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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5 08:01
我与抑郁症男友,没有捱到新天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于友嘤,编辑:于蒙,顾问:魏玲,插画:余木,出品人、监制:曾鸣,原文标题:《我的抑郁症男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是情人节,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中的一个是抑郁症患者。


近几年,抑郁症成为一种“时代症候”,被广泛地书写、解释,人们意识到这是真实存在的疾病,也看见身边的患者。虎年伊始,我们为新的开始感到振奋,有一些人却不能,疾病阻止他们向前。


科普文章告诉我们,对待抑郁症患者,要正确认识,要理解、鼓励,亲近的人更要关心和开解。这篇文章的作者与我们一样,自认有知识,有经验,更有包容的心。恋爱之初,她充满自信,相信陪伴、付出、爱的力量,但渐渐地,病症与亲密关系交替展现出它们的复杂,沟通失效,坦诚甚至变成一种负担,作者随之陷入情绪低谷。


事关疾病与亲密关系,我们相信,与其教导人们应该怎么做,不如如实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抑郁症患者的相处或许困难重重,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但哪一段关系不是呢?我们尝试沟通、交付信任、建立深入的联结。有时我们能成功,有时不能。那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有爱的勇气。


暗号


2020年冬天,我认识了阿树。11月,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在放费里尼专题,朋友给了我两张《阿玛珂徳》的电影票,我在学校电影协会的大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有个男生加了我微信。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摸黑找到座位时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刻他醒了,睁开眼睛,好像我认识他很久一样,自然而然地和我打招呼。


幽暗的影院,大银幕明明灭灭的光打在人脸上,这个男生有一双很清秀的眼睛。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许会短暂地相恋,又或许在多年以后意识到彼此间生出的缘分与羁绊,漫长的人生剧情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电影散场后,我和阿树一起打车回学校,坐在出租车后排聊天。他是个非常擅长聊天的人,绝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我平日里不算话多,却在这种宜人的聊天氛围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也变得活泼起来。我得知他原本只比我低一届,但因为休学过一年,至今仍在读大四。聊到专业,他说他虽然是工科生,本质上却更像个文科生,旁听过不少社会学系和我们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有过转文的念头只是从未付诸实践。


我说:“别转文了,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早就总结过了:想去媒体就不要读新传,新传会让你的新闻理想破灭;想当作家就不要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搞影视就不要读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会让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他听完哈哈大笑。


这一年我在电影专业读研二。四年前我大二,因为一些原因经历情绪的低谷,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都抑郁消沉,又艰难重建。支撑我走下去的是最朴素的信念:我会变得更好,不快乐会被填补,前路尚有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朋友圈签名始终为自己写着:“捱到新天地”。


四年后,我几乎把自己矫正成了一个大体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人:头发染成全紫,看电影,写小说,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以为自己懂得爱、懂得女性友谊,能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感受到丰足快乐。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的底色里,积极地生活”。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翻阿树的朋友圈,简直称得上精彩纷呈。他是少见的会发九宫格照片、拍照水平不错、也从不设置朋友圈权限的男生,有一种我熟悉的“体面”迎面而来。往前翻,得知他说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近年来始终在与黑狗(blackdog,抑郁症的代名词)搏斗,每年的跨年时分,他都会在朋友圈里讲,诚心祝福自己,捱得到新天地。


“捱到新天地”,好像对上一句暗号。


我们很快熟络,约着一起玩乐。一整个冬天,我们辗转于各家影院、酒吧、KTV与长街,在寒假前共同度过了平安夜,跨年,以及他的生日。没多久,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我们一起出街,像巴啦啦小魔仙和小黑魔仙。电影协会放《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他买来影片里的“电气白兰”和我一起偷偷带进酒吧。去KTV合唱粤语歌,我们很喜欢合唱杨千嬅和梁汉文的《滚》,每次合唱到“请你滚,滚出去,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我们齐齐笑场。北京呵气成冰的冬夜,我们一次又一次游荡到凌晨一两点,又在云观影中度过了整个寒假。


有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人。”——清秀文气,有反叛精神,不喜束缚,也尊重女性。


漫长的冬日结束,春天快要来了,我们相约去玉渊潭踏青。三月末,春和景明。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在水边的台子上铺了野餐垫,喝酒,吃零食,坐着,躺着,开着手机放着歌,有时有话说,有时没有话说,最后终于都喝醉了,只记得湖面上波光粼粼,我穿着明黄色的卫衣,野餐垫也是明黄色的,太阳在对面,好像永远都会悬在那里似的。


现在回望,那仍是像小说情节一样跌宕起伏的一天。我们喝醉了,先是在园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找不到出口,后来在高架桥下蹲着打车,好不容易打到了车,他又在车上丢了手机。小西天从费里尼放到了侯麦,他坐在出租车上含含糊糊地问我:“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什么?《冰山上的雪莲》?”是《沙滩上的宝莲》。我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


到小西天下了车,我们几乎一步也走不动,相互搀扶着走了没几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眼睁睁看着资料馆就在一街之隔,但有如天堑,怎么也走不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夜风中坐着,将肩与肩靠在一起,头与头靠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坐到电影散场。


这天终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要与我说些什么。微信上语焉不详,一连三晚,他都邀请我去未名湖散步到凌晨两点,人在兜圈子,话也在兜圈子。我不敢验证我的猜测,只好陪着他打转。


第三天,我们坐在花神庙附近,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每次社团里的好朋友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是,而你说不是,我是不是很尴尬?”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我好像终于听得懂了。有一些恍惚,四个月来我猜测了无数次这样的可能性,原来是真的,没想到是真的。


我并非特别自信的人,接受不了那种没有根基的好,我迫切地需要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爱。这个问题一再被打回。问来问去,无非是“感觉”两个字而已。


“喜欢我是什么感觉?”我问。“你知道水床吗?”他想了想说,“充气床垫漂在日光下的水面上,起起伏伏。就和喜欢你的心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甜蜜,最甜蜜的情话。


那是真正的新天地。


飞女滤镜


我从未以有色眼镜看待过抑郁症患者,实际上,我所处的文科环境,对待边缘群体的态度一向开放包容。我们认同于社媒上“政治正确”的必要性,明白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更明白哪些话适合说,哪些话不应该说。


本科时代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也是抑郁症患者。他叫阿岑,大三那年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起写剧本。刚刚熟起来的时候,他把朋友圈头像与背景都设置成黑色,签名是一句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杀预告:1997.8.1-2017.8.1。


彼时是2017年5月,我觉得我不该袖手旁观,于是常发消息与对方联系,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阿岑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说话引人入胜,写作也有灵气,但时而流露出自怜自伤的倾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这是阿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阿岑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其一是,我知道与他们交流的困难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封闭自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我评价体系。我曾数次列举阿岑专业第一的绩点、拿到的游戏大厂高薪offer、写出来灵气四溢的剧本,用以佐证“你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这些全无作用。每当说到此处,阿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糟糕,甚至不惜与我吵起架来,而我则会逐渐被这套逻辑绕进去,最终云里雾里。


其二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无穷无尽的情绪黑洞。撇去自怜的部分,阿岑是个有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脑洞的人。与他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松愉快、充满启发的。


正因此,初识阿树的时候,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好像都是可以轻易逾越的小山丘——我自己也有过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刻、我有过患抑郁症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向被人称赞共情能力强……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学习,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


更何况,抑郁与其说是一个问题,未若说是一种特质,甚至更接近我欣赏的特质。我认识的那些饱受溺水之苦的朋友们,他们精神世界丰富,头脑聪明,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更愿意与所谓的“主流”保持距离。比起那些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我对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近,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恋爱头一个月,阿树一切正常,我尚未看见黑狗的影子。尽管他有时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今天一整天都很低落,躺到傍晚都没有起床。但每次见面时,他都活泼健谈,笑容灿烂,看不出一丝阴霾的痕迹。


我还是想做一个称职的恋人,一起在湖边散步时,我未雨绸缪地问:“等你抑郁发作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他畏惧冷清,需要陪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他一个人呆着静一静。


为尽陪伴之责,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耗在一起:吃饭、自习、散步、看电影、骑着电动车兜风。那时我研二,他大四,旁人忙于保研、工作、为前路惶惶担忧,但我们的生活中少有“内卷”一词。恋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了我的斗志,我只想一再在这个春天里耽溺下去。


我会反复向他确认:“你今天感到快乐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是快乐的,非常快乐。那快乐是不是就可以驱散痛苦呢?如果过去感到痛苦,是不是因为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是快乐的分量还不够多呢?我有我的快乐哲学,人活着是要向世界攫取快乐的,“为一分钟快乐,捱多少不快乐”。但是他说,不是,快乐和痛苦是在两条轨道上并行的事。痛苦就像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快乐不妨碍痛苦的存在,至多只是使自己可以暂时地遗忘或逃避痛苦。就像现在,即便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仍会在快乐的间隙想到自杀。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但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给我泼兜头冷水的人是阿岑,他去了南方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远程向他分享我恋爱的喜讯,他满怀忧虑,说:“你不太适合。”我觉得不服,问凭什么。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精神能量太贫瘠了,你支撑不起。”


“不要有飞女滤镜。”阿树本人也警告我。那时侯我的紫头发很合《飞女正传》里的一句“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飞驰时也会应景地在耳机放,“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但是这种状态是危险的”,阿树说,“会反噬,滤镜消失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性别错置


阿树的模式简单明确:他付出,并要求回报。一方面,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共情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什么时候我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并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和询问。甚至于多数时候我并非不开心,仅仅只是累了,他同样也会过分为此担忧。


另一方面,我的一切“没那么体贴”的行为都会对他构成伤害,小到不喜欢发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甚至于总是在线上发省略号和句号,大到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答应准备惊喜却没有放在心上、独自做自己的事而忘记关注他的在场,一切都会成为吵架的根源。而他对吵架的阈值也相当之低,往往我还觉得只是相互抛出观点,通常他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于我而言,在此之前我单身了四年,修炼出一身多而无用的“独立女性”姿态。我看过大量网络情感博主的金句箴言,他们一个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不可以把恋爱当成生活的全部、你自己也要活得丰富多彩。一旦你太过需要对方,对方离开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快一百倍……


阿树对此表现出剧烈的抵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我好一点”,讲自己是“小玻璃心”。一个常见的游戏是,他会把我的手放在他心脏的位置,问:“听见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假的,根本没碎,你乱讲。”我又改口说:“没听见。”他便会迅速地发出拟声词:“咔嚓!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性别角色的错位。这很不合情理,在正常状态下,我已经被周围的朋友认为过于敏感,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内心戏,鲜少遇到比我还要敏感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树一向失眠。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好像所有他被剥夺的睡眠都找上了我一样,在一起以后,我总是一沾枕头便昏睡过去。代价就是次日醒来,需要面对一个失眠了八个小时、对我的不在场感到愤怒不堪的恋人。


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断询问后我慢慢明白过来,一整夜对于拥有睡眠的人而言,只是闭眼到睁眼一瞬间,对于失眠的人来讲,却是漫长无边的煎熬。他不敢叫醒我,又忍不住发出各式各样的响动,试图提醒我察觉——但是我从始至终一无所知。


这种对睡眠权利的争夺越来越常态化,到后来他干脆拳打脚踢,像三岁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想尽各种方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两三点,我在极度的困乏之中,气得差点哭起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这是相当严肃的指控,他终于屈服了,安静下来,不再阻止我入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上海电影节的尾声。我们与另一对好友买绿皮火车的四人动卧,一路打着麻将去上海。我们三天看了八部电影,租洋房,吃烤肉,与朋友约夜场电影后的酒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看完最后一场《阮玲玉》,我和阿树慢慢地走回酒店,经过苏州河,他几番暗示我,这是他最不想活着的一天。


我大致能够明白:上影节像是一个人生假日的尾声,等到回学校,他要面对的是漫长琐碎的毕业程序。


他和我商量:“你这一天能不能一直陪着我?”“我当然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在酒店里看电视,央视六套在放俗套的电视电影《闪婚总动员》,依稀记得女主角是吴越,穿的衣服全是高饱和度的死亡芭比粉。我一直强撑着不让睡意彻底掌控我的身体,勉力支撑到凌晨三点,我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他几乎是哀求着我不要睡,不要,不要,不要。我缓慢地向下滑落,滑进黏稠的睡眠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尽力了。”我在闭眼前最后一刻跟他说,“你不能真的要求我彻底熬一整夜。”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迟了。我们去高铁站,他漫长地、漫长地沉默着。六个小时的回程,他始终一言不发。我感觉自己身处可怕的矿难附近,四周一片死寂,又仿佛能听到空气里飘荡着焦黑,腐臭的哭喊。


我们会在聊天框里列举我们各自需要的是什么:


阿树:我要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一些被共情,我要那些弯弯绕绕的想法被你关心到哪怕是猜测,要情绪层面的“对我好”,不是“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那种“对我好”。要括号里的“如果你想知道”是真的想知道。


我:我要什么——我要你为我爱惜生命,我要我最差的一面被接受,我要获得无条件的支持包括事业上的,我要两个人随时能分开独立但心中都只爱对方不会彼此怀疑。


“你会抛弃我吗?”他一再和我确认,“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负累吗?我会给所有和我接近的人带去噩运,很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败絮其中。”我始终坚定地回答着不会,你不是负累,我也不会抛弃你。


一开始,我很乐观,觉得吵架是必要的磨合。回答这些问题也让我在疲惫之余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当他一再地表达他的不安全时,我便获得了满足,疲惫似乎也是我为此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但很快,我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悬浮感,仿佛下一秒就会一脚踏空。我知道我们彼此喜爱,也确确实实在日常相处中感到幸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或许是因为过于用力的情感表达。他一再地觉得我不够爱他,我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我的心意。


我不断和他解释,我不擅长付出,我有轻微的回避倾向,不严重,但这足以让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未奏效,很久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你告诉我你就是一个再爱也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绝望。”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


诊断


在一起之后我听他讲了许多过去的事。他正式确诊是在大二下学期,2018年6月1日,他觉得好像上天开的黑色玩笑。从六院拿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去旁边的肯德基吃开心乐园餐,作为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接下来他开始遵医嘱,吃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去香港交换兼疗养,结识了当时的女友,渐渐地一切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抑郁症在那个冬天复发了,2018年12月,他在寝室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次日又若无其事地醒了过来。那是他最接近自杀的一次尝试。


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服药、稳定、擅自停药、复发之间反复摇摆。他也尝试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每周颠来倒去讲些差不多的内容,他觉得是“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出来,晃一晃,再倒回去”。


我问过他到底吃过多少种药,得到报药名一样的清单:黛力新、罗拉、思诺思、来士普、乌灵、文拉法辛、丁螺环酮、奥沙西泮、西酞普兰、度洛西汀、曲唑酮、喹硫平、鲁拉西酮……他最喜欢的助眠药是思诺思,因为服药体验很奇幻,吃完以后“可以看到文字舒活筋骨勾肩搭背谈谈情跳跳舞”。


“精神类药物的总量是有限的,每证明一种药物对自己无效,选择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直到积重难返。”他告诉我。


“为什么要停药呢?”我也问过。我知道很多人不愿吃药,吃药会令自己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怀疑,也有许多人将不愿吃药视作幼稚的行为。


“我知道吃药虽然有作用,不吃药或许更差,但吃药只是让我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活着的状态,看起来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得更差了。”他又解释,“就是在人的各种层面上退步。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艰难。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差,发生过的事会慢慢地等量地消失。”




2021年5月中旬,他临近毕业,距离他上一次停药过去6个月。确诊之后,他休学过一年,这个学期要重修大量过去缓考过的课程。但事实上,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去上过课,翘掉课堂小测也如家常便饭。但期中考试与毕业论文却不能再拖。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六院。


我第一次去六院,对它有许多森严恐怖的想象,但实际上它与平凡的医院别无二致。阿树对这里轻车熟路,一路带着我走。等待的间隙里,我翻看他过去做过的量表和生理数据测评,有一支交感神经活动数值奇高无比,图表上那一支好似异军突起,完全冲破图表的束缚,甚至要冲破纸张的束缚。


我们在候诊室等待叫号,用电脑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终于叫到了,接诊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职业,问话平和,并不刻意温柔。有些敏感的问题,她问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不当回事”的洒脱,只当是在和朋友交谈,好比轻而易举地问:“你最近有自杀的念头吗?”阿树说:“每天都会想。”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还有许多常规的问题,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为什么停药,阿树都一一回答。女医生有时也会向我提问:“他有过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刻吗?”我非常犹豫,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阿树同样犹豫,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女医生最后说:“难怪你觉得之前的药效果不够好,你有可能是双相二型。”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查阅知乎,搜索双相情感障碍一型与二型、以及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区别。一型是最典型的躁郁症,躁狂的一侧与抑郁的一侧等量,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摆荡。二型则是轻躁狂,重抑郁,临床表现与重度抑郁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两者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许多事仿佛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他精力好的时候希望自己不睡觉,常常毫无节制地调高生活的功率,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完无穷无尽的事情。偶尔觉得自己好起来了,但很快又会被反复无常的无力感击溃。


18年他之所以发病,最直接的诱因就是他在此前的三个月中试图让自己抛弃睡眠。那时他踌躇满志,把自己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这样的状态仍时不时地出现,我猜或许是躁期的表达形态,很是忧虑。“你不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吗?如果你不这样做,有没有可能病症就好一大半呢?”我常试图劝谏。他反驳说:“不是这样,不管我是否这样做,状态都有一天会变差。就是因为知道状态变差是随机的,所以才想抓住所有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新药正在实验期,治疗是免费的,问阿树是否愿意加入实验。但很快我们发现,参与者会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吃的是安慰剂,然而参与者无法知道自己被分入了哪个组。阿树想要确保自己能顺利写完毕业论文,因此拒绝了实验。


毕业季最终是狼狈的,他早已不再想沉沦在理工科的紊流里,但两个礼拜里他要应付四门高强度考试,但凡有一门通不过,已经获得的直博资格就会被取消。成绩录入系统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还在发微信和老师沟通,恳请老师给他及格。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师同意修改分数。


老师说:“你总不能拿着病历及格。”


从六院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万柳公寓小花园的长廊里,空空茫茫看着天,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两个小时。我焦灼着,不知道是否该说话,该说些什么,但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很晚了,我坚持把他送回学校,自己再打车回宿舍。凌晨两点,上楼前我看到楼下海棠花开得热闹鲜艳,大红的,粉红的,纯白的,好像偷来的一刻浪漫。我在那儿拍了花,发给他看,他说:“我会为了你好起来。”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阿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觉得如果能找到根源,或许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抑郁的根源恰恰在于找不到根源。


我的少女时代漫长苦闷,经历过被孤立,被起哄,长久地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恐惧之中。活着对我而言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改变这一切。


大二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阿岑为什么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基于自卑,基于缺爱,基于匮乏。因为讲得出原因,摸得到形状,所以也知道该如何自救。倘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次完整的被爱,这样的痛苦自然会不药而愈。


但阿树的抑郁绝不是因为匮乏于爱。他的成长道路一路顺遂——至少与我相比。无论学业还是恋爱,他都不曾受过太大的挫折。他很聪明,初高中常考年级第一,很顺利地拿到北大预录取,大学以后读的是能力范围内完全能掌控的学科,导师善良体面,从不压榨,得知他的情况后还会每周定期关心。他的初恋在小学五年级,此后也鲜少有漫长的空窗期。他经常说的话是:“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既然他不缺什么,那痛苦只能是抽象的了。这使解药的研制变得艰难许多,我的存在能给予的安慰也有限得多。我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不妄想成为拯救者,只想做一个观察者,看是否有机会解开谜题。


我获得的一种解答是,他对系统性有一种强烈的偏执。他的宿舍一丝不苟,书架上的书要按照逻辑整理,旁听的每一门课都要认认真真整理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审美需要),看过的电影必须清晰命名然后整理在硬盘里,港译在前还是台译在前都有固定的格式,想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从学科底层的逻辑入手(因此他不喜欢工科,他认为工科是“dirty”的,缺乏某种系统性)。他甚至干过手抄《红楼梦》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事。


另一种可能是遗传。他和我说过,他的外公在六十岁退休后自杀。我终于接受了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会得抑郁症的”。


我们一起去万圣书园,他专门买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送给我:“没有和我关系好的人可以不看这本书。”


故事很好读,多崎作是一个五人小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小团体除了他以外,每个人的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每个人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唯独多崎作的姓名中没有色彩。多崎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阿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色彩”这个说法的精确。阿树是一个完全相对主义的人,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不喜欢对人的分类模板,更拒绝一切标签和定义。


他记不起太多的事,很多高中时代的重要节点,我以为如果是我绝不会忘记,对他而言全是一片空白。他也丧失了一部分情绪,少年时代以后,他连哭泣的功能都丧失,再没有哭过。


我们偶尔讨论结婚与生育。我将结婚生子视作一种可以去尝试的生命体验,阿树则坚决地不想要孩子。不同于多数中国人,他并没有繁育后代、藉此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愿望,在想象中对孩子也没有特殊的感情,更遑论对孩子的责任。


有抑郁特质的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无关圣母心与拯救欲。用《马男波杰克》中的一个性格二分法或许更为准确:这个世界上有人是Zelda,有人是Zoe。Zelda光鲜亮丽,热情外向,而Zoe悲观厌世,聪明尖酸。我意识到我持续地想要伪装成Zoe的同类。


我自然完全不是正能量的人,但哪怕我在微博上强调一万遍我的丧气、感伤、懒散与易疲惫,我仍然是积极进取着的,我仍在争取着获得更好的(——我定义的“好”)人生。 我常常觉得,我面对阿树有一种健康的人面对不健康的人的自卑:当我变得健康,我觉得我的吸引力在消退,“我们不再是同类了”。




我们一起旁听过一门社会学系的课,我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推导,对比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三种宗教的自杀率。新教教徒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精神更自由,自杀率也比封闭的天主教高出不少,由此可以推出自杀率与受教育程度、思想自由度呈正相关。然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发展智力的犹太教,自杀率却是这三个宗教群体里最低的。涂尔干得出的解释是,犹太教受到的压迫最多,外界的敌意迫使犹太教强烈地团结一致,群体的整合性强,因此个人拥有较强的对抗自杀的免疫力。


我好像找到了我大二时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真正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和阿树说:“你看,你就是新教徒,我就是犹太教徒。”


“PUA小天才”


阿树的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七拐八弯,语焉不详,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受众友好。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我在乎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生成的,他则更在意背后的“现代性”“身份认同”之类的宏大命题。


与此同时,我的语言习惯也遭受阿树的诟病,因为不够准确。“你使用太多文学化表达了。”“你就是喜欢情节。”“每次讲故事你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他时常提醒我,“小心用文学化表达糊弄你自己。”


阿树对我说过最刻薄的话是:“你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一定不会睡着。”——前情是我们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多不太专业,阿树的一个好朋友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听到一半睡着了。他的意思是我太擅长组织叙事,讲述痛苦也未必百分之一百真诚。


生活里的琐事,我讲给他听,连缀成有起承转合的小情节,整个过程中穿插着各种人说过的好笑的话,又时不时发表一番我自己的见解,偶尔使用一些极端词汇进行夸张。阿树可以敏锐地分辨出我使用语言对自己进行了塑造,他会一针见血地说:“你组织过。”


“不可以组织吗?”我反问。


“不是不可以,但这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选择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失去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你所讲的,它原本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种制造生活的赝品的倾向我高中就知道,但我一直对自己很宽容。”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宽容。我们应该试图趋近真实,即便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


实际上,只要我接话,探讨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即便我表达反思,他也会说:“表达反思是逃避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手段。”我说你这是反思之反思,批判之批判,何况你自己也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在细如牛毛的逻辑里不断盘旋。他很聪明,读书也多,能言善辩——一切都符合我喜爱的特质,但这些都成为利刃。最终我甘拜下风。


这种批判也被运用到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我会使用标签和分类法进行解释,好比我会说:“我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恐惧型回避的倾向。”


他会说:“你就是对号入座,对自己进行定义和限制。你觉得你可以分清有用的部分和误导性的部分,但其实分不清的,一定会相互影响。”


我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是我首先有这样的感受,才会去对号入座。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感受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逃开遭受指责的命运。我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我的感受被精确地解剖、反思、批判,然后被忽略。


朋友问过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能区分清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吗?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情需要从对方生病了的角度去体谅对方,哪些事不需要。”


而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包容由抑郁症引发的一切,但对与抑郁症无关、只与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不必包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者根本无法泾渭分明。


他说:“我真的不是只对你会这样,我对自己也这样。我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想问题,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他确实不止对我如此。思维习惯与情绪特质息息相关,每当他陷入抑郁,一定是他崎岖的脑回路里发生了核爆炸。于我而言,建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而阿树拒绝这种建构。他太想面对完整的真实,渐渐地面对得心力憔悴。


2021年十月份我们去乌镇戏剧节看戏,走在很漂亮的水乡里,放眼望去全是小说素材。我想要吃白水鱼,喝乌酒,在临水人家凭栏坐着看水乡的傍晚,去婚礼民俗博物馆穿凤冠霞披。阿树全程兴致低落,很久以后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只在乎发生什么样的情节,你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不是我。”


即便是写这篇文章,消费自己与对方的人生的焦虑也一直挥之不去。我编排了事件的顺序,重组了文章的结构,捋出了清晰的线索,似乎在其中包裹了某种意义。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换成我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无辜的病人


这段恋爱自然遭到了我的父母的反对,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妈妈,也会说:“如果有一天他自杀了怎么办?”我就说:“人活着,获得了快乐,当然要承担风险。”但其实我也害怕。


阿树的手机里有一个30岁生日的倒计时。早在我们是朋友时,我就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存在。实际上,“活到30岁就死”甚至是文艺界的一大审美趣味,更常见的时间节点是29岁,卢凯彤唱过《廿九岁的遗书》,My Little Airport唱过《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讲“二十九岁去芬兰冻死”,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我对他的倒计时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共情。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些自杀者的遗书,提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想要活着,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真正的解脱”,其中盼望世人理解之心是那么迫切而真挚。秉持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可没有人有阻止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但是恋爱以后,我完全无法像过去一样坦然了。


电影里有一类典型场景,专门拍主角在昔日爱人/旧友灵前跳舞,拍得尴尬的,影评人和观众刻薄地称之为“坟头蹦迪”。阿树早先三番五次讲:“你以后也要去我坟头蹦迪哦。”我听到也会笑着应允。


然而我们在一起后,这个梗被再度提起,我才蓦然惊觉我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大的一个陷阱之中(他曾对我讲过“陷阱自己举着警告的旗子”)。我渴盼长久稳定的恋情,但我也知道他之所以喜欢我,恰恰是我展现出了对他悲观态度的“理解”。


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他甚至是有意在一些情境下将一些歌放给我听,以期我能渐渐脱敏。


有一天他写论文,我在看书,他的电脑放着一首歌,前奏像灵歌,我隐约听到了“了断”之类的词,于是凑过去看歌名。歌名叫《那边见》,我看到时眼泪便禁不住地往外涌,完全无法自控。那首歌的歌词写的是: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

有些人看到了光线 踏前

更多人看不见”


我变得越来越爱哭,也越来越神经过敏。2021年暑假的一天,凌晨三点我没来由地从梦中惊醒,摸过手机,发现他在五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想念我。我猛地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半夜发消息,老天爷也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让我半夜醒过来。于是疯狂拨电话过去,却拨不通。我觉得天旋地转。


十五分钟后,电话通了,他听起来像刚刚睡着,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你一定要放心。”


仍是暑假,他推荐我去看一部叫《生日》的电影,并不太有名,讲韩国一个因岁月号沉船事故失去孩子的家庭面对余生的故事。阿树跟我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日会,以后你要给我操办。”我极其敏感,问他:“办给活人的生日会,还是办给死人的生日会?”结果自然和我猜的一样,所谓的生日会是一个纪念仪式,人们在这样的生日会上,笑里带泪地怀念逝者。阿树痴迷于这种“笑中带泪”,他想要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我悲不自胜,说我不看,也不会给他办。他说:“你不尊重我对最后生日会的热爱。”


渐渐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将我甩入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都是被迫的,被迫卷入悲伤的情绪漩涡,被迫想象可怖的后果。而他只是无辜地痛苦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心声


众所周知,冬天是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这里的阴天会剥夺所有的快乐,面对着灰黄灰黄的天色,世界末日的窒息感席卷而来,零度以下的天气阻断了所有出门的欲望,关在屋内感受不到所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阿树和我说,从2018年确诊以后,每一年冬天他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2018年冬天他仍心怀希望,觉得自己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好起来。尝试了很多方式,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然后逐渐发现力所不能,希望一点点破灭。


2019年最平稳,但仍然感到无力,是他所说的“看上去趋势是变好的,实际上仍是下沉的,失去了很多做事的能力和动力”的一年。


2020年冬天是他与我认识的时刻,他刻意想让自己往反方向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努力“让自己变差,让自己不要抱有希望,去挣脱一些束缚”。我与他认识不久,他擅自停药。


到了2021年,他说他的状态是“消极地面对”。还是在面对各种事,努力不要太逃避,但基调通通都消极。


他对待父母,从来都是维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从不敞开心扉,他从未告诉父母他曾尝试自杀。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他,“说话好像从来没有语气”。


在一起半年后,我觉得他身上长出冰冷的罩子,我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罩子观看他的痛苦。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他凌晨三四点在豆瓣上标注了一部电影,或是发了一条充满消极暗示的微博。每到这个时刻,无法彻底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的无力感就蔓延开来。


我常说他冷漠,心里有坚冰。他也会问我:“我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内里冷冰冰的?非要从冷冰冰里取出点温度来热情。假装热情。”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聊天,他说:“我不想把你卷入到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不能感同身受,相当于你还是无法真正介入,你还是只能袖手旁观。但假如你真的能感同身受,这对你来说是太糟糕的一件事了。”他又说:“我不能随便把负能量传送给别人,就算别人最初说可以接受,最后都会发现是不可以的。人和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快乐。”


我试图反驳:“人和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他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缔结一种真正深刻的亲密关系,不浮于表面。比起每时每刻都快乐,我更在意共同经历的一切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分开。如果不让我介入你的痛苦,那我们的快乐都是浮于表面。


他说:“但是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的记忆会等量地衰退,只有当时当刻能感受到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我反观他对待前女友的态度。那个女孩使用一种远比我更加细致严谨科学的方式照料他,读了不少抑郁症与亲密关系的相关书籍,时时刻刻提供着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一面心存感激,另一面他又觉得,对方对待他的方式过于程式化。


资料里讲,抑郁症的发作与大脑缺少了几种神经递质有关,它们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因此,新鲜的多巴胺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暂时摆脱抑郁的低落。


他的爱好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一时变出了十分盛大的幻象,我恐惧有一天魔术结束,我手里握着的最终仍是一根毫毛。


我不愿意再点赞他每一条消极的朋友圈——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那些消极的朋友圈按下赞。点赞或许暗示着情绪的共鸣,或许代表着安慰与关怀。但我意识到,当我们成为恋人后,所谓的“共鸣”消失了,安慰与关怀也变得微不足道。更大的恐惧与失落替代了共鸣。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能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感受。他看到的世界,他每天经历的情绪的起伏,他感受到的一切。我以为共情是我引以为傲的品质,可是共情能力通通都失效。人真的只能共情自己经历过的情感。要是我可以理解就好了。



好像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从某一天开始,我感受到巨大的疲惫感,我说不出话,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脑子好像被浆糊堵住,时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站在秤上体重一个劲地往下掉。接下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我从阳台上坠落的画面,即便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想死。从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惜命的人,原来真的不受控制。


我请假回家,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想起短短的五个月前,我和阿树坐在六院的候诊大厅,我们拿着电脑,分两个无线耳机,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他看起来若无其事,只是显得疲惫。我忽然想到,那一刻他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以为我完全了解,我们每天24小时呆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感受不到的。但我忽然意识到,一定与我想象中不同。


做了大量的测评量表、脑电图与心电图,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状态加中度焦虑状态。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讲的都是“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状态”。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状态。既然是状态,就可轻可重,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或许反反复复,永远无法好转。


最后女医生对我说:“你需要慢慢去学会去感受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我心里想,这是抑郁症界的又一句接头暗号吗。


医生开的药是帕罗西汀和奥沙西泮。决定吃药前我终于感到巨大的惶恐,在知乎上反复搜查药物的副作用,头一个礼拜的感受,以及是否会给人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过去我始终坚定地觉得生病必须要吃药,但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对主体性的怀疑”。


吃药的第一天,我觉得药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去他的主体性,我感到久违的平静。但是很快,药物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觉得头晕,无力,即便躺着也像漂浮着,情绪像是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但我能感受到它还在,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头困兽,被暂时地囚禁,但仍伺机而动。


状态最差的两个礼拜,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舒适地思索,也无力流出眼泪。我感觉到体内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像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我无法做别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回想起阿树过去那些需要我保持清醒不能睡着的时刻。那些时候我曾无法理解。


我的妈妈以身作则地示范了陪护者应该做什么。我想要回家就让我回家,我想要吃药就让我吃药,我不想吃药就让我不吃药。她试图让我早睡早起、自己做饭、每日散步,建立起生活的规律。但在我失败的日子,她也从不苛责我。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她在客厅里,放抑郁症的科普纪录片。我对自己有无尽的苛责:我有这么懂得爱的妈妈,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到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和抑郁症相关的影像,有个短短的纪录片叫《近乎正常》,还有日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部非常日式清新温情治愈向兼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电影,丈夫患上抑郁症,妻子以离婚逼丈夫辞职,然后两人就过上了在家疗养的生活。丈夫低落,嗜睡,食欲下降,身体疼痛,心灵脆弱,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妻子陪伴丈夫做各种日常的事:买菜、做饭、散步、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人渐渐在日常中获得疗愈。


观影过程非常愉悦,看完之后颇让人增添几分对生活的勇气。但评论纷纷说,影片里呈现的生活,不过是关于抑郁症过于轻巧的想象,一种所谓的“抑郁症成功学”。


后来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一度成为我心里的年度最佳影片。那是一部充斥着精神崩溃、末日景象的灾难片,影片的上下半场完成了对抑郁症具像化与抽象化的两次概述。下半场中末日到来,忧郁星撞击地球,巨大星体带来压迫感,人们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呼吸急促的生理表征,都构成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和痛苦最直观的表达。


我逐渐稳定,停止吃药,重新可以开始做事,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一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渐渐脱离医学上定义的抑郁状态。抑郁症的世界,就像上天掀起它的帷幕让我窥得了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又将帘子放了下来。


瓦解


回家的时候,我去找我高中时代的同桌兼室友Lola吃饭。她的前任男友在与她恋爱期间确诊了抑郁症,2020年年初,她与对方分手,给我打漫长的电话。现在轮到我去找她求助。


这位前男友是她交往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喜欢的一位,日常相处也一直舒适。2019年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相隔两座城市的距离,每两三周开车见上一面。在发病以前,一切顺遂。


2019年下半年,她男友的科研压力日趋增大,情绪状态也日渐变差,最终去医院确诊。年底时男生开始吃药,情绪渐趋平稳,Lola觉得是好事,但很快她发现事情并不如她预期。吃药让对方失去了许多情感反应,“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很依赖我,但是我不再能感觉到他喜欢我了。”Lola说。


有许多与我的遭遇相合的细节。比如,他们在线下见面,仍能相处得非常开心,但一旦回到线上,交流就变得毫无质量可言。又比如,Lola觉得击溃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的男友告诉她,他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以后未必在一起。Lola说,到最后,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只是希望他好起来,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2020年春天,纽约的疫情日渐加重,每天新增一万多病例,Lola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夜里常常喘不过气。四月份,她回到国内。生活的变动让她觉得自己彻底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期,最终她和对方提出分手。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只要是我想要的,通过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到。但那之后我才明白,人生有一些事就是由不得你控制的,真的就是很无常的,所以要接受生命里的无力感。”Lola告诉我。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泡在知乎上,研究其他人怎么应对相似的境况。搜索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子,千篇一律的分手结局。网上的帖子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说抑郁症患者会刻意推开爱人,而爱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被推开;二说抑郁症患者冷酷,一切仅为自己而活,从不真正考虑伴侣的感受。


所以故事的结局也无外乎两种情况:患者本人现身说法,控诉另一半是怎么遗弃了自己,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或是伴侣发帖,讲自己怎么意志坚定地要陪伴着另一半,又是怎么被对方一次次推开,一次次伤透心扉。


最打击人的是一类记录帖,答主现身说法:“我的男/女友是抑郁症患者,我正在使用何种方式与他/她相处,在这里记录一下,希望自己坚持下去。”回复区满是网友的鼓励,还有寻求共鸣者,“我也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啊”。隔了一段时间答主出现更新:“谢谢大家,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日趋接受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的事实,阿树同样告诉我,他无法讲“永远”。


“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在一起。”他在“最终”上加重音,这是他说过的最接近承诺的表达,“比起说‘永远’,我觉得说‘最终’会更笃定一些,但最终也意味着会有崎岖。”“或许会有分分合合,或许分开后无法再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在一起。”


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夹杂着一些好的片段,像珍珠项链摔碎了,散落下来的细小的珍珠。2021年十二月,我们坐在喜茶的店里,各玩各的手机。他无声地把手机递给我,给我展示他仍然保存着的《Let it go》的微信浮窗。


那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微信刚刚更新版本,我在网上学到一些放迪士尼烟花的浪漫小烂招,兴冲冲地去找他试验。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聊天背景换成一张迪士尼的城堡图,打开迪士尼烟花常用BGM《Let it go》,然后不断发送烟花表情,烟花就会在屏幕上依次绽开,好像人在迪士尼身临其境。


时隔将近一年,他一直保留着那个浮窗没有关掉。


在一些时刻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爱。但我也知道,爱并非恒定不变的,爱也并非可以击败一切的。



这几乎是我经历的最温情的分手。我们聊了一整夜,复盘到每一个对对方心生怨怼的节点,甚至商量了戒指、头像、给彼此的备注等一切善后细节,约定短时间内不谈新的恋爱,以示对这段感情的尊重。甚至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收尾,说,如果有一天可以一切清零,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或许我们还会重新在一起。


分开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去资料馆看了电影,然后在旁边的枫蓝国际吃了饭,逛了书店,买了书,买了三元梅园的奶酪,又分别在喜茶和满记甜品坐了一阵。出来时夜幕低垂,我们心血来潮,查了查腾讯地图,一共五公里路,我们决定一路走回学校。


那几乎是整个冬天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我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时刻是什么吗?”“你有很多非常生动的表情,皱眉,嘟嘴,河豚脸,还有五月我们住在朝阳,在空调房间里打跑跑卡丁车,跑赢了的时候,你会学着那个卡通角色的样子喝彩。”


“但那只是我很小的一个切面吧。”他说,“气得要死,我苦心建设的智识性的一面根本不受重视。”我说:“是的,而且还经常引发争端。”


沿路一起走十里长街,我仍旧提议放歌。我跟他说:“你来点歌吧。”他叫我放《热带雨林》。我没有听过,问他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讲亲密关系就像亚马逊的丛林,每分钟都在消失。但也留了一线生机,因为亚马逊的丛林,永远不会耗竭。”


北京飘了三日雪,一路上都是被扫成一堆一堆的积雪,洁白里混着污泥。我选的最应景的歌是王菲的《邮差》:“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想,我们不会再彼此瓦解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于友嘤,编辑:于蒙,顾问:魏玲,插画:余木,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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