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Bernice Hausman，翻译：Lesi，校对：Rebecca，编辑：Nevaeh，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793年，一场黄热病疫情席卷费城，美国开国元勋、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主张使用放血疗法。这种疗法通常是用水蛭从动脉或静脉取出大量的血。在当时，放血疗法是一项常见的医疗手段。当时人们认为它能够平衡身体的体液系统（血液、痰、黑胆汁和黄胆汁）。随着实验证据逐渐成为医学的基石，这一做法受到了许多争议。尽管也有其他医生使用放血疗法，拉什对大量放血的偏好还是备受当时人们的谴责。到了十九世纪末，该疗法仅用于几种罕见病症。

如今，我们正身处一场极具破坏性的传染病中，科学家们积极寻找COVID-19的治疗方法和有效疫苗，再回看拉什的疗法，只会觉得它过时、无用，且很可能对人体有害。当然，放血疗法如今看起来十分野蛮（不过FDA批准在特定治疗中可以使用水蛭）。但是，即便医学疗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目前的许多治疗也很激进。我们之所以自愿接受它们，是因为这些疗法背后是对人体和病理机制的透彻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它们真的能拯救生命，并且不像放血疗法有时候反而会害死病人。

但结论不能下得太快：有些批评者声称，即使现代医学不像以前那么危险，但也依然存在风险。想想现在这庞大的疾病种类：从性格怪癖和个人体型，到需要更多药物的药物副作用；从致命的药物相互作用，再到为了不过度干预而进行的医务监督。如果说18世纪的医学缺乏科学依据，如今的问题可能是有太多治疗方法，反而对我们不利。

过多的治疗手段也带来了一种批评的声音——“医疗化”（medicalisation），一种对主流医学在定义健康中所起的社会作用的怀疑态度。它还直接批评了不断扩大的药典，而这已经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预期部分。实际上，医疗化暗示我们可能正把自己置于过度医疗之下，以至于这些疗法正在害死我们——就像是我们现在对放血疗法的态度。

医疗化批评论为其他广受关注的论调提供了支持，包括替代医学、增进健康的身心疗法和最尖锐的疫苗怀疑论。主流科学通常把疫苗怀疑论归因于网上流传的疫苗错误信息、科学否定论和科学知识匮乏。总说父母想给孩子最好的，但他们会因为不了解群体健康及其利害，极易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或是错误地把流行慢性疾病和疫苗接种联系起来。

但是医疗化这个概念，为我们理解有些人何以拒绝别人眼中的救命药物，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这些父母并非完全不相信科学，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认同的是医学在如何健康生活中所扮演的这一权威性角色。科学和医疗进步并不总是对我们有益，伴随着这一事实而来的现代焦虑，在这些父母身上清楚地体现了出来。

要理解医疗化的现代起源，得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医疗的社会权威日渐增长：青春期叛逆从偏差行为变成疾病，儿童中多动症的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甚至酗酒也被一致认为是病症。从那时起，医疗的进步逐渐开始被怀疑论所笼罩。在上世纪中期，主流医学高歌猛进，抗生素在40年代被发明出来，50年代人们成功研发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精神疾病也有了新的药物治疗，同时还有其他诸多进展。但是，在为巨大成就喝彩的同时，也有许多值得担忧之处。

当时的社会对药物有一定恐惧，比如沙利度胺（Thalidomide，又称反应停）。在50年代末的欧洲，该药物曾作为治疗孕吐的药物广为宣传，后来人们发现它能造成严重的新生儿畸形，最严重的表现为四肢缩短或缺失。沙利度胺事件证明，在缺失合理监管时，制药公司会把造成伤害的药物投放到市场。可是，就算有监管，制药公司仍会犯下危及性命的错误。1955年，就在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首例脊髓灰质炎疫苗获批后不久，二十万儿童注射了未充分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结果导致四万人感染脊髓灰质炎，其中二百人瘫痪，十人死亡。这起事故后来被称为卡特事件（the Cutter Incident），虽然当时它并未磨灭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但是代表了美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时刻。以至于相比前人，人们对于工业失误（或不当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50年代的人们对现代人格发展的担忧不时浮现。社会学家认为，遵守社会规范和外界认可是危险的个性结构，他们同时也批评“他人导向人格”（太过担忧外界认可）和“专制人格”（喜欢控制他人）。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诞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 1960）集中于现代社会不能为年轻人提供有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二战之后，《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一类的流行电影中，明显体现了人们对社会规范的抵制，这种抵制情绪也使得“选择退出”（opt-out）运动在60年代极为盛行，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嬉皮士、药物成瘾者和回归自然爱好者的身影。

随着政府在公民健康方面的投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医学的担忧也开始浮现。人权运动的兴起、冷战和潜在的核战争、不断增多的环境污染证据，最后，还有越南战争，都是这种不信任的导火索。事实上，新兴的社会运动鼓励集体主义的观点和提升健康的政治行动，医学却愈发关注导致疾病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1948年开始于麻萨诸塞州，之后一直由国家资助的弗雷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就是一个范例。这项研究将饮食、运动和吸烟归为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并用“风险因素”（risk factor）这一术语来称呼它们。

在这种背景下，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诞生了。该运动反对主流精神病学，因为后者企图纠正那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人。它直接回应了20世纪中期一些愈发流行的做法，像是电痉挛疗法（ECT）、额叶切除术和拘禁有反常社会行为的人。尽管当时电痉挛疗法和额叶切除术被当作现代、有效的治疗方法广为宣传，这样的侵入性治疗实为精神病学史上对病人滥用控制的标志。因发明了额叶切除术，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到了50年代，额叶切除术作为一种疗法已然衰落。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和那些看上去消除了心理健康威胁的心理治疗手段发生了冲突。

记录这段时间的小说和回忆录，集中讲述了对拘禁（institutionalisation）的恐惧和以权力滥用（abuses of power）为主的病人体验。像肯·克西（Ken Kesey）的《飞越疯人院》（1962）这样的小说，让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特别是拘禁和额叶切除术，精神病学家很可能把这些手段当作虐待工具。苏珊娜·凯森（Susanna Kaysen）在回忆录《遗失心灵地图的女孩》（Girl， Interrupted， 1993）中，详细记录了60年代后期她在精神疾病治疗机构中的拘禁生活，而当初被拘禁仅仅因为她是一个略微沮丧、困惑的青少年。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则在半自传体小说《钟罩》（The Bell Jar， 1963）中，回忆了她在50年代经历心理崩溃以及治疗的经历。尽管她在提及电痉挛疗法时并未谴责，书中关于抑郁症治疗和拘禁的整体描述也绝对称不上令人愉快。

除了集中讨论精神疾病的治疗，反精神病学还把矛头对向了社会。精神病学家罗纳德·大卫·连恩（R D Laing）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认为，精神疾病其实是身处病态社会的理智反应，并称所谓精神疾病是一个谜思。既然社会本身充斥着疏离感和压迫感，为什么医学还要逼迫人们融入其中呢？

精神药物的兴起更是加剧了这些担忧，例如，任何性格或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都能轻易获得药物治疗。那些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人们在寻求治疗的同时，又很抗拒正常化（normalisation）。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更是为他们理解自己的不同、疏离感和绝望感提供了其他方式。关于个性和自由的议题，在60年代社会运动和反精神病学评论者之间不断轮换，而对系统性药物治疗和其所拥护的社会规范的抵制，也因此被双方加以利用。

有些反精神病学评论家只想“重新定义精神疾病”，主要是通过存在主义或者社会学对精神上的痛苦进行解释。萨斯（Thomas Szasz）则质疑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是否真的能被看作疾病。在《心理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1960）中，他总结道，精神病医生实际上是在“处理病人生活中的个人、社会、道德问题”，而不是在医治精神疾病。所以，这些对精神病学的攻击，一部分是对其定义的不认同——那什么才能算作精神疾病呢？精神疾病的治疗是科学的吗？精神科医生又该如何区分社交上的异常行为和指向精神疾病的异常行为？在60年代，迷幻药的使用和其他逃离现实的体验，被视为洞见未来和解放社会的行为。精神疾病的诊断究竟是可靠还是武断，它如何在操作中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媒介，反精神病学在这些问题上创造了新的讨论空间。

美国心理学者大卫·罗森汉恩（David Rosenhan）在极具开创性的文章《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1973）中表明，精神正常的人可以假装患有精神疾病，并因此在实际健康的情况下被拘禁。这篇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反精神病学十多年来的主张，那就是，精神病分类既不可靠，也没有证据支持，那些按照社会规范来控制患者行为的精神治疗是在虐待患者。

罗森汉恩这篇文章是该领域中转载和引用量最多的文章之一。精神病学界因此重写了诊断手册，一些精神病院也根据他的建议被关闭。精神病学最终变得更加侧重从生物学角度来进行解释。即便如此，人们依旧抱持着批评态度，将适应性行为或普通的个体发展变迁病态化，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是对学科权限的逾越。反精神病学活动家继续谴责制药公司，认为他们不该拥有通过研发精神疾病的新疗法来定义精神疾病的权力。

到了70年代，在社会控制这一问题上，原本针对精神病学的疑虑已散布至医学的其他领域，随即涌现了大量关于医疗化的批评。就像反精神病学，关于医疗化的担忧也引导了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在一个愈发看重社会规范的社会中，对个人自由的担忧；对专业人士和大公司不再信任；还有长久以来对自然、健康生活的兴趣。医疗化也获得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关注，她们开始抵抗有关女性健康的男性权威意见。1970年，波士顿女性健康书籍精选（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针对生育健康和人工流产，出版了第一版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又名为《女人和她们的身体》[Women and Their Bodies ]）。

同时，反传统知识分子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成为了抗议医疗化的引领人，他是一名奥地利的克罗地亚裔天主教神父，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现代制度，并证明了现代制度对人类创造力、生产力和繁荣的压抑。在《去学校化社会》（1971）中，他鼓励极端的家庭学校教育方式，后来这种教育方式在21世纪越来越流行，他认为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并不利于儿童与世界的互动。

伊里奇在《医学的局限》（Medical Nemesis， 1975）中颇具预见性地说道，医学是所谓“被安排好的生活”（the managed life）的危险例子，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制度化医疗系统的干涉。伊里奇从希腊语中引进了词汇“医源病”（iatrogenesis），意思是由医生引起的疾病。在他看来，医源病分为三种，分别是临床、社会和文化。

临床医源病包含了可致病的治疗副作用。癌症化疗就是一个例子，它能拯救生命，但同时也损伤疫苗免疫系统，伤害非癌性的组织，给机体带来新的威胁。

社会医源病把病人形容为自私的治疗消费个体，他们不像积极参政的人，会为了改善所有人的健康努力做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对于伊里奇来说，文化医源病是最核心的，也是他对医学最深切的批评所在。它指出，人们先天就具有对抗和感受苦难、疾病、失望、疼痛、脆弱和死亡的能力，如今都被医学所代替。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孕妇分娩的地点从由女性陪伴的家中转移到了大多由男性产科医生监督的医院里。在《医疗化与基本医疗保健》（Medicalisation and Primary Care， 1982），伊里奇写道：

毋庸置疑……新生儿和产妇的存活率都有所提高，但是，用医疗化作为代价。医生接生的对象可能会是长达一生的患者，在接受长期教育后，他们或许也能向他人出售护理服务，却不再是邻里间的那种情谊。

这里，医学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技术性的方法，却也掏空了千年来用来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相互关怀。

伊里奇将医学描述为“极端垄断”，是一个“使人丧失创造和独立做事的能力”的体系。极端垄断是指事物、做法或体系本身变得重要，而不是它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其自身的存在，进一步让人们丧失、脱离自己原本拥有的能力。另一个经典的极端垄断例子就是快速替代了其他交通工具的汽车，随后地方和国家基础设施为了服务汽车而被建设出来。从此，人们不再靠自己（的身体和力量）的出行，而是依赖汽车。当下所处的环境也并非以人为本，其建造初衷就只是为了方便汽车的活动。

医学作为一种极端垄断，成为了自我服务的工具，而不再是治疗手段。医生也变成了为非个人机构工作的技术人员。过去的医学通过与身体合作促进自然愈合，现如今，在这个不再对个体或人性作出承诺的无个性官僚体制中，医学借助的仅仅是技术知识，而非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道主义。药物和治疗带来了更多的药物和治疗，却没有真正的健康。

除此之外，批评还指出现代医学全方位地降低了人的自主性：医生失去了他们曾有的地位和威望，而病人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环境或意志的控制。文化、社会和个人经历则变成了可官僚化管理的技术问题：患者病历是通过电子病历来管理的；保险公司这类中间机构来决定什么样的治疗能在保险范围内。这也鼓励了人们围绕这些突发事件来做计划，而不是充分地体验生活和其中的悲喜，换句话说，它鼓励的是去管理生活而不是尽情生活。

但别搞错了，不论对于伊里奇，还是对于公众，大部分医学进步都是有益的。卫生设施、病媒控制、疫苗接种以及牙科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全面覆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能够自我保护和拥有自主权”的标志。只是当官僚管理者和整个新兴医学结构，限制了个体选择治疗或让身体自行修复的自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伊里奇关于医疗化的批评推进了自然愈合和患者自主权的运动，这说明了人们为了对抗癌症这样的衰竭性疾病，大声呼吁新疗法和新技术的同时，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对医疗行业的不信任。这种推拉式的医学发展，同时又伴随着人们对于医学如何影响生活意义的关注，这揭露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焦虑，那就是让我们现代化的东西也有可能正在伤害着我们。有些现象恰恰证明了这些担忧并非毫无依据，例如耐药性细菌的出现。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颇具影响力的说法。自称“医学叛逆者”的美国医师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hn），通过他自己的书和一份名为《人民的医生》（The People’s Doctor）的联合报纸专栏，普及了反医学的观点。门德尔松痛斥医学成为了一种新宗教，同时也赞同了伊里奇的观点，那就是医学的重点越来越脱离治愈疾病，而集中于医疗行业本身，尤其是医生的生计。一些门德尔松认为几乎无益的操作，例如胸部X光、包皮环切术，早已是常规医疗操作的一部分。他认为，唯一支撑病人接受这些治疗的就是信念，这让医生更像是牧师而非医疗工作者。对药物的依赖——早在健康儿童门诊时就通过疫苗接种灌输进去——会造成健康不良。“我们并没有在账单增加的同时变得更加健康，我们只会病得更重，”他在《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1979）中写道。

门德尔松还长期在支持母乳喂养的组织La Leche League医学顾问委员会中任职，并且提倡在家中生育和母乳喂养。他认为在产科中，自然规律极少会被允许发生，那些常规操作往往是服务于医师，而非产妇自身，婴儿也会因此受伤。尽管门德尔松的论点更多是基于保守主义而非反文化，他还是成为了70、80年代盛行的向自然疗法和操作（包括在家中生育和母乳喂养）转变的领军人物。他在《如何在不需要医生的情况下养育健康的儿童》（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1984）中称儿科医生很危险，他们把医学是疾病的唯一对策这个想法灌输给儿童，让他们成为总在寻求药物帮助的成年人。

在那之后，经过了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家们命名了一种新的隐忧，那就是“生物医疗化”（biomedicalisation），在很多事物中都有它的存在：电子病历的发展、基因检测的兴起、预防疾病所使用的筛查检验，为了健康被严格校准的营养摄入、运动和药物。如果说医疗化着重讨论增加对机体活动（比如睡眠）的控制，那么生物医疗化更加集中于通过风险评估进行预防，它不仅仅是医疗正常化，还对事物做出前瞻性的优化。这种优化行为包括为体外受精选择可行的胚胎，乳腺癌突变基因检测呈阳性后立即去做乳房切除术，在基因测试结果提示易感黄斑变性后开始服用维生素，或者是因为咖啡因可能不利胎儿发育而在孕期戒掉咖啡。

在采取这些愈发技术性的改善健康的做法时，我们不仅在改变健康的含义，也在改变对“正常”的定义。比如说，人们以往也通过药物（如烟草、酒精、鸦片、吗啡、可卡因、烦宁和眠而通）来管理正常生活中的压力，但80年代的新兴抗抑郁药物（如百优解和帕罗西汀）的发展，改变了以往对情感性疾患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处理手段。在改变诊断标准的同时，这些新药也让人们得以管理和改善他们的个性和心理体验，部分是因为和旧的药物比起来，人们觉得新药的副作用很小。

现如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仅认为自己抑郁或社交焦虑（这个改变可以归因于医疗化），并且为了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而服用这些药物。今天，如果一个人有情绪障碍、悲痛或是短暂的抑郁，却不服用药物来缓解，反而会被认为是奇怪的。这并不是在说这些药物对人没有帮助。但是，许多之前被认为与‘神经质’或遗传特质有关的行为和身体经验，如今，人们把调节这些行为视为一种社会义务，这与其说是一种治疗的选择，不如说已经成为了新的社会规范。

近几年，随着科学同行评审中错误研究、刻意欺骗和伦理冲突的曝光，人们对医学的抵制也越来越强。主要论题是于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以及从令人担忧到极其腐败的生物医学研究。

美国医师H·吉尔伯特·韦尔奇（H Gilbert Welch）与同事丽莎·施瓦兹（Lisa Schwartz）、史蒂芬·沃洛辛（Steven Woloshin）共同撰写了《过度诊断》（Overdiagnosed， 2011），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过度治疗会造成不必要的医疗，并且给原本健康的人带来疾病。韦尔奇说，这种现象的产生归因于改变了疾病和所谓“疾病前状态”的诊断特征、常规使用筛查测试来发现无症状和亚健康的问题，以及严格遵守“早发现早治疗拯救生命”的古老格言。

可以明显看到，被过度治疗的人们是筛查测试和早期诊断最热情的拥护者，并且，他们将自己的健康归功于此。显而易见，这些测试会自我强化。而在日常生活中，要对抗这种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确实，就算有证据支持，筛查测试建议的取消或减少也会引起骚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e）在《用数字开处方》（Prescribing by Numbers， 2007）一书中写道，制药公司的临床试验表面上是测试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实际上这些治疗针对的是数字和抽象概念，而非真实的身体症状。然而，临床试验不仅可以确定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甚至还能帮助理解疾病的状态，除了治疗症状，还提供治疗危险因素的手段。因此，治疗人们的无症状病症早已成为常态，例如治疗心脏病时，我们会针对性地降低胆固醇，而不是心脏病的物理症状。那些接受降胆固醇治疗后，从未得过心脏病或有心脏病发作的人，把自己性命得以挽救归功于药物，却忽略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得病的可能性。

在所谓医学“事实”的制造中，也存在公然腐败的证据。北欧考科蓝中心（the Nordic Cochrane Center）创立人之一、丹麦医师、科学家彼得·格茨切（Peter Gøtzsche），在《致命药物与有组织犯罪》（Deadly Medicines and Organised Crime， 2013）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医师和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腐败关系，以及医学期刊与制药业的合谋，使得能在商业上获利的虚假研究成果长期存在。（多年来，我们目睹着这种现象在阿片危机的悲剧中持续上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瑟夫·杜密特（Joseph Dumit）在《药物人生》（Drugs For Life）中指出，尽管许多病人使用更旧、更便宜的配方效果会更好，或者干脆不治疗也会自行好转，但就像大多数临床研究会有的正常结果，公司总是会得到更利于使用更新更贵的药物的医学事实。

在这个焦虑之网中，疫苗扮演了主要角色。在60年代，风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是所谓儿童轻微疾病，这些流行病疫苗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医学界的看法。自从它们成为了疫苗可预防疾病，人们对它们的并发症进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公共卫生专业人士也认为它们比以往更具威胁性。正如门德尔松等人控诉的那样，“健康儿童门诊”的建立与疫苗接种相吻合，孩子们被诱导成会为了正常的生活变化而寻求治疗的医疗化大人。门德尔松担心，一次接种多个疫苗可能并不明智，个别儿童在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中可能会有不良反应，而且疫苗可能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下对疫苗的异议中仍能看到这些担忧的身影。

自80年代中期开始，疫苗就一直处在生物医疗化过程的风口浪尖上。疫苗学的进步带来了疫苗的爆炸式发展，并且，在90年代和00年代，更多的疫苗被纳入接种建议中。联邦疫苗推荐的出炉是一个复杂过程，除了有关疾病的个人和社会成本的政策考量，同时也要借助人体实验和数学建模的数据。水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90年代中期引入水痘疫苗之前，美国每年的水痘相关死亡约有一百多例，其中大部分人存在免疫功能缺陷。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染上水痘，只能忍受着发烧、瘙痒和抓挠的痛苦，在家中度过这一两个星期。父母们尽量让孩子都被感染，这样就能同时照顾所有孩子。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普及儿童水痘疫苗的推荐中，强调了间接成本上的好处，比如，父母不再需要为了留在家中照顾发痒、发热的孩子而损失几周的工资。在最早的1995年联邦推荐之后，几乎所有的美国州份都要求儿童在入学前接种水痘疫苗。如今，绝大部分的美国儿童都接种了该疫苗，相应地，水痘发病率也迅速下降：CDC报告显示，美国每年因水痘疫苗，预防了超过350万例感染、9000例住院病例以及100例死亡。水痘感染可能引起的其他危险感染也随之避免，尤其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感染。有意思的是，作为疫苗成功的结果之一，人们极少发现野生水痘病毒。而儿童时期得过水痘的人，成年后会更容易患上带状疱疹：儿童时期被水痘病毒环绕，可以“帮助”我们的抗体变强从而对抗病毒。所以，对成人带状疱疹疫苗的需求出现了，该疫苗在00年代被研发并获批了许可。

在水痘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疫苗研发、获批和推荐，以及入学的疫苗要求，视为多个领域的共同生物医疗化。以前在童年时期经历的仪式，由疫苗这种生物科技产品取而代之，新的仪式不仅需要防控传染病、优化家庭病假和降低社会成本，还必须录入到儿童时期的电子病历和学校疫苗文件中。

对于接受疫苗的人和公共医疗权威来说，水痘疫苗是一场胜利。但对疫苗怀疑论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具警示意味的故事：一种传播广泛但不严重的疾病，不应该被纳入常规疫苗接种推荐或强制接种。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国家都强制接种水痘疫苗或把它作为儿童常规疫苗来推荐。英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不同国家疫苗推荐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有关疾病严重性和疫苗接受度的不同看法，也证明了科学在所有情况下都支持普遍建议疫苗接种的说法并不属实。疫苗推荐是基于特定社会场景下，使用各种证据所做出的政策决定。即便大体上支持疫苗的人，也有一部分人不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州的入学强制要求水痘疫苗的接种。因此，看上去没能区分严重疾病和轻微疾病的做法，引发的却是对整个体系的怀疑。

现代对疫苗的不赞同，响应了过去对医疗化和生物医疗化的批评。主流医学在药物治疗上的投入，也被部分疫苗怀疑论者一并抵制，转而投向他们认为更加自然的替代方法。有人担心疫苗会诱导易感人群患上慢性疾病，有些则认为政府没有权利决定公民的保健习惯。还有些人只是想在保健问题上，能有更多的家庭发言权。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和大型制药企业之间有着太多共谋，以至于无法相信那些用于获批和推荐给公众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关于疫苗的反对意见，与逐渐浮现的长久以来对医学的不信任产生了共鸣。人们担心医疗作为一个有很高社会权威的行业，太热衷于维护自身，治疗建议也是为了牟利而不是患者健康，这些都是疫苗怀疑论兴起的因素。如果证据和证据提供方都有嫌疑，什么才值得相信？谁才值得相信？我们了解信息的渠道值得信任吗？我们又能否确信医疗能按最初设计的那样起效，而不会出现疗效以外的副作用？不断扩大的疗法领域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即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这些变化是否有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负面影响呢？

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提升了生活水平的科技进步，这些进步是否会让我们这个物种走向衰落的担忧，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疫苗正是这些担忧的重点目标。它诞生于病原菌学说（germ theory of disease）中，并展现了自人类出现以来，可以预防对人类有极大威胁的疾病的绝佳机会。因此，它在定义自身承诺和风险的同时，也反映了现代性。但因为疫苗是用于健康人的药物治疗，它承载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它是人类的救世主吗？还是说它表现了人类的傲慢，企图控制那些或能定义我们为人类，或许并不能掌控的自然力量？

把疫苗反对论放到医疗化中，它完全符合了美国的怀疑论浪潮。总是抱怨父母们看似不理智的疫苗抵制的专家、记者和医生们，最好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如今疫苗反对的声音虽不算大，却在公共领域持续发声，它来自于近代以来人们对医疗扩张和社会权威的持续担忧，并不是再教育就能解决的昙花一现。而且，它对尚未发现的副作用、潜在风险和真实危险的警告令人不安，甚至影响到了按时接种疫苗的人们。科学的致命弱点是，它并不能证明X不会导致Y，只能说它还没有发现X会导致Y的证据。疫苗反对论正是利用这一点，引发并放大了时代的焦虑。

历史的教训总是充满矛盾。本杰明·拉什在医学方面高瞻远瞩，不仅首先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加人道的照料，并且提倡多吃蔬菜（这在1790年代可是极端的想法），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改善了医疗设备。对放血疗法的主张，既不是他在医学上唯一留给后人的东西，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却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事情。

这种悖论在今天也同样盛行：我们一边追寻前沿疗法，一边又担心医学会伤害健康。疫苗批评者和许多使用自然疗法的美国人，会被个性化医疗吸引，同时也会抵制下一个新药的广告。这都是当下紧张局面的一部分，在这个局面中，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和对技术奇迹的信仰，和对专业医学机构的形态无法识别个体特殊性和人类脆弱性的担忧，形成了尖锐对比，也许最终确实是弊大于利。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at-explains-the-enduring-grip-of-medical-sk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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