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Alexwood，编辑：寒冰，责编：kuma，原文标题：《“眼看表妹被推向火坑，该怎么办呢”：如何面对身边女性的苦难？》，头图来自：《小敏家》剧照

Alexwood （微博@哎伍德）是我们的朋友，也是一名性别研究者和媒体从业者，她有一档播客叫“别任性”。

在这里，她会分享她关于性别问题的一些思考，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其他女性的苦难”？

最近一个播客听众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眼看着表妹被她妈妈往火坑里推，要怎么办呢”？

下面是这位听众的故事：

我的小姨重男轻女非常严重，在她的观念里，女儿操持家务，嫁人生子，给儿子挣彩礼是不能再正常的事情。在这种教育下，表妹也被洗脑的十分严重，从学业、生活乃至个人的喜好上都完全服从。

表妹今年刚 23 岁，前几年中专毕业，被小姨介绍给了一个年轻辍学从事修车行业的男生。男方给了彩礼，买了房子，订了婚期，一切还算蛮顺利的。但几个月之后表妹怀孕，且在孕期不幸流产后男友就消失了，双方闹掰。最近在打官司退彩礼中，小姨竟然又给表妹介绍了同乡的儿子。

这个男生是我同学，他 17 岁就玩老虎机欠了一万多块，吃喝嫖赌样样不落。虽然很多年没联络，不知道现在是否变化，但这样一个人，什么样的家长会把自己刚刚经历退婚流产的女儿送到他们家呢？

虽然我是男生，但女性视角的眼睛我睁开很久了，表妹的经历我都看在眼里，心里清楚地知道她将走向何方，但我真的不晓得该如何拦住她。

其实除了表妹，还有非常多的女性亲属，眼看着她们在父权的引导下，义无反顾地嫁给那个混蛋男人，或者会为了留住混蛋男人一生再生，会在被家暴之后再原谅对方，会把自己的女儿送上一模一样的道路。

我也知道她们作为农村女性，很难有其他选择，理解的时候我甚至会自我否定，或许她们会是幸运的那一个，我希望她们是幸运的那一个，但终究心里巨大的无力感有时候会攥得让人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局内人，我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甚至本身就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但它让我开始思考：

面对其他女人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处？以及在我们微小有限的行为能力中，在我们清楚“自己做不了别人生命的救世主”这个令人清醒的前提下，到底有什么是我们日常可以做的？

“记住你有多幸运”

大概在一年以前，我收到一个音频平台的邀请，作为点评者加入她们的女性故事系列节目。在这些经典的叙事中，女性往往重复着三个原型形象：为了家庭忍辱坚韧的母亲，遇人不淑但是女德崇高的妻子，还有因为性别歧视从小坚强自立但是打拼非常艰难的女儿。

这些故事中的男人在叙事中的角色也很明确，即是苦难的源头。他们往往酗酒赌博、出轨家暴、重男轻女，给身边的女性带来各种不幸，而他们也不过是一整个性别文化的产物。

事实上，这些故事都是现实的真实写照，甚至只是现实中发生故事的极小一部分而已。所以即使这些故事带着某种相似性、重复性或者让人觉得无能为力，我们还是需要不停地谈论和听到它们。

听到这些故事是令人清醒的，它们提醒着我们拥有的幸运。不仅如此，它们提醒着我们，我们现在拥有的并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我们生来的条件已经为我们排除了很多障碍。

比如我是独生女，我不需要为了弟弟或者哥哥牺牲自己的教育机会。我的父母很开明，不会逼我结婚，他们经济条件还行，也不必须要通过出售我这个人，也就是通过我的彩礼，来补贴家用，或者通过和我和另外一个家庭联姻来保障他们的养老。甚至我在心理和生理上没有任何影响生活功能的不良条件或者是所谓“残障”，这都是幸运。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喜剧演员叫 Tim Minchin，前几年他回母校西澳大利亚大学做了一场发言，里面说：“要记住，你的成就不过都是运气（It's ALL luck）”。

你听了可能会说，才不是，我白手起家，靠的是努力和聪明，可不是运气。对此 Tim Minchin 会回应说，你家庭有给你提供教育吗？有的话，你就是幸运的；即使你的父母一无是处，甚至从小就抛弃了你，但是你拥有从小在逆境中长大却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的这些 DNA，以及后天任何助益因素，那仍是一种幸运。

但现实是，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自己多幸运。尤其，现在的精英文化和阶级属性并非通过头衔或者财富来传承，而是通过教育，让下一代通过将学习习惯、思考能力、才艺培养，统统内化成某种“自身”素质，从而继续巩固精英的位置。这个过程中，精英们不可置疑的“努力”掩饰了自身条件上同样不可置疑却被视之不见的“幸运”。

我们的“成就”永远不（仅仅）是个人逆天改命努力的结果。我们需要对人生中有利的结构性条件和与生俱来的种种优越条件做持续不断的自察。与此同时，当听到身边的不幸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麻木，我们甚至有义务去接受这种刺激和冲击。

改变谈论女人不幸的方式

然而只是听这些故事是不够的。只是谈论这些苦难也是不够的。

关于女人的苦难，人们其实一贯乐于谈论，但并非是出于对性别文化不公正的察觉或纠正意图。从小三姑六婆讲到“不幸女人”，总是带着谈资八卦的色彩，规训警醒的口吻，甚至还有一些优越感：“还好这个女人的故事没发生在我身上，你要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

就像粉丝的这位表妹的故事，在另外一个谈话的场景中，这些经历完全可能被当作某种反面教材，指向的是她个人的“行为不端”或者所谓“失足”。这种谈论女性不幸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不公正的体现，也对应着我们的性别文化。而别的时候，就算是谈论的人是出于善意，这些女人的不幸也不过像命运的浮尘，消融在一声叹息里。

那么，当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看似的个人不幸后面有着多么深厚的结构性困境或者是难以突围的规律，我们除了唏嘘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谈论女人不幸的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去打破传统叙事。

当有人将一个女人的困境和遭遇归结为某种个人道德的缺失，或者是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错误，我们可以挑战这样的叙事，比如向讲述的人发问：“你认为这是这个女人的错误吗？你觉得你在同样情况下，会怎么选择”？

当然，这种挑战质疑很多时候收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谈论的人们往往使用某种一以贯之的叙事模板，某种道德判断的惯性，但是经由这种挑战，至少我们破坏了那种一以贯之性，那种理所当然。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叙事好像有什么不对了，即使还不能完全指认是什么，但这样不断的挑战，会积累成一些在讲述方式上可见的变化。

其次，我们还可以尝试做一点别的突破。

我们听到的故事总是关于那个“不幸的女人”，那个“不守女德的女人”，那个“被村子放逐的女人”，那个成为“家族耻辱的女人”，而且，讲述的人也永远不是当事人女性主体。

我常常会想，这些典型叙事中的“不幸女人”后来去哪了？过得怎么样？在这些故事里，那些不幸女人的“下场”基本就止步于此，但事实上，或许她们不被人讲述的后半生，在她们被“流放”之后，在她们做出一些“出格”的选择之后，她们的人生反而更幸福；说不定在她们脱离了所谓“正道”之后，她们才有机会找到自己的路。

那些在主流叙事里被抹去的、被隐藏的故事线索、那些边缘但仍然自洽的人生故事，或许才更值得我们关注，或成为我们谈论的样本。这样的样本积累起来，便产生一个话语流通中的素材库，从而有机会与传统的不幸女人叙事产生对抗。如果说传统的叙事是令人失能的，是规训性的，这样一种另类的叙事则是有希望给人赋能的。

如果我们在讲述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避免把这些不幸的女人当作故事的客体，而是更专注于她们自己的主观选择和主观意识，如果一个女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她面对困境时原发的抵抗，能够被更多地讲述和传播，那她们的主体性也将通过我们的讲述被塑造起来——一个话语体系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故事被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积累中，我们会得到另一种谈论的模板，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脱离现有困境的可能路径，一份“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做”的希望。

所有的“困苦女性”的故事中，都有“讲述之外的故事”。如果“讲述之外的故事”能更多地被讲述，我们也将看到一些本来看不到的出路。

再以这位粉丝的表妹举例，如果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母亲决断和控制一切的环境中，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还有的选择。又如同一些长期处于极度压迫性亲密关系中的女性，她们可能会开始忘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所在，开始变得卑微，开始永远把丈夫的需求放在自己的前面。并非她们本是自卑或软弱的人，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会慢慢忘记生活还有可能是其他的样子。

这也就是我们能做的不多的事情之一：用一些“另类”的叙事，为某些困境中的女性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想象，另一种“出路”的参考。即使她暂时不能把这个可能性或者出路和自己现有的困局联系起来，但她至少可能知道，这条路是有人走过并走得通的。

当一种可能性被看到，更多人才可能“成为”。

看到自己，才看到出路

我想到导演李玉最近的一篇采访。李玉以前很多片子（《红颜》《苹果》《观音山》）都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展开的，比如流产、家暴、性侵犯，欺骗、背叛等。在这些故事里，总有一个身份边缘的女性在寻找出路，而男性在这个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也往往是扮演着一个“路障”的角色。

李玉在这篇采访里说，她的角色在找出路，其实也是她自己在找出路的一个过程，她自己的心灵和这些角色一样，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困住了。而现在，她最想拍的是像《末路狂花》那样的电影 —— 她想知道在女人出走之后，她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自由。

从拍年轻女性的生存困境，到现在想拍《末路狂花》这样代表女性彻底与之前的生活决裂出走的电影，这也对应着李玉自己从被困住到找到出路的一个过程。

▷ 电影《末路狂花》

从困境到出路，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比如这位粉丝的表妹，她现在的状态和处境可能还会持续很久，但是同时，出路也是可能慢慢向她敞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能让我们的状态能够产生即使是微小的校正，让我们能够慢慢向那个“出路”接近呢？

我认为首先是对自己目前困境的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的产生，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 Jeanette Winterson 在自传中说，她曾一直对家乡的生活感到不甘心，感到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那种绝望，直到她偶然在图书馆读到一首 T.S.Eliot 的诗，诗中说：“这是一个时刻/ 但须知还有别的时刻/ 会以突然让人疼痛的快感猛袭你们”。她在那一刻被剧烈地打动了，而且知道，她想要写作。

事实上，女性的种种性别化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就像弗里达所说，“我并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流派，我画的并不是自己的梦境，而是自己的现实”—— 在她描绘自己真实的痛苦的时候，大洋彼岸的那些欧洲同期的超现实主义者们，那些男性们，只能通过梦境或者是自由联想这样一些技术，去想象一个所谓的超现实。

女性面对的困境，如果加以一种自我意识，完全可能打开一个新的视野，一扇新的窗户、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是一个非凡的世界。而这个自我意识的产生，在我非常有限的经验中，可能诞生于阅读中、艺术中。学习和知识本身就是女性的出路（之一），但这与教育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学习本来就是自发的，且是终身的。

最后，还是想让我这个所谓的答案再落地一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如果是要具体到实在的事情，我们可以向身边正在经历困境的女性推荐一些可读的、可看的，一些在精神上可能让她们感到启迪和震动，在情感上感到鼓舞和力量的东西。

其实，很多现在被我们视为女性主义经典的文本，比如贝蒂·弗里丹的那本《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都有这样的一个流传的过程：一开始很多（过着主流生活方式的）女性对这样的书籍并不感兴趣，甚至是抵触的，但是当这样的书变得足够可及，随手可得，偶尔有一天，你把它捡起来随便翻了翻，然后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敲响了自己心中一些隐秘的疑惑。很多时候，女性主义意识就是这样开启的。

像这位粉丝自己所说，他的女权主义意识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是一位男性，那么我相信当他的表妹拥有足够的辅助条件，在适当的时机，她也完全有能力完成这样的启蒙。而且，或许我们不知道的是，她没准已经开始了。

总之我相信两件事：一，人具有原生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驱动，我们不可能真的甘于过不快乐的生活；二，女性尤其拥有追求这种美好的能力。

我们内在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原生力量，只要我们知道有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且自己可能“够得到”，我们就会去追求 —— 关键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有这种美好的存在，并且要相信自己有“够得到”的可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Alexwood，编辑：寒冰，责编：k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