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金晶，招商局租赁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参会嘉宾：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仝思考，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银行业研究顾问,金融资深从业人士；邓宇，交通银行高级研究员，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卜永强，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资深风险管理专家；张总，银行同业业务副总经理;李关政，金融学博士，招商银行研究院战略规划主管；整理人：西泽研究院研究员王嫄。

（本文为内部交流纪要，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赵建，原文标题：《西泽论道：银行的黄金十年与下一个十年（1）》，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金晶：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下宏观经济与银行业形势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和变革，重点想谈谈新产业金融方向。而在此之前，可以先把之前金融和经济增长模式（包含主导产业）的关系做一个不太严谨的粗线条复盘。

在赵建院长写《新旧银行三部曲》之前，商业银行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我印象中应该是从2003年左右，即在整个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然后一直持续到2013年左右。在这个时间段内，整个商业银行得到了高速发展；期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四次代表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分别是：

1、招商银行的零售改革；在我印象中，从2001年提出零售改革，到2003年左右正式推上赛道，再到2004年第一次转型（即零售引领），招行明确提出“将零售银行业务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推进零售银行业务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变革”。

图1. 案例：招商银行零售转型 

2、深发展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于2000年左右开始试水，在2004年的时候出台了自偿性贸易融资管理办法，随后贸融的各个产品组合开始形成，直到2006年供应链金融的品牌正式建立起来。

 图2. 案例：深圳发展银行供应链金融 

3、民生银行的事业部改革和小微金融；从08、09年左右开始兴起；

图3. 案例：民生银行—行业事业部与小微银行 

4、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它是兴业银行2007年在国内先推出的银银合作品牌。2010年左右开始，兴业银行依靠同业业务优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目前来看，商业银行还没有出现第5次大的模式创新。在前些年里，可能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了金融科技的创新上面；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效果看，可能尚需检验。尽管商业银行的这一类模式创新通常发生在通过创新获取高回报的时间段内，但是每一次创新的背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层面的原因，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

2000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结合图4来看——图中三条线，红色的是外汇占款，代表了我们央行主要印发货币的定锚；绿色的是M1，代表了社会交易活动中主要的流动资金；蓝色的是M2，代表了货币总量，包括通过投资、企业长期信贷、金融机构叠加杠杆所带来的信用货币总和。

 图4. 经济行业发展带来的金融商业模式创新

对应前面的话题（四次商业模式创新）来看，招行开始转型零售的时候，也是观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群在快速地发展，个人财富开始出现显著地增加，而落后的零售服务蓝海直接给了先行者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先发优势。

而深发展的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背景可以概括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彻底融入了全球化大分工的产业链条。中国长期被低估的生产要素迅速释放，一跃成为全球工厂。

本世纪初到2009年之前，M1、M2和外汇占款上升的斜率接近，基础货币+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配比良好，说明企业和居民交易活跃，社会流动资金充足，实体经济中的微观主体盈利能力较强，经济景气度较好，回过头来看，当时的CPI也总体处于上升水平（2004年7月和2008年2月有两次冲顶，分别到了月同比5.27%和8.74的水平）。这也印证了200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受惠于入世红利，以“制造业+国际贸易”的实体经济为主，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流动资金的供应链金融大行其道。

因此，深发展在那个时候选择做供应链金融转型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其商业模式与当时的经济需求是高度吻合的。

对于民生银行的行业事业部制改革而言：2009年以后，中国进出口受全球经济萧条影响，外汇占款增速放缓，M1和M2出现比较大的剪刀差，这是因为人民币发行仍然以外汇占款定锚，M1增长有限；“四万亿”以后国家转向城镇化和投资拉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也受地产和政府投资挤出影响），此时M2快速增长不是由M1增长带动，而是各项贷款增加较多，派生存款相应增加；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投资新增较多，导致派生存款增加。

此外，银行发放的类信贷（如信托收益权、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等）增加较多，也同样派生了存款，导致M2增加——也就是说，金融机构通过长期贷款、资管业务、“影子银行”帮助拉动M2，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以银行业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分化出了两类部门来支持经济增长：表内的传统银行主要支持工业化，表外的影子银行主要支持城镇化。

图5. 中国货币发行历史简况

在经济增长转为“城镇化+投资拉动”的背景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这一波都上去了，之后整个大宗原材料包括与土地相关的业务，尤其是政府业务就被带起来了。2007年—2008年，民生银行推动事业部制改革，成立地产、能源、交通、冶金四大行业事业部，贸融、投行、金融市场三大产品事业部，以及总行直属的中小企业事业部。2008年后成为国内成长最快、利润最厚的银行之一，迅速跃进第一梯队。但伴随经济下行，事业部制过于集中的弊端开始凸显，逐步撤并转为中台。

其实在2009年之前也有政府业务，但数量还不是很多。但在2009年之后，整个政府业务包括整个的大资管，其实是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其背景就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进入了一个城镇化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包括大资管，类投行，甚至是产业基金在内，都进入到一个繁荣的发展期。

2009年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萧条，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的政府基建投资计划。大量基建和地产项目跑步上马，银行也加紧支持，当年信贷投放就达到了9.5万亿的天量。

到09年底，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信贷膨胀的苗头，那么政府怎么办呢？当时的做法是两个：一个是管住水龙头，控制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一个是加强合规管控，比如限制地方政府举债、限制银行的地产融资渠道。但我们要注意，地产和基建往往都是3到5年的长周期项目，而银行贷款往往是分期到位的。10年信贷投放急刹车的时候，各地项目基本都处于开工在建阶段，如果断了资金支持，那么企业和政府的项目会烂尾，银行也立刻爆出不良，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既然不能直接放贷款了，怎么办呢？于是银行就开始找信托公司合作，用表外的理财资金去购买信托计划，借助信托来向房地产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发放信托贷款，以实现绕开监管、间接放贷的目的。到2010年6月末，银信合作的规模迅速突破了2万亿，以此为标志，“影子银行”正式大规模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逐步发展成为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保险、证券资管等在内的“大资管行业”。简单讲，中国经济转变为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而银行的支持能力不匹配，逼出了影子银行,后面进一步演化出了百万亿规模的大资管业务时代。

2007年底，基于中国银行业“黄金十年”爆发，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大量涌现的背景，兴业银行推出“银银平台”，将管理、科技、业务流程等作为可输出的产品，改变了银行只提供金融产品的传统经营模式；这一创新解决了地方商业银行的支付问题（央行支付系统存在弊端：1、有时间限制，10点到4点；2、结算保证金；3、交易收费较高）。

但“银银平台”真正大发展，也是影子银行爆发以后，同业业务套利成为快速增长的盈利模式，由此推动了兴业银行的同业业务爆发，成为“同业之王”。2016—2017年，兴业银行由于同业业务扩张，总资产规模一度超过招行。

表1：兴业银行数金业务矩阵

此外，从商业银行投行、券商资本市场业务来看，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业务在2012-2014年左右出现了大的发展。很多的上市公司的并购基金也是在2013年后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供应是稀缺的，大量上市公司的股票估值天然具有套利空间，在此背景下，股质业务、外部的并购业务、定增业务、借壳业务等资本市场业务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这背后也有朴素的逻辑。

华尔街的市值管理和中国的市值管理是两个套路。像华尔街的市值管理很多，它是通过回购、分红、注销股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的，具体的结构和逻辑此处不展开（详见《穷查理宝典》）。

中国的市值管理是怎么样的？当时默认的一种方式是，先用实控人或者大股东的股份去做股质把钱套出来，之后在体外去设并购基金；并购基金再通过资管、保险或是银行系投行去做配资，配完资以后会在体外并购项目并进行体外培育，之后把这些项目往上市公司里面装（装的时候就有题材了），随后上市公司的股票再去做一个拉伸，之后去高位套现，如此反复并进行相应的市值管理。

所以，当时的银行投行业务主要的几条主线：一个是发债，一个是结构化融资，一个是并购，另一个就是资本市场业务（股质、定增等）。

2009年后，还存在一个小的分水岭——2015年，其标志性事件是股灾和“8·11”汇改。它的影响是：1、打断了“政策市”和“双创”进程，短期不得已又重回到“土地财政”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2、引出了对于资管业务和“影子银行”去杠杆的监管风暴。这背后的背景，今天来不及细讲了。

图6. 中国金融业发展与监管变革的历程

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回顾来看：2001年-2009年，中国经济动能以“制造业+国际贸易”的实体经济为主，企业和居民交易活跃，社会流动资金充足，微观主体盈利能力较强，经济景气度较好，中产阶级人群和居民财富开始增长，这促成了招行的零售转型、深发展的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

2009年以后，经济动能转向城镇化和投资拉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也受地产和政府投资挤出影响），金融上是“影子银行”式的资管业务和P2P的繁荣时期，尤其以“影子银行”、“通道业务”为特点的中国式资管业务为特色。而民生银行伴随大宗周期、地产和基建长牛的事业部制改革，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和同业业务爆发，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金融创新背后的暗线，是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包括监管的反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下一次如有机会，会沿着这一逻辑，再交流“十四五”产业变革的环境中，银行、产业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面临挑战和机会。谢谢！

自由交流环节

卜永强：针对刚才提及的股质与当时的宏微观背景的联系，我个人的看法是，简而言之，由于当时民营企业融资比较难，所以从政策和监管等层面看，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给民营企业放宽了融资的渠道，但这个理解可能不够完整。

金晶：有这部分的原因在。但我个人看来，在中国一个事物的成因一定是有阴阳两面的。阳面就是这件事的正当理由、正当原因。比如，类似于股质、普惠金融等业务，其阳面当然是要帮助个人以及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而所谓的阴面，就是指其背后的利益博弈和诉求。

整个资管的逻辑，其实可以简化成业务创新与监管赛跑的逻辑（监管创新也在其中），当时的监管竞争，尤其是2012年10月，证监会推出资管新政“一法两则”，使得资本市场业务创新最终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看中国的金融战略、金融创新的发展，一定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和行业产业的发展；第二，金融市场和监管政策的变化；第三，科技的变化与发展。

张总：我可能会更悲观一些。从现在来看，我认为如果监管层面不出现较大的改善，那么商业银行这个层面很难再孕育出所谓的创新。我参加工作（做业务）十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十年间的监管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不太懂同业或大资管业务到比较懂，再到现在似乎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不管）了。

第一阶段（从不懂到逐渐了解），我感受比较深刻，当时做检查是要问业务人员的，是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的；然后到了以127，140号文为界，那时候监管虽然开始懂业务，但是做得非常简单粗暴（譬如直接关停，不太在乎业务的合理性）。但是到了这几年，我们会看到监管更往前走了一步，主要体现在它会把事情安排的很明白，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证监会最近对互联网直播做出了一些规范。我们跟其中很多人交流，感觉到他们非常了解这个行业的问题所在，也十分专业。但总的来说，还是局限在一个补漏洞的层面。

但是，现在整个风向最大的变化在于，它把银行的各项业务，包括资管业务，都定性为一个特许经营行业。而在10年前的时候，只要是监管没定性为不可为，基本上银行会先做起来，然后出了问题我就整改，如果再出问题就叫停。

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下了，现在是银行能做什么都已经界定得很明白了，你如果做了规定之外的事又没告诉我的话，那就是违规。因此，个人感觉再产生比较大的创新，较大的突破是不容易的事情。而真正的突破可能存在于，整个直接融资在增加，银行怎么参与进去？我觉得如果哪家银行能在这方面能参与得更多，做得更多，可能未来发展会更好一些。

另外一点，就刚才提到的招行、民生和兴业的几个创新，我个人更倾向于把他们一分为二的来看——招行是一个层次，另外三家是一个层次；招行的前瞻性非常强，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也很厉害。而另三家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形势之下，反应比别人快一些，应变能力和执行力比较优异。

赵建：第一，刚才张总提到招行零售业务的事，我认为它的基因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换言之，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

第二，我们说银行实际上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好像总是在讨论银行不行，但实际会看到它的利润每年都在增长，那么它的利润驱动的内核和驱动的动力要不要分解一下？1、它的规模驱动贡献了多少？利差贡献了多少？2、银行的三大件（零售，对公和同业）贡献多少？此外，不同行业等又贡献了多少？

第三，最近出台几个政策我还是不太明朗，第一个是15号文，第二个是关于资管新规过渡期年底结束，银行理财产品将真正净值化的问题，可以下次再一起交流讨论。

仝思考：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讲两点。从行业中长周期的角度看银行变化，我的观察有以下两点，一是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二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一、关于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全量的概念，包括国家、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穿透这种结构的变化，能够看清问题的实质。一言以蔽之，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战略和经营管理，其变化最终都归结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站在今天的视角看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是从一个旧的资产负债表向一个新的资产负债表转移的过程。

我再从三方面稍微展开一下：

1、特殊的资产负债表。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大致经历了裂变（1978-1993）、商业化（1994-2003）、黄金十年（2003-2013）、供给侧改革（2013-至今）四个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实际上是银行业主动和被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同阶段的结果。

而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这四个阶段可以合并归一，就是中国持续强化的债务型经济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造就了商业银行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资产端以贷款+非标为主，负债端批发性资金占比日益突出，特别是同业负债和理财资金。而在长期货币宽松的条件下，特别是08年以来的逆周期调节，这种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逐渐演变为特殊的经营模式——“高资产收益、高负债成本”，许多银行以此模式实现了规模、利润的快速增长，一时风光无限。

2、钝化的周期。在2014年以后银行业开始迎来利润下行的周期，在更早之前的2012-2013年，不良周期开始启动（不良额、不良率双升，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背后的原因是长期支撑中国银行业的“红利”、“动能”逐渐衰竭和消失，比如制度红利（股改、上市）、市场红利（庞大的债务和投融资需求，三大部门轮番加杠杆）、成本红利（高储蓄率）、后发优势（以港台欧美为师）。而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直接融资占比提升、利率下行（长期利率），供给侧改革下的严监管，叠加这些因素，过去高资产收益难以实现，批发性资金成本上升和存款流失，使得净息差收窄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不良资产的反噬，大多数银行迎来了“危机时刻”。

但整个行业并没有发生像国外银行业曾经出现的危机，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在这四五年之间，商业银行特殊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叠加监管、市场和银行自我调整变革，弱化了这种冲击的负面影响。比如在资产端，表外非标受限的情况下，加大收益率更高的零售信贷的投放，在资产端实现了从对公到零售的腾挪；通过结构的调整，银行努力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净息差，让银行能够具备一定能力去应对不良的出现，从而对冲了危机。

3、重塑资产负债表。前面所讲原本应该有一场危机，但被缓冲，只是暂时的。因为，资产端，在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随着居民部门的杠杆来到警戒线，叠加违约率的上升，这种对公转零售腾笼换鸟的战术空间已经非常狭窄。而负债端的改善，更多是一种“被动式”的“市场红利”——流动性淤积在银行间市场，使得批发型资金成本降低。但总体负债成本的改善无法掩盖核心负债也就是存款的“困局”，这种困局表现在量和价两方面——存款增长乏力和存款成本居高不下并存，近十万亿的结构性存款就是这种困局的充分体现，拿掉结构性存款还剩下什么？

总之，负债的改善是被动式、暂时性的，最需要的核心负债看起来并没有实质改变，而未来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流动性反转，批发性负债将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而银行的总体负债成本将“垂直上升”。

当资产端收益再无法提升，负债端受制于核心存款能力缺失，叠加不良处置不达预期，“高资产收益、高负债成本、高风险成本”的经营模式就成为“退潮时露出的石头”，近几年业绩较差的银行或市值偏低的银行，无一例外都属于这种模式。

实际上，各家银行都在重塑资产负债表的路上，但节奏有快慢、力道有强弱，差异自然显现。总的来说：过去哪家银行的商业模式更依赖于高息差（尤其是绝对收益），谁就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谁重塑资产负债表的难度就更大。这就是四大行和招行率先复苏，并进入良性增长通道的原因，也同样是交行、民生、中信、浦发等银行还处在阵痛阶段的原因。

二、关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里的风险偏好变化同样的是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的。

1、金融回归本源，让银行的风险偏好重回稳健审慎之路。我们在行业中能感受到金融监管的周期性变化，在从2015~16年以前，基本是属于一个金融创新的阶段，特别是2012年大资管行业的各类政策红利，2013年开始百花齐放的互联网金融，但到2015-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之后，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稳步拆解影子银行系统的负面影响，银行业进入一个金融严监管周期。监管政策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准则和底线要求，其导向与银行的风险偏好高度相关，严监管自然对应的风险偏好就是趋紧的态势。

因此，从同业业务、大资管业务、互联网金融到现在的金融科技创新，风险偏好趋于审慎，无论是支付结算、供应链金融、还是各类平台金融、数字金融的创新，在实际操作中监管和银行都相对审慎，需要综合考虑业务合理性、风险外溢等诸多因素。

总体来说，一方面是过去的经验证明，相对一部分创新是“伪创新”——特别是没有实现风险的真正分散和降低，也没有实现全社会资金配置的帕累托改进，而是简单的渠道转换和市场转移，还增加了新的风险；另一方面是金融回归本源，强调的是基于牌照、基于主业、基于真实能力的创新。

2、风险是中性的，与风险为伍将是常态。回顾历史，金融景气度与经济周期高度一致，银行业利润的波动更高于经济的波幅，这是银行业在长周期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既然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低增长的发展阶段，那么期待银行资产质量快速反弹、利润恢复高增长就是不现实的，未来的金融新常态，事实上可以理解为风险新常态，市场波动和产业出清会在相当长时期内频繁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如影随行的风险。这种基本逻辑会带来风险偏好的下移。

另外一个角度，从风险管理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有软约束、有刚兑的存在，商业银行面对的“风险-收益曲线”某种程度上是失真的。这在产品亏损、债务违约、不良处置、债权化解等各个方面都有实际的案例，在经营端，甚至出现了“高收益、低风险”的非典型现象，比如平台信仰、地产信仰。而现在这个“失真”、“扭曲”的风险收益曲线正在逐渐回归正常，学会拥抱风险，真正经营风险将成为银行业的一门必修课。

小结来看，对商业银行来讲，我们看到的数字背后有两个值得长期跟踪和观察的点，资产负债表的重塑和风险偏好的修正。

邓宇：我以前也是做业务出身，今天刚好关注到一个点，就是说整个金融要促进区域的平衡和行业的协调性，好像跟共同富裕也有关系。所以，作为一个银行，从它的结构来看，包括它的投入也好，资源投放或是经营也好，它的区域差异性是很大的。区域对它的整个收入的贡献度，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区分的。

还有一个就是从行业角度来说，它投放的行业（有些行业盈利点很低，但有的会很高）也不同；不同的银行它选择的行业偏好、风险偏好都会影响到整个银行的收入和它的利润点。不同的类型的银行，它的选择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作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或者是地方银行，他们有不同的投放，不同的选择，对他们的利润贡献度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当然，一家大的银行的经营，它可以看成是一个资源调剂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从行业和区域本身它的一个风险来看的话，这些点其实也可以量化，是可以把它分拆出来去做一些研究的。

仝思考：我补充一点，实际上将银行所有的经营简单归纳一下，它就是一个组合管理。总体上来讲，现在这个趋势之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组合，而且有大组合和小组合，有行业组合、信贷组合、区域组合、客户组合、产品组合。

像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它没有办法，比如说在东北的银行、山东的银行，它的组合就非常小，腾挪的空间就非常小。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的结构和它的组合决定了它的命运，虽然人的努力也有用，但有些时候很难去逆天改命。为什么四大行它依然那么好，因为其资产负债表以及组合是很健康的，亦或是优化了其资产负债表，从而使得银行能够应对冲击，表现出一个较为良好的状态。

（图源：金晶、西泽研究院、百度，stocksnap.i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