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旁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在上海的五原路、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偶尔你能看到一个男人骑着电摩托在街道上行驶，你眼神和他对上时，他会慢慢停下来，询问你是否需要一枝花。

这是一块能提供人们拍照、享受生活的街区。建筑自身的风格强烈，店铺在风格在之下不断放大自身特征，它们或潮流，或古朴，或简约，住在这附近的人同样讲求情调，他们对鲜花的需求度高，那些花和花瓶站立在窗台上，或者从窗户里有意伸出来。

卖花的人叫杨开祥，江西抚州人，据他叙述，1992年，他来到了上海，在那之前，他混迹于江西的一些镇和县城。他在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用一种总结的语气强调了自己的时运不济。

命运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错过，并且这个错过发生了三次。

“机会没有把握住，人穷一辈子。”

来上海的时候是30年前了，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杨开祥在上海继续了他的卖水果生意。“那个时候逼出来的，家里六姐妹，自己老二，结婚那年欠了很多债，我那个时候找反方向了，我那个时候去深圳就发财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他现在会后悔没有去往深圳，那里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多，深圳都是外地人去建功立业，而上海，该有的人都有了，该建立的也建立了。

在卖水果之前，这里有一段故事，被他总结为“第一个错过”。

在家乡的镇上，他的父亲给了一车江西的橘子去省城卖，6车，差不多有32筐，全卖出去了，一下子得了上百元。有个买了很多筐橘子的买家次日又来了。

“老弟我带你去广州搞点香蕉过来。”

“我和谁去啊？”

“你跟我妹妹去。”

按照杨开祥的叙述，那个男人的妹妹在接下来的一周对他产生了感情，俩人到处吃喝，带他去吃很贵的王八，还在女方家里住了两天。“她妈妈看中了我。但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杨开祥想到已经和另一个女孩订了婚，彩礼都给出去了，一共400元。

他想，还没结婚，可以退掉。但他的妈妈不同意，认为这么门当户对的婚事不能如此儿戏，“我妈妈哭了两夜，我心疼了，我就想，算了。”现在呢，杨开祥又忍不住感叹命运，那个小姑娘家里都是当地的水果大王了。

从1992年1998年，杨开祥在上海卖了六年的水果，混迹于前法租界那些路段。乌鲁木齐路，长乐路，五原路。在上海打工一个劳动力能抵他老家的四个劳动力。每年春节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他扛一箱水果回家，买一点糖果，全村人都说上海人，回来了！回来了！他已经感觉自己不得了了。

在2020年6月15号的澎湃新闻上，一篇介绍摄影师种楠的文章谈到了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摆摊经济，它这么说：“当时摊贩的经营内容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花鸟鱼虫、旧货布料、锅碗瓢盆、早餐粮票、补锅理发无所不包。迎着改革开放的新风潮，市场大浪袭来，当年上海的这批创业者、小本经营者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辛历程，街头成为他们的起点和机遇。”

90年代的中国上海。摄影：jo.schz

二

9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很多露天菜市场，可以自由摆摊，城市管理者也开始收取一些摊位费，杨开祥包了个摊位，摊位1米多，一个摊位一个月要300多块钱。但他形容那时候自己很懒惰，卖个半天就会去跟老乡打扑克，对金钱容易满足，得过且过就不错了。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错过了他说的“第二个机遇”。

在乌鲁木齐中路附近，有一天，一个老阿姨问他，小伙子，你来上海几年了？

四年了。杨开祥回答说。

“你攒了一些钱不？附近有个房子想卖给你，是我邻居的，他在新加坡已经四年了，上海这个房子他想要卖掉，八万块钱，你想不想买，一整栋，三层。”

“在上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以后买在这里有什么用。”

“小伙子你买，买下来等半年就可以等上海户口。”

杨开祥还是很犹豫，想来想去。这时与他同在卖水果的七八个老乡说，你的小孩家人都在江西，谁知道以后政策如何？

房子没买。杨开祥对此感到非常后悔。他边挑选着三轮车上委顿的鲜花边说：“我那个时候手上大概有四万多，不知道贷款这回事，要知道有贷款我就买下来了。”那房子前五六年拆迁了，就在镇宁路菜市场附近。“那个时候买下来，我最起码成了亿万富翁。”他说。

再往后，他就去卖花了。停一下，就在他准备叙述卖花的开端时，他又说起了自己错过的第三个机遇。

他当时的房东的女儿大他六岁，她对杨开祥说，小弟我给你介绍个工作，以后你就不要去卖水果了。我带你去听课，听三天你就知道了。

杨开祥带了老乡六个人都去了。一去，发现是是做阴宅房地产，卖墓地。那个时候几元一个，房东一口气买了12个，杨开祥没买，又是那几个老乡劝说他别去掺合。

他现在觉得那几个老乡很讨厌，他说现在他所在的街区流动卖花的多数都是他们镇上的。大家在上海做做小生意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他继续说，现在的阴宅房地产一个卖到好几十万。翻了多少倍？你想想。

他看了我一眼，开始给我传授经验：“小姑娘不要找老家的人，老家的人让你的命运不能改变。”

“要把握住机遇，才能把握住命运。”

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类似的感慨，台湾导演钟孟宏拍摄的电影《阳光普照》中，那个是驾校教练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这也是那个驾校墙上的一句标语。

只是，那里面的人物都在关键的时刻脱离轨道，有的人自杀，有的人坐牢，人们在阴影和阳光下絮絮叨叨。

《阳光普照》剧照

三

2005年的时候，卖水果的利润低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开始去卖花。买一辆三轮车，早上4点去批发市场，6点回来。自己做个饭，边做饭边整理花束，9点半骑车出去，晚上6点半回家，十点睡觉。

那个时候，卖花的不多。很多弄堂里的女孩、妇女和上了年纪的婆婆们都会围着他的花看，大家觉得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呢？这花真漂亮，都没见过。那个时候的康乃馨杨开祥进价为3块钱一把，卖出去5块钱一把。

那个时候买花的人很多，购买力最强的还是那些较为集中的街区，有小别墅、花园洋房和弄堂。杨开祥和他老婆都在卖花，卖花前三四年收益最高，一年的毛利润在30万到40万元之间，一个月3万多，一天一千多。卖花就是卖节假日。卖不掉的有损耗，损耗要算进去，买入的花要扔掉五分之一。但这只是个小风险，他说。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感到进入新世纪的上海弄堂讲究了起来，与妻子在乌鲁木齐路、长乐路、镇宁路的弄堂里来回穿梭。

前段时间看到王安忆写上海的弄堂，她提供了这样的上海弄堂内部生态图景：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的。它有看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它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还是要站一个至高点，找个好角度：弄堂里横七竖八凉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现在变了吗？杨开祥只是从他的角度上表示了一些不满。比如这块街区的鹅黄色的外立面墙，比如以前他回家都穿弄堂，而现在呢，它们都被堵掉了。他对此感叹了一句“现在人越来越聪明了”。

还有一些变化对他来说是更为深刻的，比如现在买花的人少了很多，花的卖价较之前涨了十倍左右，但人们手里的钱却没那么管用了。“经济下滑了，小姑娘成家了，买了房子要还房贷，没钱买花了呀。”

现在他的年收入停留在7到8万左右，他表示混混日子就可以了。城管管得严，五原路这块他只敢偶尔停一停，更多时候，他在长乐路与华庭路的交叉路口，那里管得松一些。而他们镇上来上海卖花的那些人，很多都回到家乡种田带孙子孙女去了。

他的老婆也不卖花了，带外孙去了。他还是租了一间1楼的小房子，2500一个月，坚持每天卖花。现在的人们好像喜欢艳丽一些的花，他说。而卖得最好的是新品种，像小香兰、洋甘菊、雪柳。公司买花更倾向于百合和傲梅。但绣球这种花不太好卖，容易蔫掉，他也会少进一些。

杨开祥把车停在长乐路与华庭路的交叉路口

四

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女人在乌鲁木齐路上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开了一个花店。店的窗户伸出一些雪柳，绿色的小花，它们把窗户装点好看，路人拍照。女人很忙，正在给旁边一个私人会所制作一份桌花。她前两年从东北来到上海，一个人，开了个小花店维持生计，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

我还碰到一个滴滴车司机，也是一个刚来上海没多久的东北人，住在宝山区，平日里就在浦西这些街区四处转着。在不长的对话里，他透露了一些他的个人轨迹：因为还不熟悉上海的交规，已经被罚了2400元。一个月估摸着拼死能挣18000元，其中需要支付租车的费用6300元，每天给车充电50元，房租费要上千，生活费要2000块，剩下没多少了。

他今年40岁，后悔自己年轻时“贪玩没去学一门技术，现在只能做司机”。因为疫情，他关了东北县城的餐馆。再往前，他的父亲“投资失败”，7年前患上肝癌，前两年过世了，治疗费用是亲戚们凑的。司机还有个孩子，自己母亲带在老家养着。来上海是为了透气，家里的房子被他爸败出去了要拍卖。“在上海我快乐多了。”

我沿着五原路走到武康路，天气不怎么好。我想起2017年冬天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在一个小弄堂的房子里写稿，看书，开会。一个同事在一些时候会坐到很晚，甚至在那个房间里过夜。中午，往右边走个几百米，在便利店买份15元左右的盒饭拿回办公室吃，有些同事自己做了饭，他们把菜摆在桌上，好心让吃盒饭的人去夹一点。

下班的时候，我会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在附近走走，路上有上了年纪的人卖一些旧货。比如一些旧画像、一些老家具，还有些罐子和碗类的东西。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过去，他饶有兴致地拿起一些物品看了看，随后他选中了一个画像，我忘记了他和摊主交谈的具体内容了，只能模糊地感到当时氛围很友好，有人在这里讨价还价。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盖伊·C·范德海格的一段话，在我走过那些街道的时候，我想这句话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我的心情——在这个国度，书中人物可以相互问这样的问题：为了幸福，我该如何生活？什么叫美好？人为何受苦？人该做什么？

开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花店与2017年的五原路街头

*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