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人生，毁于婚姻

早早辍学在小镇叱咤风云的00后幺妹，经济独立却惧怕离婚的女强人，面临家暴威胁却选择复婚的媒婆，历经四嫁开猫儿店的九十老妪……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的历史洗涤，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我们。她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注脚，她们就是历史本身。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易小荷在《盐镇》一书中记录下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她们的生命。在这个如盐一般凝固在时光里的小镇，我们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城乡中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照灯好书（ID：tamnzhaodeng），本文节选自易小荷所著《盐镇》一书，由新经典·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作者：易小荷，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5年的秋天，黄茜第一次离开仙市古镇。先搭半个小时中巴摇到自贡长途汽车站，再坐四个小时的大巴车，那时候高速尚未完全开通，要走一半的土路。晕得天旋地转的时候，车子进入隧道，噪音陡然隐匿，光线昏暗，洞穴一茬接一茬，就像俯着身子干活久了起猛的瞬间，引发不辨方向的眩晕。

常跑这条线的人都知道，这是进入重庆的标志。等到父亲黄忠林拍醒她，窗外已经是通往南坪的长江大桥。货船，渡轮，雾霭中若隐若现的山，半空中俯视江水的高楼……她这才笃定，自己终于远离那个小地方了。

到了四川税务学校重庆分校没几天，新奇的感觉褪去，黄茜却遭受当头一棒：这所学校原来只是个民办，毕业还要自己择业。学费早已缴完，她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

从那一年至今，黄茜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处于不由自主的迷茫之中，和她最近练车的感觉一样——开着开着，不知道怎么就卡在了山路上，底盘打滑，听得到哗哗的水流湍急，悬崖近在咫尺，手搭在方向盘上，却不知道该往哪边转向前行。

十几年过去了，黄茜再次回到仙市古镇，窗前的釜溪河还是那么窄，大芭蕉树也还在。1997年发大水的时候大芭蕉树差点被连根拔起， 来年春天又发了星点小芽，家里装修曾经嫌它碍事，差点就砍了去。去年霜冻，旁边的桂圆树本已奄奄一息，今年它又摇曳着叶子，重现生机。

然而，其他的一切终究还是都变了。金桥寺的戏台彻底荒废，下面的茶馆变作了寺庙的一部分。农贸市场面积扩大，可是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小的时候从河边去往粮站的必经之路上，大人都会说，这是土地菩萨，要拜一下，但那时候是刻在壁上的雕塑菩萨，这些年多了个瓷器的观音菩萨，香火也变得特别旺盛。附近许多的良田、树木都被推倒，古镇经历了繁华景象和疫情下的冷淡。一起长大的邻居小伙伴，有去成都定居的，也有去自贡定居的，再也没有人回来。

2021年7月，黄茜在家尝试过卖药、摆摊之后，去重庆的慕思床垫做了三个月的销售，原本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和老公顺理成章地分开， 但疫情导致生意不好，她又一次回到了仙市。

在过往所有的讲述中，都从来没有看到黄茜停下来哭过，她总是穿着一条裤腿挽得很高的裤子，微眯着眼睛，站在家门口向我挥手。她个头不高，像极了一只细脚伶仃的白鹭，仿佛总想要穿越这条陈旧、顽固、使人伤心的釜溪河，最后却又总是无可奈何地回到无趣、无聊和忧愁的原地。

已经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了，镇上的人就像蒲公英，被吹得七零八落。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小镇，连册地方志都没有留下，问及老人们的族谱，摇头，古镇开发之前的旧照片，摇头。

1981，黄茜在最老的一条街——新河街出生，老街属于古镇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法租界”，某种程度上是仙市镇当地人身份的一种象征。当你说出“住在老街（gai）上”的时候，当地人或多或少都能领会到那种矜持的味道。尤其是当年读书的时候，黄茜发现那些住在姚坝村的、芭茅村的同学每天往返都要步行几个小时，自己穿得也比她们更讲究，她甚至还看见过那些同学的头发里还有虱子在爬，这些更明确了她住在老街上的优越感。

在黄茜长大的80年代，古镇是一个混合居住的区域，住满了底层的个体户经营者。陈家祠堂还没有被评定成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里面住得满满当当，和巷道两边的人家一样。大门两边则分别是粮油店和茶馆。

附近乡村的农民赶着船，从码头上岸，老街两边挤满了摆摊的小贩。这里是天然的市场。

自贡话里把“热闹”倒过来说成“闹热”，十几年前从市里“搬迁”过来的沈孃孃至今都念念不忘从前赶场的场面。门口的小码头边上，各种小船一字排开，远近的农民把需要销售的东西放在船上，大家就这样隔船交易。

黄家世代都居住在这里，是镇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户人家，开过栈房、酒馆、染店，能做出一种如同鸡肉一般拉出丝的豆腐干，只有同一条街的老瞎子有口福试过，那种手艺早已失传。老街上三四个门面都是黄家的，把里面设计成栈房，外面是酒馆，新河街的豆腐干熏好了就送过去给酒客们下酒。黄茜的爸妈谢贻会和黄忠林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只会苦干。对教育之类的事情毫无办法。但他们有着底层老百姓对孩子表达情感的最质朴方式， 就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教育。多年以后黄茜才得知那些年父母为了她们读书借过多少次钱。他们也有着严厉的家教：做人要诚实，要信守一定的传统，比如吃饭的时候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去夹别人那头的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说脏话。

但是他们从没有给过孩子们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整个镇上也都没有这样的氛围。从小学到初中，黄茜从未因为学习得到过任何赞扬或是鼓励，全班四十几个人，她一般都排在倒数十几名。别人不见得比她更努力， 她也整天浑浑噩噩，完全没有过什么学习目标。即使她对棋牌游戏不感兴趣，但宁可放学看别人打拖拉机看一下午，也不想多翻开一页课本。

然而只要放了学，妹妹都可以和人家玩一会纸牌，她却立马就会被揪回家做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去参加家长会，因为回来以后，她必定又会挨一顿打。爸爸也试着鼓励她们好好努力，但是她从不曾看见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身边也没有什么榜样可以借鉴，像大多数镇上的普通女孩一样，梦游般地结束了九年义务教育。

她只是一直都盼望将来走得远远的，“只要不留在这里，不天天干活，去哪里都行。”2021年的夏天，黄茜家的餐馆生意时好时坏，一旦穿上围裙，她脸部线条就能松弛下来，步履也显得轻盈。可惜这条街的餐馆生意渐渐如同逆风行走。整个古镇也被灼热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往古镇东边走，路边有座废弃的建筑，那是曾经的蚕茧厂，和90年代就倒闭的磷肥厂一样，是被时代抛弃的两具残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柱产业的小镇，如今除了有大一点的超市，说不出来和大的乡村有什么区别。

她选择外出摆摊，卖邻居曾庆梅拿到的 T 恤工厂货，两人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去赶场。仙市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也就是北方所称的“赶集”）。地点就在仙市的菜市场周围一圈，从凌晨五六点开始，这里就人满为患。住在周围乡村的农民天不亮就要从家中出发，带上自己要售卖的农产品，沿着乡间小路赶过来。尤其是婆婆孃孃们，翻箱倒柜收拾好自己，使得女性的单品内卷激烈，比如这一季以大花、扎染、“莫奈风”完胜过往几季的小碎花系列……也不排除个别孃孃在大花当中“反向思维”，花中带花，大胆自信地诠释着身上的熊熊烈火，对当下所谓的潮流无丝毫的献媚和讨好。

“黄茜。”庆梅喊她，“我跟你说，你用心观察一哈，你看那种打个空手，手机也没得钱包也没得的，肯定是问起耍的，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哦哦晓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黄茜说，一边笑嘻嘻地依旧招呼着所有人。

随着集市从高潮归于平淡，随便走来一个人，黄茜的目光依旧热烈，事无巨细、赔着笑脸回答对方有一搭没一搭的询问。

问她为啥这么拼命，黄茜说她没有办法，都40 岁出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黄茜并不喜欢参与这个镇上的大小事务，她说：“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不打麻将，不和任何孃孃说闲话、拉家常，她只把视线放在比较近的地方。有一次问她白鹭叫起来是什么声音——那些白色的大鸟每天都会飞过她家的窗前——她摇了摇头，迟疑地说：“反正不是清脆的。”

她喜欢看一些抖音上的励志语录。类似于这一段：“独来独往的女人内心有多强大，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

她想尽一切办法赚钱，除了开饭店、摆摊，她还接了市里的一个活儿，挨家挨户地去药店看看缺什么货，老板需不需要补货。她一股脑交了两万多的押金，只有把药都分销出去， 才能把本钱拿回来，然而断断续续半年的时间，她皮肤晒得黢黑，也未能赚到什么钱。屋前的那棵芭蕉，叶子轻轻摇曳，时不时就能听见苍蝇、蚊子、蜻蜓嗡嗡作响的声音。黄茜已经起床干活了，衣服泡在水池里，菜也买好了，她站在窗户面前，地平线被乌黑的云团压得越来越低，似乎预示着大雨将至。

这里的土地似乎总是敞开着怀抱，如同窗户前的这几棵植物，只是当初随随便便滚进泥土的种子，任何预期都没有，在污浊的雨水、暴虐的天气中，也能无声无息地活下来。

当年在职高攻读文秘专业两年半，她除了双抠（纸牌的一种玩法） 的团队作战秘诀，什么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学到，连基本的待人接物都不懂，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1998年的重庆，好一点的单位都需要本地四区两县的户口，黄茜不想回自贡，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就跟着同学去了要求最低的卫生部招待所金卫宾馆。第一个月实习结束，拿到二百五十块钱的她失声痛哭，经理听闻连忙把她找过去，自掏腰包补了一百块钱，劝慰她继续留下。

黄茜对所谓的前途没有一点概念，她只是贪恋宾馆所在的位置， 在重庆的市中心，隔壁就是大礼堂。拖地、洗床单、洗茶杯，下班之后昏昏欲睡，有时候约着同事逛学田湾夜市，隔壁大礼堂广场里面坝坝舞的音乐一响起来，混进各个年龄的行列中比画几下，会有种错觉， 仿佛她也就是这个大城市的一员。她还年轻，那里仿佛代表了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世界，没有庸俗的婆婆孃孃，道路也不狭窄，过了晚上七八点，四处依然灯火通明。

两年多之后，因为受不了领班的挑剔，她跳槽去劲力酒店待了几个月，发觉不习惯，又重新回金卫宾馆待了一年。

黄茜和职高的同班同学一起进的宾馆。她为人踏实、做事勤快但却爱憎分明，对那些偷懒的人特别看不上，当下就恨不得把“讨厌” 两个大字写在脸上。一同去的同学人际关系却处得比她好，提干也占了先手。黄茜频繁跳槽的那段时间，恰逢宾馆办了一个医生护士的考点，宾馆原本就属于卫生局直属，有正式员工的编制，同学抓住了机会，作为优秀员工直接提过去转了正。

几年过去，不知不觉，黄茜就27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的，此刻她才发现之前想的那些标准有多么不现实。

单身这件事情，只要不回到镇上，其实不算问题。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最后姨爹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鱼洞街上补轮胎的浙江人张水宝，比她大五岁，单身。对方的中间人说：“将来他家里要拆迁，而且人家有手艺。”

两人介绍见面之后却再没有联系。黄茜去姨爹家吃饭，姨爹追问她两个人处得怎么样，黄茜说没有联系，姨爹又去问了浙江人的哥哥， 两个人这才又开始见面。

张水宝不修边幅，头发很长，邋里邋遢，瘦且高，T 恤长过了腰， 晃来晃去像个牵线木偶。黄茜完全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女人应该怎么选择……过去像一本空白的教科书，将来其实也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做）梦（的）虫子。”

黄茜陪着妈妈去检查身体，接到张水宝电话：“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被车撞了。”她怒吼：“你遭车撞了？我还在医院呢！”挂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你在哪里嘛？”反问回去，还是那句： “我在医院。”黄茜意识到这不是玩笑话。

原来张水宝在街上走路，被一辆疾驶的长安车撞到飞起，甩了很远，软组织受伤。他开始频繁给黄茜拨打电话，就好像他挺不过第二天。

黄茜买了点水果去看他，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把她送到了车站，因为伤口疼痛的原因， 双手还环抱在胸口，她说，你赶紧回去不要送我。

车站需要跨越一条公路，黄茜过到对面，走了一段路，从车站回头望过去，那个环抱胸口的男人还在远远望着她。

黄茜心里一动。

2008年，两人结婚了。没办酒席，没有蜜月，没拍婚纱照，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买，婆家给了一个一千两百块钱的红包。她太随遇而安了，不懂得一个选择就可以让命运拐个弯。婚后，周围的人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劝她：“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责任感，有上进心了。”她没有避孕，果不其然很快也就怀上了。

黄茜从没因为怀孕得到过更好的优待。张水宝会帮黄茜洗洗衣服，除此之外，黄茜如果夜里想喝点水，他都会嫌麻烦，不愿意伸手帮忙。黄茜发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是半夜那些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她不敢指望男人，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袋无糖的黑芝麻糊，饿的时候给自己调上一碗，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勺勺慢慢吃完。

生孩子的时候，黄茜去西南医院待产，痛到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问她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一听说麻药要花一千多，黄茜心里盘算了一下，摇摇头。男人的那种“得过且过”，把温水变成了冰水。两个人也完全无法沟通，她试过，但不管说啥子，说多少，甚至大吵大闹，都像扔了块石头到河里。张水宝的惯常回应就是不看她，不说话，连他身体里那个人还在不在面前都不能确定。“老张，求求你，我们两个离婚吧，和你看不到希望，外面房子都租起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给我买过啥子？就连娃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生活费都是我在出，一直都是我自己养自己，我何必跟着你在这卡卡角角（旮旯）。”

黄茜建议，让张水宝把儿子带回浙江，她每个月付生活费。结果他说：“那我过完年回仙市和你爸做餐馆生意吧。”

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暂时解除了。她肯定没有比父母在乎所谓的“名声”。按照谢大姐以前的说法，“只要不离婚，啥子都可以解决。”她的整个大家族中，从来不曾有人离婚，她身边唯一一个离婚的朋友，是因为人长得太胖了，个人卫生 习惯特别不好。“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吃什 么东西都会吃得油汤滴水（四处洒）。衣服上永远是油渍，而她老公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她生不出来孩子。”

最近一次提离婚，张水宝要求把他拆迁得来的二十万归还给他， 而那个钱基本就是孩子读书的钱。也许这就是他拒绝离婚的一种托词， 但黄茜的经济尚未独立，两个人之间永远缺乏那个成熟的时机。

有一天黄茜把衣服放进洗衣机，突然想起20岁的那一年，她在商场卖包包，当着所谓的“柜姐”，她每天上班都爱穿一件平整的衬衫，晚上回去，衬衫会单独清洗，而现在的洗衣机里——外套、上衣、内衣、裤子、袜子全都混在一起，也不分颜色和种类——从精致到混乱， 这个细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让她感怀自己被婚姻毁灭的生活，思忖至此，黄茜不由得悲从中来。

黄茜见证过 2016—2018 年仙市古镇的热闹。镇里数量最多的就是餐馆，黄茜的“轩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比起几家大餐馆（尤其是镇上的“五星级酒店”盐帮客栈）不算什么，但也实实在在感受过赚钱的快乐——那时整条街热浪滚滚、人头攒动，就好像是金钱响动的声音。            

 “有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人的命。”她信命吗？从她家往边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桥寺，镇上的人总说是因为这个寺庙保佑了他们，1997年自贡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时，古镇才不至于灭顶。

而黄茜从来没有去拜过，她不敢许愿，她说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她也可能只是单纯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任何的奇迹。在41岁这一年，黄茜已经觉得自己“完全不年轻了”，却依旧一无所有。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黄茜说：“慕思床垫的销售，起码有五千底薪，还加提成。”她念叨着：“那样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个两千多，剩下就可以给儿子攒起来了。”

在她一遍遍考虑要不要换个城市、换个工作的时候，赚钱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黄茜拎着行李箱，陪儿子出发去重庆读初中。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这个儿子了。还记得那一年生产之后，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母亲。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觉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声妈，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儿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当看到老公只知道骂脏话和棍棒伺候的时候，她觉得儿子就像她自己一个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给黄茜介绍了几个商场的销售工作。她一一面试， 和慕思在重庆的分部谈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开始“上班—下班—周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又不得不回来，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这座大山的压迫，实体店的生意堪忧，新开的大商场门可罗雀，从前做这个品牌的销售，月收入轻松上万，而这一年她们同一批招进去的销售，因为拿不到提成，赚不到钱，统统都撤了。

在慕思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分别是：1100 元，3500 元，1700 元。再次回小镇的时候，她脸上倒也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正一直处于生活的低谷，已经习惯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虑的两个问题——没钱、想离婚。

那些一同长大的小伙伴，王丽在自贡帮忙卖电器，因为妈妈卖饲料，很能赚钱，倒也衣食无忧；表叔的女儿婷婷，被做厂长的爸爸一路“安排”，读了川师大，现在在新津县政府里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儿，在镇上唯一一家服装厂上班；还有张娟，在车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减轻她妈妈卖凉水、冰粉的负担；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开婚纱影楼的秋子成了女强人，但她经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 把自己累得像只丧家之犬，还要被她那个从没有家庭责任感的老公拖累……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学里面，唯一一个走得远的，只有中学的班长，他妈妈是姚坝中学的老师，他读了个什么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锦州的铁路部门，现在调到沈阳去了。

“都是关系当道，我们（和我年龄相当的）这批人（十几个）没有哪个家里条件有多好，也没有哪个好有出息的，或者说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来找我诉苦的那天，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她的肩膀，看见对面做道士的韩三爷拿起叉棍，把一只猫从房间里赶出去。

“畜生！”他咒骂了一句脏话，“滚出去。”

那只猫看来吓得不轻，背脊弓起，毛奓起来像个刺猬。想起黄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时就表达过对猫的不以为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动物的态度。谢大姐有次提起过曾经靠养猫、卖猫赚钱养家，母猫生下的小猫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当时略有触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一直认为猫很脏。

那只猫跳上一个高处，然后像个热水袋一样“啪”的掉落下来， 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是只橘猫，和隔壁徐九孃家里丢了很久的那只猫长得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对待它们（猫）的好，和你们的标准不一样的。”黄茜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这里并没有人会把猫当作宠物乃至家庭成员，也没有人会寻找一只走失的猫。在她们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只畜牲吧。

前段时间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了一只整天“嗷嗷”的橘猫，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只小花狸猫被定义成挠家具、上房揭瓦的坏猫，于是被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没弄死它，放了它一条生路。”

这个镇上有那么多巷道、河流、台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命都自会有它们的出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照灯好书（ID：tamnzhaodeng），作者：易小荷，本文节选自易小荷所著《盐镇》一书，由新经典·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