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岛屿的女孩与她的海南往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断鸿，编辑：吴瑶，运营：雅坤，实习：吴问，头图来源：《少年派2》

今年9月21日11点40分，我登上飞机，第一次离开海南，奔赴自己未来4年的大学之旅。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转车苏州的途中，我将目光探出去，一方陌生的天空下，熟悉又不熟悉的气息，开始勾起我若隐若现的思乡之情。

10月很快在一派新鲜中过去了，我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在课间10分钟晕头转向地寻找下一节课的教室，休息时见缝插针地阅读专业必读书目，和同学一起谩骂早八（大学8点开始的第一节课）……五湖四海的口音，讲着各自的异乡生活，像一幅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每每此时，我的海南生活记忆也开始不停翻涌。或许是四面环海，让这座岛屿有一种《百年孤独》里马孔多诞生的隔绝感，直到今天，老一辈海南人仍然会把中国除海南以外的地区叫作“大陆”和“内地”。我知道，这座岛屿，看似远离尘世自在逍遥下方，有一条由地理、时空和发展落差交织而成的深渊，冒着深海的森冷气息，未知、悠远、失落，收敛着漫长的时代印记。

如今离开了岛屿的我，终于鼓起勇气，朝着这深渊游了过去。

一

2003年，我出生在海口市龙华路，老街“水巷口”附近。我已经不记得那里具体的情况了，只记得在某个下雨天，我看着远处一个小孩说：“爸爸，那个小孩在喝‘爽歪歪’，好好喝哦。”爸爸立刻心领神会，用口袋里少得可怜的硬币，咬牙为我买了瓶乳酸菌饮料。

1988年海南正式从广东分离出来，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却并没有像深圳一样蜕变一新。那时第一波的“炒房热”，我妈妈家里头没人能赶上趟，而依据我爸爸的经历，可以确信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建立，和这里90年代房地产崩盘留下的烂尾楼无关。

我爸爸是广东人，高中毕业后就进了社会，二十几岁坐船来海南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爷爷似乎是跟他前后脚到的海南，具体过程，介于他们父子俩的暴脾气，我根本不敢问。总之，当年是爷爷先在龙华路买下了一套房子养老，后来我父母结婚，他又为小两口买下了居民楼里的另一套。爸爸几乎不会和我谈论他以前的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和爷爷、妈妈的关系很差，而奶奶又早已在广东去世。

爸爸结婚前就热衷于炒股，年轻时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股友，后来都渐渐断了联系。快30岁时，他和我妈妈结了婚。我上幼儿园那几年，他像一叶浮萍，四处打工，搬煤气罐，给“旺旺”公司运货，上流水线，做彻夜不眠的夜班保安……打工之余，依然不忘炒股，这也导致了我们一家失去了栖身之所——为了炒股，爸爸把家里唯一的房子低价变卖了，而妈妈因为当年买房一分钱没出，对房子没有任何决定权。后来吵架时，他俩互相推卸责任，其他事也是如此。

之后我家搬了很多次，总在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随着我慢慢长大，花销变多，“家”也变得愈来愈差，起初还有算得上明亮宽敞的客厅，后来便只能停留在危楼，身心随之风雨飘摇。那些地方往往一个月房租只有200块，到今天也才涨到1200。

在我能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的万福新村，一直租住于此，直到今年再次搬离。

海口市有很多小岛，岛与岛之间隔海相望。2004年，位于海甸河入海口处的世纪大桥正式通车，海甸岛一改旧貌，孩子们出去念书也不会再被叫“村仔”了。万福新村算是海甸岛当时比较发达的社区，学校、文具店、早餐店、停车场等等一应俱全，离医院也不远。在海南被设为“国际旅游岛”之前，海甸岛上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够让人找活干的厂子寥寥无几。那里街面上少有小轿车驶过，公交车屁股常常冒着大团黑烟，发动机震得人坐在椅子上屁股就和触电一样，摩托车、三轮车在社区前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呜呜啦啦。

守着海甸岛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年人的谩骂和婴幼儿的嚎啕大哭伴随着炒菜的油烟弥漫在整个社区。楼栋稀稀疏疏立在地上，一栋两层，一层两户，现如今统统墙皮脱落，电线乱七八糟缠成一团从屋顶上越过，楼道里的灯经常坏掉，或者干脆没有灯，到处贴着印着修理下水管道的狗皮膏药小广告，地面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和泛黄的作业纸，人踩上去的脚印都清晰可见。

我家住在9栋，一扇灰色木门掩着门内的一切。整个屋子可用面积不到40平米，没钱铺地砖，屋内地板水泥裸露，我和妈妈住一个房间，爸爸住在另一间。当我们家从一层搬到二层时，逢台风天，大风一吹大雨一泼，卫生间扑簌簌落下一大堆墙皮，洗澡时的换洗衣物总会弄脏。我靠在床上看书时，雨水从天花板渗下，断断续续滴到头皮上，冷冰冰的。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总要那么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而且每次都是在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就开始暴躁。直到有一天，最暴躁的那个站在房间门口大吼着把一张白纸用力拍在饭桌上，这场战火才停息。

这段婚姻持续了短短4年便宣告破裂，之后两个人离婚不离家——因为穷，也因为我——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破旧的危楼里继续生活。妈妈在出租屋里留了一间逼仄的小屋给爸爸，里面的书桌满是裂纹，上面胡乱放着隐形眼镜盒、茶壶、茶叶，还有他的宝贝股票本子。铁床架上搭上木板，铺一张普普通通的竹席，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被子蜷缩成一团挤在墙角，散发着沉积的汗臭。爸爸出外打工时，从来不洗枕头和被子，妈妈每次进他那间屋子时，都会用手捂着鼻子：“他哦nāng（肮脏）死了，你以后别学他。”然后又会默默把床上用品洗干净。爸爸回来也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两个人早已无话可说了。

爷爷常年住在医院里，上小学时，妈妈还偶尔让我去看他。2007年和爸爸离婚后，她和爷爷也疏远了。外婆的孩子很多，5个舅舅，和他们的老婆，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定安农村人，他们有的仍留在家乡，有的北上海口打工漂泊。

二

童年时的万福新村还算是繁华的，美食种类颇多。那里开早餐店的外地人不在少数，山东煎饼、上海大包、土家酱香饼……有的店家手艺好，经营有方，也愿意长长久久地留在这一寸天地之中，逢年过节才关店几日回家一趟；有的则无法圆融本地人胃口，敲锣打鼓地开店，最后落寞地倒闭、转让。还有许多店铺是由上了年纪的老夫老妻维持着，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准备食材，忙上一整天，有时候甚至疏于照顾自己的家庭。

下楼往东走几步，有整个社区唯一一家本地人开的海南粉店。一对小夫妻，据说早在我们家搬来之前就在了，把店一直开到今天。他家的海南粉，最早6块钱一碗，细腻的米粉加入花生米、竹笋、豆芽、牛肉等各色配料，浇上酱汁，抽出竹筷搅拌均匀，吸溜一大口下去，齿颊留香。现在粉的价格已经奔到了9块，但每天早晨依然会有一大群人乌压压地挤在店门口，赶着在上班前吸溜一口粉，他们的电动车即便紧贴着路边停靠，也会塞满米粉店前的道路。尽管喇叭声、催促声吵成一片，但头盔下的面庞仍旧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他们大声地报出自己要买的粉后，随即低头猛刷抖音。

另一样美食是肠粉，需要往前多走几步。它开在私立的海天学校对面，卖正宗广东肠粉，生意没有海南粉店火爆，但老板一派悠闲自在，不论是法定节假日还是工作日，隔三差五就会回老家处理事情，不营业。这家店的肠粉厚度适中、劲道爽滑，一叠雪白中裹着青菜的绿、鸡蛋的黄、猪肉的星星点点，味道碾压周边的肠粉店，这么多年过去，价格也不过从7元涨到8元。后来出海甸岛求学，我也曾吃到过许多地方的肠粉，唯有他们的肠粉，才能搅动我的灵魂。

住到万福新村后，我在第一家幼儿园没上几天课本就被偷了，换了一家幼儿园，路上有一家奶茶店，装修精美，玻璃门上贴着类似“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之类的话。然而，社区里的老年人和小孩习惯喝四五块钱的劣质香精茶，这店先是门上贴的白色大字被擦掉，接着桌椅也没了，留下粉刷后的墙壁无神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尚未完全死去之前，店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张着大口的怪兽，蹲在路边等待投食，再几天，这怪兽也没了，换成了另一副新面孔。

紧挨着海南粉店的汤粉店，老板娘和我妈妈算是彼此的熟客了——妈妈曾在南国超市（海南本地的一家商贸企业）里专门负责卖蓝月亮洗衣液，总能隔三差五提前告知老板娘优惠信息，或者干脆帮忙买洗衣液。我一两岁时，妈妈短暂开过一个小店，卖卖零食玩具，后来很多年里，她都在各个南国超市里辗转，也会时不时去家乐福、大润发这种外地来的大型连锁超市。她最早负责推销蓝月亮，然后是卖“南国（椰味食品，海南特产）”，现在则是金龙鱼。

老板娘有一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初中后进了技校，空闲时要在店里帮忙端盘子。这个被我叫姐姐的女生，单眼皮小眼睛，常年披头散发，脸色蜡黄，穿着平平无奇、略显土气的衣服，身上散发着一种青春期女生特有的浓重而廉价的香水味，长指甲特别显眼。她总是一副面无表情、萎靡不振的样子，只有听到母亲要她把粉端给某桌客人的命令时，才缓缓地挪动一下，全程一声不吭。大部分时候，她总斜靠在厨房门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从不主动问客人吃什么，也不玩手机。

汤粉店不算大，一堵墙划开左右两半。左边客人坐的地方占据了近五分之四，右边留出一个狭小的厨房，比一个人双臂伸开多一点，老板娘在这里闷头做早餐。店里曾来过两三个帮忙的亲戚，都是四五十岁的人，面色也同样土黄，一看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身上的农业气息尚未完全散去，就被撵进了时代的大潮转进了服务业。不论干什么，总归是带着一点笨拙、土色，左支右绌地不适应。

海南人的生活里头，午休、“老爸茶”和“打彩票”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哪怕是饭店，都会中午关门休息（除了大卖场）。我爸爸曾因为午休和他的福建老板吵架——因为他午睡，被老板发现，一顿批评，爸爸的暴脾气上来了，直吵到老板答应他以后每天都能午休半小时才罢休。

“老爸茶”种类繁多，绿茶、菊花茶、水满茶等等，类似于广东人早茶、英国人下午茶，吃吃喝喝侃大山。茶店通常开得很早（6点前后），可露天可室内，店家会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摆满桌子椅子，上满人后乌压压的。顾名思义，这里大多数顾客都是中老年男性，很少有年轻人，更像是“老人之家”。万福新村里就有不少茶店，不论吹风下雨，每逢下午总有一群老大爷老大妈唾沫横飞家长里短，口干了便端起小茶杯啜饮一口，话是不会断的，他们要聊到夕阳西下茶店关门，才会打道回府。

喝茶时言语比较激动、爱手舞足蹈的，通常是谈彩票的那群人。他们普遍喜欢脱掉鞋子，蜷起一条满是漆黑腿毛的腿，脚踩在椅面上，另一只脚则自然下垂，脚趾不停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蜷缩，指甲里满是泥垢。圆桌上摆开一张已经写满数字的纸，比划着的手臂握着一支黑色的笔，深思熟虑后再写下一串，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跟别人对话：

“滴怕呀（是打三），鲁拱秘咪（你说什么）？”

“瓦拱鲁么尿giǎ哦妖了bǒ（我说你的小孩上学了吗）。”

“bǒ鲁，姨傍gèi nàng朽gí（没有，他放假玩手机）。”

“打彩票”，在这里也叫“打奖”、“打码”，我妈妈很喜欢，但我一直没搞懂具体规则。我记得她常买的彩票有两种，一种是彩色的、印满数字的竖排版纸，还有一种黑白的，和超市小票差不多大小，分为好几期，最下面一期空着四个方框，买的人需要根据前几期的数字，来猜最新一期——通常的做法是用一支笔给历期数字连线，找出存在的关联，有点像鬼画符。

社区大街小巷边经常会有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奶奶，一边卖槟榔，一边卖腰上捆着的一卷一卷红色彩票纸，还可以去一些文具店、报刊亭“打彩票”。我小时候去过一个小房子，里面坐几个女人，人们隔着铁栅栏向她们递过去五毛一块，换成一张张彩票。这种习俗被本地人调侃为“每天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实际上大多数人猜的数字要么顺序颠倒，要么跟开奖的数字压根沾不上边，他们在结果出来时唉声叹气，然后收拾生活的一地鸡毛，不久后再次怀揣梦想战斗。人们拿着一两千的工资，每个月都要花几块钱丢进去试试，希冀着能试出好运，即便不成，也不过是往本无波澜的生活里丢进一粒脏兮兮的石子。

万福新村同整座城市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日常小事里前行，鲜有大新闻。人们不知道、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煮饭、洗衣、干工（上班）、睡觉、刷刷抖音视频……颇有萧红笔下呼兰的意味。

三

2008年，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便把我送到海南腹地定安的三舅母家。

定安县比海口落后许多，道路两旁皆是矮小的店面，五金店、饭店、修理店，“老爸茶”也不会缺席。沙子、石子、尘土、砖头、水泥袋在本就不平的路面上散落着，男人们光着膀子趿拉着凉鞋走来走去，女人困于劳作，很少露面。路上的车子又小又破，朝你开过来时，看着不像是车，而是由一堆零件拼凑连接而成的长方体。它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在“轰隆”“咯噔”“吱吱”，速度却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还是跳跃着前进。每颠簸一下，我仿佛都能听见零件被抛出去的声音，感觉车子在一点点解体。

这里的小巴士外壳漆刷得五颜六色，浮着氧化、锈蚀的黑色污垢，车上的座位一只手可数，同样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车门一开，光着脚的小崽子们一拥而上，他们衣服脏乱，露出来的手、脚、脸也差不多。他们说着定安口音的海南话，在车内肆意哈哈大笑，谁说普通话，就会被当做外星人。

三舅母家比我家大不了多少，一间矮小的平房，客厅与卧室之间拉着一层帘子。白天屋内阳光照不进来，黑漆漆的，夜晚的光源是两枚小灯泡，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关灯之后，周围再无星火。我怕黑，开始总啊啊叫，三舅母无奈，为我彻夜燃了一段时间的灯，我才渐渐习惯关灯睡觉。

卧室里有两张床，被子扔在角落，一台小电视，几个柜子上堆着日用品，一切都是没有秩序的。厕所和厨房在另外一间屋子，海口都用上煤气灶了，这里还在烧火煮饭，火焰照亮了长辈们满是皱纹的脸。

学校离三舅母家很远，三舅每天骑摩托车送我。学校幼儿园小学一体，教室也都是矮小的平房，参差落在泥土地上，旁边是未开发的荒地。教室与小卖部一墙之隔，一下课便会有一群孩子准时冲锋陷阵。小卖部当时有一款零食风靡全年级，一个透明小袋子装着五六根像烟一样的白色长条糖果，售价5毛。男生们经常买了后蹲在楼梯上，学大人的样子抽烟点烟，再哇啦哇啦几句本地方言。我听不懂，所以没有任何朋友。

当时小孩子脑子里应该还没有“世界”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大陆，也没有海口，只有定安。我常常从同龄人的眼神里看到这几个字：“你不是这儿的。”老师上课也用定安话，我只能安安静静坐在一群小屁孩中。课本上的拼音是我唯一能读懂的语言，幸好课程简单，一节语文一节数学交替着上，没有英语，我自学也跟得上。

三舅母和三舅只负责我的生活，其他一概不过问。他们虽有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可说的同样是本地话。那段时间于小小的我而言，看似喧嚣，实际充满了沉寂，在定安的一切犹如沉入水底，平静、孤立、固执。

随着我被接回海口，环境和时间如同一块橡皮，很快将我脑中关于定安的记忆擦去了。从定安回来后又过了一年多，海南正式成了“国际旅游岛”，旅游业开始起飞；2015年，海口市政府进行“双创”，着手改善市容市貌；2018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这座岛屿的命运曲线开始上扬，不再是地图上偏僻宁静的一隅，许多外地人涌入，一时间，“养老圣地”“房价物价激涨”“高考移民”成为生活里的热词，我们的世界一下变大了。

爸爸年轻时还能凭着几把力气干着最底层的体力活，后来渐渐撑不住了，等到互联网资费下调后，干脆攒钱咬牙买了台电脑，在家里天天鼓捣股票，日夜盯着红绿色的走势图。我上学时没用完的本子都被他捡起来，在上面写下一串串我看不懂的股票名称和代码，一本又一本。他会经常和我讲，等他的股票赚钱了我们会如何如何。而受益于他的电脑，我早早开始看动画片、玩游戏，小学一年级就近视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至死都认为它是平平无奇的“印度”；而我第一次得知“大陆”存在的时候，也始终觉得那只是一个开天辟地、紧随海南而诞生的土地，而不是它从来一直就存在。等上了初中，老师们已经不会刻意使用“海南”“内地”这两个词，也几乎不再说“大陆”，而是更多说“我们”和“国家”。我一直以为“我们”就是岛上跟自己生活境遇类似的人，直到在网络游戏里第一次听到来自陌生省份的玩家自报家门，这才意识到并非如此——他们一掷千金，整日守在电脑前，有数不清的装备道具，是排行榜上“霸榜”的存在。

我很好奇，海口虽然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像这样在金钱和时间上如此富有的人，还前所未见。我不断厚着脸皮询问，终于得到了答案：他们小部分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大部分跟我一样是未成年人。几年后，我在贴吧的游戏论坛里看到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孩子，已经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了一套电视剧里才会看到的豪宅，心想，这才是所谓的“我们”吧。

四

爸爸几乎不干涉我的生活，经常被妈妈斥责为“溺爱”。他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只觉得不要太差就好，他也不关心我以后想做什么，说只要我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就好。我曾羡慕别的小孩有完整的家庭，节假日能幸福地去游乐场、电影院、公园玩，而他总是不见踪影，到处打工，但又会把除了谋生以外的钱全部留给我。

而妈妈除了学习成绩极少管我。她读完初中就开始到处打工，贫穷是她生活中唯一记挂的事情。她觉得我们家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爸爸没有责任感，二是因为她学历低，“真是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

与爸爸挂在嘴上的“读书无用论”截然相反，妈妈的执念就是“读书”。和绝大部分的家长一样，她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考好成绩、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老公……这没有错，唯一的错误在于她把这条战线拉得过长，时刻念叨着，像是另一个时代的祥林嫂。

为了避开这唠叨，我从小就学会了活在自己世界里，除非必要，我几乎不和老师、同学交流。我学习成绩一向不错，除了和爸爸一样有点自闭，在妈妈心中，我一直都是“乖乖女”。后来她的片面认知成为了我的便利，我得以利用它疯狂打游戏，和网络上的朋友们瞎聊。

我玩过一个主打社交的换装游戏，给自己的虚拟角色穿上漂亮衣服，将房间装扮好看，然后与别的玩家们聊天，互相串门子。我在游戏里和比自己小一两个年级的孩子们组建过“家族”，不过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线时间极短，很多“团体活动”总是没办法一起完成。于是我问他们：“你昨天怎么没来玩呀？”好友们回答说，要去上补课班、兴趣班。

马上要升上初中的我对这些陌生的词汇一无所知——海南没有浓厚的“鸡娃”氛围，补课机构寥寥无几，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只有极个别的差生才会去上补习班。我又问他们平时考多少分——很奇怪，他们从来不说自己考多少分，而是将那些陌生的、巨大的排名数字裹在聊天气泡里，从屏幕那端轻巧地递过来。

点开之后，我再次吓了一跳：他们说自己考年级前几，每天都要上好几个补习班。我盯着那聊天气泡在我面前出现、上升、淡去，思考着他们这随意话语的意义。我那犹如积木构建的对世界的认知，刹那间地动山摇。

我的小学全市前三，许多家长打破头都不能把孩子送进去。但学校对学生不搞排名，无论是班级还是年级，除却考满分，没有人会去记名次。大家就是普普通通去考个试而已，“别人家的孩子”只是分比自己高，“年级第一”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说法。我以为是过于封闭的家庭环境造成了自己的无知，又去问了周围的同学——切切实实，补习班就是给成绩差的小孩上的，上兴趣班的大部分孩子也只是确实喜欢那些东西而已。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排名不排名。

聊天气泡一个接一个，裹着更多的陌生词句，不断冲击着我的认知。我忘记了自己当时是如何迈出的那一步：“你是哪里的呀？”

我心里又想，不该这么问的，因为“我们”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们”。

气泡闪动，我一一点开，陌生的词语，是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地名，但都可以用一个词笼统概括——“大陆”。哪怕知道那些地方同属于中国，可我对它们的想象，依然只是一个和自身截然不同的整体。如果以这些地方的人穿的、吃的彼此不同来论，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就和现在我们惯常说美国、日本没什么区别。

大陆，大陆，大陆，这个词连同它的多个衍生，直到现在仍旧牢牢缠在每一个海南人的身上。他们有的像我一样逐渐挣脱心理束缚，分辨它的多样色彩，也有的从此沉沦，活在一个与它分庭抗礼的世界。

我妈妈就是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

五

有一天放学后，我坐公交车回家，背后坐了一对夫妻，女人一直在控诉：“海南这地方鸟不拉屎，脏乱差，什么都没有，那些路边摊太恶心了。”“我们那边有XXX，他们连这都没有，也太落后了。”

一旁的男人连连附和。我想，如果妈妈在车上，肯定要把那个女人臭骂一顿的。她特别反感外地人，觉得海南本来好好的，是涌来的外地人蛮不讲理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每次看新闻报道，大陆都是一连串的负面。妈妈常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你以后找老公不要找大陆人，尤其是东北人，特别暴力。”我无法指望守旧的她明白，海南之所以少有负面新闻，是因为它本来就人少、问题少，通讯落后。我们熟悉的《南国都市报》头版头条整天都是：某某会议、某水果丰产、某养鸡户发家、某地闯红灯等等，偶然发生一起诈骗、打架、斗殴，都会被放在最小的角落。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在中老年人微信群里接替了报纸和电视新闻。一次，妈妈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饭店，满地狼藉，接着便有消息弹出，指出这是海南某地一个饭店，谁和谁打架，其中哪个是外地的。这立马激起了我妈妈的愤恨：“外地人都很野蛮，不讲道理，尤其是东北人！”

妈妈说，她愿意一辈子都留在海南，根本不想去那些“鬼地方”。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海南妇女的状态，这里重男轻女严重，女性文化水平比男性更低，她们从小就被驯化，很难具备独立的思想，因为无法找到高级的、有尊严的活计，只能整日围着家庭商场的蝇头小利转，争来抢去，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姐妹”是她们一切新鲜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商场里穿着褪色发黄工服的女人，还是菜市场里卖肉卖菜的女人，都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姐妹”圈子，互相分享各种各样的事——谁家小孩成绩差没有好前途，谁和谁离婚了、结婚了，哪些东西不能一起吃，长鸡眼了要捡某地的石头擦10下肿块，然后背对着一条河扔进去消灾……

许多海南男人堂而皇之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赚钱后只管自己抽烟、喝酒、打牌，而日夜操劳的女人们却不相信自己可以不要他们活着，也没有一刀两断的经济实力，所以不得不和丈夫们保持联系，希冀对方看在孩子的份上，分一杯良心的羹。求不来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变成工作机器。

对这些海南女人们来说，理想的生活是一条直线：辛苦工作一天回家后，孩子会乖乖做自己的事情，不打扰她分毫，她便能顺遂地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然后进入梦乡。她们早早知悉自己的命运，把改变的重担寄托给下一代。她们希望只给孩子提供简单的衣食住行，最好不用烦恼多做什么，孩子自个儿就能改变了命运，她们好跟着沾点光。

我身边大部分同学的父母根本不管孩子读书，有些家长连孩子念初一还是初三都不知道。他们只按照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去学校，然后就做起孩子毕业出来赚大钱改变命运的梦。我家对门有一户邻居，从广东过来的，夫妻在海口景山学校的一所分校当宿管。那是一所贵族学校，一学期学费几千块，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也很难攀进去。邻居虽算不上太富有，但也比很多本地家庭强，就咬咬牙送两个孩子进去了。

景山学校的校服倒没有我想象中的奢华，只是普通的绿色运动服。在那儿上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我经常能看到一群还在读小学的女生，打扮精致，生生把校服穿出了青春偶像剧女主角的感觉。男生们则早早开始叼起烟，摆出炫酷的姿势玩着手机，走路带风、卡着音乐节拍甩衣角——如此，才能得到女生们的青睐。

但邻居的两个孩子显然不在这类团体中，他们只是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才有机会入学。我们两家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每天晚上起夜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家客厅洒来的一束惨白灯光，衬着墙上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妈妈每次站在门口和邻居阿姨聊天，总会貌似不经意地提起：“哎呀，你们家小孩学得好辛苦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他趴在桌上写作业，都睡着了。”

阿姨叹口气，无可奈何又有些愤慨：“哼，你别看他，他每天都很磨磨蹭蹭的，写作业一点都不用心，到处摸来摸去，然后才那么晚。”

说完，她会照例夸我一番，我妈则回以习惯性的得意微笑。其实两人殊途同归，都有着同一种信仰——人生的答案都聚集在书本里，学习就是读书，好学校就是神，神的手指一点，我们从此升入天堂。

六

海南雨季漫长。今夏台风天，倾盆暴雨打在灰扑扑的楼房上，下水道不停咕噜咕噜响。地面泛起深深的积水，携带着泥土石子涌来涌去，没能及时处理的垃圾，在水面上漂来漂去，像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骸骨残片。积水渐渐从脚踝淹至膝盖，便会有鱼浮在水上，油腻腻、泥乎乎的。有人兴高采烈地去抓，也有人担心电线掉进水里引发触电，急急忙忙赶回家。

大雨洗去了晴空下的岁月静好，我们回到了从前没有秩序的模样。我坐在公交车里，盯着茫茫雨幕想：原来小岛如此脆弱，一场大雨就可以让它现出原形。

暑假时，海南疫情反复，许多外地游客滞留三亚心生愤怒。他们和我当初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女人一样，鄙视起了海南的一切，“如果没有我们来旅游，你们还在山上砍树呢”。这倒也是事实，一个没有重工业的岛屿，从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服务业社会，生来就比其他地方少了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一切的不适和阵痛，都要被扣上“因为‘大陆’”的名号。

我的高中地处郊区，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声日夜不停，地产广告铺天盖地：这里将来会建广场，会有店铺；那里的楼盘用于商业办公，吸引外来人才；海南因为有了某某集团，未来会变得十分美好……许多老店铺急匆匆在这个城市里抹掉了自己的印记。万福新村有过很多家开业又没落的小店，海口是，海南是，一切皆是。我们带着对城市的记忆，四处奔波。

放学放假时，学校大门、公交车站、马路两旁，成群结队的大叔或翘脚坐在电动车上，或站在电动车旁边，一有人经过就大声吆喝：“阿妹，走不？”也有一些流动揽客的，会在你走路时忽然从后面窜过来，停在旁边问：“户累（去哪）？”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会把车停在一起，坐在地上围成一圈，抽烟、打牌、打奖。中午，一些人会找个阴凉处停车，躺在车上休憩。我记得一个下雨天，一家油漆店门前便停了一辆电动车，一个中年男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啤酒肚起起伏伏，鼾声响亮。凉风带着雨滴扑向他，他浑然不觉。那场景里，电动车如风雨里的一叶扁舟，车上的人“不知东方之既白”。

一座绿色铁皮房子同样在这风雨里飘摇，那是我初中中学对面的一家报刊亭。我曾迷恋过一阵青春小说，每个月要往那里跑好几次。报刊亭老板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面容枯槁，头发焦黄卷曲，没有顾客的时候，她总是斜靠在椅子上看手机。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偶尔也能说上几句话：“阿妹，今年初二了？”“你们今天这么早放学啊？”她的普通话不甚标准，声音偏小，我听起来有些吃力。不知怎的，我觉得她很孤独——像汤粉店老板娘女儿——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她守着近乎衰朽的纸质杂志，守着小屋的《读者》《意林》《儿童文学》，各种报纸和热狗，一直守到现在。

流动的商贩亦如此，他们挑着担子，卖各种各样的糕点，走街串巷。我最喜欢吃一种白色的撒着葱花、萝卜干的糕，淋上一勺酱油，糕就变成了金黄色，几口下去便能吃完。有一位奶奶长年累月在我高中回家的路上摆摊，我每周五回海甸岛时，都会去她那里买糕吃。她应该有60岁了，戴一顶斗笠，脸上的皱纹夹着泥垢，一双眼睛深陷其中。扁担两端套着塑料袋，给小点心们遮风挡雨，担子上有一张印着微信收款码的卡片，地上放着几个外表粘腻的饮料瓶，里面装着酱料。

并不是每周她都会在，有次我妈问：“怎么这几周都没看到你啊？”她急忙压低声音、摆摆手，神情有些激动：“那些城管到处抓人，我昨天来看到好几个人在前面，都不敢上来了。我怕他们抓我。现在就是到处抓啊，抓我们这些。”

高中毕业后，我再没见过她。

高中三年，学校从网上抄来“衡中模式”，让我们剪短发，搞“大跃进”式的学习，虽然闹得鸡犬不宁，但确实出了成果。2022年高考，我校在沉寂了十来年后，一下出了9个高考状元（加上艺考生）。由此，校领导更加坚定了“向‘大陆’教育学习”的思想。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封闭，只有“我们”。“大陆”这个原本已经从生活中淡化的词，又一次被反反复复提及，老师会说“大陆”学生如何优秀，我们全班如果去“大陆”考试，“99.9%都是死”。我知道，他们祖籍五湖四海，口音相异，其中也不乏为抢一口红利来的。

七

现在的海南，变得热闹无比，夜晚，流动商贩铺一张纸在地上，娴熟地卖起小人书和各种小玩意，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一路歌唱。广场舞的循环音乐、卖艺乞讨的二胡声在黑夜里飘扬，天桥的地上24小时有诉说不幸的纸、碗和二维码。以前晚上9点半左右，街道上基本空无一人，店铺全都打烊，漆黑一片，现在到了11点，还会有稀稀拉拉的人影，唱歌跳舞。

妈妈还在家里对复杂的手机APP骂骂咧咧。她十分不满，为什么手机总是改来改去，一会儿冒出个她不认识的东西，一会儿要更新这、更新那？面对工作群里几百条消息狂轰滥炸，她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只单纯地卖东西、写报表，而得用手机弄这个弄那个？而且，一旦连上网络，她的手机就会瞬间陷入半瘫痪：“我看这华为也没多好嘛！”

她本就是个急性子，点来点去都无济于事时，就会气得把手机摔在床上：“我buì鲁么买啊，替！（脏话）”但就算手机上明明白白列出操作指南，详细介绍某个APP是干什么用的，她也不愿意去看，只想等着有人帮她把一切处理好，她只卖东西就好。

爸爸现在干着一份仓管的活，和妈妈相反，他很积极地研究手机，有不懂的地方还会主动上网搜索。他经常看大陆的新闻，同我比较大陆的发达、海南的落后，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去：“你长大了就自己飞吧，你的人生，你自己选择。”“我不需要你养我，你过好自己。”

他是一个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存在，咒骂社会，宣泄自己的不幸，认为保险都是骗局，人生来就是靠命运、靠爹妈过活，哪怕读书也不能改变命运，钱则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除我以外。他这一生的大量时间就在厌恶小岛、厌恶世间上过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一片废墟，我则是有希望战胜废墟的那个人。

在我玩游戏的那段时间里，他曾替我在上学期间打理账号，还在游戏里做起了买卖道具的生意，几毛、几块，一年又一年做下去，挣了千把块钱。但他的股票仍旧死水一潭，只能不断找补说：“现在做股票难啊，是人和机器战斗。”“一千个做股票的人里面只有一个能成功，很多做股票的都比不上我。”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能靠炒股变得有钱。如今将近50岁的他头发花白，身材瘦削，长年累月的营养不良使得他肋骨凸出，像极了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东亚病夫。他狭长的脸上颧骨凹陷，眉头紧皱，永远比成一个“八”字。我曾无数次伸手试图抚平，可往往徒劳无功。

陪着我一起去大学报到的妈妈，也是第一次离开海南。临开学前，我俩在苏州待了几天。弯弯绕绕的地铁路线、比海南贵1块的公交车、陌生的口音、奇奇怪怪的饮食，让她很不适应。我一安顿好，她就急匆匆地逃回海南去了。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出来，“大陆”让她倍感困惑。她会长久地缩回壳中，一如风雨里的报刊亭的老板娘。

在海南的无数个日夜里，我被迫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了有些人的起点便是我们的终点。有人十几岁就有6位数的存款，有人只因为长得漂亮就可以被人包养，有人仗着自己的爹妈肆意妄为。很多闪耀的、丑恶的事情都是我从前在岛上不知道也没有遇见过的，它们不再那么简单。

我读《百年孤独》，总感觉海南的命运和马孔多的命运，出乎意料地神似。那些把循规蹈矩、闭关自守的日常当作神明的人们，还会在欢声笑骂里，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这座偏远的岛上，有人选择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人选择做蒲公英，在外地扎根生长。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换了多少个户口，我们的前方，依然会有一个形如“大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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