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警惕“杂食性”的消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ID：TencentMRI），对话、撰文：陈玉立，嘉宾：朱学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原文标题：《朱学东：算法时代，警惕“杂食性”的消失丨传媒前线》，头图来自：《新闻编辑室》剧照

算法时代，警惕“杂食性”的消失

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技术冲击是如今讨论媒体环境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过去因为传播通道窄，导致我们更信奉权威，而如今被津津乐道的，是建立在算法推送基础上的信息传送平台，它正在这个社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现在的内容平台是怎么做的？直接将内容推送给你，无论看不看都推送给你，只要你错点一次就“后患无穷”；这一点也发生在所谓的“社交媒体”当中，以微信为例子，只要有所谓热点，朋友圈里不管大人物、小人物都会去谈这个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但是“福利”吃多了人也会厌，所以我想讲的问题是，人应该有主动选择信息的辨析能力。

当推送代替搜索，人对于算法的依赖越来越高，那作为“人”的杂食性就会丧失， 人就会成为一个真正单向的接收者，最后让你失去独立思考，导致思维退化、人脑退化。

但算法的本意其实也并非如此，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性的弱点——懒，我们过去是被逼着去学习，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现在每当你打开手机开始刷信息，那一刻你仿佛就是幸福的。几年前我就曾谈过这一点。

如今“功利主义”出现在各行各业，在传媒行业中则导致了对“记录”和“传播”这样基于社会分工确立的核心价值的弱化。而更深层次的，对真相的追寻、对社会的关怀依然需要提高，即追求人性、伦理、理想等普适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我们处于一个内容“虚假式繁荣”的时代，娱乐的、其他的同质化的声音凸显出内容的单一性。我早已将所有新闻客户端删除了，留下的不过是微博、微信、头条等一些社交平台。

对于我而言，除了事实的获取之外，如今市面上新闻报道自身的认知框架很难有更大的突破，让我收获最大的反而是看书。我认为未来媒体如果要做一个App，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专”和“精”，一定要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因为哪怕你稍微扩大一点点内容的外延，都一定会没有生存空间。

如今，新媒体和自媒体看上去正在蓬勃发展，其主体以年轻一代为主，他们物质生活丰裕，思想大多属于游戏和互联网培养的一代。因为成长的环境，他们不仅对于学校和传统媒体上传统的表达不感冒，同时也无法理解他们父祖辈蜗牛角上的努力，对于父祖辈的西西弗斯式的命运多抱奚落之姿。

也因此，这些新媒体、自媒体回避严肃宏大的问题，以一种特别的个人趣味的方式，迅速赢得了市场。这本无可厚非，但这却导致一代人与他们成长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渐行渐远，最终在反智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然，新闻媒体本身也不是要去传达真知，每个媒体都有不同定位，比如《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的定位都各不相同，重要的是每个媒体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社会才更像是一个和谐社会。

正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媒体，有不同的资本、主体，背后有不同的读者，因此有不同的定位，我们的社会才会具有丰富性，才有机会让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专业主义如何追求？新闻理想如何存续？

我一直有个观点是媒体行业专业水平亟待提高，现在媒体行业里心思在专业上的人太少了，比过去更甚，因为目前环境下专业带不来效益。

换个角度说，我们其实一直是新闻不专业主义。我们最早服膺的是“铁肩担道义”，好处是让年轻一代媒体人有梦想、有奋斗下去的动力，但“铁肩担道义”恰恰就是不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是不远之前从国外引入的理念，指的是尽可能独立中立客观、不带感情色彩地把事实讲清楚，可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在报道撰写的过程中尽可能逼近事情的真相，在核心事实、关键信源上尽量客观，这就是我们向专业主义的靠拢，哪怕这个靠拢的过程不易。

现在能够坚持这样做的基本上已经非常少了，本来也不多。我曾经讲专业能力是保护自己、保护媒体本身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在复杂的社会状态下，一点点不专业的失误带来的后果不是简单打个名誉官司就能解决的，会被放大到其他更大的问题上。

比如一篇报道出来有瑕疵的话，对你批判的人可能并不是从专业角度、学术角度来对你进行批判、批评。当网络上所有脏水都向你泼过来时，你没有任何能力去辩解和讨论。

专业能力靠什么来提升？靠的就是我们在失误和思考之间不停地自我纠正和自我学习。

不得不承认的是，完全西方式的专业主义在国内很难做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因上去谈。

西方新闻业的发展来自于信息传播，本身是作为最基本的媒介功能来看待。但回顾近代中国媒体发展史，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是本身的一大特征。如今的媒体同样兼具宣传和传播两大作用，我们的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西方间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才会去学《〈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才会去学新闻专业主义。

当然，如今依然有做得好的调查报道，不管是《财新》《财经》，还是《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只不过是在数量多少、能否像过去那样成规模、调查的内容方向是不是有了变化而已。主流媒体偶尔也有做得非常好的调查报道，从正面形象切入也能做出不错的稿子来。我觉得调查报道这种形式不会被消灭，追求专业主义的过程不会停止。

过去做媒体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即将之当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去经营，这意味着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一旦启动以后不会轻易收手。

因此媒体对于人的培养有自己的要求。虽然过去媒体也会有倒闭的风险，但采编人员困难背后有媒体本身在进行保护和支撑，过去做媒体卖命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职业操守、新闻理想，而且背后有一支队伍跟你保持最密切紧密的沟通，就算你在前方有困难的时候，后面总是有一根线牵着你，遇到麻烦身后会有人搭把手。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一句话：“只有孤胆英雄的媒体不是好媒体”，因为这个行业从来都是一个团队合作。采回来的的稿子编辑部主任不给记者签发，记者能成名吗？责任、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收到批评的时候谁先检讨？其实都轮不到记者来担，因此在过去做媒体培养的使命感或者荣誉感都会有。

直到今天，传统媒体这一点还是要比互联网平台好，因为媒体的发声借助新的传播平台会更有力量，当然这样的机构会越来越少，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互联网的逻辑则大不相同，它更追求收益，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收益，第二年说不干就不干了。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在的年轻记者想要跟老一辈的媒体人看齐，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关键在于媒体环境的变化。何况，如今做媒体并不是唯一出路，做其他东西能活得很好，还能保持尊严和体面，那为什么不做其他东西呢？

其实我们更应该这样想：作为一个个体，哪怕不进入媒体行业，但能作为一个个人记录者把所看、所得以一个比较专业的方法记下来，那么将来有朝一日对社会也总会有帮助，因为记录本身就是关怀社会的一个过程，如果都不记录、不观察，你怎么能说你是关心社会的呢？

流量时代，媒体人当有自己的坚守

现在媒体行业深受“流量焦虑”的困扰，流量的判断当然是一个指标，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指标。

比如我知道在微博上、在微信公众号里发什么样的文章一定会有流量，媒体人太了解追热点、制造热点、议程设置这套东西了，能让他们自己还能够有坚守的，是他们本身的定位。

但当流量成为唯一核心的时候，意味着原来追求严肃报道的人一旦被流量裹挟，他对质量追求的基本标准就会失衡，而他原来所谓办报的定位和宗旨就不再存在，标准只会剩下一个——商业上的成功。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看到批评拼多多的文章，提到的大多是996制度以及对人本身权益的侵犯，但我的看法是中国有劳动法和法律救济，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而且你有自由选择做不做这份工作的权利。

从事实上来说，一个人偶然性的死亡，其中包括很多种可能导致死亡的原因：劳累死是否做过尸检？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一定要说是劳累过度，那是否死者本身就有先天性疾病？

我们所看到市面上批评或者维护拼多多的声音，基本没有一篇文章打到要害，原因可能是要抢流量而没有深入的思考，这其中无疑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调动很多相关联的信息。因此，我想说的是在短时间内去写获取流量的新闻，最后只会让所有媒体和个人变得特别无聊、没有见识。

再比如郑爽那件事相关的新闻，让我疑惑的是写文章的人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代孕事件都没有了解过，就开始大肆批判代孕制度，他是否知道中国代孕事件从来就存在？读没读过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了解这些事实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深度和角度就会不一样。

连基本逻辑和事实都缺失，只有情绪，仅仅表达正义的流量文章没有意义。

媒体人一定要不断去进修提升自己，这是对抗焦虑的一种好办法。我认为方式无外乎两种：第一个是读书，读书是最重要的进修；第二个是聊天，要学会倾听和观察。

关于“倾听和观察”这一点，过去我在人民大学做讲座时提出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并非学校组织一起去做的那些事情。举个例子，比如回家跟父母吃饭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父母受教育背景、工作单位、对生活的理解、对某一个事的看法都跟你不一样，你可以跟他们聊；同样的问题哪怕是同事之间，对很多东西看法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受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所见过的人、事都不一样。

当我们学会倾听，就会突然间发现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且复杂；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写作对象，那么聊了以后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多写、多练、多读。在读的过程中，除了逻辑受到训练以外，练笔也是一个提炼，所以要学会倾听、交流、观察。

关于读书这一点，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比较功利，他更想得到的是晋升，所以996消灭了读书，哪怕他偶尔拿起手机，也是在读各种经济管理、成功学的书。

但我认为真正意义上对个人提升最大的全部是“无用之书”，哪怕你读小说、看经典电影、影视作品都行。

前段时间，朋友在聊天中就提出了对经管类出版物的“瞧不起”，你要知道德鲁克最早成名的作品是反极权主义的著作，而不是经济管理。况且，你学了这些经济管理书籍后就真能管好一个企业吗？那些只是话术而已。

“无用之书”对人最大的影响来自“精神”，我自己曾经讲“‘无用之书’塑造了我的精神底色”。我们要去读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书，没有用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等等，根据你的个人偏好去读。

比如我一年要读很多本诗，还要抄上千首诗，能不能读进去或记住无所谓，但读多了以后一定会在某些地方发生变化，中国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

再从实用角度来看，如果读的书不多，我以前怎么可能当上并当好总编辑？怎么能写各种各样我想写的文章？在我还在媒体的那段日子里，除了这些“无用之书”，我还会去阅读专业的学术著作，这纯粹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那什么是“无用之书”？那些经典的著作、经过时间筛选的著作，虽然它内里的价值观可能也比较陈旧、古老，基本上属于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但读它们不会有什么害处，他们都会谈人道关怀，关心人的命运，在不断地阅读积累之后，必然会有应许之礼。

写在最后

如果让我做一下2020媒体行业的总结，我会说荣耀者自有荣耀，更多的则是“一地鸡毛”。媒体需要有独立的判断、中立立场的报道，尽管目前情况是好的报道都来自于非常有限的几家媒体。

我认为未来我们对新闻的需求可能会有这样几个趋势：

第一是对八卦持续的热爱。八卦也是新闻，而且是老百姓最大的偏好，全世界都一个样儿。这种消费极其强悍，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有八卦爆出来都会上热搜。

第二是重大政策解读，老百姓虽然看不懂，但他会自己去查去弄明白，因为他慢慢地会知道政策跟他的生活是紧密关联的，尤其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第三是对国际问题的关注，过去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随便一个中国人都能对美国的事情侃侃而谈，这一点以后会更甚。

总而言之，未来的资讯信息会比过去更多，但是有质量、有门槛的信息会越来越少；存量从业者将继续流失，新进入者能否保持高的专业水平令人担忧，新闻业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需要被重视和重建。

如今我早已不在媒体行业里从事具体工作，刚开始的确会有无力和黯然感，毕竟这是自己自许曾经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曾挣得虚名，总有未竟之慨。但很快就没了这种感慨，如今读读书、写写自己能写的不咸不淡的文字，跟朋友喝喝酒、吐吐块垒，既能安心也能放松。

“世网幸疏如野马”，挺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ID：TencentMRI），对话、撰文：陈玉立，嘉宾：朱学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