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20呼唤爱情：为什么越是渴望爱，似乎越难得到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实习生申璐，编辑：潘文捷、黄月，头图来自：《爱在黎明破晓前》

今明两天因为日期的谐音而成为网络时代的爱情节日。恋人可能借此机会暂时放下羞涩与腼腆，向对方表达平日里深藏于心的爱意。心理学领域不断有研究探讨男女之间究竟对视多少秒会碰撞出火花，不论是5秒还是10秒，核心要义都是双方能够从外部环境中短暂抽离，在共同构建出的另一种时间维度里倾听内心的声音。但现实情况却是，近年来中国单身人口正越来越多，建立爱情是否更难了呢？

在亲密关系的尝试中，人们考虑的因素也更为多元，偏向于把时间投入到信息搜集工作，在不断的比对和高质量的匹配中小心翼翼提高求爱效率，心动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绩效社会对能力和效率的追求开始侵蚀情感领域，我们还有可能在蓦然回首间发现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吗？

从媒婆到媒介：信息与想象力的博弈

自古至今，相亲一直是人们扩大交往半径、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之一。古时由于信息渠道闭塞，普通人需由信息相对灵通的人担任媒婆，扮演中介作用。随着社会进步，传统上的媒婆正逐渐被信息时代的媒介“接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媒婆相亲时代”是人际传播，双方在过程中不断获得此前未知的信息、披露关于自我的信息，并在互动中共同生成新的信息。人总是希望探求更多，却总是无法达到目标。而大众媒介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我们的信息收发能力，择偶范围得以拓展。

诸多线上相亲平台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们通常设有基本的信息服务，有意愿者经过一定申请流程后，可将个人信息以推文方式公布，称之为“挂牌”，其中既包括个人简介、家庭经历、感情经历，也会提及对目标对象的大致要求。部分平台还要求“挂牌”者联系亲友对信息的真实度背书，即勾画“亲友眼中的你”。此外，部分平台还在线下策划活动，此前以名校毕业生为主要参与者的“985相亲局”就是其中的代表。

基于多渠道信息收集的新式相亲在带来便捷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体验。非虚构记者杨柳2020年参加了一次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985相亲局”，在那个美好的初雪之夜，却觉得在“爱的博物馆”见证了一场优质的失败。当天参与活动的200名嘉宾全部拥有被社会价值体系认可的高学历和好工作，他们被分成由三名男生和三名女生组成的小组进行八分钟约会，八分钟后女生不动，男生轮换至下一桌。

杨柳观察到，在这八分钟里，与其说进行的是一次约会，不如说展开了一场面试。男嘉宾对自己的毕业院校、兴趣爱好和求职经历等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而其他五人则几乎是快速翻动着桌上的“简历”，同心中的预期进行比对。信息收集战并非从面试打响，参与者在活动之前就可以浏览平台发布的嘉宾信息，提前锁定心仪对象。

《爱，为什么痛》一书作者、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发现，前现代时期的信息匮乏会促使当事人“高估”另一方，甚至可能会将其“理想化”；然而现下由于数字通信技术等快速发展，信息渠道不断通畅，对他者的认识多始于先入为主的信息罗列，碎片化的信息冗余而又缺乏整体性，在这种环境之下，被“理想化”的不再是对方，而是主体在不断扩大的选择自由之下骤升的愿望与期待值，失望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上升。

在杨柳参加的那场相亲局中，男嘉宾乔森擅长用简短的几个关键词迅速“推销”自己，并很快同30多位在场的女性成为了微信好友，在与记者的闲聊中他谈到，“那样的环境一定要给自己贴标签，很多女生自我介绍后，我什么也不记得，虽然加了很多人，但我不知道谁是谁。”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量化的信息使得一切似乎皆可被定义，那么个体的感受和荷尔蒙引发的悸动就是那个很难被量化的底线。乔森可以同许多人成为好友，却难以体会哪怕是一次的心动。

易洛斯认为，愿望的“理想化”不断提高着求爱过程中男男女女对另一半的选择标准，而这种不断优化的伴侣筛选标准又往往受到消费文化通过媒体图像和叙事手法的形塑，主体本身的需求在遇到“对的人”以前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正如杨柳观察到的那样，“平台和参与其中的男女嘉宾都说不清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但是都认为高效配对是通往最好爱情的最佳路径。”

正因为主体本身没有愿望，在现实中面见经过层层筛选的对象时，即便诸种条件与预设吻合，当事人依然可以找出新的不符合之处，在反复的比对与挑选中，在外界标准与自我意识的两端摇摆，飘渺的爱意在屡次的摇摆中消耗殆尽。在理性层面对选择负责的压力，几乎让当事人忘记了爱情与工作的区别，迷失在海量信息中，搜寻着那个“最优解”。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谈到，信息和想象是完全对立的力量，不存在“信息量大”的想象。对他者的建构不取决于信息的多寡，恰恰是信息的缺失缔造了他者的存在。处于恋爱过程的有待发掘的双方，在漫长的相处中一点一滴开掘出对方身上此前未曾得见的某一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与内心中百转千回的琢磨与猜测，正是恋爱本身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

而如面试一般的“八分钟约会”虽然提升了效率、快速缩小了彼此信息的不对称，但也随之瓦解了恋爱萌芽之初的那抹因想象而生的“灵韵”。当爱情这一“神圣领域”被以效率之名的逻辑攻城略地之时，无论男女都会为爱情神话的幻灭百感交集，甚至手足无措。韩炳哲直言，如果说有一样东西需要对当今社会日益频繁发生的“失望”负责，那么它不是不断升华的想象力，而是不断提高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驳杂的细节与选择的压力中短暂抽身，重新获得心脏“漏跳一拍”的感受呢？韩炳哲提供的方案是：闭上眼睛。他解释说，当今时代各种超高清的画质以及快速闪过的图像让闭上眼睛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我们似乎在不断趋向于一个“透明社会”。在那里，边界和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因为冗余的信息而对他者失去原初的好奇和由此而生的想象，他者消失于透明社会之中，透明化的市场规则使得一切都没什么不同，差异性被同质化代替，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不断寻找的，不过是来自另一个自我的认同和理解，连带着我们的爱欲也一并不见了。

从天涯咫尺到咫尺天涯：趋向积极化的爱之体验

在那场相亲局中，杨柳笔下描绘的另外一种恋爱观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名校毕业、入职国企且定居北京的Ziv说不清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却清楚地表明无法接受需要他迁就的人，微信中三条未回复的消息就足以使他删除对方。上文提到的乔森也同样表示只希望“能跟简单的女孩一起快乐地玩”。这与韩炳哲提到的当今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对“消极性”的排斥不无关系。

以“距离”这一概念为例，韩炳哲认为，当下人似乎都不同程度的患有“距离洁癖”，“近距离”已经不够了，被不断渴望的是“零距离”。在木心笔下，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日子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即便相隔天涯也觉得近在咫尺。然而如今对“零距离”的偏执甚至容纳不下咫尺，咫尺的距离依旧像是天涯之远。距离的存在就是一种具有消极意味的概念，它催生压力、猜疑和不确定的变数等种种负面的感受，而在爱的领域，这些都是让当局者感到不安的来源。

这种对恋爱中可能的挫折表示不安和抗拒的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已有迹象。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生刘彦华、李鑫和曾宪翠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对583位在校大学生的恋爱观进行调查与访谈，他们发现，许多学生表示曾经沉浸在失恋痛苦中难以自拔且需要恢复很久，而针对提升大学生恋爱抗挫能力的相关课程却有待完善。这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在走出校园之后的婚恋观念。

当消极性受到排斥，“积极化”的爱就被奉为圭臬。在这一维度之下，爱必须让彼此愉悦、时刻充盈着安全感、最好隔绝一切分开的风险能够修成正果、稳稳直通婚姻彼岸，双方在过程中应当是彼此的港湾，无条件的支持和赞许是每次站在分岔口基本的答案，甚至是唯有“即便全世界与你为敌，我也站在你身边”的豪言壮语才足以表示爱的坚定不移，所以甜宠剧走俏，虚拟陪伴风行，霸总人设层出不穷却能长盛不衰。

在这样的关系中，自我意志被推到了制高点，“嗑糖”制造出的愉悦感受和刺激如罂粟让人着迷，同时它也提升了当事人在实际求爱过程中的期待值。易洛思在《消费浪漫》（Der Konsum der Romantik）中也谈到“积极化”的恋爱观之下，爱情无形中被驯化为一种消费模式。当寻找恋爱对象的过程被消费逻辑浸透，认为付出时间和精力理应换来自己其满意且舒适的消费体验，人们不断追求的也就是一种“你懂我的特别”的熟悉感，“超验性”在爱情中变得稀缺。

人们为何会转向对纯粹“积极化”的爱的寻求？在韩炳哲看来，这是绩效社会之下生活各个领域被全面“积极化”的结果。“你能”代替了“你应当”，自我看似成为为了个人生计前程、理想喜好或是家庭组建而劳动的主体，是个体自由意志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也不再完全为外在的力量所压迫。

在“你能”的压力之下，个体不断强迫自我更新，即便失败，似乎也因“这是你对自我的要求”而怪不得他人。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雇主，陷入了无休止的自我剥削，而这远比规训社会之下来自他人的剥削更为隐秘和有效，“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

当爱情也受到“能够”思维的影响，爱的对象同样需要被具体化为某个特定的项目，通过一系列的规划、相对明确的管理守则以及按部就班的努力，可以实现预想的可能性。而在这一过程中，对方任何具有消极意味的越界都会让“雇主”担心最终的绩效和质量而无法忍受。

在韩炳哲看来，这种对纯粹“积极化”的追求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雇主，就会盛行“苟活经济”——消极性散去，仅存的就是如何在无序中苟活的焦虑。时间完全成为秒针的“嘀嗒”，下一刻的存在只是为了上一刻的复制和延续，而这已夺走了生命中最后一丝活力。只有当一个人走出同质化的自我诅咒，接纳矛盾性的存在，承认无力感，生命力才能充盈，而不是如活死人一般，“在生时形同已死，在死前只能偷生。”

一定程度上，由他者引发的爱欲或许可以成为获得救赎的一种可能。在爱情体验中，与他者发生关联的前提恰恰是承认自身的“无能为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马尔西里奥·费奇诺曾说：“爱情是在他者中‘死亡’。我爱你，而你也爱我，我在你中找到我，而你也想念我，我将自己舍弃，进入你，而你接受我，于是我找回了自己。” 在爱的双人舞中，世界通过另一种视角的观察在彼此眼中重生。

众里寻TA：独一无二的另一半在哪里？

走出自我中心的藩篱，与真实的他者建立联系就需要付出和给予，然而其回报却无法保证，这就是爱情中富有消极意味的不确定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及其团队通过追踪近年来年轻人爱情观变化趋势发现，年轻人依然愿意相信爱情的存在，却觉得和自己无关。她认为，“在今天，爱情越来越成为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纵使如此，依然要去尝试做这样的勇者。”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也谈到，一段关系开始的起点既包括自己的自主，也要尊重对方的自主，这种双重自主性加上生命的偶然性，使得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时空的某一点恰好相遇且相知相恋的几率变得很小，这也是缘分之所以难的地方。面对几率如此小的事件，遇到那个“对的人”还有可能吗？他在多次重读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文学童话《小王子》之后发现，“独一无二”的那个人不是爱的原因，而是爱的结果。

在《小王子》的故事中，住在B612星球的小王子曾经认为自己拥有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然而直到他到了地球，途经一个开满五千多玫瑰的花园时才发现，自己的那朵玫瑰竟然那么普通。灰心又失望的他遇到了狐狸，也是狐狸让他重新明白，正是因为他和玫瑰之间的彼此驯服的经历使得后者在他眼中独一无二。小王子在离开前再次回到玫瑰园，对那五千多玫瑰说：

“你们很美，可是你们是空的，没有人会为你们而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普通路人会觉得她跟你们很像。可是光她一朵就比你们全部加起来都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进罩子里面的。因为她是我拿屏风保护的。因为她身上的毛毛虫，是我除掉的。因为我倾听的是她，听她自怨自艾，听她自吹自擂，有时候甚至连她沉默不语我都听。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当怀有爱之期待的人打开信息丰富的相亲平台，走进效率至上的线下相亲局时，八分钟约会省去了上述一切彼此驯服的环节，希望短时间内找到那个满足期待的“独一无二的”恋爱对象则难免失望。客观来说，每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擦肩而过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如果说带着判断标准而来、本身无所谓对错的话，那么希冀快速建立关系就是“理想化的期待”了。

在周保松看来，重要的是找到那个人之后用心去发展你们的关系，愿意投入时间去关心和聆听，了解对方的需要，找到彼此相处最恰当的方式，同时承担起照顾对方的责任，也愿意承受因爱而来的眼泪。沈奕斐同样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对的那个人，你只能找到第一眼让你产生性冲动的人，三观合不合、角色合不合，都必须经历磨合。”

当今明两天以节日的面貌出现，为人们提供诉说爱情的契机，然而关于“独一无二的爱”的培育和维系需要的更多是日积月累的沉淀。在此之前，渴望爱的个体也需要一些走出自我藩篱的勇气，放下绩效的逻辑，能够“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绪。马克思也曾在百余年前感慨：“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参考资料：

【法】伊娃·易洛思著.叶嵘译.《爱，为什么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09.

【法】安托万·徳·圣埃克苏佩里著.李继宏译.《小王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01.

【徳】韩炳哲著. 宋娀译.《爱欲之死》.中信出版集团.2019.03.

【徳】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陈力丹著.《传播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3.

周保松著.《小王子的领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01.

刘彦华,李鑫,曾宪翠.新时期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与思考[J].教育科学,2007(04):74-77.

沈奕斐.《这届年轻人的爱情观变保守了吗》. 郑州日报,2021.05.10.

杨柳.《参加了一场985相亲局》.真实故事计划.2020.12.12. https://mp.weixin.qq.com/s/j53rykV20XMp8p5Z4Ii2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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