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与流动的家

城市青年基于工作与生活安排流动于不同的城市空间，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将城市青年对住房所赋予的意义置于分析核心，形成了“结构—意义—行动”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青年人的住房选择和居住策略，进而分析以住房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对自我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人经历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都市工作与小城生活的挤压，既要寻求稳定的心理归属，也被迫开展流动的空间实践，个体对身体节奏与心理状态进行调整，努力适应空间流动与时间挤压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薄弱与碎片化，从而维持自我与空间之间的平衡。从主体意义和空间体验的角度出发，能够对青年住房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解释框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安真真（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原文标题：《流动的家：城市青年的住房选择与自我认同》，题图来自：IC photo

住房对城市青年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快解决青年群体的住房问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住房获得路径、居住品质构成了城市青年生活决策的重要部分，决定了他们如何安排日常生活，这一组被整合起来的实践为特定的自我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1]。

个体的住房获得又深受其对住房赋予意义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城市青年对住房的观点与意义置于分析核心，探究居住策略对自我认同的作用机制。要回答的问题如下：城市青年如何看待住房的意义？如何建构住房策略？这会产生怎样的空间体验？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什么影响？研究城市青年的住房决策、居住体验，探究住房对其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的影响，对引导青年形成合理的购房理念、维序住房市场的稳定以及实现“房住不炒”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1. 城市青年的住房路径研究

关于住房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三条路径：其一，制度变迁路径，关注住房制度改革下的分配机制，强调国家制度安排会深刻影响个人机遇^[2]；其二，资本市场的解释路径，彰显了住房的投资属性，住房成为独立于职业之外的、影响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其三，社会文化的解释路径，认为住房消费具有象征社会地位、划分居住区的功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3]、主观幸福感^[4]、阶层认同^[5]等方面。

考察青年人的住房实践是在制度、资本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强调时间维度。时间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以生理年龄为形式的个体时间，以家庭生命周期为特征的家庭时间，以及社会经济背景所形成的历史时间，三重不同类型的叠加，促使时间成为研究住房问题的重要维度。

生命历程视角注重三重时间的交互作用，实现了从宏观社会机制到微观个体经验的多层次分析，而且强调时间维度，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相结合^[6]。任何个体或家庭的购房能力都是在宏观制度与个体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形成。相较于其他年龄层，青年在住房市场上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基于体制分割与市场分化而产生或加剧的住房不平等会相互叠加，通过代际传递加剧了年轻世代的住房分化^[7]。青年人可以继承家庭的先赋资本，也可凭借教育文凭和专业技能增强自致能力，虽然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会削弱先赋因素，增强青年的个人能力与住房获得之间的关系，但在家庭先赋资本缺失且个体自致能力不足的情境下，青年更可能会陷入无房困境。

从家庭发展周期来看，青年面临结婚、生育、职业选择等重要生命事件，这些生活决策不仅影响个人或家庭的购房偏好，也制约着其购房需求与支付能力^[8]。

由于住房是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以住房为标志的婚姻选择则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实现内聚性和排外性的重要工具^[9]；同时，当代青年注重追求私人空间、家庭代际关系变化以及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等因素会进一步推动结婚买房的需求^[10]。生育对住房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家庭成员增加可能扩大的空间需求，而且催生出了“学区热”现象^[11]，增加了青年购房的难度。职业选择与住房需求密切相关，青年人随着工作地点的确定，往往会选择定居在某个城市，但一旦置业，随工作机会流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从历史性时间来看，不同世代所处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不同，对住房的态度、意义及行为策略都会有所差异。在住房市场化、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住房的投资性与符号性都越来越强，住房成为一种被追逐的符号资本，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加入购房大潮，将住房消费当作一种宗教仪式，对住房的膜拜逐渐影响甚至扭曲了青年的婚姻观、生育观、价值观^[12]。青年的购房能力受到单位、户籍、家庭禀赋以及地区市场化的影响，由于个人资本不足，住房压力会被转嫁给父辈，导致“住房啃老”的现象凸显^[13]。

2. 流动空间中的住房意义与自我认同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地方住房市场卷入全球资本流动的浪潮，弹性的工作机制、便利的交通通信，为青年的择业安家创造了新情境。青年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运动中作出决策，选择最优生活安排的能力越来越强，能够形成符合自身需求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因此而可识别的生活模式”^[14]，有助于理解行为的内在逻辑及社会意义。生活方式内嵌在社会秩序中，是自我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与表达，也是生成归属感、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

在充满变动、风险日益增强的城市生活中，是否拥有能够自我控制与管理的“一席之地”，可以说十分重要。住房是有独特性的物理结构，也是开展社会实践与凝结社会关系的场所，住房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都使其成为形塑生活方式、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机制。

桑德斯认为，住房所有权是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在最深层的心理意义上，人们认为在自己的房屋内，能够控制环境、免于监控、轻松而自由地表现自我”^[15]；肯恩斯等人认为拥有住房会给所有者带来地位、自主性与安全感等方面的积极意义^[16]。当今社会生活开放性逐渐增强，传统的控制力日益丧失，个体越发要在多样性的选择中被迫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讨价还价^[17]，关于住房的意义、居住的策略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些意义与策略的差异性对解释生活方式与自我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很多研究往往都将住房简化为客观的或者量化的单位，假设个体或家庭在购房或选择住房过程中的动机是普遍的，这样个人对住房的差异性态度、住房具有的丰富意义以及多样的行为策略就会被忽略，也破坏了个体通过住房所寻求的认同与自我实现，由此对住房领域的了解就很有限。

个体对住房的态度、观念以及住房所具有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表达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居住策略以及生活方式反映出来。本文认为宏观的制度安排、市场状况以及共享的文化观念构建了个体关于住房、居住乃至家庭的意义框架，住房的选择过程、居住的空间体验，都作用于自我认同过程。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调查地点主要是在北方的A市，它紧邻一线中心城市B市，接受B市的外溢效应，无论是直观的房价变化还是主观的价值定位，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B市以及区域关系的影响。近20年来，以B市为中心的空间关系变化剧烈：

其一，作为一线大城市，B市房价高面临各项功能分离与向外疏解的压力，目前已将行政功能外移，新行政中心毗邻A市，带动了部分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房价的提升。同时，B市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环保标准和安全规则，一部分制造业(高耗能、高污染型)与服务业(如宾馆、KTV等)企业被迫迁出，临近的A市成为首选去处。

其二，以A市为中心，区域化趋势不可阻挡，一方面超出了具体直接的互动情境，要求在时空层面进行扩展与延伸，从在场互动逐渐上升至不在场互动，为权力、资源在空间层面的流动、拓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地克服空间障碍，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短，呈现出世界内在地崩溃的假象^[18]。区域化进一步彰显了A市的空间优势，成为区域关系中的重要节点。

调查对象包括25名20~40岁的城市青年，其中有8名在A市工作和居住，12名在B市工作但住在A市，还有5名曾在A市工作和居住、后迁移到B市。被访者几乎都有在不同城市的流动经历，其中5名为租房者，13名为自有房者，7名购买了期房且目前仍在租房状态。就受教育程度而言，8名为大专，13名本科，4名研究生。对他们的访谈围绕居住方式、住房选择以及这些策略对生活境遇的进一步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访谈了部分家属，以便了解家庭住房的决策过程。

从结构到意义：青年居住选择的意义框架

制度、规则、文化元素，是城市青年共同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也是共享的意义系统，个体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信息过滤与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意义框架”。青年人对住房赋予的意义，构成并反映了购房的动机，指导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居住策略。

1. “住自己的房子总比租房好”

B市是一线大城市，拥有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与众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住房昂贵且购买门槛很高，住房问题困扰了很多年轻人，“蜗居”“蚁族”都彰显了居住困境。HY已在B市工作了十几年，前期租房住，2013年在A市买房，每日乘坐公司通勤车来往两地，他认为B市的租房体验差，而购房选择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家庭生活所需，并且还不利于家庭的未来生活规划。

楼都比较旧吧，户型（也）都比较旧的，没有客厅，除了卧室就是一个小走廊那种……住的体验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花那么多钱在那（B市）买小户型，真的有了孩子住不下，到时候真的没法换了。我觉得现在他们基本就没有办法换房了，后面会更麻烦，所以还不如在别的地方买。（M-18-HY）

HY从家庭需求的角度强调在A市购房的实用性。与之相比，YZG更为注重个体化需求，她认为租房面临各种风险，而所有权能够带来踏实感与稳定感。

住自己的房子肯定要比租房子好一些嘛，如果在B市有自己的房子，我肯定会选择在那儿，但是如果压力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考虑。（在自己的房子里）你想买什么东西就可以买东西，不用考虑搬家的时候带不走，还可以很随意的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有房东催你交房租，或者说给你涨房租，比较有安全感，心里安稳。（F-22-YZG）

资本不足与政策规定限制了购房机会，但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在流动状态中获得这种“安稳感”，青年人不得不转向A市，这不仅是理性计算购买能力，更是为了获取生活稳定性。人们面临诸多压力与风险，自有住房为其提供了相对固定与自由的居住空间，是成为“家”的物理基础，给予人们舒适感与控制感，是培养自主性、独立性的重要场所；而租房会加剧不确定性，催生焦虑感。获得相对稳定的居住空间，是建立心理归属感的重要方式。

2. “更低花费享受更好的体验”

住房所有权的具体意义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与文化背景，而中国民众对自有房屋有较强的偏好，但很多年轻人由于资本薄弱、制度限制或主观偏好，也会选择租房。A市的租金远低于B市，这允许青年人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服装、娱乐消遣、社交、深造等多个方面，不仅能缓解租金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会极大提升生活品质。当青年人确定住房决策时，事实上也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

你看你可以在这儿租个两居的两个人住，一个人也就800块钱，你还能做饭，有一个大客厅。就自个儿的生活，你在B市1600元只能租一个20平方米的，里面放个床放个柜子，差不多就满了。我有好多同学在B市租房，他们来我这里看了以后就说，你这生活质量很高啊，但是其实他们收入都比我高。（F-10-RGF）

相对其他人来说，LL的生活品质更高。她是1992年出生的本地人，她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在B市租房的同学相比，认为不需交房租节省了生活成本，还能使自己较为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

我刚毕业那会儿我同学就说，他一个月就挣8000多元，我才挣2000多元。我就说，他们好幸福啊，他们就跟我算了一笔账，说他们在B市的生活成本其实跟我在A市挣2000多元，下来都是一样的，我住在家里，什么租房的钱啊、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交通钱什么的，都不需要。一般在家里吃饭，有时候想耍了，就说不行我要去吃点好的。很自由，没那么大的压力，我不用为了租房而省吃俭用的，虽然挣得少，但都是实实在在拿到手的。（F-12-LL）

与本地青年相比，外地青年在生活花销、日常照料、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依赖于自致能力，当房租占据收入的比例很高时，必然会限制其他方面的选择，所以房租与收入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人的生活水平。A市较低的房租压力，能够让青年人较为自由地规划生活。

3. “不买那钱肯定就是贬值”

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住房日益成为有力的投资工具，人们能够投资住房以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实在的产品。A市毗邻一线城市B市，深受辐射效应，且区域一体化、城市扩张与功能调整、交通建设的推进，将两地紧密连接起来，大量外地人涌入购房，促使当地产生了一种关于住房的集体表象，渗透在青年人的住房选择中。

政策支持你，那你（房地产）就特别好，前景大家都会非常看好，很多人涌过来说“我本来不打算买的，我只是有那么一小点儿的念头”。但政府来了这一下，我可能就有兴趣了，“赶紧买一套吧”，就这样的，就直接把它这个需求、这个欲望一下子挑起来了。（F-12-LL）

随着A市日益被整合到以B市为核心的空间共同体，它就成为人们获得住房所有权的理想场所。过去十年里，选择在A市购房的外地人很多，但选择在此定居或常住的人口却很少，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初期，在A市购房没有户籍或社保年限的要求，而且还可以在当地落户，但很少人会将户口迁过来，真正产生吸引力的是当地住房所具有的投资价值。

当时房价涨起来真的是每个月都是一个价，大家都说主要还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不买那钱肯定就是贬值，然后以后再买。反正你早晚也要买一个，还不如先买……后来想想，你可能要考虑很多，但是在当时那个场景，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可考虑了，可考虑的因素没有那么多。（M-18-HY）

强烈的投资价值是当地房地产市场火热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要迁过来？我（老）家是南京的，教育各方面，相对而言肯定是要比这儿强一点的……我们可以定居在更好一点的城市”。（M-26-LF）

这部分外地青年选择在A市买房，投资是主要动机，同时也持着观望的态度，A市更像是一个“停靠点”，在青年人能力不足的时候为其提供过渡空间，但他们是否会定居在此，则取决于多种因素。

4. “能赚到钱或者说有奔头就行”

由于B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疏解，A市成为企业迁入与人口流入的重要区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住房政策以增长逻辑为主时，各项利好政策会使人们对城市价值产生积极的期待，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平台搭建等，都会吸引更大的人流量，无论是对房地产行业还是对整体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个人收入与市场发展的积极预期，带动了部分青年人的流入。

要是说来做生意的话，能赚到钱或者说有奔头就行，比如说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也都是这么想的，这里消费低，房价低，然后人少，离B市还近，来了之后我们就想着（之前）我们在B市赚的钱，可以来这儿消费，是不是？而且压力也不大，对吧？然后我们做生意的话，有人流量生意自然就会好。（M-20-ZT）

收入水平是影响青年择业的首要因素，而对生活的规划与展望则形塑了置房决策。这部分青年的购房动机是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和更好的就业前景，直接目的是生活方便和工作方便。与此同时，房屋会冻结个人资产，其中产生的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等也会降低个人流动的频率。

5. “买房不需要理由”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被普遍卷入全球巨变大浪潮中的真切感受让人坐立不安，容易产生不安定感甚至是焦虑感^[19]。这种焦虑感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20]，而获得住房所有权成为人们占有空间、缓解焦虑的重要方式。因此，即使没有住房需求或投资意愿，在有能力的情况下青年也会选择买房。YZG在市区买了两套房，第一套房用以自住，二套房目前闲置。她认为购房既不是消费，也不是纯粹投资，而是一种比银行储蓄要划算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理由，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也没有想投资，我就是想买房子了，没考虑这些什么的。你就想吧，你放在银行也是风险，你自己拿在手里也是风险，其实怎么都是风险，就看你怎么去平衡这个风险。（F-22-YZG）

住房在消费或投资策略中都占优先地位，但YZG一再强调“买房不需要理由”，而且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由此看来，住房偏好可能是一种模糊的或者无需言明的实践意识，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行动发挥作用，并且使行动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性的监管^[21]。住房所需资金大，直接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安排，在访谈中几位被访者都表达了对购买住房的偏好，这种意识是长期以来政策、市场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独特的内涵与意义作用于行为。

总体来说，青年对住房赋予了丰富的意义，其来源包括对政策的解读、对市场的认知、对利益的理性计算，也有文化意义中的行为惯习或感性的空间体验，它们共同形成了指导个体与家庭的居住策略的意义框架。

住房的多重价值也意味着人们动机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这些主观意义反映了感性经验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个体偏好性、市场复杂性、情境易变性等都同时作用在住房决策中，很多因素无法进行理性地衡量和比较，而个体的感觉、印象、空间或住房的形象与特定情境下的氛围都可能发挥主导作用。

在流动中建构自我：“身体-心理-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演变

在选择社区空间、建构住房策略的过程中，青年形成了符合经济能力与迎合自我偏好的生活方式，而发挥作用的客观因素与主观意义也会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形塑了个体的空间体验。在适应流动生活、体验不同空间的行动过程中，个体努力改变身体节奏、调整心理状态、适应碎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对自我的定位与认同。

1. 不同空间中的身体叙事

现代城市生活受到市场引导，“个人选择自由”被建构成为自我表达的框架，自我规划则是占有某种商品或者实现社会或大众公认的生活方式。直接后果是，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消费主义越旺盛，个人对自己的控制力就可能越弱，日常生活越可能成为“一个消费受到控制、因推行恐惧而变得被动的社会领域和场所，它是被建构的，受到规划的”^[22]。

高压、快速是当代大城市的基本生活面貌，它不仅传达出拼搏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还形成了“时间效率化”的焦虑，“‘慢’被看作跟不上趟、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拖延’意味着缺乏竞争意识”^[23]。身体能够感知与界定空间，并根据空间体验有意识地调整与改变其速度与节奏，这既是适应空间的过程，也是形塑自我的基本方式。

在现代化大都市中，个体为谋求发展、满足需求而不得不挤压自由时间，但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也使个人陷入焦虑。空间结构与空间文化决定了相应的身体行为，为了缓解焦虑，实现对自我的认可，个体也要调整身体节奏。

（在A市）生活还比较安逸，不像B市那边，那边人走路的速度都比这边快。我可能老在A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以前我在B市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挤地铁，大家恨不得跑起来。现在每次我一去B市，我一上那个地铁，我莫名的焦虑，真的，就是没有那么那啥，大家都把气氛搞得好忙的样子，每天就那么点事，然后大家都好忙好忙，然后优哉游哉慢慢走就是你不对……我现在就是比较享受生活，干吗给自己整那么忙那么累，就是慢节奏。我觉着慢节奏这个生活是现代社会比较需要的一种东西吧。我觉得慢下来，慢慢也挺好，无所事事的同时，你可能也不说干了点啥，思考人生也是一件事。（F-16-RR）

身体是连接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支点，“快”与“慢”分别对应了不同的空间秩序，身体反映了感知空间，表达了生活态度。RR从快节奏的B市流动到A市，挣脱了原本忙碌、焦虑的生活状态，拥有了更多属于个人的自由空间，寻找到了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通过居住空间的改变，个体事实上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外部空间之间寻求到了一种相对平衡。

吉登斯认为，“对身体的形塑是当代社会生活方式活动的共有特征”，“有关身体的生活规划是后传统社会环境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身体规划更多的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参与”^[2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行为，是在感知到外部信息后依据自我偏好与能力所做出的能动性回应，“挤地铁”“好忙好忙”“慢慢走”与其说是身体行为，不如说是对空间的叙事，个体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展开交流、建立关系，进而形成了对空间的独特认识，参与了空间意义的建构，同时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与认知。

2. 双重世界下的心态调试

身体行动是人们基于空间体验的直接表达，居住模式对自我认同的影响更深刻地体现在心理层面。虽然B市能够为青年提供较为理想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但是与房价相比却杯水车薪，无法抗衡的限购规定也极大地降低了购房可能性。为了获得住房所有权，人们不得不转向其他可替代的地区，这也是人们在高度商品化的城市环境中自我调适的结果，既要获取经济效益，也要寻求归属感、安全感与稳定感。

本文的被访者大多因无法在B市购房而退到A市，但仍坚持在B市上班，他们的生活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工作空间节奏快、压力大，生活空间较为安逸、轻松。虽然收入很高，但每天的通勤时间长达三至四个小时，早上7点之前离家，晚上8点之后才能到家，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通勤时间过长，但却不得不“忍受现实”。

当然不愿意，但我也是没有办法，(只能说）可以接受。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只能是忍着......A市本地收入水平太低了，B市的房价和租金又太高，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M-21-DB）

其实两种（在B市租房与A市买房）都不太舒服。因为住在A市比较远，不过住在自己家里面，幸福度会高一些，空间比较大。即使公司给你解决了通勤（YZG所在公司有很多人选择住在A市，公司专门开辟了早晚通勤车，为员工服务），但是距离比较远，所以路上的时间很长，这样来说的话，你自己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在B市就会方便很多。（F-22-YZG）

在漫长的通勤路上，青年容易生发出一种对外在世界的无力感，例如DB所说的“没有办法”“只能忍着”，HY、RR等人所说的“找机会换更好的房子”“说不定以后出去走走”等，展现了对现状的不满，透露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不得不妥协的心态。

对于工作与生活都在A市的外来青年来说，生活规划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碎片化特征，对自我的认识和定位在不同世界中来回转换：想要证明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例如被访者说的“大家都把气氛搞得好忙的样子，每天就那么点事”，表现出对“忙碌”“快节奏”这种生活的不解和批判，但又会被同辈群体的进步与自我的停滞不前所烦恼，对之有所向往：

我觉得这跟一个人的年龄阶段有关，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的话，你就适合去一线城市，去感受呀，因为那个地方试错的机会比较多。去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有可能一年里边，等于二三线城市上班三五年的感觉。你的知识量啊、各方面、圈子都会大幅度地扩增。但是在A市的话，你会发现，待个三五年，周围还是这几个人，就没有新的东西，其实也挺没意思的，也会觉得自己没有进步，跟以前同学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F-24-QR）

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个体的自身定位与生活规划也会有所变化。QR、RR之前在一线城市工作，后期流动到A市，偏向于安逸、轻松的生活方式，但是稳定也会造成成长缓慢，与同辈群体相比“没有进步”，刺激她产生了应该趁着年轻去“试错”的想法。

住房选择是人们建构生活方式的核心因素：快节奏、高压而充满机遇的都市与安逸、轻松但变化缓慢的小城。在充满张力的日常生活中，个体需要不断调整自我期望与现实目标，努力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平衡与协调，这是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过程，否则盲目与他人比较就可能会引发对自我的怀疑、对生活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茫然。

3. 时间挤压中的社会关系

个体在城市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城市中的制度体系创建的某种生活秩序和个人创造的“社群网”^[25]，后者是个体界定自我地位、划定群体范畴的重要过程。在个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城市青年主动寻求自由、彰显个性，再加上频繁流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式微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外地青年尤其如此。

社会关系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日益流行的弹性制度、频繁的工作流动改变了个体关于职业的“心理接触”。越来越多人对长期稳定工作的期待降低，偏向于短期就业安排，这一变化也导致心理和情感更具有流动性，更容易培养出自我依赖和独立的文化^[26]。本文所访谈的青年，都至少换过3次工作，曾在多个城市工作与生活，虽然丰富了工作经历，但也破坏了职业生涯与社会资本的持续性积累，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

工作节奏的一切组成部分是由赢利而不是由建立人道的工作时间表来确定，这种工作模式主导了青年的日常生活，挤压了能够用以发展社交、丰富生活的时间。青年人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叠机会很少，又因为地理空间的分散进一步降低了互动频率。在可支配的休闲时间里，“宅在家”成为很多青年人的常态，即使有外出活动，也主要是独自或者与家人一起，社交类活动较少。

我平时挺喜欢在家待着，在小区周边转，可能我比较宅。邻居还是认识几个。现在有同事一块坐班车，有在附近住的，还是认识了几个，剩下其他在A市的朋友也不多，但是我感觉就算你在B市住，现在谁还认识周围的邻居，实际认识的也不多。（M-01-ZY）

青年人沉重的工作压力与繁忙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状，例如YZG说：“我跟对门见了面，可能都不认识！”这一方面固然是闲暇时间有限，时间的紧迫感使人们无暇顾及在社区内外维持与建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职业与住所更换容易催生出一种流动性“心理接触”，“迟早会离开”会使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没有必要精心维持社区关系。同时，居住区包含回迁房与商品房、本地人与外地人、自住房与投资房等不同类型的住户，较强的异质性意味着购房动机的复杂性与住房意义的多样性，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生活经验，难以形成以共同利益或社区情感为基础的凝聚力。

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基本上都是成家了，有孩子了，大家都比较忙，所以约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有几个在B市住的，有时候会过去约一下吃个饭什么。他们都是B市人，就住在B市。这边小区里的人我也都不认识吧，没啥交集，老人孩子比较多，年轻人少一些，就算有也很少能见到，因为白天都要上班。（F-22-YZG）

城市青年的社会关系在流动中不断被打破与重组，一方面以工作为主导的生活模式导致时间安排的紧迫与空间分布的区隔，与同事、朋友的交往频率与联系深度都有限；另一方面，青年的生活规划具有临时性、权宜性特征，住房变动较频繁，这使社区互动较少，没有形成以社区空间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

此外，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割裂、漫长的通勤时间以及通勤路上的关卡检查，也强化了外地人的身份，城市青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融入本地生活，在空间流动与时间挤压中社会关系的断裂与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其结果是青年很难产生真正的归属感，形成稳定的群体认同，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社区空间，或者以职业生涯为核心的工作空间，都被时空的流动与区隔所阻断。

总结与讨论

本文将城市青年对住房所赋予的意义置于分析核心，它们构成了个体的购房动机与指导行动的意义框架。就城市青年的居住策略与住房选择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感性意识与感性能力在城市青年的住房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充斥在选择过程中，被访者经常用到“人家都说”“我觉得”等模糊的话语，这种不确定性在网络语境下进一步被放大，互联网信息的符号化、视觉化、海量性强化了感性选择，而弱化了理性计算与逻辑推论的能力，因此青年的住房选择不能用理性模型进行判断。

第二，城市青年基于职业选择的流动性较强，居住策略具有权宜性、情境性特征，受此影响对生活的规划也不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青年在多重世界的流动中展开日常实践活动，快节奏的都市与慢下来的小城、高压的工作环境与安逸的私人生活、想象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等等，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了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

住房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而且建构了一系列的关系网络，是主体与居住空间之间以经济为基础而形成的有意义的关系。城市青年游离于不同空间，住房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空间障碍的打破与时空压缩将不同的城市空间整合到统一共同体中，受到意义框架的指导，青年人出于不同动机在城市买房，工作与生活的分割、不同的空间体验，都使其时刻感受着期望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

无论是流动中的真实感受，还是网络媒介中所获得的传递经验，都在其认知框架中留下了记忆痕迹。人们根据空间特性主动地调节身体节奏，身体成为感知个人空间、表达个人观念的渠道；工作与生活经历在心理层面产生影响，青年人可能会在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焦虑，也可能有效调节实现稳定的自我认同；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有限的闲暇时间，频繁的流动与不连续的生活规划，导致人际交往有限，社会关系较为薄弱。

总体来说，城市青年在整体空间关系中估算住房价值、规划生活方式，形成特有的居住策略与空间实践，对自我的定位与认知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生成与变化。在风险增强、流动加剧的城市生活中，青年人试图通过对住房的消费来缓解风险与流动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但是时间的紧迫感、空间的区隔感凸显了城市差异，加剧了日常生活中不同面向之间的张力，个体通过住房获得持久稳定性与强烈归属感的可能性降低，而为了追求住房所有权反而可能产生对身心不利的影响，增加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负担与心理压力，应当调整自身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努力建构与维持稳定的自我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空间权利视角下数字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22N4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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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安真真（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