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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9 18:21
“双循环”大格局下,应该避免哪些“雷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刘胜军(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总理座谈会专家),责编:齐卿,原文标题:《独家 | 刘胜军:“双循环”大势所趋,企业该如何破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政策、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构建经济发展“双循环”格局的演变。我国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的深意何在?如何理解“双循环”战略的内涵?“双循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出探讨。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实施“双循环”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谈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国际局势变化,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在200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组合。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格局上,美国消费下滑,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外部风险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在国际投资不足,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下所积累的庞大产能无处释放,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平衡,如果单纯从供给端压缩库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强压库存会造成失业)因此,我们还要把需求侧做大。


做大需求侧有两种方法。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政府刺激和创造需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债务风险,甚至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做大需求不能过度依靠政府的力量,提升居民消费来做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2008年以前,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太高,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内需支持,仅靠外部是非常危险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推行“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第一个原因。


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图 1),可以看到中国2006~2009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甚至在2007年、2008年达到了9%以上。而到2010年以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如今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逐渐向内循环转变的趋势。



2008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各项红利叠加,促进经济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在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商业的运营效率,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因此数字化产品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规模经济的限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BAT”等数字行业巨头。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跳过有线宽带普及,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阶段。相比有线宽带,移动互联网不受固定场地的限制,更容易下沉到低线城市用户,这释放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按照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图 2)



中国的崛起,令过去中美互补型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正从合作大于竞争,逐渐转向竞争大于合作甚至是冲突的局面。


这种新的竞争关系下,我们推测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对策:一是让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这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会有更多的摩擦;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是在关税、贸易领域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应对之策。所以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这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做法相比是非常大的转变。


二、“双循环”与“三驾马车”


“双循环”,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指标,用支出法计算一国GDP,其总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和。因此,我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三驾马车”中谁更重要,而是要看在不同阶段,“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双循环”则是要更好地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外需大幅下降,大量依赖外需的供需关系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国内的供给使之下降。当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行业,且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如果完全交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阻碍。


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淘汰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成效非常显著,煤炭、钢铁等价格恢复上涨。2017~2018年我国PPI开始回升,但这个时候有部分学者对经济周期出现了严重误判,认为去产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轮的周期将要开始。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2019年开始,我国PPI又开始下滑。这是因为2015~2017年的去库存,并没有完全实现去产能,而是更多地实现了去产量,企业只是压缩了产量,过剩的产能(厂房、设备等)依然得到保留。


再看出口,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波动加剧。而且一个大型经济体,其大量产能依靠出口释放,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结构。一旦出口产生波动,过剩产能将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提升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所以,我们看到“双循环”战略的出台,是国家从出口导向到供给侧调整,再到提升需求侧的演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扩大需求侧与过去刺激需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破解结构性失衡。


三、“双循环”有助于打破低端产业的发展陷阱


“双循环”战略,国家主要有两步棋,一是消费,二是科技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些对消费的误解。有些观点认为,当前国家应该鼓励科技创新,而鼓励消费会让我们的产业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消费和科技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消费的提升,会起到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提振消费有助于打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低端产业陷阱。


在出口导向型的时代,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的优势。这是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种自然而然的优势,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场。但是需要注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所谓“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幼稚行为。当前中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是沉重的教训。


当国家重视国内消费市场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层次的需求会逐步提高,对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会有更高的诉求,这会倒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进而推动企业的创新。


例如苹果在推出iPhone手机前,美国市场已经存在黑莓、塞班等系统的“智能”手机,虽然具有一定的网络功能,能够安装应用软件,但功能仍然较为单一。而iPhone的出现,以大幅度领先竞争对手的性能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体验,也开创了智能手机这一广阔的蓝海市场。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可以看出,越成熟的经济体,消费和科技互相促进的作用越明显。这也是“双循环”实现消费和创新的基础。


我们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科创板的推出,使我们从直接的产业政策引导,到推出更加市场化的注册制,显示出国家鼓励创新思路的演变。更加市场化的机制,让科技创新有了更良好的成长环境。


四、国际经验:保持开放,避免资产泡沫


部分发达国家或多或少经历过“双循环”的阶段,或者曾经面对过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可以从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从成功经验来看,“双循环”最成功的应该是美国。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消费不光支持了美国的企业,甚至拉动了整个世界经济,所以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当一个国家成全球经济的中心,自然就能培养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开放的心胸。美国的商业环境很自由,企业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才进出自由。只有保持开放的心胸,人才和资源才会聚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美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一个经典的案例。


相比美国,我们的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开始注重内需的培养、继续保持开放。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比如人才、资本的流动,我们还有一些限制,这些在未来需要克服。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吸取教训。这其中日本的教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挑战美国,但是随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和今天的中国面临相似的局面。很可惜,日本当时出现了一个失误。日本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即没有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然后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使市场出清。日本只做了一件事——降息。降息带来的结果就是房价和股价大涨,创造了一个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时代。而泡沫一旦破裂,就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日本的产业教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日本的企业缺乏战略。迈克尔·波特对日本企业长期研究后发现,日本企业把战略和经营卓越混为一谈。但是只靠经营卓越是不够的,企业没有战略,就缺乏长期的视野,容易被新兴产业所颠覆。例如日本的卡片式数码相机曾经牢牢控制着行业,但是智能手机出现后,卡片式数码相机几乎全被手机所替代。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市值,遥遥领先丰田汽车。这就是日本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日本的商业文化强调忠诚、敬业,导致企业家精神缺乏。在日本,企业员工很少跳槽,这种固化的体系与美国灵活的企业文化相比,很难创造出美国式的技术、模式非常另类、新潮的企业。


五、需要避免的“雷区”


在“双循环”刚提出的时候,有一些误解。最早的误解是看到前半句话“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为我们要降低对外开放的程度。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是一个趋势,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但并不代表我们要主动放弃国际市场,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判断。


科技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需要国家保持开放的姿态来接纳。“双循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开放倒逼改革,并积极参与全新的国际分工。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说要关起门来强调自己的产业安全。而是要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把核心的东西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要跟别人去合作。


我们要意识到,每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有资源禀赋的因素,也有偶然性的因素。为什么光刻机只有荷兰做得最好?荷兰的科学家一定比美国的好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既要有危机感,也要有保持全球合作的心胸。


从目前看,对“双循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国内的意见基本一致了。但是在执行层面可能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一是,避免以运动的形式进行创新。我们国家提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进行创新,方向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而且日本、中国台湾都有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防止政府走过头,避免一窝蜂式地扎堆到一些科创项目中。这样很容易破坏产业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很多企业炒作概念,真正做事的企业却得不到扶持。我们的建议是,政府主导突破基础技术。因为企业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创新是靠多学科知识的叠加完成的,企业通常没有能力完成所有的突破,而这是政府的优势。


二是,鼓励消费是对的,但我们不能揠苗助长。我们要避免只有口号没有落实,假如我们认为“双循环”是很对的,但不去落实,那么它最终没法形成真实的红利。


最后,要避免日本的教训,不要把提升内需做成经济泡沫。我们在做“双循环”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要实现市场的出清,同时要培养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相比日本,我们的政府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要发挥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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