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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3 13:25
她的人生,毁于婚姻

早早辍学在小镇叱咤风云的00后幺妹,经济独立却惧怕离婚的女强人,面临家暴威胁却选择复婚的媒婆,历经四嫁开猫儿店的九十老妪……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的历史洗涤,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我们。她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注脚,她们就是历史本身。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易小荷在《盐镇》一书中记录下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她们的生命。在这个如盐一般凝固在时光里的小镇,我们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城乡中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照灯好书(ID:tamnzhaodeng),本文节选自易小荷所著《盐镇》一书,由新经典·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作者:易小荷,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5年的秋天,黄茜第一次离开仙市古镇。先搭半个小时中巴摇到自贡长途汽车站,再坐四个小时的大巴车,那时候高速尚未完全开通,要走一半的土路。晕得天旋地转的时候,车子进入隧道,噪音陡然隐匿,光线昏暗,洞穴一茬接一茬,就像俯着身子干活久了起猛的瞬间,引发不辨方向的眩晕。


常跑这条线的人都知道,这是进入重庆的标志。等到父亲黄忠林拍醒她,窗外已经是通往南坪的长江大桥。货船,渡轮,雾霭中若隐若现的山,半空中俯视江水的高楼……她这才笃定,自己终于远离那个小地方了。


到了四川税务学校重庆分校没几天,新奇的感觉褪去,黄茜却遭受当头一棒:这所学校原来只是个民办,毕业还要自己择业。学费早已缴完,她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


从那一年至今,黄茜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处于不由自主的迷茫之中,和她最近练车的感觉一样——开着开着,不知道怎么就卡在了山路上,底盘打滑,听得到哗哗的水流湍急,悬崖近在咫尺,手搭在方向盘上,却不知道该往哪边转向前行。


十几年过去了,黄茜再次回到仙市古镇,窗前的釜溪河还是那么窄,大芭蕉树也还在。1997年发大水的时候大芭蕉树差点被连根拔起, 来年春天又发了星点小芽,家里装修曾经嫌它碍事,差点就砍了去。去年霜冻,旁边的桂圆树本已奄奄一息,今年它又摇曳着叶子,重现生机。


然而,其他的一切终究还是都变了。金桥寺的戏台彻底荒废,下面的茶馆变作了寺庙的一部分。农贸市场面积扩大,可是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小的时候从河边去往粮站的必经之路上,大人都会说,这是土地菩萨,要拜一下,但那时候是刻在壁上的雕塑菩萨,这些年多了个瓷器的观音菩萨,香火也变得特别旺盛。附近许多的良田、树木都被推倒,古镇经历了繁华景象和疫情下的冷淡。一起长大的邻居小伙伴,有去成都定居的,也有去自贡定居的,再也没有人回来。


2021年7月,黄茜在家尝试过卖药、摆摊之后,去重庆的慕思床垫做了三个月的销售,原本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和老公顺理成章地分开, 但疫情导致生意不好,她又一次回到了仙市。


在过往所有的讲述中,都从来没有看到黄茜停下来哭过,她总是穿着一条裤腿挽得很高的裤子,微眯着眼睛,站在家门口向我挥手。她个头不高,像极了一只细脚伶仃的白鹭,仿佛总想要穿越这条陈旧、顽固、使人伤心的釜溪河,最后却又总是无可奈何地回到无趣、无聊和忧愁的原地。


已经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了,镇上的人就像蒲公英,被吹得七零八落。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小镇,连册地方志都没有留下,问及老人们的族谱,摇头,古镇开发之前的旧照片,摇头。


1981,黄茜在最老的一条街——新河街出生,老街属于古镇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法租界”,某种程度上是仙市镇当地人身份的一种象征。当你说出“住在老街(gai)上”的时候,当地人或多或少都能领会到那种矜持的味道。尤其是当年读书的时候,黄茜发现那些住在姚坝村的、芭茅村的同学每天往返都要步行几个小时,自己穿得也比她们更讲究,她甚至还看见过那些同学的头发里还有虱子在爬,这些更明确了她住在老街上的优越感。


在黄茜长大的80年代,古镇是一个混合居住的区域,住满了底层的个体户经营者。陈家祠堂还没有被评定成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里面住得满满当当,和巷道两边的人家一样。大门两边则分别是粮油店和茶馆。


附近乡村的农民赶着船,从码头上岸,老街两边挤满了摆摊的小贩。这里是天然的市场。


自贡话里把“热闹”倒过来说成“闹热”,十几年前从市里“搬迁”过来的沈孃孃至今都念念不忘从前赶场的场面。门口的小码头边上,各种小船一字排开,远近的农民把需要销售的东西放在船上,大家就这样隔船交易。


黄家世代都居住在这里,是镇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户人家,开过栈房、酒馆、染店,能做出一种如同鸡肉一般拉出丝的豆腐干,只有同一条街的老瞎子有口福试过,那种手艺早已失传。老街上三四个门面都是黄家的,把里面设计成栈房,外面是酒馆,新河街的豆腐干熏好了就送过去给酒客们下酒。黄茜的爸妈谢贻会和黄忠林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只会苦干。对教育之类的事情毫无办法。但他们有着底层老百姓对孩子表达情感的最质朴方式, 就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教育。多年以后黄茜才得知那些年父母为了她们读书借过多少次钱。他们也有着严厉的家教:做人要诚实,要信守一定的传统,比如吃饭的时候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去夹别人那头的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说脏话。


但是他们从没有给过孩子们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整个镇上也都没有这样的氛围。从小学到初中,黄茜从未因为学习得到过任何赞扬或是鼓励,全班四十几个人,她一般都排在倒数十几名。别人不见得比她更努力, 她也整天浑浑噩噩,完全没有过什么学习目标。即使她对棋牌游戏不感兴趣,但宁可放学看别人打拖拉机看一下午,也不想多翻开一页课本。


然而只要放了学,妹妹都可以和人家玩一会纸牌,她却立马就会被揪回家做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去参加家长会,因为回来以后,她必定又会挨一顿打。爸爸也试着鼓励她们好好努力,但是她从不曾看见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身边也没有什么榜样可以借鉴,像大多数镇上的普通女孩一样,梦游般地结束了九年义务教育。


她只是一直都盼望将来走得远远的,“只要不留在这里,不天天干活,去哪里都行。”2021年的夏天,黄茜家的餐馆生意时好时坏,一旦穿上围裙,她脸部线条就能松弛下来,步履也显得轻盈。可惜这条街的餐馆生意渐渐如同逆风行走。整个古镇也被灼热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往古镇东边走,路边有座废弃的建筑,那是曾经的蚕茧厂,和90年代就倒闭的磷肥厂一样,是被时代抛弃的两具残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柱产业的小镇,如今除了有大一点的超市,说不出来和大的乡村有什么区别。


她选择外出摆摊,卖邻居曾庆梅拿到的 T 恤工厂货,两人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去赶场。仙市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也就是北方所称的“赶集”)。地点就在仙市的菜市场周围一圈,从凌晨五六点开始,这里就人满为患。住在周围乡村的农民天不亮就要从家中出发,带上自己要售卖的农产品,沿着乡间小路赶过来。尤其是婆婆孃孃们,翻箱倒柜收拾好自己,使得女性的单品内卷激烈,比如这一季以大花、扎染、“莫奈风”完胜过往几季的小碎花系列……也不排除个别孃孃在大花当中“反向思维”,花中带花,大胆自信地诠释着身上的熊熊烈火,对当下所谓的潮流无丝毫的献媚和讨好。


“黄茜。”庆梅喊她,“我跟你说,你用心观察一哈,你看那种打个空手,手机也没得钱包也没得的,肯定是问起耍的,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哦哦晓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黄茜说,一边笑嘻嘻地依旧招呼着所有人。


随着集市从高潮归于平淡,随便走来一个人,黄茜的目光依旧热烈,事无巨细、赔着笑脸回答对方有一搭没一搭的询问。


问她为啥这么拼命,黄茜说她没有办法,都40 岁出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黄茜并不喜欢参与这个镇上的大小事务,她说:“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不打麻将,不和任何孃孃说闲话、拉家常,她只把视线放在比较近的地方。有一次问她白鹭叫起来是什么声音——那些白色的大鸟每天都会飞过她家的窗前——她摇了摇头,迟疑地说:“反正不是清脆的。”


她喜欢看一些抖音上的励志语录。类似于这一段:“独来独往的女人内心有多强大,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


她想尽一切办法赚钱,除了开饭店、摆摊,她还接了市里的一个活儿,挨家挨户地去药店看看缺什么货,老板需不需要补货。她一股脑交了两万多的押金,只有把药都分销出去, 才能把本钱拿回来,然而断断续续半年的时间,她皮肤晒得黢黑,也未能赚到什么钱。屋前的那棵芭蕉,叶子轻轻摇曳,时不时就能听见苍蝇、蚊子、蜻蜓嗡嗡作响的声音。黄茜已经起床干活了,衣服泡在水池里,菜也买好了,她站在窗户面前,地平线被乌黑的云团压得越来越低,似乎预示着大雨将至。


这里的土地似乎总是敞开着怀抱,如同窗户前的这几棵植物,只是当初随随便便滚进泥土的种子,任何预期都没有,在污浊的雨水、暴虐的天气中,也能无声无息地活下来。


当年在职高攻读文秘专业两年半,她除了双抠(纸牌的一种玩法) 的团队作战秘诀,什么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学到,连基本的待人接物都不懂,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1998年的重庆,好一点的单位都需要本地四区两县的户口,黄茜不想回自贡,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就跟着同学去了要求最低的卫生部招待所金卫宾馆。第一个月实习结束,拿到二百五十块钱的她失声痛哭,经理听闻连忙把她找过去,自掏腰包补了一百块钱,劝慰她继续留下。


黄茜对所谓的前途没有一点概念,她只是贪恋宾馆所在的位置, 在重庆的市中心,隔壁就是大礼堂。拖地、洗床单、洗茶杯,下班之后昏昏欲睡,有时候约着同事逛学田湾夜市,隔壁大礼堂广场里面坝坝舞的音乐一响起来,混进各个年龄的行列中比画几下,会有种错觉, 仿佛她也就是这个大城市的一员。她还年轻,那里仿佛代表了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世界,没有庸俗的婆婆孃孃,道路也不狭窄,过了晚上七八点,四处依然灯火通明。


两年多之后,因为受不了领班的挑剔,她跳槽去劲力酒店待了几个月,发觉不习惯,又重新回金卫宾馆待了一年。


黄茜和职高的同班同学一起进的宾馆。她为人踏实、做事勤快但却爱憎分明,对那些偷懒的人特别看不上,当下就恨不得把“讨厌” 两个大字写在脸上。一同去的同学人际关系却处得比她好,提干也占了先手。黄茜频繁跳槽的那段时间,恰逢宾馆办了一个医生护士的考点,宾馆原本就属于卫生局直属,有正式员工的编制,同学抓住了机会,作为优秀员工直接提过去转了正。


几年过去,不知不觉,黄茜就27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的,此刻她才发现之前想的那些标准有多么不现实。


单身这件事情,只要不回到镇上,其实不算问题。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最后姨爹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鱼洞街上补轮胎的浙江人张水宝,比她大五岁,单身。对方的中间人说:“将来他家里要拆迁,而且人家有手艺。”


两人介绍见面之后却再没有联系。黄茜去姨爹家吃饭,姨爹追问她两个人处得怎么样,黄茜说没有联系,姨爹又去问了浙江人的哥哥, 两个人这才又开始见面。


张水宝不修边幅,头发很长,邋里邋遢,瘦且高,T 恤长过了腰, 晃来晃去像个牵线木偶。黄茜完全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女人应该怎么选择……过去像一本空白的教科书,将来其实也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做)梦(的)虫子。”


黄茜陪着妈妈去检查身体,接到张水宝电话:“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被车撞了。”她怒吼:“你遭车撞了?我还在医院呢!”挂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你在哪里嘛?”反问回去,还是那句: “我在医院。”黄茜意识到这不是玩笑话。


原来张水宝在街上走路,被一辆疾驶的长安车撞到飞起,甩了很远,软组织受伤。他开始频繁给黄茜拨打电话,就好像他挺不过第二天。


黄茜买了点水果去看他,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把她送到了车站,因为伤口疼痛的原因, 双手还环抱在胸口,她说,你赶紧回去不要送我。


车站需要跨越一条公路,黄茜过到对面,走了一段路,从车站回头望过去,那个环抱胸口的男人还在远远望着她。


黄茜心里一动。


2008年,两人结婚了。没办酒席,没有蜜月,没拍婚纱照,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买,婆家给了一个一千两百块钱的红包。她太随遇而安了,不懂得一个选择就可以让命运拐个弯。婚后,周围的人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劝她:“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责任感,有上进心了。”她没有避孕,果不其然很快也就怀上了。


黄茜从没因为怀孕得到过更好的优待。张水宝会帮黄茜洗洗衣服,除此之外,黄茜如果夜里想喝点水,他都会嫌麻烦,不愿意伸手帮忙。黄茜发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是半夜那些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她不敢指望男人,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袋无糖的黑芝麻糊,饿的时候给自己调上一碗,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勺勺慢慢吃完。


生孩子的时候,黄茜去西南医院待产,痛到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问她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一听说麻药要花一千多,黄茜心里盘算了一下,摇摇头。男人的那种“得过且过”,把温水变成了冰水。两个人也完全无法沟通,她试过,但不管说啥子,说多少,甚至大吵大闹,都像扔了块石头到河里。张水宝的惯常回应就是不看她,不说话,连他身体里那个人还在不在面前都不能确定。“老张,求求你,我们两个离婚吧,和你看不到希望,外面房子都租起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给我买过啥子?就连娃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生活费都是我在出,一直都是我自己养自己,我何必跟着你在这卡卡角角(旮旯)。”


黄茜建议,让张水宝把儿子带回浙江,她每个月付生活费。结果他说:“那我过完年回仙市和你爸做餐馆生意吧。”


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暂时解除了。她肯定没有比父母在乎所谓的“名声”。按照谢大姐以前的说法,“只要不离婚,啥子都可以解决。”她的整个大家族中,从来不曾有人离婚,她身边唯一一个离婚的朋友,是因为人长得太胖了,个人卫生 习惯特别不好。“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吃什 么东西都会吃得油汤滴水(四处洒)。衣服上永远是油渍,而她老公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她生不出来孩子。”


最近一次提离婚,张水宝要求把他拆迁得来的二十万归还给他, 而那个钱基本就是孩子读书的钱。也许这就是他拒绝离婚的一种托词, 但黄茜的经济尚未独立,两个人之间永远缺乏那个成熟的时机。


有一天黄茜把衣服放进洗衣机,突然想起20岁的那一年,她在商场卖包包,当着所谓的“柜姐”,她每天上班都爱穿一件平整的衬衫,晚上回去,衬衫会单独清洗,而现在的洗衣机里——外套、上衣、内衣、裤子、袜子全都混在一起,也不分颜色和种类——从精致到混乱, 这个细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让她感怀自己被婚姻毁灭的生活,思忖至此,黄茜不由得悲从中来。


黄茜见证过 2016—2018 年仙市古镇的热闹。镇里数量最多的就是餐馆,黄茜的“轩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比起几家大餐馆(尤其是镇上的“五星级酒店”盐帮客栈)不算什么,但也实实在在感受过赚钱的快乐——那时整条街热浪滚滚、人头攒动,就好像是金钱响动的声音。            


 “有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人的命。”她信命吗?从她家往边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桥寺,镇上的人总说是因为这个寺庙保佑了他们,1997年自贡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时,古镇才不至于灭顶。


而黄茜从来没有去拜过,她不敢许愿,她说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她也可能只是单纯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任何的奇迹。在41岁这一年,黄茜已经觉得自己“完全不年轻了”,却依旧一无所有。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黄茜说:“慕思床垫的销售,起码有五千底薪,还加提成。”她念叨着:“那样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个两千多,剩下就可以给儿子攒起来了。”


在她一遍遍考虑要不要换个城市、换个工作的时候,赚钱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黄茜拎着行李箱,陪儿子出发去重庆读初中。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这个儿子了。还记得那一年生产之后,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母亲。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觉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声妈,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儿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当看到老公只知道骂脏话和棍棒伺候的时候,她觉得儿子就像她自己一个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给黄茜介绍了几个商场的销售工作。她一一面试, 和慕思在重庆的分部谈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开始“上班—下班—周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又不得不回来,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这座大山的压迫,实体店的生意堪忧,新开的大商场门可罗雀,从前做这个品牌的销售,月收入轻松上万,而这一年她们同一批招进去的销售,因为拿不到提成,赚不到钱,统统都撤了。


在慕思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分别是:1100 元,3500 元,1700 元。再次回小镇的时候,她脸上倒也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正一直处于生活的低谷,已经习惯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虑的两个问题——没钱、想离婚


那些一同长大的小伙伴,王丽在自贡帮忙卖电器,因为妈妈卖饲料,很能赚钱,倒也衣食无忧;表叔的女儿婷婷,被做厂长的爸爸一路“安排”,读了川师大,现在在新津县政府里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儿,在镇上唯一一家服装厂上班;还有张娟,在车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减轻她妈妈卖凉水、冰粉的负担;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开婚纱影楼的秋子成了女强人,但她经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 把自己累得像只丧家之犬,还要被她那个从没有家庭责任感的老公拖累……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学里面,唯一一个走得远的,只有中学的班长,他妈妈是姚坝中学的老师,他读了个什么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锦州的铁路部门,现在调到沈阳去了。


“都是关系当道,我们(和我年龄相当的)这批人(十几个)没有哪个家里条件有多好,也没有哪个好有出息的,或者说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来找我诉苦的那天,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她的肩膀,看见对面做道士的韩三爷拿起叉棍,把一只猫从房间里赶出去。


“畜生!”他咒骂了一句脏话,“滚出去。”


那只猫看来吓得不轻,背脊弓起,毛奓起来像个刺猬。想起黄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时就表达过对猫的不以为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动物的态度。谢大姐有次提起过曾经靠养猫、卖猫赚钱养家,母猫生下的小猫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当时略有触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一直认为猫很脏。


那只猫跳上一个高处,然后像个热水袋一样“啪”的掉落下来, 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是只橘猫,和隔壁徐九孃家里丢了很久的那只猫长得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对待它们(猫)的好,和你们的标准不一样的。”黄茜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这里并没有人会把猫当作宠物乃至家庭成员,也没有人会寻找一只走失的猫。在她们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只畜牲吧。


前段时间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了一只整天“嗷嗷”的橘猫,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只小花狸猫被定义成挠家具、上房揭瓦的坏猫,于是被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没弄死它,放了它一条生路。”


这个镇上有那么多巷道、河流、台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命都自会有它们的出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照灯好书(ID:tamnzhaodeng),作者:易小荷,本文节选自易小荷所著《盐镇》一书,由新经典·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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