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到假期人人都在参加婚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九月，头图来自：《去他*的世界》剧照

在侯麦的电影《春天的故事》中，两位主角让娜和娜塔莎相识于一次聚会——准确地说，她们因为都想离开聚会而相识。

让娜在接起同学的电话时就明白，对于同学聚会而言，她是可有可无的：“啊，抱歉，今晚我打算……好吧，我也没什么打算，好吧，我来。”于是她戴上项链，穿上黑色吊带和薄荷绿裙子出现在聚会上。

©️《春天的故事》，1990

她坐在角落，面部肌肉明显紧张起来，双眼像来到了陌生环境的猫，机敏地左右巡视，眼底里透出的却是“累了，毁灭吧”。

我们有时因为厌倦了此刻的生活而放弃拒绝，也放弃寻找拒绝的意义，在聚会告终时依然感到厌倦；又或者只是把职场交际、家庭聚会、相亲现场、婚礼仪式等等当成一个人际任务，自己只是没有感情的执行任务机器。

因为参与不得已的社交导致的虚无已成为当今年轻人间蔓延的“都市病”，而“推辞学”则逐渐成为最受社会青年欢迎的显学：上班时半推半就的同事饭局，周末时无法取消的客户聚餐，上学时害怕被边缘化而加入的社团破冰……

如果这些情形都还只是散落在日常生活里的零星烦心事，借助“五一”等小长假发功的亲戚家宴、相亲饭局、同窗婚礼则像全体说好了一样集中出现，成为你拒绝不了的魔咒。

©️《心房客》，2015

人类为什么永远无法逃脱令人心累的社交？我们是否有什么机智的方式，可以拒绝不喜欢的聚会？小长假即将来临，我们从文学作品开始，聊聊“拒绝社交”的历史。

“人情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如果将每一次聚会都看作是一个人的社交关系网上的一个圈层，我们可以尝试以自己为靶心画出一个靶子。这是一种主动确定距离的方式。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东亚国家的语境里，这句话与实际生活很对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以亲属网络为主的社会角色很大程度上固定了人的位置，你是爸妈的乖女儿，是后辈的小姨妈，是某知名人士的侄女，以此类推。

©️《团圆》，2010

有时，这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虽有新的思想和思潮涌入，但总的来说，严格而密集的集体性社会关系依然管辖着我们。

当然，“社会关系”的定义在虚拟网络下能链接的层次就更多了，社交平台、支付宝、打车软件……都成为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之一。而聚会则意味着那些我们会直接接触和卷入的现实性社交圈层。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人大约是他参与过的所有聚会的总和。

 ©️《别告诉她》，2019

因为不得已而必须去的聚会，甚至可以追溯到《史记》中的鸿门宴。刘邦早知这是一场谋杀，但是想好了自己的plan B以后仍去赴会。从宴会上的坐席安排，可以一窥作者司马迁的细腻程度：“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伺。”

据历史学家余英时考证，这种座次尊卑是战国秦汉间通行的习俗。而刘邦被安排在了地位最低的座位上。这是两个政治圈层的交锋，放弃聚会往往不仅意味着放弃获得更高权力的机会，更多时候甚至是不进则退，放弃了自保的机会。

而在19世纪的西方，高超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通过他的名作《高老头》，探讨过被迫卷入金钱关系中的人际关系与群体聚会。在巴尔扎克的笔下，聚会对那时的不少女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缺少的饮用水。高老头作为一个面粉商，为了满足两个女儿的虚荣心，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当然，残忍的巴尔扎克最终也一定会向我们揭示结果：付出一切的高老头，独自租住在破旧的阁楼，被女儿挤出了聚会。他因破产而脑溢血时，他的女儿正在一心享受着欢声笑语和觥筹交错。

©️《高老头》，2004

当然，马克思也说，“人可以、有办法、有权利对构成他的所有社会关系，表达他的不同意见。”就像巴尔扎克讽刺的金钱关系一样，他认为，人要面对的社会关系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可以自己选择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不想出席的聚会，或是迫于家族、环境压力参与的社交活动都可视作强制性社会关系的一种变体。

©️《纯真年代》，1993

你不想去婚礼凑热闹，其实婚礼主角也不想

小长假作为婚礼举办高发期，婚宴请柬自然是占了各种邀约里的大多数，“怎么参加/围观一场婚礼”无疑也是亲友圈的话题焦点。

作为一个可以让主角和见证者双方都身心俱疲的社交场所，针对婚宴的一百种吐槽里，一定有一部分就直接来自新娘或新郎本人。

在作家哈代的悲剧小说《无名的裘德》里，女主角淑·布莱德赫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事，坚持要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作为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少数在城市长大、受到良好教育、拥有开放思想的现代女性，她曾对男主角裘德说：“文明硬把我们塞进了社会的模子里，而这些模子与我们实际的样子毫无关系”，“人们如果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会被他们每一个人看作是邪恶的，这真让我受不了。 ”

©️《纯真年代》，1993

习俗的制定即使一开始是出于“高尚的关怀”，但也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它们实际上已经趋于僵化；而大多数人习惯了旧有习俗渲染的感情，进入了习俗所制造的模型里，自然也就对少数人构成了压迫。

在小说中，淑在不幸中放弃了自由，而和淑对立的角色是一个叫阿拉贝娜的村妇，她没有灵与肉的矛盾，没有对周围“圈层”的不适，反而热爱聚会热爱婚姻，谙熟通过婚姻获利的门道。作为是小说中实际的胜利者，她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中畅通无阻——这样的人在当下依然很常见。

©️ 《老友记》，1994

而这样的社交网络带来的压迫，其实也会体现在婚礼两位新人的身上。对于客人而言，拒绝婚礼只是留下一个宾客桌上的空位，而对主角而言，无法在一开始拒绝，但终于在过程中决定反抗，便是我们在肥皂剧里看到的“逃婚”。

“逃婚”作为一个主题线索，可以串起许多小说和不同地域的习俗困境。但其实并非只有女性受到婚姻习俗的束缚。作家塞林格在他的《西摩：小传》里，通过叙述者巴蒂侧面塑造了一个从小被誉为神通，善良而又才华的男主人公，巴蒂记叙了他婚礼当天的场景——主角西摩成了缺席自己婚礼的新郎。

©️ 《欲望都市》，2008

伴娘不理解逃婚的西摩，试图用“大家都准备了这么多，这人居然跑了”来指责他的不懂事：“他未婚妻把他当孩子似的向他解释，说好几个月以来把一切都筹备周全了，她父亲不惜花了惊人的费用并且不辞辛苦地准备开次喜庆宴会和诸如此类的一切，还说她的诸亲好友正从全国一一赶来参加……”这套话术，哪怕是今天的我们听来也非常熟悉。

现实生活中对社交的回避，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裹挟着恶意和不解的诸多揣测，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场”往往会比“不在场”反而更为省事安全，间接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隐身”。而选择拒绝，选择逃离，往往也就意味着选择成为少数。

我们真的能拒绝不想要的社交吗？

“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是这样定位自己的：

“斯蒂芬·迪达勒斯，初级语法班，克郎戈斯伍德学校，沙林斯，基德尔郡，爱尔兰，欧洲，地球，宇宙。”

他自己的名字在靶子中间，像一个圣地。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围绕斯蒂芬怎么挣脱与周边的人和组织（家庭，朋友，神父，教会，祖国）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挣脱”这事，听起来很潇洒，但做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

当斯蒂芬第一次与神父发生冲突时，他率性的反叛行为使他直接卷入了惩罚和羞辱中。过于率性的拒绝方式往往会急剧压缩自己的社交空间，这几乎是一个定律：当你将其他人完全置之度外，你本人能够移动的可能性也会同时缩小。拒绝和逃离似乎只能在渐进和不断试探自我的过程中完成，即使你自认是性情中人。

《基督山伯爵》里也写过一场喧闹的狂欢聚会，刚刚和伯爵一起经历了残酷刑场的弗朗兹和阿尔贝，“好比两个被人硬劝到狂欢宴席上来解闷的愁肠百结的人”，刚刚想要投入到这场喧嚣、闹腾的狂欢中，无动于衷的伯爵打断了他们：“二位，待会儿等你们当演员当烦了，又想当看客的时候，请记住我的窗口留着你们的位置。”

©️ 《基督山伯爵》，1998

也许，我们自己作为自己的靶心，确定自身位置的最大要义便是成为一个眼尖的“看客”，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拒绝、可以挣脱，也可以走向自己想要的方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