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可以在坦桑尼亚，也可以就在上海

“不做人啦！”每当这念头蹦出来时，相信你一定也会想，要是有的选，做什么好呢？作为当代人精神图腾的猫和狗想必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反正肯定不是孟加拉巨蜥。人类好像越来越没把自己当人，从人类毫无底线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也没把同类当人。我们打算讨论一下人类和动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奴役与被奴役，依赖和被依赖，娱乐和被娱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zqq，编辑：madi，图片：陈见星，原文标题：《要给坦桑尼亚和上海的野生动物找共同点的话》

对我们来说，野生动物总像是生活在别处的一群生灵。但上网搜搜新闻的话，它们与我们又似乎每天都在发生交汇。 

疫情之后，一部制作于 2008 年的老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再次被人们关注。人类缺席的日子，动物重新接管了城市，2021 年这类新闻包括但不限于奈良鹿在大街上奔跑，野猪在意大利的街道上散步，水獭走上新加坡大街，西雅图的马路上大雁在趴着睡觉，加州的街道出现郊狼…… 

但情况并不总是交融和谐的，云南大象长途迁徙，香港政府宣布开始扑杀城中的野猪，我们也在边界消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共处的经验。去年 10 月，中国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到底是什么，可以做到什么？我们邀请到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国家公园从业十余年的摄影师、作家陈见星（网名非洲的青山），他分享了一些大猫们，也分享了工作中遇到的人，最后我们聊了聊国家公园。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跟大猫们打交道

我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里住了 11 年，每天都在跟公园的这些人还有动物打交道，但主要还是跟动物打交道。 

塞伦盖蒂是坦桑尼亚最有名的一个国家公园，配备的人手也是最多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有 300 多人，这 300 多人分成 8 个部门，比如有公园土地和道路的规划部门，有财务部门，有旅游部门，还有反盗猎组。里面人数最多的是反盗猎部门，员工占这里面的 80% 。

但塞伦盖蒂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海南岛， 80% 也没有几个人，你要靠这几百人来看住这个公园其实是不可能的。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工作任务，财务部门负责卖票，每天到门口去卖票检票；反盗猎这个部门稍微辛苦和复杂一点。

公园的各个角落会设有一些反盗猎巡逻站，每个站会有几个人常驻，大一点的站二三十人，小一点的五六个人。他们每天就开着越野车，或者是徒步，沿着公园的边界巡逻，清除盗猎者下的套子，或者是寻找盗猎者的一些踪迹，有时候会发现一些盗猎者的窝点，他们可能把东西盗猎之后藏在某个地方。这些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他们的工作有点像咱们的边防哨。

偏远的小站点，住宿条件和生活环境很简陋。但每个人在站点上至少要服务两年，两年后可能会把你换到公园另外的站点，或是调回公园总部，或者是换到别的国家公园继续工作，有点像咱们的单位外派。

国家公园基本上是没有围栏的，边界是靠每隔 200 米或者 300 米打一个桩子来显示，完全靠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回国前，我听说华为跟坦桑的国家政府在联系，想在边界上帮忙装一些高清摄像头，这样人就可以不用天天出去巡逻了，但这个事情不知道现在进展得怎么样，因为疫情，华为的很多人也撤回来了。 

坦桑尼亚是个很美的国家，空气、景色、工作节奏都很迷人，城市里啥都有，海岸线很长，物产丰富，土壤肥沃，种什么长什么，那里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危机感。但国家公园里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吃饭，能吃的食材很有限，你不可能去吃野生动物，从外面带进来的一些蔬菜水果只能放几天，我们那儿没有电，没有冰箱可以长期保存，像我就只能经常去买一筐西瓜，西瓜比较放得，吃个两三个星期都可以，每天就吃西瓜。 

公园里有一个员工餐厅，里面什么东西都加咖喱，很难吃。而且每天食堂只在定点开放，经常是我们在野外错过了饭点，回来就没吃的了，只好自己啃面包，泡方便面吃。 

我的工作和盗猎组不同，主要做野生动物观察，一般就是开车到容易发现狮子的区域去巡逻。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组成，不能只关注旗舰物种，所以巡逻过程中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和相关的物种，例如秃鹫、疣猪、斑马，都需要将它们拍摄或者记录下来。 

我没有那么勤快，按说应该是每天都得写（观测记录），我差不多一个月写一次。后面两年，我主要是做猎豹的行为跟踪和观察，大概以一个月为周期，看看某一家猎豹在什么区域活动，这些区域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因为季节变化猎豹出现了什么相应的变化，周边它的猎物种群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看《动物世界》，里面介绍说猎豹是一种很弱的动物。大概 2000 年左右不是有一则新闻吗，当时是对猎豹进行了基因测序，发现大部分猎豹都是冰川时代一对猎豹母子的后代，这导致现存猎豹的基因比较单一，遗传多样性有严重缺失。基因单一性目前来看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传染病，如果说来一场传染病的话，猎豹很可能会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全部灭绝。 

塞伦盖蒂内的猎豹总数现在已经不到 150 只，它们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猫科动物，在白天捕猎，捕食速度是狮子的两倍不止，为了提速，在进化的过程中退化掉了锁骨，爪子也无法自由收缩，于是不能爬树储存食物，总之是一种很弱势的大猫。

我去了国家公园之后，其实一直喜欢观察的是狮子，跟踪拍摄了很多头狮子，之前比较有名的是“德华”一家、超级狮群的首领“ C-boy ”，但后来慢慢地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猎豹身上。它们总让我觉得很惊奇，种群并没有显现出退化或行动受限。一起做猎豹研究的同事会告诉我，因为猎豹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生存压力下，它们不得不每一秒都磨练自己的各种能力，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精确。

以前的工作日常就是在车上看它们、拍摄它们，然后就是看书。稀树草原上没有多余的声音，会觉得环境安宁。狮子白天时要睡觉，甚至一天要睡 20 个小时，为了不错过他的任何一个行为，必须在旁边一直等待，等待的时候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你只能在那干坐着，或者拿本书看。有时太阳暴晒，尘土就像发沙尘暴一样，特别是旱季；有时暴雨，洪水会带来危险；有时候，大猫会离我很近，熟悉之后，它们跳上我的车顶。 

疫情开始，我们猎豹中心因为没有经费，暂时关闭了。

二、威胁始终是人

大部分人都是把国家公园的这份工作当成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真正把这个事情当成很热爱的一项事业的，是那些跟随科研机构驻地做动物研究的，以及部分民间机构。 

东非塞伦盖蒂的确是比较难得的一个动物栖息地，很多国际动物保护机构或是研究机构都在那里留下脚印，我们熟知的乔治夏勒和珍妮古道尔都在这里设有研究所，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学会至今还跟国家公园总部共用一个办公室。有一位在当地工作了 40 年的日本研究者，我在坦桑认识他时，他已经 86 岁。

2016 年坦桑尼亚的新政府上台后，对于国家公园这一块的经费削减得很厉害，政府会问，这些事情（科研、动保）为什么坦桑人不做要交给外国人来做呢？这算是一种民族主义抬头或者说本土化倾向的体现吧，那之后很多机构撤出或是关停。

以前经常见到当地的农民，背着一个口袋在草原里走路，袋子里有时是刚打的鱼，有时是羚羊。国家公园里面是不能够徒步的，这种其实就算是“盗猎分子”，但我们也很少因为鱼或者羚羊为难他们，看见了也就看见了。 

但是现在情形恶化得厉害，国家公园 90% 的收入来自于旅游业，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巨大。游客少了，收入会直线下降，收入下降会导致盗猎重新抬头。在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些以前本来是司机或者酒店员工的人，现在没有收入了，他们只能去加入盗猎，于是变成一个死循环。

坦桑有枪支管制政策，但是周边几个国家枪械泛滥，从邻国走私来的枪支会在国境交界线附近的保护区表现猖獗，比如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巴哈雷保护区。很多盗猎行为都是坦桑当地人勾结国外团伙干的，这些团伙可能来自布隆迪、刚果金或是肯尼亚。 

除了大家都已经熟悉的象牙和犀牛角，还有一种很残忍的盗猎行为。我们知道东非跟中东其实挨的比较近，中东一些例如沙特、迪拜和卡塔尔这类盛产有钱人的国家，富豪们都喜欢养点狮子或者猎豹当宠物。他们会出高价跑到国家公园来盗猎，大部分是活捉幼崽，把母兽杀死，然后通过收买海关的官员偷运出境。

幼崽存活率是很低的，小猎豹在途中可能会死掉 90% ，况且猎豹的人工繁育非常困难。抓去的宠物一旦死去，就又得回到草原上找盗猎团体继续抓捕。我记得 2015 年时，还有一个中东人走私活体长颈鹿被抓捕的新闻。连长颈鹿都有本事运走，可以想象他们在当地的影响。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很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坦桑尼亚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周围国家的腐败情况始终严重。不必说猎豹、狮子、犀牛这类明星动物，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去到一些纪念品市场，总会有人自然而然地走上来问，要不要纪念品？斑马蹄、羚羊角、豹皮或者象牙？这些东西在小黑屋里明码标价，在许多非洲国家仍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始终被植入一种观念，野生动物的野性和兽性决定了它们的攻击性。但我也始终在说，我在草原这么多年，真正遇到动物攻击人的情况屈指可数。发情期的非洲森林象也许是危险的，饿极了的狮子的确会吃人，沼泽里的鳄鱼也许危险，雨林里的毒蛇也许危险，但这些比不上迎面撞上盗猎团队并且看见他们的脸。动物没有威胁，带来最大威胁的始终是人。

在坦桑最后那段时间，我和一只刺猬成为了朋友，我们在当时的住处朝夕相处，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回国之前，我把它又放回到了小屋前那个洞口。刺猬是没有领地的，他可能这段时间在这个洞里休息，过一段时间就离开去了下一个洞里，没有人知道，但希望它一切都好。

三、保住一片荒野

我们可以再说回到国家公园这个制度本身。所有的国家公园，它的理念可以总结成“保住一片荒野”，荒野意味着不能有永久性居民，游客和工作人员可以被允许，但原住民不行。非洲的原住民迁移沟通是个很浩大的工作，坦桑尼亚因为施行社会主义，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会相对容易一些。

管理较好的国家公园总归是旅游和保护并进的，它们都在努力找到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的一个平衡点，比如维龙加火山国家公园，它的亮点是大猩猩，每年只开放 50 个还是 80 个游客名额，得提前很长时间在官网去申请。人数控制得严格，门票相应就会非常贵，印象中是 1500 欧元一个人，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好的资源不会缺少游客，在单价提高的同时，收入不受影响，同时也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保护。

中国目前的旅游许多还都是人潮汹涌的“打卡游”，我不知道最近宣布新设立的首批国家公园之后会有什么样具体的限制和管理政策，但或许可以参考一些国外成形案例。 

国家公园在回应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时给到了比较理想的答案，因为事实上，脱离了原有栖息地，仅仅保护一个物种没有太大的意义。东北虎园大家一定知道，养了 1000 多只老虎，一只都没野化成功，这便算是没有意义的保护；朱鹮这个案例却成功了，因为从前朱鹮生活的那个地方被归还给了它们。

有时我们得承认，关注代替不了保护，真正的保护以及决定性作用依然有赖于政府，民间组织只能是锦上添花。前些日子我们都在关注云南的大象出走，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出走，导火索会是什么。我没有实地研究，不敢断定，但大的背景应该就是栖息地不够了，原始森林遭到砍伐，而砍伐的原因是当地农民要种茶叶和橡胶。这种情况下，是否划定保护区，是否退耕还林得由当地政府做出决策，民间机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科普，教育，观测，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决策参考。

野生动物在国内越来越多受到关注当然是好事情，城市野生动物最近也是一个讨论重点。你有提到上海最近出现了许多貉和专门研究貉的学者团队，有人可能认为貉的出现暗示生态环境改善，我觉得暂时不能这么乐观。一个物种的数量变多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生态在变好，很有可能是压制它的天敌变少了。最近各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野猪，野猪的数量增多，是因为它的天敌老虎、豹子没有了。野猪数量过多时，对生态反而是起副作用的，它会拱倒很多树木，会破坏庄稼，破坏灌木。

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时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难上手，国家公园也并不是一定需要广袤无边。有一些国家会在自己的城市市中心开设国家公园，这种方法在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会比较得到推崇，它的核心实际就是在城市里留住一块荒野，让野生动物和人共处。 

这点也许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种理念教育，似乎我们很少有和野生动物真正共存的理念，总觉得动物是要伤人的，或者是供人食用的，或者是供人消遣的。城市里能见到动物的地方就是动物园，而动物园里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囚徒。

刚开始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一片池塘或湿地，是城市里面一座小山，生态保护好转后，动物会越来越多，以上海为例，查阅一下历史文献，找找上海曾经出现过哪些动物，肯定有貉，有各种鸟，可能还有豹猫，可能还有其他小型鼬科动物，它们会串成一个完整的本土动物生态链，我们要做的是将链条拼齐。

每一个生态位都有相应成员，如果在此时这个公园里找不到的话，可以从动物园或者其他地方保护区里迁移过来。慢慢的，动物可以形成一个跟环境的良性互动，生态会因此越来越好，植被也会越来越好，进而城市的空气与水源也会变好。 

城市国家公园可以形成一条可持续性的产业链，包含旅游、住宿、餐饮、科研、游学、研学这样一整套系统，对整个城市环境而言也是一种净化。坦桑的第二大城市叫摩尔萨，它是维多利亚湖边上的一个城市。湖边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岛，后来被划成了一个国家公园。岛上现在有斑马、羚羊、猴子，未来可能还会有黑猩猩。

内罗毕国家公园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 1953 年，只有 40 平方公里，它离市中心只有 8 公里。现在它已经扩大到 120 平方公里了，那里能看到犀牛、狮子、猎豹、长颈鹿、各种羚羊、斑马和河马。

从头建一个国家公园是可行的，哪怕就是在上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zqq，编辑：madi