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庞礴，编辑：王晓，头图来自受访者

王放曾试图在夜幕下捕捉一只貉。

这是一种形似狗的小动物，皮毛茂盛而柔软，四肢短小，脸因毛长而显得宽肥，戴着标志性的“黑墨镜”。它很谨慎，尽管遍布上海南部的80个小区，却鲜有人能见识到其踪迹。

如果说城市的白天属于人类和猫狗，那么貉可算是夜幕中的独行侠——待到城市安静下来后，它从缝隙里探出头来，贴着墙根，绕开光线行动。如果被人类发现，他们多半会以为溜过的是一只血统不太纯正的腊肠狗或者肥橘猫。

一只貉好奇地凑近手机 （摄影：王放）

保护生物学学者王放不想放过这个小家伙。在远离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小区里，王放带着三个学生为它布下陷阱。

那是一个装有活动门的笼子，最里面放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诱饵。贪食的动物如果忍不住踩到踏板，笼门随即会锁死。这样，王放就可以如愿以偿地给它安上GPS颈环，记录其行踪。

随着夜幕降临，小区里的人烟逐渐稀少，这一腿短毛长的犬科小动物现身了。

它嗅到食物，钻进笼子，伸着脑袋吃光盘子里的诱饵，再轻轻地退出去——接连四五个夜晚，诱捕者在盘子里放过面包虫、小螃蟹、烤羊肉和鸡腿。每一次，小家伙都会小心翼翼地吃掉食物，从来不多迈一步。

吃白食的貉不是同一只，而是来自两个各自有三四个成员的家庭，但它们无一例外地谨慎着。

“我带着两个博士生和一个硕士生，也都不笨，可是一无所获。”王放说。在城市里的貉似乎共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智慧，而想要进一步观察这种智慧，并不是一个四人课题组可以轻易完成的。

貉回来了

王放至今不知道，貉在上海到底可以有多少种生存方式。自2018年底成为复旦大学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之后，他就开始观察这种犬科的古老物种，它们的可塑性让他觉得惊喜。

这种身长不超过70厘米的小动物在城市随处栖身：别墅区茂密的树丛当然最好；闵行的老旧小区也行，那里的居民楼为了防潮把房子垫高，在一层和地下室之间有通风透气的夹层可供藏身；密布的排水管道里时有会堵塞，废弃的那段简直可以充当卧室；至于别墅阳台下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的裂缝、煤气管道，城市里多的是人类看不见的空间。

它们是随遇而安的食客。生活在奉贤，可以估着时间，在烧烤摊收摊后第一时间去捡地上还冒着香气的烤鸡骨头；青浦和金山有丘陵和水体，青蛙、螃蟹和水鸟都是现成的食物。在小区里，可以时不时尝尝阿姨们给猫留下的口粮。定时定点收厨余垃圾以前，全上海的垃圾桶都是食堂。哪怕现在撤桶后，草坪挖一挖，也多的是鲜嫩多汁的草根、蚯蚓和甲虫，足以享用一顿荤素搭配的好饭。

一只夜行的貉（摄影：王放）

王放从小生活在北京。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城，海淀到处都有小河，还能经常冒出泉水来，北大周围有许多荒山，能常常见到羞怯而胆小的松鼠和黄鼠狼。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只能专门去找了”。十年前，他将目光投注在貉的身上。它的分布范围很广，从大小兴安岭延伸到上海，再到云南和贵州，但在当时，王放以为它的种群在全国的各个城市都面临崩溃。

原因和吉卜力工作室所制的《平成狸合战》里描述的一样——楼宇建筑毁坏了本地生态，人为规划的绿地种满园林植物，却与貉原本的家园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在动画里，貉试图变成各种传说中的精怪阻止人类扩张，却仍然无法延缓栖息地的消亡。

和人类的抗衡中，貉的胜算似乎不大。它腿短，跑得不快，比起其它能够与人为邻的动物又显得没什么优势。比如狗獾是钉子户，会为了保卫家园不惜与猫狗乃至人类决一死战；浣熊是无底线的强盗，得到食物后会顺便打破玻璃、咬坏电线，而貉却没有太多存在感。

然而时间证明，这种生活在人类视野以外的动物展现出神话般的适应能力。2014年以后，王放在微博上注意到，上海人发布的貉的照片越来越多。它们在夜幕中倏忽跑过，偶尔因好奇而停步，在某一个春天，有人甚至拍到一只母兽带着三四只小兽——貉回来了。

日本动画《平成狸合战》

貉回来了，然后呢？

一年多来，王放想了解这种近在咫尺的动物，却发现自己能调用的资料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数据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徐正强博士，他在上海南部闵行、松江等地的40多个小区发现了貉的行踪。王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数据，将小区数字扩大到80个之多。

但人们对这个邻居的了解仅此而已。貉并非被重点保护、监测的动物，历史上的数据少得可怜。城市里的貉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活动，在繁衍之后如何扩散，为何集中分部在南部，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多的数据和观察来进一步解释。

然而，积累数据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问题，王放发现，在城市里布设红外相机格外麻烦。

城市不比荒野，大量的小区、学校、厂区等单位构成了人类的禁行区，想要观察动物就得先搞掂人类。同时，城市的环境变化大，公园和学校、小区有不同的人流高峰，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就意味着需要比野外更大量的观察，也需要更多人手帮忙。

摄影：王放

自然主义者集合

80后女孩祝慧婷过来帮忙了，“大家说好了，风雨无阻。”她出门那天，上海飘着小雨，略有些阴冷。

祝慧婷的目的地是位于浦东的世纪公园，这是她第一次以动物研究者的视角打量这里：这里干净、整洁，每一块草坪，每一个花坛，每一个苗圃都被精心设计和修葺过，草坪很少被践踏——这是人类对规则而非对自然的尊重，你很难想象黄鼬或貉从这些无遮无拦的绿地上跑过。

接下来，祝慧婷要选择公园的某个角落放置一部红外相机。和绝大多数参与者一样，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红外相机。它有迷彩的外壳，凭着12节5号电池就能运转3到6个月，每当有温血动物如哺乳动物和鸟类经过，它就会被动物与环境间的温差触发，自动拍摄照片和一段短视频。

这是王放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2019年12月发起的公民科学家活动，一家基金公司赞助了80台红外相机，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长江“项目支持了其他成本。第一批观察地点选在上海的五个公园。由祝慧婷等参与者们负责安放相机、收集照片、辨识物种，而这将成为未来科研的基础数据。

“公民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的概念诞生于1995年，由英国社会学家艾伦·厄文提出，用来取代“业余科学家”一词。一篇刊登在2010年《生态学与系统分类学年度回顾》期刊上的文章这样描述公民科学家的作用：

“众多基础生态学历程发生的地理范围十分广大，非一般研究方法所能处理。公民科学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他们能够遍布广大的区域，记录物种分布范围的改变、迁徙模式、传染病散播、大规模族群趋势以及地景和气候变迁等环境历程的冲击。”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修生武亦乾介绍，以往亲子家庭是户外观察活动的主力，他们以为这一次也不例外。最终入围的100人中，只有不到1/3是亲子组合。

参与者的履历普遍不错，教育水平皆在大学以上。他们的职业不尽相同，环境行业从业者如翟晓欣，外贸公司职员如祝慧婷，还有律师、医生和公务员，共同特征是对自然的兴趣。

武亦乾为参与者们演示相机的放置方法（摄影：王放）

王放是保护生物学学者，以往他的课题主要在荒野进行，到秦岭追踪野生棕色大熊猫，去神农架观察金丝猴，在岷山的摩天岭山脊线发现扭角羚。最近几年，他眼看着自己的观察对象成了网红——熊猫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吃根竹子、爬个架子都能上微博热搜；兔狲和藏狐被做成搞笑表情包；雪豹、狞猫等大猫则进入了吸猫列表，无数人声称自己被可爱至死。

但这种热爱更像是叶公好龙，一旦在家门口发现了野生动物，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它会不会伤害自己。最离谱的是这个疫情过后的春天，上海市闵行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曾在一天内出动六次——总有居民要求上门驱赶周边的越冬蝙蝠。

但祝慧婷不同，整个上海都是她的动物园和植物园。她在动物园的天鹅湖边见过蹑手蹑脚溜过的野生貉，也曾打着手电在小区墙角找到过一只悄悄路过的黄鼠狼，“像是一根大油条”。2020年5月的一个早上，她惊喜地在从地铁站到公司间的草坪上发现了一株绶兰，这是一种已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录中的植物。

而另一个公民科学家翟晓欣则是行动派，他常年从事自然教育。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参与了几次移除鸟网的环保行动，将小鸟干掉的尸体从网上剪下来，折断竹竿，卷起网子。

如今，这些自然爱好者、环保行动派成了王放的伙伴。

在放置相机前的工作坊里，武亦乾与复旦的团队为志愿者们布置了接下来的任务：相机要放置在动物觅食或喝水经常路过的道路——兽径附近，要避免频繁的人类活动，视野又要相对开阔，不能有大范围的灌木杂草遮挡；然后找一棵足够粗壮的树木，将相机绑在距离地面四五十公分的高度，镜头微微朝下。

在公园里转了几圈后，祝慧婷在西南角的草坪边缘选中了一块地方。这是一小片久未修葺过的草地，附近有一株灌木八角金盘。草地远离步道，上海的冬天阴雨绵绵，她猜测不太可能有人愿意踩着一脚泥泞来这里散步。

翟晓欣则在位于市区西北部的顾村公园找到一处合适的区域。这里灌木与林地交界，紧邻水域，除了垂钓者之外几乎不会有人踏足。他猜测动物们会从这里经过前去饮水。

地方找好了，可实际中问题来了。有人忘了开机，就把相机绑在树上，需要拿着钳子重新打开；有人还没完成设置，就把相机的盒子锁上了，之后的数据分析会出现问题。

摄影：王放

“这不就是爱好要花费的代价吗？”

相机摆放好，接下来就是观察了。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们不断发现“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比如翟晓欣，他早知道鸦类有智商优势，可从没想过一只喜鹊可以这么聪明。

2020年1月26日中午，一只黑背白腹、翅膀泛着蓝绿色光芒的喜鹊从翟晓欣的镜头前踩着落叶走过，喙间衔着一只小鼠——影像不算清晰，但足够看到鼠尾和鼠耳的轮廓。喜鹊走到树下，把老鼠放在树根旁，衔起几片树叶，把老鼠掩盖起来。

三个小时后，喜鹊来吃下午茶了。它毫不犹豫地踱回藏宝地，掀开叶子，叼起老鼠走到视频正中，用左爪按住老鼠，低头开始撕扯食物。

一场吃播盛宴。一藏一挖，两段十秒钟的视频，翟晓欣反复看了几十遍。此前，他时常去郊野、去湿地，看鸟类在他面前觅食、飞翔，可直到现在他才真正“认识”了一只喜鹊。

喜鹊藏食（供图：翟晓欣）

3小时后，喜鹊返回取食（供图：翟晓欣）

镜头下的小剧场时时上演：两只东北刺猬在草地里偶遇，碰了碰鼻子又各自前行；一对斑鸠母子连续多天在镜头前觅食，幼鸟脖颈上的绒毛还没长出斑点；一只黄鼬缩着鼻子、探头探脑地经过；一只白腹鸫在泥土里刨食蚯蚓。

两只在夜间相遇的东北刺猬（供图：祝慧婷）

瘟疫拖缓了整个活动的进程，回收工作也从集体活动改由个人进行。2020年3月22日，翟晓欣和祝慧婷在公园恢复开放的第一时间回到放置点取回相机，翟晓欣带着电脑，找了个长凳坐下就开始浏览照片，祝慧婷则在当晚花了5个小时翻遍了每一张照片。从2020年3月至今，有20多台相机交回到志愿者手里，收集到的照片超过一万张。

但接下来的工作变得枯燥。参与者需要把所有照片看一遍，导入表格；填写视频编号，识别并填写其中出现的动物。

影像里有大量因光线变化时误触而留下的空镜，一段20秒左右的视频里，动物通常只出镜三到五秒，空白的过场里只有枝叶晃动，风日相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废片——一个志愿者的相机附近不幸住着一个猫咪家庭，于是记忆卡成了猫的生活写真。

一只黄鼬从草丛里跑过（供图：祝慧婷）

公民科学家们此时面临着枯燥的文案工作，祝慧婷和翟晓欣至少花了8个小时在这项工作上，“到这个时候，就大概知道学者的工作是什么样了。”

取相机、辨物种的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成本，部分人在群聊中变得沉默，直至退出项目。他们留下的相机将由新的成员接手；而祝慧婷则愿意为了这些精彩的瞬间而付出时间，“爱好是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东西。”她总结说。

回答一个关于貉的问题

回收的20多台相机里，15台是合格，志愿者们上交的文件里，物种识别的准确率也令人满意。通过这些照片、视频和数据，关于城市动物的一些问题已经得以解答。

丘鹬的取食活动（供图：武亦乾）

2017年前后刷微博，王放发现，貉颇有些成为浣熊的趋势，有些小区一晚上可以拍到20多只。可到了2018年，貉似乎突然被雪藏，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度下降，一晚只出现一两次。

王放想搞清貉消失的原因。他猜想原因是疥螨——他曾经在微博用户发布的光线昏暗的照片里见过它们斑驳的皮毛，似乎是疥螨的症状。疥螨是时常纠缠流浪猫狗的皮肤病，并不致命，但沾上这种寄生虫的动物会大量掉毛、皮肤溃烂、消瘦不堪，在低温少食的冬天濒于殒命。

如今，公民科学家拍下的照片则更清晰地记录了这一点。2020年2月13日凌晨1点58分，一只瘦削的貉路过闵行体育公园的镜头前。它瘦削的右侧身体被镜头拍下，短秃的毛发显示它似乎感染了疥螨。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疑似患疥螨的貉（供图：武亦乾）

另一个发现则有关貉的冬眠行为。“在此之前普遍的认知是貉会冬眠，但上海的温度不算低，貉或许只是假冬眠，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觅食。”王放说，而这一次拍摄到的两只貉证实了这一点。

2020年1月的一个夜晚，一只貉在凌晨匍匐经过浦江郊野公园的镜头。镜头曝光不稳定，但厚实的冬毛、宽肥的脸颊和小短腿暴露了这位夜行者的身份。

夜行的貉（供图：武亦乾）

不只是貉。20多台相机记录的画面，已经构建出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荒野上海。在这里，一个暴雨留下的水洼，一株果实掉落的苦楝树，一块倒下的木头都会带来一片生机。而这或许会为未来城市生态的搭建提供灵感——城市的河岸缓一些，水坑多一些，倒木不再是垃圾，这些小的细节会为城市动物的生存留下更多空隙。

以往观察自然往往意味着辛苦的独行，而公民科学家将之变成志同道合者的集体事业。或许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一起为城市的各种生态研究难题找到答案。

在欧美，逐渐流行的公民科学家概念已经是科研的重要组成，从附近的喂食台观鸟、共享信息的爱鸟者，为社区监控污水排放，从而协助改善水质的居民都是公民科学家的一员。2012年冬季，公民科学家们发现，从北极迁徙到全美40州的雪鸮数量意外之多，于是所有目击报告都汇总到了康奈尔大学鸟类学研究室的网站上。

“它好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在生长。”王放形容。

据他透露，未来会把公民科学家们搜集的数据公开，以便所有机构参与研究，“我们不给公民科学家钱，也就不会独占这个数据。”他认为，对专业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激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做得快一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庞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