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采访、撰文：灯灯，头图来自：《钢的琴》

“如果一个人在职工医院出生，上子弟学校，从小只说普通话，不会讲方言，长大后很难向外人解释自己的老家在哪，对地理上的故乡也缺少归属感，那么，他多半是个厂子弟。”豆瓣“厂矿子弟”小组的组长，长篇小说《子弟》的作者潘一掷总结。

两年前，潘一掷在豆瓣创建了“厂矿子弟”小组，至今已有2600多名组员。

组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油田、军工厂、电厂、钢厂和炼油厂，年龄从70后到90后不等，大多是“厂二代”和“厂三代”。

许多人在组里激动地发帖，感慨“终于找到了组织”。虽然厂矿散布在天南海北，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厂子弟们却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成长轨迹高度重合：

大烟囱，红砖楼，自给自足的厂区生活，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还有成年后无处安放的乡愁，都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我们和几位厂子弟聊了聊，试图从尘封的往事中，还原当年红火的厂矿生活图景，也为这个曾经庞大，如今却四散在天涯的群体，找寻同类。

厂矿往事

今年46岁的潘一掷是东北人，一家三代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向东化工厂生活了50年。“向东化工厂是‘三线建设’的产物”，潘一掷回忆，“三线厂的定位贯穿了我们厂60年的命运”。

“三线建设”，这个连年轻一代的厂子弟都鲜少了解的历史名词，的确是众多厂矿命运的起点。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动荡，中国周边局势紧张。彼时，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为了防备敌人从海路入侵，毛泽东提出，必须调整工业布局，加快“三线建设”。

400万工人、军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从五湖四海奔赴中西部三线地区援建，一座座大规模的重工业工厂在我国腹地拔地而起。

纪录片《大三线》

潘一掷属于“厂二代”，父亲在向东化工厂的生产处做调度工作。工厂生产军用无烟火药，前身位于黑龙江，原本要响应号召，南迁至陕西一带，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搬进了辽宁西部的努鲁尔虎山的深处。

由于“三线建设”的部署原则是靠山、隐蔽和分散，大多数工厂都彼此独立地建在了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岭。

虽然坐火车去最近的县城也要两小时，但潘一掷从小并没有过多地感受到物质上的贫乏。

厂里什么都有，生产区依山，生活区傍水，生活区的中心建有邮局、银行、文化宫和职工医院，不远处的四个家属区内，各自设有幼儿园、子弟小学、服务社和锅炉房。

向东化工厂

“自给自足”、“与世隔绝”，几乎是所有厂子弟提起厂矿生活时，最深刻的印象。

90后的常琳也有同感。她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座国营炼油厂，祖辈和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工厂当年属于“三线建设”的首批工程，口号喊的响亮，“建好毛主席家乡的炼油厂”。

回想起自己度过了整个童年的厂区，常琳觉得，那无异于一个独立的王国。

90年代，厂里有六片住宅区，三个公园，两家超市，一座医院；舞厅、游泳池、影剧院、旱冰场等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足不出厂就能解决所有生活需求。

常琳在职工医院出生，喝着厂里自制的“津津乐”牌牛奶长大，3岁上厂幼儿园，6岁读厂子弟小学。学校就在家门口马路的对面，厂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自己回家，因为放学时父母还没下班。

常琳小时候在厂里的水上乐园玩

“一个人可以在厂里过完一辈子”，常琳感叹，“读完小学读中学，没考上大学就念技校，毕业后分配进厂工作，与同事或邻居结婚，最后在职工医院太平间逝去，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对比几位厂子弟的描述便会发现，即使这些厂矿相隔万里，但不同的厂区，相差二十年仍有高度相似的生活景观。

在豆瓣“厂矿子弟”小组，组员们晒出自己生活过的厂区旧貌，总会引来一片惊叹：“这不是我们厂吗？”整齐划一的“赫鲁晓夫楼”，街心广场的领导人石像，甚至是公园门口大象鼻子形状的巨型滑滑梯，几乎深深烙在每个厂子弟的记忆里。

厂里的时光仿佛凝固了。“很多厂子的家属区，都是同一套图纸建出来的”，潘一掷解释。

由于国营厂矿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潘一掷笑称，《歌唱祖国》是他这辈子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他记得，厂里有20多个大喇叭，每天上下班时间都准时播放革命歌曲，早中晚各一次，“我们当时上学放学都不用戴手表，听广播就可以了，广播唱到哪一段，你就知道还有几分钟要上课了，就知道是要快点骑车还是慢点骑车”。

电影《24城记》

常琳小时候甚至以为，全国人民都是听着广播上下班的。每天早晨7点半，街心的大喇叭就会开始播放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在歌声中，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人们走出家门，骑上自行车，涌向同一个方向，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孤岛记忆

著有纪实文学《重走》的80后作家杨潇也是厂子弟。他曾用“孤岛”形容年幼时生活过的军工厂：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

不会说方言，恐怕是厂子弟最明显的特征——第一批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当初为了沟通方便，统一用普通话交流，于是后代从出生起，就没有学过厂矿所在地的地方话。

常琳虽然在湖南生活了18年，但一句湖南话都不会说。小时候，她曾隐隐觉得爷爷奶奶说话的“调调”有点奇怪，多年后才得知，两位老人的祖籍在浙江，“三线建设”时期几经辗转来到了湖南。

现在想来，奶奶挂在嘴边的“烧饭”“好伐啦”“晓得哇”，以及餐桌上常见的盐水鸭和糖醋小排，都是他们在江浙一带长大的印记。

而潘一掷所在的化工厂，厂职工大多来自黑龙江，因此厂里通行一种接近黑龙江话的普通话，与辽西本地口音大相径庭。

潘一掷后来上大学时，参加老乡会，在一群操持乡音的同学中，他的口音显得格格不入，第二次同乡聚会，再也没有人喊他。

厂里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异与隔阂，由来已久。

“首先是因为许多厂有保密的需求，很少与地方上的人交流”，潘一掷回忆，“我们厂生产无烟火药，直到八十年代初，对外还坚称是生产农药化肥，父母连孩子也不能说实话”。

有一次，他看见工厂开进来很多运棉花的卡车，问父亲是这是做什么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要生产棉大衣”。长大后潘一掷才知道，无烟火药的基础成分是硝化棉。

当然，也有更复杂且隐秘的原因。王小帅执导的电影《我11》中，乔任梁饰演的工厂青年叛逆不羁，热衷于拉帮结伙和当地人打群架。

“驻地和工厂一开始会有矛盾，这很常见，组里很多厂子弟都说和当地人打过架”，潘一掷说，“我们厂那时候是不归当地管的，直接向五机部汇报，所以也没个协调的机制。只能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在山沟里共处50年。”

电影《我11》

基于保密的需求，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以及文化习俗的种种差异，长此以往，各厂矿逐渐形成了半封闭式的熟人社会，楼前楼后全是工友，楼上楼下都是同事。

厂里没有秘密。“我妈能准确地说出我幼儿园班主任的前两任男友，对我小学同桌的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常琳说。

她小时候学钢琴，每次耍赖不想练了的时候，总会被妈妈吓唬“到时候全厂人都知道你半途而废”。常琳相信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谁家发生点什么事，一上午就能从厂东头传到厂西头”。

厂内职工通婚几十年，很多人家都成了亲戚。潘一掷小时候去同学家里玩，遇到同学的爸爸，若论辈分，他应该叫对方哥哥，但为了不让同学难堪，他啥也没叫，只是点了点头。

一辈子生活在一个人情紧密的小社会，对人们来说是安全感，也可能是负担。

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陈冲饰演的女工顾敏华长得漂亮，年轻时是厂花，却因为被追求者造谣，厂里流言满天飞。男友不堪舆论的压力，和她提出分手，而她最终一生未嫁，独自生活了五十年。

电影《24城记》

兴衰时代

在知乎上搜“厂矿子弟”，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厂矿子弟总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千禧年以前，对于大多数国营厂矿来说，在厂里上班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工作。

95后的乔安是山东沾化人，一家三口在沾化电厂生活了25年。沾化电厂始建于1975年，最初为加快胜利油田的开发，解决鲁宁石油管线急需用电的问题而建。

乔安的妈妈曾是厂子弟中学的英语老师。乔安回忆，妈妈是免费的师范生，按规定，毕业后应该进地方上的公立学校教书，但姥姥姥爷觉得厂里福利好，愣是在90年代初凑出了5000元违约金，让妈妈进了厂里的中学。

乔安妈妈年轻时在沾化子弟中学当老师

电厂里的生活便利且舒适。每个周末，电厂都会派班车送职工去附近的滨州、淄博或者济南购物。冬天暖气总是开得很足，人们在家穿短袖，吃冰棒，热到时不时要开窗伸头出去透透气。

厂里24小时不间断向职工家庭供应热水，一打开水龙头就是源源不断的热水。住在县城里的亲戚，冬天会特意去乔安家洗澡。乔安直到上了高中，在外租房后，才知道原来普通人家是需要装热水器的。

乔安和表哥在厂里玩

常琳记得，小时候，父母工作的单位总会定期发放米、面、油、水果等生活物资。外婆的五个子女都是厂职工，每人都会带一部分回去孝敬老人，外婆家的小阳台常年堆满了食物，总也吃不完。

每年暑假，厂里还会组织公费旅游，常琳跟着妈妈坐飞机去了许多地方，那是她少有的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

脱口秀演员李诞也是厂矿子弟，幼时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一片烧碱矿区生活，“那时候福利好到什么程度？在草原深处，我们天天都能吃到新鲜的海鲜”，李诞曾在采访里说。

然而，如此安逸、小康的厂矿生活，终究是随着国企改革的到来划下了终止符。

90年代中期，为了推动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大力开展减员增效，下岗潮波及全国。在近些年火爆的东北文学中，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都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小说。

电影《钢的琴》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依附于工厂生存的各生活服务部门。

1997年，在沈阳读完大学的潘一掷想回厂职工医院工作，却发现工厂已经很不景气，医院许多大夫也早已辞职。

生活区一眼望去空荡荡，街上走的都是老弱妇孺，连路灯也只开一半。从前的职工纷纷南下谋生计，潘一掷只好去了深圳的一家医疗公司上班。

也是在同一时期，乔安的妈妈离开了教书近10年的子弟中学，进入电厂做行政工作。“1999年以前，厂里的学校可辉煌了，我妈的教学水平也全县闻名”，乔安感到惋惜，“但是后来学校没落了，我妈也不当老师了”。

厂区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厂子弟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地方。

常琳小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市里读初中。一家三口搬去市区居住，父母每天坐通勤车去厂里上班，常琳只有过年才会回去看望外公外婆。又过了几年，外公外婆也搬去了市区，常琳便再也没有回厂的理由。

常琳2015年拍摄的厂区现状

2006年，潘一掷一家三代人生活了50年的向东化工厂正式宣告破产。五千户职工家庭，有的被合并去其他军工厂，有的被安置去沿海城镇落户，还有一部分投亲靠友。

潘一掷的父母选择回到母亲的老家，沈阳。他在文章里记录了搬迁那夜的景象：“山迢迢，水长长，月亮在天上，家乡在身后，军工厂小镇断水断电，千家灯火就此熄灭。国营475厂完成了它的使命，沉入茫茫夜色和浩渺历史中。”

何处是故乡

作家杨潇曾在微博上描述厂矿子弟的乡愁：

“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

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

对于绝大多数厂子弟来说，“你是哪里人”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为了省事，我一般会说我是湖南岳阳人，但我内心其实对这个地方没有太多归属感，毕竟只生活了六年，中学毕业就出省念书了”，常琳说。

但她也困惑于那个生活了12年的小小厂区，能不能算是故乡，“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不断地告诉我一定要考出去，厂区仿佛也只是一个暂住地”。

要出去读书，去看更大的世界，是许多“厂二代”、“厂三代”从小听到大的教诲。

乔安上高中时，总会想起《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的歌词：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回电厂工作，不能过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后来，乔安如愿去了青岛读大学，又到英国留学，如今在北京做律师，从事着和电厂完全无关的工作。

但是两年前，当乔安一家搬离厂区，住上新房时，她却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背井离乡的不安——即使新家离旧居仅有10分钟不到的车程。

“就觉得跟邻居也不熟，跟物业也不熟，之前停了水能敲楼上的门问问，缺盐了，就找对门要一点。搬走后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乔安说。

潘一掷认为，随着厂矿的兴衰，大部分厂子弟都会经历“喜爱厂区、嫌弃厂区、怀念厂区”这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变化。

2012年，潘一掷和父母重返故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火车驶入厂区时，他们仍被窗外破败空城，残垣断壁的景象吓了一跳。站在从前的家门口，三个人都有些发懵，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句，“真像梦一场啊”。

向东化工厂如今的样子

“厂子弟都有一种特殊的乡愁，当初离开有多匆忙，后来思念就有多惆怅”，潘一掷说。

前些年他在外工作，某天在一个饭局上，大家偶然聊到了厂矿生活的话题，惊喜地发现在座的几位竟然都是厂子弟。

“感觉就是，你以为你那些经历不足为外人道也，实际上，平行世界里，还有几百万人过着和你一模一样的生活。”那次饭局后，潘一掷深受触动，他用了四年积累素材，于今年三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怀旧题材小说《子弟》。

潘一掷在老厂

2019年，全国范围内各类国营企业都彻底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

这意味着，厂矿的集体生活时代彻底完结，厂区小社会画上了句号，“厂矿子弟”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

常琳前段时间听父母说，有少数一起长大的同龄人回厂工作了。或许是近几年就业形势不好，年轻人逐渐有了回流的趋势。

她希望厂矿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让她的乡愁有一个寄托的地方，“小时候觉得闭塞的、与世隔绝的厂区生活，如今想想，何尝不是世外桃源呢？”

应受访者要求，常琳、乔安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