝藏流向何处，会不会从一个文明的古老遗存，变成某个海外藏家奇货可居的藏品，他们并不在乎。而在盗取宝藏的过程中，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在意历史和文化的线索，随意爆破、挖掘和毁坏，对历史遗存造成毁灭性的损害。

比如安阳的殷代王陵大墓，经过了几千年的盗掘，无一幸免，残留的文物极少。如果不是妇好墓幸存，我们至今都找不到可以和文字记载对应的殷代王室墓葬，关于当时的制度、艺术、信仰，乃至饮食习惯，就无从了解。

而考古所追逐的并不是器物，而是古代所有遗留痕迹背后的历史真相。这些关于真相的知识，往往不在那些被文物市场所定价的“宝物”中：

江西仙人洞中一捧碳化的稻谷化石，告诉我们12000年前中国先民已经驯化水稻；

贾湖泥土中一根钻孔的鹤腿骨，传递着7000年前祖先吹奏音乐的声响；

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遗址中同样成分的青铜原料，证明早在3000年前这片土地上就有跨越千里的交通往来；

睡虎地一个秦国书吏的墓中，一堆保存千年的竹简记录着当时的法律、政治、经济，当时的人民怎样劳作、交税、服役，怎样活着，经历嫁娶、生育、疾病和死亡。

这些历史的碎片无法被定价，却给我们传来远古的吉光片羽。当这些考古证据次第从泥土中苏醒，诉说着我们的先人怎样宅兹中国，怎样繁衍生息，它们揭示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曾经怎样传承和演变，我们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

而这正是考古永远不应该被盗墓所玷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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